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老人很清楚， 這一切還不是結束， 等到暑假做完手術， 她就該奔赴下一程了， 最小的孫子過完假期， 就要上高中了。 她的陪讀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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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貽辰編輯 / 叢玉華
很難說得清， 這間十幾平方米的糧油店， 究竟容納了多少老人的笑聲和渾濁的眼淚。
它距離被譽為“亞洲最大高考工廠”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中學僅一牆之隔， 陪讀老人是店裡最準時的客人。 每天下午2點前後， 逼仄的小店就被彎腰駝背、穿著袖套圍裙的老人塞滿。 坐在麵粉堆、舊木桌以及自帶小板凳上的老人絮叨著家長里短， 有人說起孫子的趣事， 有人嘟囔兒媳婦不孝順， 也有人掰著手指又數了一遍孫女高考的日子。
時針指向下午4點半， 老人們準時離開， 有的鑽進住了28戶陪讀家長的四合院， 有的消失在建滿各式“學生公寓”的街道拐角， 孫輩就快放學，
住了十幾戶陪讀老人的四合院
店主高緒琴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這個67歲的老人在毛坦廠已陪讀14年， 14年裡， 她先後陪著3個孫輩在毛坦廠中學讀完高中。 今年， 外孫女即將高考， 高緒琴終於要回家了。
她記不清， 小鎮何時多了一茬兒又一茬兒的陪讀老人。
他們叫不出對方的名字， 卻熟知彼此的經歷。
用高緒琴的話說， 幾乎每個老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 他們大都來自農村， 許多人還不識字。 為了在外務工的子女安心賺錢， 老人承擔了陪讀的責任。 那些被陪讀的孩子， 也多是他們一手帶大的“留守兒童”。
這個龐大的群體難以統計具體的數量。 他們中， 有的年紀86歲。 有老人一陪讀就是14年， 還有老人前後陪讀20年， 送走了8個孫輩。
這裡少有背井離鄉的漂泊感， “留在老家幹啥？老骨頭一把， 農活也做不了了。 ”一位陪讀奶奶語氣很堅決， “我一點兒也不想家，
“這裡用得上我”
糧油店開在小鎮的學府路上， 向西不到百米， 就能走到毛坦廠中學的老北門。 貼著學校牆壁而建的學府路彎彎繞繞， 各色商鋪和越蓋越多的“學生公寓”擠在一起， 數以萬計的學生和陪讀家長在這裡居住、消費， 最終變成小鎮GDP裡不斷上漲的數字。
68歲的胡宜霞便是其中之一， 早上， 她是糧油店的顧客， 下午是聊天聽戲的主力軍。
對這個安徽農村老人來說， 晚年離鄉並不是值得悲傷的事情。 一年前， 當她又一次坐上汽車， 離開幾十公里外的老家時， 她沒有哭， 甚至還帶著笑。
“這裡用得上我。 ”她說。
事實上， 漂泊的感覺胡宜霞並不陌生。 為了全家老小的生活， 她去過六安， 也到過合肥， 洗過碗、養過豬、還種過大棚蔬菜，
這一次， 遠在江蘇打工的女兒在電話裡問她， 能不能去毛坦廠照料外孫女的生活， 電話這頭的胡宜霞直點頭。
她很清楚女兒的處境， “在外面打工的， 幹一天活兒才能有一天的錢， 不幹了回來陪讀， 家裡要用錢咋辦？”
“這個活兒輕鬆， 就洗洗衣服做做飯”。 胡宜霞在電話裡讓女兒放心， “我一個人沒有問題。 ”
70歲出頭的楊雲覺得， 在陪讀這件事上老人沒有立場說“不”。 幾年前， 大孫女在毛坦廠中學就讀， 孫女一再央求奶奶能去陪她， 可楊雲正準備做心臟手術， 自己從小帶大的孫女在電話裡撒嬌， 她就在電話那頭流淚。
手術要花好幾萬元。在合肥的醫院，她不止一次想“死在這兒算了”，“辜負孫女又浪費兒子的錢”。每想一次，就哭一次。
後來手術成功，身子還沒養利索，她就到了毛坦廠鎮。孫女即將高三，緊趕慢趕，她總算趕上了。
只是，孫女沒能考上本科。老人說，這是自己這輩子“最大的過錯”。
臉上溝壑縱橫的李玉不敢犯這個錯。孫女今年高三了，她第一次離開住了70多年的家鄉，翻山越嶺來到毛坦廠鎮。皖西地區山脈綿延，中巴車拐了幾個彎她就認不得回家的路了。
李玉說自己不想家。
她不清楚家離這兒到底有多遠。這個老人只知道，“回家”意味著往返100多元的車票。她捨不得。在2元錢只能買到5個青椒的毛坦廠鎮，一切有關錢的事，“都是大事”。
儘管從未親眼見過，但她曉得兒子一天要幹十來個小時，工廠裡大白天也開著燈，車間到處都是人。兒子的活兒多，又累又苦，還不敢請假。從月初忙到月末，才能換來她和孫女賴以為生的鈔票。
“你能看到的，都是身體健康、能來陪讀的老人。”李玉的鄰居、一位陪讀媽媽說：“我也想出去打工掙錢啊。在這兒陪讀只出不進，我著急啊，但實在是沒辦法。”
她和李玉居住的四合院裡，共有28戶陪讀家長。其中，陪讀奶奶占了近一半。四合院挨著學府路，因為地利頗受陪讀家長的歡迎。院裡吃水都靠水井，廚房和廁所各有1平方米。院子的空地，搭滿了朝著各個方向的晾衣杆。
四合院的正東方向住著陪伴了8個孫輩讀書的李認真。20年前，54歲的李認真在家鄉開始了自己的陪讀生涯，為孩子做飯洗衣一干就是20年。李認真說，自己大字不識一個，別的事兒也做不了，就這事還能做，“我見不得孩子累。”
因為暈車，她極少回老家。她有意隱瞞了白內障和高血壓症狀的嚴重程度，害怕兒子把她“攆”回去，不再讓她陪讀。她“家”的門口壘著木屑和廢沙發的墊子，這些都是李認真閒暇時拾荒來的，為的是燒水能更快點，讓孫子少等一會兒。
東北角則是高緒琴的“家”。她已經記不得在毛坦廠的14年裡，自己搬過幾次“家”了。不過，這次搬“家”她極其滿意，四合院是平房，“不用爬樓梯了”。她的腿腳這幾年變得異常腫大，腳脖子腫得像個桃子，老人要做生意，不願意在供應商和客人前露怯，她套了兩層秋褲，把變形的腿裹得嚴實。
14年前，她開始照顧在毛坦廠讀書的大孫子。那時，毛坦廠中學還不是今日的“高考工廠”，學校只有如今的“一半兒大”，校外農田一片兒接著一片兒，50歲出頭的高緒琴覺得自己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氣。驟然離開田地的她不願憋在幾平方米的出租屋裡，“幹不了活，掙不了錢，還要花兒女的”。
女兒替這個不識字的老人盤下了糧油店，又教她算帳、進貨，學了幾次她就親自上陣，讓女兒外出打工去了。
高緒琴說，陪讀老人來到毛坦廠鎮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她理解那些衰老的面孔，“誰不心疼自己的兒子女兒呢？誰不心疼錢呢？”
86歲的陪讀奶奶趙真慧記得，自己是兒子陪著來的毛坦廠。房東瞅著老人直嘀咕：“你年紀這麼大，出了事咋辦啊？”
“我身體好得很，沒問題！”她笑呵呵地回應。
一旁的兒子送完祖孫倆就準備回工廠了。站在狹小殘破的出租屋，這個中年男人突然難受得不行。他忍不住對著一頭白髮的母親說，太苦了，別遭這個罪，別陪讀了。
86歲的母親笑著安慰兒子：“不怕不怕，老家來陪讀的親戚朋友這麼多，都可以照應我。你放心走就是。”
高層社區和商鋪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邁進四合院邊上那個沒有門牌的糧油店前，胡宜霞過了“很痛苦”的一段日子。她太“閑”了，陪讀這個活兒，比起昔日的農活和打工實在輕鬆得過了頭。每天只需做一日三餐，再把孫女的衣服洗了便是。除此之外，她有大把空閒的時間。
擱在過去，她要一個人扛起幾十斤重的種子和化肥，從田的這頭撒到那頭，或是頂著高溫在大棚裡工作一整天。
來到毛坦廠鎮，一開始，她跑去服裝廠幫人疊衣服捆衣服，一天干十來個小時，工錢三四十元。女兒發現後不讓她再做，她只好逛街。她打算給自己買件馬甲，可繁華的毛毯廠鎮怎麼找也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店都是開給城裡的陪讀家長的。”她默默地說。
75歲的陪讀奶奶，每天剪線頭攢錢買雞塊給孫子
在陪讀14年的高緒琴眼裡，這座繁華的小鎮裡，高層社區和商鋪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李玉不識字，也不認路，因為害怕迷路，她不敢出門，買日用品只能靠孫女。她幾乎沒什麼娛樂活動，常常一整天窩在沒有陽光的屋子裡。“打麻將？那是人家有錢人的事。”她搖搖頭，“農民哪裡打得起麻將。”
到後來，她甚至“憋出病了”，吃不下、睡不著，很快掉了十幾斤肉。匆匆趕來的大女兒把她送到醫院，打了點滴，開了藥。她問了問醫藥費，心疼。
從醫院回來後，她開始和一些陪讀媽媽聚在一起做十字繡。打毛線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託。只是，她總記不住針線的走法，每次都得靠“姑娘們”的幫助，才能編織出像樣的毛鞋。
她一點點融入了這個圈子。“姑娘們”出去買米買面她也跟著，她們愛繡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繡，而李玉更愛5元錢兩團、能裝滿一大袋的毛線。
起初，高緒琴的糧油店並沒有聽戲聊天這個“固定節目”。她習慣午後待在店裡，拿出聽戲機，放上一段廬劇，輕聲跟著哼。下午生意不好，她又不識字，聽戲算得上唯一的愛好了。
這段音樂吸引來了源源不斷的陪讀老人。那時，她才注意到，毛坦廠的陪讀家長裡，有那麼多和自己一樣的銀髮老人。“他們都很少出門，沒什麼朋友親戚，也沒有什麼消遣。”高緒琴說，“陪讀老人無處可去。”
後來她上街，慢慢發現，老人其實並不難找，平房裡、露天街邊小店撐起的牌桌上，都能看到陪讀老人的身影。他們的身份很容易辨識——老人身上總系著圍裙，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
陪讀老人的作息跟著學校轉。上課的時間，他們都會聚在一起聽戲聊天，到了飯點，高緒琴會溜到屋裡做飯，不著急離開的老人會自發幫她看店。
有老人在別處買了雞蛋，擔心缺斤少兩，總要提著雞蛋來店裡，借用高緒琴的秤，再稱上一稱。
如果發現被商家占了一兩元錢便宜，七八十歲的老人會“哎”地一聲叫出來，抱怨上幾句。
沒人比高緒琴更能理解那一兩元錢的意義了。糧油店剛開時，她為了多掙點，便增加了送米的業務，只要多給2元錢的跑腿費，這個花甲女人願意把大米扛上樓房的高層。站不穩了，就死命用手卡住，不讓大米掉下。
後來，她老了，外送的業務開不了了，她就在店裡擺上黃豆、紅豆、綠豆和海帶豆皮，“現在講究營養，這些東西買的人多。”坐在木凳上的高緒琴說。這家小店的收入每個月差不多能抵消掉老人和孫輩的開銷。
陪讀奶奶中，她是難得的有收入者。更多人，能仰仗的只有兒女每個月寄來的生活費，錢一個月一寄，有時幾百元，有時1000元出頭，房租只能從中掰碎了擠。四合院的房東很清楚老人的境況，她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著這些陪讀奶奶今天交三百，明天交五百的，好些天才湊夠房租。
一批老人走了，暑假過了，又會來一批
每年6月初，總有一批陪讀老人要離開，很多人走之前都會來店裡道別，也有人悄無聲地就離開了。送走了數十個陪讀老人後，今年終於輪到高緒琴離開了。她心裡記掛的是店裡剩餘的物資該如何處理，大米她幾個月前就不進貨了，只挑些賣得快的豆子和薑蒜進貨。
她很清楚，自己走了，糧油店勢必要盤出去，陪讀老人也許就會少了一個聽戲聊天的地方。
在那間十幾平方米的糧油店，一直延續著這樣的“傳統”：一批老人走了，暑假過了，又會來一批。這不是終結，而是輪回。
有陪讀老人犯了高血壓，半天都沒熬過去就走了，家裡親人趕來，孩子沒畢業，還得繼續陪讀。也有老人臨時接了親家母的班，對方要回去照看患病的女兒，孫女只得交給外婆來照顧。
一名在毛坦廠中學就讀的高三學生說，正是這些默默流動著的老人，在深山裡的毛坦廠鎮撐起了一個個歷經變故、離別又搖搖欲墜的農村家庭。
老人們一直都是彼此間最熟悉的陌生人。高緒琴能輕易地總結出，這些同省老人和自己相似的經歷——子女趕上了農民工進城務工大潮，從不同的鄉村出發，來到大大小小的工地、工廠和企業，最後變成安徽省1415.4萬外出農民工中的一分子。
胡宜霞的女兒女婿外出務工快20年了，生下孩子後，她在老家幫著帶到了五六歲，孫女隨後被接到父母身邊，10餘年過去，祖孫又一次重聚，地點在毛坦廠中學。
陪讀前，孫女曾和外婆胡宜霞抱怨，有時食堂的餃子都沒煮熟，夜裡熄燈了想看書還得偷偷摸摸的。
“是我帶大的孩子，怎麼可能不心疼？”她毅然選擇在67歲的年紀再次出發，老伴則留在老家，一邊兒照顧田地，一邊兒看護小孫子。
李玉不喜歡把孫女比作“留守兒童”，在她眼裡，孫女啥都好，聽話、懂事、孝順，“我讓她別玩手機，她馬上會放下的”。
86歲的陪讀奶奶趙真慧從不哀歎一家人的四散離別，這個老人說，自己只記得“孫孫特別乖”，這個小孫子愛和自己開玩笑，遇上趙真慧做了自己不愛吃的菜，孫子就跟奶奶說：“我要給爸爸告狀哦！說你不讓我吃飽。”
可轉頭，孫子又拿著零用錢給奶奶買了一副“酷酷的”紫色墨鏡。趙真慧喜愛極了，哪怕是大陰天的下午，她也要戴著墨鏡坐在小板凳上，抻長了脖子，搖著頭聽戲。
74歲的李認真不愛聽戲，習慣一個人待在屋裡盼著孫子放學。夏天，孫子回來直呼熱，她感歎，“你再小點就好了，這樣奶奶就可以把你抱在懷裡了，給你吹風，像小時候一樣”。
不過，有關孫子的回憶也不都是美好的。10多年過去了，高緒琴想起自己的大孫子還是“心疼”，大孫子不喜歡念書，上學時總偷偷跑出去玩。一次，大孫子放學沒回來，老人找了整整一個晚上。
為了子女每個月少出一點生活費，這個老人想盡了一切辦法。她的店鋪原本不朝向學府路，趁著天黑，她跟人連夜把門打出來，就為了“能讓生意好一點”。
她剛來時，店鋪的年租金只要一兩千元，鎮上一棟房子不過四五萬元，高緒琴那時甚至動過念頭，努把力也許能把店鋪買下來。14年過去，毛坦廠的房價飆升了10倍不止，她的肩膀塌了、手變形了、腿腳腫了，兩隻手再不能伸直了，衰老的她依舊沒能趕上小鎮發展的節奏。
生活還得繼續，每天夜裡哼哼著熬過病痛，天亮了，高緒琴還是會在5點30分準時起床做飯，再準備一天的生意。
18歲的孫女說，外婆這一生“很不容易”，自己從她身上學會了一個字，“忍”。
這個女孩告訴記者，高三的學生壓力很大，很多同學有時候脾氣上來了，回家就沖著父母爺爺奶奶發火，一會兒說飯菜的味道鹹了，一會兒又說味道淡了。她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完美的好孩子，她也常常想發脾氣、想抱怨，可每次回到家，看到外婆的樣子，就發不出脾氣，“要學會克制，學會忍耐”。
成績好，是我孫子。成績不好，也是我的孫子。
孫輩算是糧油店最熱門的話題了，但這些陪讀老人甚少討論孩子的成績。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識字，也分不清“一本”“二本”的區別，對大學的認知基本還停留在“清華北大”。
但老人有屬於自己的、關注孩子成績的辦法——去瞧學校每個月貼在牆外的成績榜。胡宜霞只認識自己和孫女的名字，每次放榜，她都會悄悄掃一眼，看看孫女是否上榜。
高緒琴不去看榜，但她會問小孫女：“你這次考得如何？”
“上榜了。”孫女淡淡地回答。
“是榜頭還是榜尾啊？”她不依不饒。
孫女噗嗤一聲笑了，“反正上榜了。”
每次講起這些故事，糧油店都會傳來一片老人的笑聲。可笑聲過後，也時不時會有人掉眼淚。有老人說，自家孫子並不尊敬自己，每天只給自己發個5元10元買菜。
因為不會使用銀行卡，陪讀老人一般都靠孫輩每個月去銀行取生活費。這個老人的孫子管錢，卻不願多給奶奶一點錢買菜，老人無奈，只能日日挑些剩下的素菜。
她心裡清楚，兒媳婦不喜歡自己，自己抱怨幾句還會被兒媳訓斥。
“我要是遇到這種事了，就跑回老家，有手有腳餓不死人。”高緒琴憤憤不平。
半響，老人歎氣，“跑？能跑回哪兒去啊？”
胡宜霞不喜歡說這些“委屈”，她覺得，現在的一切“很幸福”，“沒什麼不滿足的”。她為孫女開過一次家長會，雖然人還沒走進學校就被保安攔下了。
這個老人不敢對孫女的學習有任何的要求，“娃娃已經很努力了，每天晚上都學到1點”。她也理解不了很多城裡父母為了學生成績對孩子又打又罵，“不滿意也要滿意，就是那個水準了，能考上的畢竟是少數。”
“考不考得上都是孩子的命，我們輸在起跑線了。”這個老人難得地哽咽了，她埋怨自己沒本事， “我一個農村婦女，什麼補品、什麼營養聽都聽不明白。”她說，自己來了毛坦廠鎮，進了超市，才第一次知道黑米、豆子的“營養價值”，才知道米粉沖水喝了有營養，才知道30元一斤比牛肉還貴的基圍蝦“給娃娃吃有好處”。
李玉的態度更坦然，“成績好，是我孫子。成績不好，也是我的孫子。不可能因為孩子成績不好，我就不陪讀了吧？”
在毛坦廠中學讀書很苦，每天孩子中午和下午回家吃飯基本都得靠“刨飯”，胡宜霞心疼孩子。她知道，這已經是孩子最好的路了。作為一所“超級中學”，毛坦廠中學以其每年超過90%的本科上線率和超過50％的一本上線率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六安周邊縣市的學子。
“讀不出來就只能做苦力。起早貪黑，進廠討生活。”胡宜霞實在不願孫輩走上自己的老路，年輕時因為沒有文憑，這個老人靠四處打工謀生，漂泊無定，需要天天看老闆的眼色討生活。
“讀書考大學是最好的出路了。”這些話她從未給孫女說過，“我壓力大，她壓力更大啊。”
高緒琴知道，那些孩子早晚會明白這些樸素的道理。就像自己那個調皮的大孫子，參軍後，孫子仿佛變了一個人，沒人知道他在部隊裡經歷了什麼，這個逐漸長大的少年，只用了一句話解釋了一切：“奶奶，你一定要讓妹妹好好讀書。”
陪讀事業，還將繼續
一年到頭，糧油店的聚會只在春節假期停下。放寒假了，老人們像歸家的候鳥，帶著孫輩在短短一兩天裡走了個乾淨。
高緒琴也在回家的路上。這幾年，生意越來越難做，毛坦廠鎮發展太快了，一座現代化新城拔地而起，進口超市、各大連鎖超市紛紛入駐，來小店買米的客人越來越少，老主顧只剩那些朝夕相處的陪讀老人。
店還要不要開下去？事關生計，高緒琴總為這事兒發愁。不過，好不容易挨到年根前，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部隊復原歸來的大孫子變得孝順起來，時間磨合了祖孫倆曾經的傷口，這個小夥子每次回家都會給奶奶包一個500元的紅包。有一年，高緒琴著急帶著孫女回毛坦廠，大孫子聽說了，冒著雨從戰友家趕來，趁奶奶還沒走，把一個大紅包塞到了高緒琴手裡。
再比如，到了年關，她終於能離開那個被油浸黑的灶台，和那個搭在過道、一到冬天風呼呼響的“廚房”。老家用的是大鍋，孝順的兒媳可以用一口鍋做上9個人的飯菜，熱乎乎的，也不用擔心冷掉，一家人圍在一起，熱熱鬧鬧的。
只是快樂終究短暫。回到毛坦廠鎮，高緒琴想了想，店還是要繼續開下去，這些每日作伴的陪讀老人，她捨不得。
18歲的小孫女把這些看在眼裡。她有點兒認不出外婆了。人前，外婆是會為了三毛錢和供應商大吵大鬧的人，也是一下午能抽好幾包煙的老煙民，還是那個永遠系著圍裙背著外翻挎包的“混搭風老闆”，可如今，到了深夜，外婆腿腳疼痛壓不住了，像蝦一樣蜷縮著，“她只是個很怕疼的老人”。
高緒琴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做了14年生意的老人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如果現在就去醫院做手術，家裡得再派人來看店，得有人照顧孫女，還得有人在醫院陪床。她不想拖後腿。
儘管，她能為孫女做的事，已經越來越少了。變形的手連洗衣服的力氣也快沒了，做飯時削萵苣皮也會抖得厲害。
“就等孫女高考了。”她說，“高考一結束，我馬上就去做手術。”
再過一個半月，高緒琴就要離開生活了14年的毛坦廠鎮，回到老家。
但這個老人很清楚，這一切還不是結束，等到暑假做完手術，她就該奔赴下一程了，最小的孫子過完假期，就要上高中了。她的陪讀事業，還將繼續。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楊雲、李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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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最後的考場》
原文刊載於《中國青年報》（2018年04月1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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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秦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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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菀
她就在電話那頭流淚。手術要花好幾萬元。在合肥的醫院，她不止一次想“死在這兒算了”，“辜負孫女又浪費兒子的錢”。每想一次，就哭一次。
後來手術成功，身子還沒養利索，她就到了毛坦廠鎮。孫女即將高三，緊趕慢趕，她總算趕上了。
只是，孫女沒能考上本科。老人說，這是自己這輩子“最大的過錯”。
臉上溝壑縱橫的李玉不敢犯這個錯。孫女今年高三了，她第一次離開住了70多年的家鄉，翻山越嶺來到毛坦廠鎮。皖西地區山脈綿延，中巴車拐了幾個彎她就認不得回家的路了。
李玉說自己不想家。
她不清楚家離這兒到底有多遠。這個老人只知道，“回家”意味著往返100多元的車票。她捨不得。在2元錢只能買到5個青椒的毛坦廠鎮，一切有關錢的事，“都是大事”。
儘管從未親眼見過，但她曉得兒子一天要幹十來個小時，工廠裡大白天也開著燈，車間到處都是人。兒子的活兒多，又累又苦，還不敢請假。從月初忙到月末，才能換來她和孫女賴以為生的鈔票。
“你能看到的，都是身體健康、能來陪讀的老人。”李玉的鄰居、一位陪讀媽媽說：“我也想出去打工掙錢啊。在這兒陪讀只出不進，我著急啊，但實在是沒辦法。”
她和李玉居住的四合院裡，共有28戶陪讀家長。其中，陪讀奶奶占了近一半。四合院挨著學府路，因為地利頗受陪讀家長的歡迎。院裡吃水都靠水井，廚房和廁所各有1平方米。院子的空地，搭滿了朝著各個方向的晾衣杆。
四合院的正東方向住著陪伴了8個孫輩讀書的李認真。20年前，54歲的李認真在家鄉開始了自己的陪讀生涯，為孩子做飯洗衣一干就是20年。李認真說，自己大字不識一個，別的事兒也做不了，就這事還能做，“我見不得孩子累。”
因為暈車，她極少回老家。她有意隱瞞了白內障和高血壓症狀的嚴重程度，害怕兒子把她“攆”回去，不再讓她陪讀。她“家”的門口壘著木屑和廢沙發的墊子，這些都是李認真閒暇時拾荒來的，為的是燒水能更快點，讓孫子少等一會兒。
東北角則是高緒琴的“家”。她已經記不得在毛坦廠的14年裡，自己搬過幾次“家”了。不過，這次搬“家”她極其滿意，四合院是平房，“不用爬樓梯了”。她的腿腳這幾年變得異常腫大，腳脖子腫得像個桃子，老人要做生意，不願意在供應商和客人前露怯，她套了兩層秋褲，把變形的腿裹得嚴實。
14年前，她開始照顧在毛坦廠讀書的大孫子。那時，毛坦廠中學還不是今日的“高考工廠”，學校只有如今的“一半兒大”，校外農田一片兒接著一片兒，50歲出頭的高緒琴覺得自己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氣。驟然離開田地的她不願憋在幾平方米的出租屋裡，“幹不了活，掙不了錢，還要花兒女的”。
女兒替這個不識字的老人盤下了糧油店，又教她算帳、進貨，學了幾次她就親自上陣，讓女兒外出打工去了。
高緒琴說，陪讀老人來到毛坦廠鎮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她理解那些衰老的面孔，“誰不心疼自己的兒子女兒呢？誰不心疼錢呢？”
86歲的陪讀奶奶趙真慧記得，自己是兒子陪著來的毛坦廠。房東瞅著老人直嘀咕：“你年紀這麼大，出了事咋辦啊？”
“我身體好得很，沒問題！”她笑呵呵地回應。
一旁的兒子送完祖孫倆就準備回工廠了。站在狹小殘破的出租屋，這個中年男人突然難受得不行。他忍不住對著一頭白髮的母親說，太苦了，別遭這個罪，別陪讀了。
86歲的母親笑著安慰兒子：“不怕不怕，老家來陪讀的親戚朋友這麼多，都可以照應我。你放心走就是。”
高層社區和商鋪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邁進四合院邊上那個沒有門牌的糧油店前，胡宜霞過了“很痛苦”的一段日子。她太“閑”了，陪讀這個活兒，比起昔日的農活和打工實在輕鬆得過了頭。每天只需做一日三餐，再把孫女的衣服洗了便是。除此之外，她有大把空閒的時間。
擱在過去，她要一個人扛起幾十斤重的種子和化肥，從田的這頭撒到那頭，或是頂著高溫在大棚裡工作一整天。
來到毛坦廠鎮，一開始，她跑去服裝廠幫人疊衣服捆衣服，一天干十來個小時，工錢三四十元。女兒發現後不讓她再做，她只好逛街。她打算給自己買件馬甲，可繁華的毛毯廠鎮怎麼找也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店都是開給城裡的陪讀家長的。”她默默地說。
75歲的陪讀奶奶，每天剪線頭攢錢買雞塊給孫子
在陪讀14年的高緒琴眼裡，這座繁華的小鎮裡，高層社區和商鋪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李玉不識字，也不認路，因為害怕迷路，她不敢出門，買日用品只能靠孫女。她幾乎沒什麼娛樂活動，常常一整天窩在沒有陽光的屋子裡。“打麻將？那是人家有錢人的事。”她搖搖頭，“農民哪裡打得起麻將。”
到後來，她甚至“憋出病了”，吃不下、睡不著，很快掉了十幾斤肉。匆匆趕來的大女兒把她送到醫院，打了點滴，開了藥。她問了問醫藥費，心疼。
從醫院回來後，她開始和一些陪讀媽媽聚在一起做十字繡。打毛線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託。只是，她總記不住針線的走法，每次都得靠“姑娘們”的幫助，才能編織出像樣的毛鞋。
她一點點融入了這個圈子。“姑娘們”出去買米買面她也跟著，她們愛繡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繡，而李玉更愛5元錢兩團、能裝滿一大袋的毛線。
起初，高緒琴的糧油店並沒有聽戲聊天這個“固定節目”。她習慣午後待在店裡，拿出聽戲機，放上一段廬劇，輕聲跟著哼。下午生意不好，她又不識字，聽戲算得上唯一的愛好了。
這段音樂吸引來了源源不斷的陪讀老人。那時，她才注意到，毛坦廠的陪讀家長裡，有那麼多和自己一樣的銀髮老人。“他們都很少出門，沒什麼朋友親戚，也沒有什麼消遣。”高緒琴說，“陪讀老人無處可去。”
後來她上街，慢慢發現，老人其實並不難找，平房裡、露天街邊小店撐起的牌桌上，都能看到陪讀老人的身影。他們的身份很容易辨識——老人身上總系著圍裙，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
陪讀老人的作息跟著學校轉。上課的時間，他們都會聚在一起聽戲聊天，到了飯點，高緒琴會溜到屋裡做飯，不著急離開的老人會自發幫她看店。
有老人在別處買了雞蛋，擔心缺斤少兩，總要提著雞蛋來店裡，借用高緒琴的秤，再稱上一稱。
如果發現被商家占了一兩元錢便宜，七八十歲的老人會“哎”地一聲叫出來，抱怨上幾句。
沒人比高緒琴更能理解那一兩元錢的意義了。糧油店剛開時，她為了多掙點，便增加了送米的業務，只要多給2元錢的跑腿費，這個花甲女人願意把大米扛上樓房的高層。站不穩了，就死命用手卡住，不讓大米掉下。
後來，她老了，外送的業務開不了了，她就在店裡擺上黃豆、紅豆、綠豆和海帶豆皮，“現在講究營養，這些東西買的人多。”坐在木凳上的高緒琴說。這家小店的收入每個月差不多能抵消掉老人和孫輩的開銷。
陪讀奶奶中，她是難得的有收入者。更多人，能仰仗的只有兒女每個月寄來的生活費，錢一個月一寄，有時幾百元，有時1000元出頭，房租只能從中掰碎了擠。四合院的房東很清楚老人的境況，她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著這些陪讀奶奶今天交三百，明天交五百的，好些天才湊夠房租。
一批老人走了，暑假過了，又會來一批
每年6月初，總有一批陪讀老人要離開，很多人走之前都會來店裡道別，也有人悄無聲地就離開了。送走了數十個陪讀老人後，今年終於輪到高緒琴離開了。她心裡記掛的是店裡剩餘的物資該如何處理，大米她幾個月前就不進貨了，只挑些賣得快的豆子和薑蒜進貨。
她很清楚，自己走了，糧油店勢必要盤出去，陪讀老人也許就會少了一個聽戲聊天的地方。
在那間十幾平方米的糧油店，一直延續著這樣的“傳統”：一批老人走了，暑假過了，又會來一批。這不是終結，而是輪回。
有陪讀老人犯了高血壓，半天都沒熬過去就走了，家裡親人趕來，孩子沒畢業，還得繼續陪讀。也有老人臨時接了親家母的班，對方要回去照看患病的女兒，孫女只得交給外婆來照顧。
一名在毛坦廠中學就讀的高三學生說，正是這些默默流動著的老人，在深山裡的毛坦廠鎮撐起了一個個歷經變故、離別又搖搖欲墜的農村家庭。
老人們一直都是彼此間最熟悉的陌生人。高緒琴能輕易地總結出，這些同省老人和自己相似的經歷——子女趕上了農民工進城務工大潮，從不同的鄉村出發，來到大大小小的工地、工廠和企業，最後變成安徽省1415.4萬外出農民工中的一分子。
胡宜霞的女兒女婿外出務工快20年了，生下孩子後，她在老家幫著帶到了五六歲，孫女隨後被接到父母身邊，10餘年過去，祖孫又一次重聚，地點在毛坦廠中學。
陪讀前，孫女曾和外婆胡宜霞抱怨，有時食堂的餃子都沒煮熟，夜裡熄燈了想看書還得偷偷摸摸的。
“是我帶大的孩子，怎麼可能不心疼？”她毅然選擇在67歲的年紀再次出發，老伴則留在老家，一邊兒照顧田地，一邊兒看護小孫子。
李玉不喜歡把孫女比作“留守兒童”，在她眼裡，孫女啥都好，聽話、懂事、孝順，“我讓她別玩手機，她馬上會放下的”。
86歲的陪讀奶奶趙真慧從不哀歎一家人的四散離別，這個老人說，自己只記得“孫孫特別乖”，這個小孫子愛和自己開玩笑，遇上趙真慧做了自己不愛吃的菜，孫子就跟奶奶說：“我要給爸爸告狀哦！說你不讓我吃飽。”
可轉頭，孫子又拿著零用錢給奶奶買了一副“酷酷的”紫色墨鏡。趙真慧喜愛極了，哪怕是大陰天的下午，她也要戴著墨鏡坐在小板凳上，抻長了脖子，搖著頭聽戲。
74歲的李認真不愛聽戲，習慣一個人待在屋裡盼著孫子放學。夏天，孫子回來直呼熱，她感歎，“你再小點就好了，這樣奶奶就可以把你抱在懷裡了，給你吹風，像小時候一樣”。
不過，有關孫子的回憶也不都是美好的。10多年過去了，高緒琴想起自己的大孫子還是“心疼”，大孫子不喜歡念書，上學時總偷偷跑出去玩。一次，大孫子放學沒回來，老人找了整整一個晚上。
為了子女每個月少出一點生活費，這個老人想盡了一切辦法。她的店鋪原本不朝向學府路，趁著天黑，她跟人連夜把門打出來，就為了“能讓生意好一點”。
她剛來時，店鋪的年租金只要一兩千元，鎮上一棟房子不過四五萬元，高緒琴那時甚至動過念頭，努把力也許能把店鋪買下來。14年過去，毛坦廠的房價飆升了10倍不止，她的肩膀塌了、手變形了、腿腳腫了，兩隻手再不能伸直了，衰老的她依舊沒能趕上小鎮發展的節奏。
生活還得繼續，每天夜裡哼哼著熬過病痛，天亮了，高緒琴還是會在5點30分準時起床做飯，再準備一天的生意。
18歲的孫女說，外婆這一生“很不容易”，自己從她身上學會了一個字，“忍”。
這個女孩告訴記者，高三的學生壓力很大，很多同學有時候脾氣上來了，回家就沖著父母爺爺奶奶發火，一會兒說飯菜的味道鹹了，一會兒又說味道淡了。她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完美的好孩子，她也常常想發脾氣、想抱怨，可每次回到家，看到外婆的樣子，就發不出脾氣，“要學會克制，學會忍耐”。
成績好，是我孫子。成績不好，也是我的孫子。
孫輩算是糧油店最熱門的話題了，但這些陪讀老人甚少討論孩子的成績。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識字，也分不清“一本”“二本”的區別，對大學的認知基本還停留在“清華北大”。
但老人有屬於自己的、關注孩子成績的辦法——去瞧學校每個月貼在牆外的成績榜。胡宜霞只認識自己和孫女的名字，每次放榜，她都會悄悄掃一眼，看看孫女是否上榜。
高緒琴不去看榜，但她會問小孫女：“你這次考得如何？”
“上榜了。”孫女淡淡地回答。
“是榜頭還是榜尾啊？”她不依不饒。
孫女噗嗤一聲笑了，“反正上榜了。”
每次講起這些故事，糧油店都會傳來一片老人的笑聲。可笑聲過後，也時不時會有人掉眼淚。有老人說，自家孫子並不尊敬自己，每天只給自己發個5元10元買菜。
因為不會使用銀行卡，陪讀老人一般都靠孫輩每個月去銀行取生活費。這個老人的孫子管錢，卻不願多給奶奶一點錢買菜，老人無奈，只能日日挑些剩下的素菜。
她心裡清楚，兒媳婦不喜歡自己，自己抱怨幾句還會被兒媳訓斥。
“我要是遇到這種事了，就跑回老家，有手有腳餓不死人。”高緒琴憤憤不平。
半響，老人歎氣，“跑？能跑回哪兒去啊？”
胡宜霞不喜歡說這些“委屈”，她覺得，現在的一切“很幸福”，“沒什麼不滿足的”。她為孫女開過一次家長會，雖然人還沒走進學校就被保安攔下了。
這個老人不敢對孫女的學習有任何的要求，“娃娃已經很努力了，每天晚上都學到1點”。她也理解不了很多城裡父母為了學生成績對孩子又打又罵，“不滿意也要滿意，就是那個水準了，能考上的畢竟是少數。”
“考不考得上都是孩子的命，我們輸在起跑線了。”這個老人難得地哽咽了，她埋怨自己沒本事， “我一個農村婦女，什麼補品、什麼營養聽都聽不明白。”她說，自己來了毛坦廠鎮，進了超市，才第一次知道黑米、豆子的“營養價值”，才知道米粉沖水喝了有營養，才知道30元一斤比牛肉還貴的基圍蝦“給娃娃吃有好處”。
李玉的態度更坦然，“成績好，是我孫子。成績不好，也是我的孫子。不可能因為孩子成績不好，我就不陪讀了吧？”
在毛坦廠中學讀書很苦，每天孩子中午和下午回家吃飯基本都得靠“刨飯”，胡宜霞心疼孩子。她知道，這已經是孩子最好的路了。作為一所“超級中學”，毛坦廠中學以其每年超過90%的本科上線率和超過50％的一本上線率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六安周邊縣市的學子。
“讀不出來就只能做苦力。起早貪黑，進廠討生活。”胡宜霞實在不願孫輩走上自己的老路，年輕時因為沒有文憑，這個老人靠四處打工謀生，漂泊無定，需要天天看老闆的眼色討生活。
“讀書考大學是最好的出路了。”這些話她從未給孫女說過，“我壓力大，她壓力更大啊。”
高緒琴知道，那些孩子早晚會明白這些樸素的道理。就像自己那個調皮的大孫子，參軍後，孫子仿佛變了一個人，沒人知道他在部隊裡經歷了什麼，這個逐漸長大的少年，只用了一句話解釋了一切：“奶奶，你一定要讓妹妹好好讀書。”
陪讀事業，還將繼續
一年到頭，糧油店的聚會只在春節假期停下。放寒假了，老人們像歸家的候鳥，帶著孫輩在短短一兩天裡走了個乾淨。
高緒琴也在回家的路上。這幾年，生意越來越難做，毛坦廠鎮發展太快了，一座現代化新城拔地而起，進口超市、各大連鎖超市紛紛入駐，來小店買米的客人越來越少，老主顧只剩那些朝夕相處的陪讀老人。
店還要不要開下去？事關生計，高緒琴總為這事兒發愁。不過，好不容易挨到年根前，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部隊復原歸來的大孫子變得孝順起來，時間磨合了祖孫倆曾經的傷口，這個小夥子每次回家都會給奶奶包一個500元的紅包。有一年，高緒琴著急帶著孫女回毛坦廠，大孫子聽說了，冒著雨從戰友家趕來，趁奶奶還沒走，把一個大紅包塞到了高緒琴手裡。
再比如，到了年關，她終於能離開那個被油浸黑的灶台，和那個搭在過道、一到冬天風呼呼響的“廚房”。老家用的是大鍋，孝順的兒媳可以用一口鍋做上9個人的飯菜，熱乎乎的，也不用擔心冷掉，一家人圍在一起，熱熱鬧鬧的。
只是快樂終究短暫。回到毛坦廠鎮，高緒琴想了想，店還是要繼續開下去，這些每日作伴的陪讀老人，她捨不得。
18歲的小孫女把這些看在眼裡。她有點兒認不出外婆了。人前，外婆是會為了三毛錢和供應商大吵大鬧的人，也是一下午能抽好幾包煙的老煙民，還是那個永遠系著圍裙背著外翻挎包的“混搭風老闆”，可如今，到了深夜，外婆腿腳疼痛壓不住了，像蝦一樣蜷縮著，“她只是個很怕疼的老人”。
高緒琴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做了14年生意的老人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如果現在就去醫院做手術，家裡得再派人來看店，得有人照顧孫女，還得有人在醫院陪床。她不想拖後腿。
儘管，她能為孫女做的事，已經越來越少了。變形的手連洗衣服的力氣也快沒了，做飯時削萵苣皮也會抖得厲害。
“就等孫女高考了。”她說，“高考一結束，我馬上就去做手術。”
再過一個半月，高緒琴就要離開生活了14年的毛坦廠鎮，回到老家。
但這個老人很清楚，這一切還不是結束，等到暑假做完手術，她就該奔赴下一程了，最小的孫子過完假期，就要上高中了。她的陪讀事業，還將繼續。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楊雲、李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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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最後的考場》
原文刊載於《中國青年報》（2018年04月1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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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