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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上岸,湖州十年變遷

今年, 湖州小梅村最後100戶漁民, 將完成安置房分配, 告別祖祖輩輩風雨漂泊的日子。

蜿蜒的南太湖岸線上, 地標建築月亮酒店一帶,

就是漁戶當年停船的地方。 1960年寒風乍起的那個秋天, 36戶祖籍蘇州的漁民在湖州漁業聯社的動員下, 攜家帶口遷往一水之隔的浙江。 他們多駕著三根桅杆的拖網船, 操帆嫺熟, 打漁高效。

慢慢的, 南太湖的三個水產村, 作業方法互相滲透, 捕撈工具與時俱進, 漁民收網時的心情卻越來越沉重:魚一年比一年少了。

2000年前後, 整個環太湖城市群開始坐上高速列車, 蘇錫常高樓拔起, 沿湖的工廠直排廢水, 讓平均水位三米的太湖泛起了渾濁的浪花。 直到2007年藍藻大爆發, 從受災最重的無錫, 蔓延至其他城市, 積重難返的治水困境, 成了整個太湖的緊箍咒。

這一年, 湖州啟動太湖岸線綜合治理工程。 南太湖邊25個自然村1600餘戶人家全部搬遷,

包括整體上岸安居的小梅村。

53歲的沈伯冬當了20年小梅村支書, 眼見著漁民兩手空空上岸, 如今住上了樓房, 再也不用擔心“三面朝水”, 連睡都睡不安穩。

而經過十年治理, 他童年印象裡可以暢快游泳的太湖又回來了。 “風平浪靜的時候, 它就是碧綠碧綠的, 淺的地方能看到水草, 有小魚游來遊去。 ”沈伯冬說, 過了清明, 看漲水, 就能知道今年的漁獲如何, “漲水鱭魚縮水蝦”, 這是漁民一年中的頭等大事。

從蘇州來的“大曆幫”

南太湖東、西苕溪的出口處, 梅子漾、小梅口、丘城山三個自然村組成了最初的小梅村。 村民多是50年前南下的一批蘇州籍漁民, 以沈、黃、姚為三大姓。

“解放前, 太湖一帶不講什麼村, 都講什麼幫, 在一起捕魚的就是一個幫。

”沈伯冬是家裡唯一出生在湖州的孩子, 從小父母就告訴他, 沈家的根在蘇州大曆山, 所以小梅村的漁民都自稱“大曆幫”。

“靠天吃飯, 靠風發財”, 是這個幫派的生存口號。 人力操帆的年代, 每一時刻的風力、風向都牽動著漁民神經。 為了獲得更好的收成,

越是有風、有雨, 越是天冷, 他們越要出去捕魚, 因為颳風下雨船速快, 而冬天魚群減少活動, 容易一網打盡。 沈伯冬記得, 那時他跟著父親去湖心, 一個浪打到船上, 就是一條冰棱。

漁民都覺得, 在太湖討口飯吃, 比在岸上種幾畝地, 苦多了。

但他們從不向太湖過分索取, 起風了, 他們迎風撒網, 風停了, 他們也歇下了, 日子過得簡單而知足。 2011年落成的漁民新村文化禮堂內, 陳列著各種漁用工具, 有一張網就是沈伯冬的父親用過的, 網洞密而大。 “冬天湖裡有冰水, 這個網下去, 不管鯽魚、草魚, 還是百來斤的大魚, 都能捕上來。 ”他得意地向人介紹, 如今會織這種網的人少了, 秘訣是要讓小魚漏下去。 “沒有小魚小蝦, 哪來大魚大蝦?”

那段時期, 漁民捕撈強度不大, 只靠風力沒有機械化, 加上太湖水質良好, 漁業資源豐富, 小梅村漁戶總體收入都不錯。 比起岸上油水不足的農民, 沈伯冬天天都能吃上肥美的湖鮮。

時間一長, 漁民還摸索出了獨到的捕魚之技。 當地人稱一種海鷗為”呆鵝”, 這種候鳥喜歡跟著船飛, 守在起網瞬間迅速叼走大魚。 “高踏網還沒有起網的時候, 如果鳥很多, 我這一網下去就是豐收, 如果邊上沒鳥, 肯定產量不高。 ”這方面, 沈伯冬打心裡佩服, “動物很有靈性的, 有魚的地方它很敏感。 船老大是憑經驗, 看風看水流, 預測魚群去哪兒, 在哪個地方下網。 那些鳥也是憑經驗。 ”

但很快, 田園式的漁獵記憶停留在沈伯冬13歲那年, 改革開放的前夜, 村裡開始製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髒。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採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污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沉積,河床在35年內抬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沉沉——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裡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歎氣。

“表面在水上,根子在岸上。”太湖旅遊度假區

村裡開始製造水泥結構的漁船,並使用掛槳機械作業。馬達聲日夜作響,飛鳥走了,魚一船一船被拖上岸。

太湖病了

小梅村漁民的一天,大多是從早上給漁船“洗臉”開始的:拿拖把擦一遍船,以免大量露水殘留。只是不斷爆發的藍藻以及泛黃的湖水,讓世代喝著太湖水的漁民,遇上了無水可喝的窘境,糟糕的水質連洗衣服、洗菜都嫌髒。他們都知道,太湖得病了。

早年湖州粗放的開發模式,使得太湖接納著來自東、西苕溪的採礦、工業、農業以及生活污水。湖州市環保局曾測算,石礦企業清洗石料導致太湖淤泥沉積,河床在35年內抬高了兩米。

漁業資源的萎縮和水體生態的退化是同步的。在沈伯冬印象中,1985年左右,小梅村光景最好,漁業豐產,銀魚收購價四五十元一斤,全部出口日本。等到他1997年出任村支書,太湖已經暮氣沉沉——淺灘邊的水草被悶死,“太湖三寶”斷崖式減產,價格再也沒升回去。“水質不好的話,珍貴的魚就少,太湖裡的魚我覺得橋頭魚最好吃,可惜很多年都沒見過了。”沈伯冬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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