人物簡介
鐘山， 1931年生， 四川成都人， 中共黨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 他是國防科研武器裝備制導系統工程技術專家， 曾擔任導彈武器系統總設計師。 1992年、1999年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草長鶯飛四月天， 第三個“中國航太日”在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季節裡到來。 弘揚航太精神、致敬航太人。 記者採訪了87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防空導彈專家、低空防空導彈武器的開拓者和技術帶頭人鐘山。 隨著年齡增長， 鐘老很多記憶都模糊了， 但一講起導彈， 卻展現出了驚人的記憶力， 什麼型號、哪年研製記得一清二楚。
記者：您是怎麼步入導彈研究領域的， 很早就有這樣的夢想嗎？
鐘山：應該說從事軍事工程技術這個夢想是早就有的， 而從事導彈研究則是後來的事了。 我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讀書的時候還沒有導彈專業呢。 那時只聽過導彈的名字， 沒見過長什麼樣。 1955年左右， 錢學森回國， 到學院來參觀， 陳賡院長就問他我們能不能搞導彈。 錢學森說：“別人能搞我們怎麼不能搞？”給了他肯定的答覆。 我國的導彈研製事業後來慢慢起步了。
1958年我畢業， 被組織分配來北京。 當時只告訴我們要保密， 也沒說要研究導彈， 到北京以後， 進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才知道要研究導彈。 當時很興奮、很激動。
記者：您曾說對您影響最大的人是錢學森， 能講講背後的故事嗎？
鐘山：1956年， 新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錢學森任院長。 我早年讀書的時候就很敬佩他， 進了五院得知他就是領導， 別提有多興奮。 他親任地空導彈方案論證的負責人， 我作為其中制導雷達方案論證的參與者， 多次聆聽了他的講話和報告。
他在報告中講的兩件事我現在印象都很深刻。 第一， 他強調年輕人結婚要晚， 因為要集中精力、節約時間做研究。 第二他談了自己的學習心得， 他說讀書要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感覺在讀一本原來厚度的書；第二階段在讀書中產生了諸多疑問， 感覺書越讀越厚；第三階段經過思考， 提綱挈領，
後來， 我們在研製某型號導彈的時候， 有次試驗失敗了。 他也去了， 在現場待了兩三個月查找原因， 汲取教訓。 提出“要把故障解決在地面上”， 決不能讓導彈帶著問題上天， 不然就會掉下來。 他這一思想對我這一輩子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記者：1959年， 您所在的研究院有幾句口號， “生在永定路， 死在八寶山”“不求名不求利， 只求導彈早上天”。 這是在什麼背景下喊出來的？
鐘山：那時候大家剛剛進入導彈研究領域， 很興奮， 想著這輩子就幹這一件事。 但是時間緊、任務重， 大家有壓力， 晚上睡不著覺。 尤其是蘇聯撤走援助以後， 壓力更大了。
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陳毅在一次講話中說：“你們的導彈一定要搞出來， 不然我們外交上說話都沒有底氣。 ”因此軍委、國防、外交等各方面都很支援我們。 當時， 在中國人飯都吃不飽的時候， 優先給我們研究人員供應物資， 大家深刻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 士氣被徹底激發起來了， 夜以繼日地幹， 拼了命地幹， 所以就有這樣的口號了。
記者：上世紀八十年代， 您所在的研究院流行幾句順口溜， “跟著鐘山幹， 都是窮光蛋；就是窮光蛋， 也要拼命幹”， 為何說跟著您幹就是窮光蛋？即便是窮光蛋大家也要拼命幹的理由是什麼？
鐘山：有一次我和設計師們一起聊天， 一個設計師調侃我：“跟著鐘山幹， 都是窮光蛋！”我聽完大笑， 回了一句“就是窮光蛋， 也要拼命幹”。 在場的人聽完又是一陣大笑。 後來這幾句順口溜就慢慢傳開了， 還傳到張愛萍副總理的耳朵裡， 他又在後面加了兩句:“跟著鐘山幹， 人人是好漢！”
其實那時候跟著我幹確實是窮光蛋， 不假。 那時剛剛改革開放， 我們研究人員的同學當中不少人下海去了。 當時的確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賣茶葉蛋一個月能掙100元左右， 而我們的工資才60多元。 但是我們“就是窮光蛋， 也要拼命幹”， 這才是主要的思想， 大家對這個事業非常認同。 我們當時很樂觀， 回憶起60年代飯都吃不飽還幹得那麼起勁， 80年代至少比那時候強多了。所以大家一心想的就是怎麼把導彈搞出來，正是因為這樣的思想，我們取得了重大成功。
記者：許多科研領域，我國都是從仿製起步，到今天實現自主知識創新，您認為完成這樣的跨越，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
鐘山：拿導彈來說，最開始我們沒有這樣的技術，只能從仿製起步。仿製之後，已經發展起來了，這時候的關鍵就是創新。對於工程設計來說，在創新中要強調兩點，一是理論創新，二是重視實踐，搞工程的不重視實踐不行。再者，以前發展的是單線技術，現在強調的是跨域，跨領域、跨理論、跨單位，要綜合集成，實現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深度融合。這些對於我國走好自主創新之路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記者：今年兩會期間，科技評價體系問題引起熱議，一些代表委員對許多單位把專利、論文作為晉升和考核的主要標準表示擔憂。您認為什麼樣的科技評價體系才是科學的？
鐘山：過去有段時間，大家對專利、論文不重視，實踐成果有了，但沒有總結成理論；技術有了，但沒有申請專利保護，這些都很遺憾。現在強調我們的工作既要有實踐結果也要有理論成果，要結合起來，這種重視是應該的，但是把專利和論文作為唯一的評價標準則是片面的。科學的評價體系應該是理論成果能轉化成實踐結果，由結果反過來確認理論，而且這應該是主要的，不能完全看專利、論文。而且一定要重視創新，要想出一套科學的方法去識別、評價成果中的創新部分。
記者：您的同事曾說：“鐘山從來就是一團跳動的火。”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評價？
鐘山：因為我在團隊裡比較會帶動氣氛，每當我們面對一項工作時，我都會把任務的緊張性、艱巨性、複雜性等分析給全體人員，大家看見這麼緊張、重要，熱情就燃起來了。所以他們說我“煽動”能力比較強，很能把大家鼓舞起來、動員起來。好幾個人甚至還開玩笑說我適合去共青團工作。
記者：您長期擔任研究所所長，您認為科研單位領導者需具備怎樣的眼光和思維？
鐘山：第一要把全域看清，突出自己的專業特點；第二要綜合集成，不是把所裡各專業簡單相加，而要實現各項融合提升。然後要有近中遠的發展規劃。把橫向的綜合集成和縱向的系統規劃結合起來，要有這樣一種發展思維。
記者：據瞭解，除了科研您在文藝方面也很擅長，在部隊文工團的時候還自編自導自演諧劇，您為什麼喜歡這種藝術形式，它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鐘山：我在重慶大學的時候，有個人來學校表演諧劇《阿Q正傳》等，他一個人扮演一個或幾個角色，有點像單口相聲，詼諧又諷刺。我覺得很有趣，一下子被吸引了。
1949年底我參軍，在部隊我嘗試改編、創作諧劇，領導覺得我有文藝才能，就把我調去了宣傳隊。
1953年，我考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入學後先進預科補習數理化基礎。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栽在高數上，基礎差的同學甚至打起了“退堂鼓”，鬧著要回部隊。為了幫助大家克服畏難情緒，我琢磨了1個月，自編自演了《學得好與學不好》的諧劇。這齣戲深深感染了同學們，在學校連續演了3年。當時學校政治部主任、後來擔任國防科大校長的張衍將軍，直到30年後一看見我都還想起這個劇。
這種表演經驗讓我在以後講話的時候很幽默，很有感染力，也無形中讓我的性格更加開朗，我想這就是同事們說我像一團火的原因吧。(記者 劉一霖)
80年代至少比那時候強多了。所以大家一心想的就是怎麼把導彈搞出來，正是因為這樣的思想，我們取得了重大成功。記者：許多科研領域，我國都是從仿製起步，到今天實現自主知識創新，您認為完成這樣的跨越，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
鐘山：拿導彈來說，最開始我們沒有這樣的技術，只能從仿製起步。仿製之後，已經發展起來了，這時候的關鍵就是創新。對於工程設計來說，在創新中要強調兩點，一是理論創新，二是重視實踐，搞工程的不重視實踐不行。再者，以前發展的是單線技術，現在強調的是跨域，跨領域、跨理論、跨單位，要綜合集成，實現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深度融合。這些對於我國走好自主創新之路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記者：今年兩會期間，科技評價體系問題引起熱議，一些代表委員對許多單位把專利、論文作為晉升和考核的主要標準表示擔憂。您認為什麼樣的科技評價體系才是科學的？
鐘山：過去有段時間，大家對專利、論文不重視，實踐成果有了，但沒有總結成理論；技術有了，但沒有申請專利保護，這些都很遺憾。現在強調我們的工作既要有實踐結果也要有理論成果，要結合起來，這種重視是應該的，但是把專利和論文作為唯一的評價標準則是片面的。科學的評價體系應該是理論成果能轉化成實踐結果，由結果反過來確認理論，而且這應該是主要的，不能完全看專利、論文。而且一定要重視創新，要想出一套科學的方法去識別、評價成果中的創新部分。
記者：您的同事曾說：“鐘山從來就是一團跳動的火。”您怎麼看待這樣的評價？
鐘山：因為我在團隊裡比較會帶動氣氛，每當我們面對一項工作時，我都會把任務的緊張性、艱巨性、複雜性等分析給全體人員，大家看見這麼緊張、重要，熱情就燃起來了。所以他們說我“煽動”能力比較強，很能把大家鼓舞起來、動員起來。好幾個人甚至還開玩笑說我適合去共青團工作。
記者：您長期擔任研究所所長，您認為科研單位領導者需具備怎樣的眼光和思維？
鐘山：第一要把全域看清，突出自己的專業特點；第二要綜合集成，不是把所裡各專業簡單相加，而要實現各項融合提升。然後要有近中遠的發展規劃。把橫向的綜合集成和縱向的系統規劃結合起來，要有這樣一種發展思維。
記者：據瞭解，除了科研您在文藝方面也很擅長，在部隊文工團的時候還自編自導自演諧劇，您為什麼喜歡這種藝術形式，它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鐘山：我在重慶大學的時候，有個人來學校表演諧劇《阿Q正傳》等，他一個人扮演一個或幾個角色，有點像單口相聲，詼諧又諷刺。我覺得很有趣，一下子被吸引了。
1949年底我參軍，在部隊我嘗試改編、創作諧劇，領導覺得我有文藝才能，就把我調去了宣傳隊。
1953年，我考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入學後先進預科補習數理化基礎。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栽在高數上，基礎差的同學甚至打起了“退堂鼓”，鬧著要回部隊。為了幫助大家克服畏難情緒，我琢磨了1個月，自編自演了《學得好與學不好》的諧劇。這齣戲深深感染了同學們，在學校連續演了3年。當時學校政治部主任、後來擔任國防科大校長的張衍將軍，直到30年後一看見我都還想起這個劇。
這種表演經驗讓我在以後講話的時候很幽默，很有感染力，也無形中讓我的性格更加開朗，我想這就是同事們說我像一團火的原因吧。(記者 劉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