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的中興華為風波， 給了中國上下一記響亮的警醒：自主創新才是硬道理。
那麼， 究竟如何做才能促進創新呢？對於這一堪稱經濟學學科聖杯的問題， 攜程旅行網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自己的新書中， 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 為國家和社會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豐沛的年輕人口才是驅動創新的最大源動力。
對於這一觀點， 梁建章在其新書中甚至有著更為堅決強硬的表達——“人口， 才是決定創新能夠獲得成功的根本因素， 具有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取代的地位。 ”
4月23日， 梁建章與另一名人口專家黃文政合著的新書《人口創新力》在北京正式發佈， 圖為梁建章在發佈會上發表演講
人口劇變
在梁建章看來， 過去100年裡， 人類社會發生變化最大的領域之一就是人口。 一方面， 今天的人們壽命更長——在過去的200年中， 發達經濟體的人均壽命從40歲增加到了80歲，
在生育率持續下滑的過程中， 無論是發達經濟體，
最早受到人口劇變影響的國家是日本。 在過去的40年裡， 日本的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準， 當前保持在1.4左右。 從2005年開始， 日本成為人口出現自然負增長的國家。
在中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準以下， 現在只有1.3。 根據統計和預測， 在接下來的短短20年裡， 中國就會出現人口的負增長和急速的老齡化。 與此同時， 印度將取代中國， 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但即便如此， 印度的生育率也已經從1970年的5.49下降到2013年的2.48。
或許統計資料能夠更直觀地說明問題。
1.5的生育率意味著每一代都將比上一代人減少25%；
在只有最不發達國家和非洲保持高生育率的情況下，
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度更低的伊斯蘭文明國家在2010年到2050年間， 人口會增長70%， 到21世紀末， 穆斯林人口將會和基督教人口一樣多；
2050年時， 中國國民的平均年齡將達到46歲， 比現在的平均年齡大9歲， 中國的老年撫養比（65歲以上人口與16至64歲勞動人口之比）將超過40%， 是當前中國這一數值的三倍多。
全球範圍內生育率的整體下降有著許多原因，比如婦女受教育水準的提高和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對子女贍養的需求降低，現代避孕措施的普及以及現代生活方式（娛樂和工作）擠壓了養育孩子的時間等。
但比現象和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的結果和影響。在新的人口形勢下，現代社會出現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比如勞動力短缺、老齡化以及經濟活力下降等。而梁建章等人認為，這一系列問題中最根本，也最不可彌補的一個弊端，就是生育率下降會導致整個社會創業精神和創新活力的減弱。
少子化殺死創新力
200多年前，亞當•斯密發現專業化和貿易是提高經濟效率的主要因素；100多年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創新和創業是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而如今，在政府和政策的引導之下，其他一些對於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國家富裕有著重要作用的因素，正在中等以上收入國家內一一實現，比如穩定的政府、產權保護、良好的基礎設施、健全的金融體系和貿易開放。只有創新能力，成為橫亙於中等收入國家通往高收入國家道路上的最大阻礙。
梁建章等人通過對各種測量創新能力方法的考察發現，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全球創新的速度是穩定和略微加速的，但創新難度卻越來越大，這是因為，人類的知識就像一個巨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大，使得後來者更難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發明家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跨學科的合作也在創新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但從人的身體條件來看，二三十歲是身體最健壯、精力最旺盛、感知能力最強的階段，所以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角度，都能得出“需要艱苦工作和冒險行為的顛覆性創新活動更適合年輕人”這一結論。
將上述兩個因素疊加可以發現，開展顛覆性創新和創業活動的黃金視窗期正在變得越來越短。
那麼，影響創新的最主要因素是什麼呢？梁建章認為是人口。
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將自己的企業戰略成功五要素應用於國家戰略，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要想成功需要具備四個要素：稟賦、需求、零部件產業以及競爭。
在梁建章看來，上述四要素實際上都與人口有關。人口眾多意味著龐大的人才儲備庫和規模巨大的本地市場，即稟賦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場也可以催生更加發達和完整的零部件產業；此外，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市場科以培育更多的競爭者。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進行創新活動的最重要優勢來源。
對於人口如何影響創新，梁建章提出了三種管道：規模效應、聚集效應、老齡化效應。
規模效應是指，作為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結果，生產100萬件商品的單位成本會遠低於生產1000件商品的單位成本，所以，當一個市場非常龐大時，會非常有利於產業和經濟的發展。
此外，就算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往往也只能在本地取得成功後，才會擁有開拓全球市場的能力。
以中美為例，通常情況下，當美國創新者來到中國市場時，往往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因為依託龐大的本土市場，此時中國企業已經成長為強大的領先者。
一位傑出的風險投資家曾這樣評論：“一家美國互聯網企業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它必須要在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登陸中國市場。然而，對於一家初創企業來說，試圖同時佔領中國和美國的市場往往時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中企在滴滴uber之戰中獲勝
就算在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市場門檻依然存在，但在一個經濟體內部，人員的流動性就要好太多了。這就是梁建章提出的人口對創新起作用的另一條路徑，聚集效應。
據梁建章觀察，更具創新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分佈比製造業更加不平衡，比如在美國，大量的創新公司都集中在矽谷。而與傳統製造業不同，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效應不是相關企業相互靠近的結果，而是創新人才聚集的結果。
在梁建章看來，當有創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時，這種效應可以產生出化學反應，“在矽谷的夜晚，餐館和咖啡廳裡坐滿了身穿休閒裝的工程師，他們討論著下一次的技術突破和創業機會。”
所以，這就是大城市和產業集聚存在的意義——大城市不僅可以使人才與企業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擁有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機會。
而且，集聚效應使一種人才的網路馬太效應。如果一個區域稱為一個產業的創新中心，那麼這一中心的集聚效應將會趨於自我強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中心會越來越大，優勢也越來月明顯。
梁建章認為，東京容納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3700萬），但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統並未使其出現嚴重的交通擁堵，良好的城市規劃也可以解決環境污染、資源消耗等所謂的“城市病”。所以，如今均擁有2300萬人口的北京和上海，作為人口大國的創新中心，居民規模還是太小了。
除了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梁建章在書裡提到的另外一種人口影響創新的方式則更有意思。
正如傳統大公司通常因為是現狀的利益既得者所以很難有顛覆性創新，企業中的老年人也會對創新產生阻擋效應。
一個員工獲得高級和有影響力職位的概率，取決於相關領域內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如果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很高，那麼年輕員工就不太可能被賦予更多的管理責任，因為高級職位已經被年長的員工佔據了。
同理，在一個國家中，人口的年齡結構可能成為影響創業的重要因素。整體結構趨於年輕的社會，為年輕人提供了更多機會來獲得創業所必需的技能；但在老齡化社會中，年輕人的晉升機會被老年人擋住了。在老齡化社會中，年輕的勞動者在組織中佔有較低層級的職位，他們所擁有的社會話語權和政治權利較少，掌握的勞動技能較低，可以支配的經濟資源也有限。所以說，伴隨著年輕人數量的減少，創新精神和創業活力都會遭到削弱。
目前可以看到的國家中，日本是個最典型的例子。
總體而言，日本的創新表現並不差，日本大公司在研發方面投入鉅資，獲得很多專利；但這些發明打多是微創新，而不是顛覆性發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斷改進數碼相機，使其體積更小、品質更好，而且具有更多功能。但是，日本人沒有能夠產生顛覆性的發明，比如iPhone。
但事實上，日本公司並非一直都是這種表現。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時，日本企業非常具有創造力，並產生了諸多革命性的發明，比如隨身聽、數碼相機和遊戲機控制台。
就算是遭遇金融危機和美國擠壓，但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持續時間超過10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至今也維持著大額順差。隨著日本經濟停滯已經超過25年，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真正導致日本經濟增長停滯的罪魁禍首，是人口的老齡化和創業精神的缺失。
中國人可以多生！
作為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自2006年赴美攻讀經濟學博士後，便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學術研究上，不僅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多篇關於人口、創新、創業和勞動生產力等主題的勞動經濟學論文，而且在各大媒體上頻頻發聲，身體力行推動國家政策和人們觀念的轉變。此前梁建章另一本名為《中國人可以多生！》的書，更是當時中國內地公開出版的直接指出獨生子女政策存在不合理的第一本書。
對於鼓勵生育，梁建章從來就不乏抓人眼球的觀點和表述。比如，他提倡女兒跟媽媽姓，淡化只有男性才能傳宗接代的世俗觀念；他稱頌女性能力，認為女性一旦走到企業頂層，投資回報和創造力比男性更高；他曾公開表示可允許女生20歲大學畢業，這樣就可以在25歲前生完兩個小孩，家庭事業兩不耽誤；2014年時，攜程更是宣佈可以為員工提供零利率、最長貸款時限為10年的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貸款。
而在剛剛面世的這本新書中，梁建章在大談人口與創新的關係之餘，也將視角延展至與人口相關的更廣泛議題。
《人口創新力》一書作者梁建章、黃文政與經濟學家林毅夫等人
在談及生育觀念轉變時，梁建章認為，束縛東亞女性越生越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亞國家對於非婚生子女的禁忌。
在談及女性不願意結婚的原因時，梁建章說，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不願嫁給受教育程度不高、欠成熟、經常沉迷於電子遊戲的年輕男性；而在資訊技術領域，虛擬實境技術的突破可以提供廉價而又真實的性體驗，也將進一步削弱人們的結婚意願。
對於人口增長所需的自然資源，梁建章樂觀地認為，由於現代經濟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很少，所以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制約，已不再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對於解決諸如全球變暖之類的問題，創新會顯得更為重要。
而對於公共設施的稀缺，梁建章則以旅遊景點為例，認為人潮洶湧只是節假日的個別現象，增加設施對旅遊景點來說不會有很好的回報，因為這些設施在大部分時間裡供大於求。但實際上，人口眾多對旅遊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從長遠來看，更多需求會帶來更多投資，從而建立更多更好的景點。
很多人會認為，提高教育水準和教育品質，才是推動創新的源動力，但梁建章對教育問題有著不同看法。他認為，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教育方式對創新可以產生影響，教育知識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一個人能否可以成為一個創新者或者企業家，似乎純粹是碰運氣的事情；所以說，高等教育水準在某種程度上是創新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即不是教育到位就一定可以提升國家的顛覆性創新能力，但要想促使創新湧現，大規模的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在這一問題上，梁建章還用了中國的籃球建設和足球建設舉例。梁建章說，中國的籃球建設要比足球建設成功，但足球和籃球選拔人才是不同的兩種方式：對於籃球，政府可以集中資源全力訓練那些依據身高被選拔出來的少數者，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並不適合足球，因為很難預測到底誰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足球運動員，所以必須擴大青少年參與訓練的範圍。
此外，對於低生育率可以減少失業這一論斷，梁建章也進行了駁斥。在他看來，這一假設只可能在很短的一個時間內成立，因為有些工作需要資本投資。但除非存在很嚴格的監管，否則，就業市場是非常靈活的，它會不斷地自我消化調整。當更多人出生時，雖然創造了更多的勞動力供應，但也創造了更多需求。
而對於人工智慧是否會導致失業這一問題，梁建章的態度則較為謹慎保守。他認為，從長遠看，即使大部分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慧取代，未來仍會有許多與創新有關的工作機會屬於人類。尤其是有關創新的工作將一直由人類完成，而人類也不會允許人工智慧自行進行創新。
山西某飯店的機器人傳菜生
前路漫漫
梁建章對促進生育的呼籲也不是沒有原因，根據年初統計局發佈的報告資料顯示，自放開二胎之後，2017年全年中國新生兒數量約為1700萬，這比衛計委此前預估的2300萬相比少了600萬，甚至與政府預估的最低線2000萬還有著300萬的距離。
而就像梁建章在其4月23日的新書發佈會上所說的那樣，要想扭轉國人對於生育的態度是件很難的事情，中國女性的生育痛苦指數是全世界最高的，機會成本也是最高的，但這件事因為影響太重大了，所以硬著頭皮還是必須要做。
對此，梁建章在自己的新書裡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政策構想和建議，具體如下：
繼續推動城市化建設和大城市化，取消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
在教育方面大力學習美國推進自主招生，或縮短學制，比如取消中考，將原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改為包含高中階段在內的十年制義務教育；
通過多種手段和措施推動移民政策的放寬，積極引入移民；
在生育政策上，完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生育，取消社會撫養費，取消生育審批制度；
仿照發達國家，對養育家庭給予財力支援，可以按孩子數量抵稅，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也可按孩子實行累進制，貴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托兒所和幼稚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在法律法規上取消對非婚生育的歧視，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權益。
前一段時間，日本《旅行青蛙》大火，曾有消息說，該遊戲其實是由日本生育部門聯合遊戲公司開發，目的是找到潛在的生育意向強的年輕人，如果連續玩這款遊戲超過一周，後臺會發你一封長信，鼓勵你親自生娃。
事實證明，這條消息是假的，但即便如此，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政府已經切切實實地在採取各種辦法鼓勵生育了，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未完全放開。
三十多年前，對國富民強有著無限憧憬的中國人紛紛響應國家號召，“少生優生，幸福一生”；但近些年放開二胎的過程也證明，這一次，中國婦女似乎不會太容易被迅速鼓動。甚至還有人指出，中國的問題不是生完一胎的婦女不生二胎，而是很多婦女連一胎都不願意生。
無論如何，政府如果真的認為人口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關頭，那麼，想要徹底扭轉現狀，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采寫/觀察者網 吳婭坤）
是當前中國這一數值的三倍多。全球範圍內生育率的整體下降有著許多原因，比如婦女受教育水準的提高和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對子女贍養的需求降低，現代避孕措施的普及以及現代生活方式（娛樂和工作）擠壓了養育孩子的時間等。
但比現象和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的結果和影響。在新的人口形勢下，現代社會出現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比如勞動力短缺、老齡化以及經濟活力下降等。而梁建章等人認為，這一系列問題中最根本，也最不可彌補的一個弊端，就是生育率下降會導致整個社會創業精神和創新活力的減弱。
少子化殺死創新力
200多年前，亞當•斯密發現專業化和貿易是提高經濟效率的主要因素；100多年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創新和創業是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而如今，在政府和政策的引導之下，其他一些對於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國家富裕有著重要作用的因素，正在中等以上收入國家內一一實現，比如穩定的政府、產權保護、良好的基礎設施、健全的金融體系和貿易開放。只有創新能力，成為橫亙於中等收入國家通往高收入國家道路上的最大阻礙。
梁建章等人通過對各種測量創新能力方法的考察發現，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全球創新的速度是穩定和略微加速的，但創新難度卻越來越大，這是因為，人類的知識就像一個巨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大，使得後來者更難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發明家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跨學科的合作也在創新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但從人的身體條件來看，二三十歲是身體最健壯、精力最旺盛、感知能力最強的階段，所以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角度，都能得出“需要艱苦工作和冒險行為的顛覆性創新活動更適合年輕人”這一結論。
將上述兩個因素疊加可以發現，開展顛覆性創新和創業活動的黃金視窗期正在變得越來越短。
那麼，影響創新的最主要因素是什麼呢？梁建章認為是人口。
著名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將自己的企業戰略成功五要素應用於國家戰略，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要想成功需要具備四個要素：稟賦、需求、零部件產業以及競爭。
在梁建章看來，上述四要素實際上都與人口有關。人口眾多意味著龐大的人才儲備庫和規模巨大的本地市場，即稟賦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場也可以催生更加發達和完整的零部件產業；此外，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市場科以培育更多的競爭者。因此，大量人口似乎是進行創新活動的最重要優勢來源。
對於人口如何影響創新，梁建章提出了三種管道：規模效應、聚集效應、老齡化效應。
規模效應是指，作為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結果，生產100萬件商品的單位成本會遠低於生產1000件商品的單位成本，所以，當一個市場非常龐大時，會非常有利於產業和經濟的發展。
此外，就算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往往也只能在本地取得成功後，才會擁有開拓全球市場的能力。
以中美為例，通常情況下，當美國創新者來到中國市場時，往往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因為依託龐大的本土市場，此時中國企業已經成長為強大的領先者。
一位傑出的風險投資家曾這樣評論：“一家美國互聯網企業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它必須要在進入美國市場的同時登陸中國市場。然而，對於一家初創企業來說，試圖同時佔領中國和美國的市場往往時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中企在滴滴uber之戰中獲勝
就算在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市場門檻依然存在，但在一個經濟體內部，人員的流動性就要好太多了。這就是梁建章提出的人口對創新起作用的另一條路徑，聚集效應。
據梁建章觀察，更具創新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分佈比製造業更加不平衡，比如在美國，大量的創新公司都集中在矽谷。而與傳統製造業不同，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效應不是相關企業相互靠近的結果，而是創新人才聚集的結果。
在梁建章看來，當有創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時，這種效應可以產生出化學反應，“在矽谷的夜晚，餐館和咖啡廳裡坐滿了身穿休閒裝的工程師，他們討論著下一次的技術突破和創業機會。”
所以，這就是大城市和產業集聚存在的意義——大城市不僅可以使人才與企業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擁有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才一起工作的機會。
而且，集聚效應使一種人才的網路馬太效應。如果一個區域稱為一個產業的創新中心，那麼這一中心的集聚效應將會趨於自我強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中心會越來越大，優勢也越來月明顯。
梁建章認為，東京容納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3700萬），但非常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統並未使其出現嚴重的交通擁堵，良好的城市規劃也可以解決環境污染、資源消耗等所謂的“城市病”。所以，如今均擁有2300萬人口的北京和上海，作為人口大國的創新中心，居民規模還是太小了。
除了規模效應和聚集效應，梁建章在書裡提到的另外一種人口影響創新的方式則更有意思。
正如傳統大公司通常因為是現狀的利益既得者所以很難有顛覆性創新，企業中的老年人也會對創新產生阻擋效應。
一個員工獲得高級和有影響力職位的概率，取決於相關領域內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如果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很高，那麼年輕員工就不太可能被賦予更多的管理責任，因為高級職位已經被年長的員工佔據了。
同理，在一個國家中，人口的年齡結構可能成為影響創業的重要因素。整體結構趨於年輕的社會，為年輕人提供了更多機會來獲得創業所必需的技能；但在老齡化社會中，年輕人的晉升機會被老年人擋住了。在老齡化社會中，年輕的勞動者在組織中佔有較低層級的職位，他們所擁有的社會話語權和政治權利較少，掌握的勞動技能較低，可以支配的經濟資源也有限。所以說，伴隨著年輕人數量的減少，創新精神和創業活力都會遭到削弱。
目前可以看到的國家中，日本是個最典型的例子。
總體而言，日本的創新表現並不差，日本大公司在研發方面投入鉅資，獲得很多專利；但這些發明打多是微創新，而不是顛覆性發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斷改進數碼相機，使其體積更小、品質更好，而且具有更多功能。但是，日本人沒有能夠產生顛覆性的發明，比如iPhone。
但事實上，日本公司並非一直都是這種表現。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時，日本企業非常具有創造力，並產生了諸多革命性的發明，比如隨身聽、數碼相機和遊戲機控制台。
就算是遭遇金融危機和美國擠壓，但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持續時間超過10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至今也維持著大額順差。隨著日本經濟停滯已經超過25年，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真正導致日本經濟增長停滯的罪魁禍首，是人口的老齡化和創業精神的缺失。
中國人可以多生！
作為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自2006年赴美攻讀經濟學博士後，便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學術研究上，不僅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過多篇關於人口、創新、創業和勞動生產力等主題的勞動經濟學論文，而且在各大媒體上頻頻發聲，身體力行推動國家政策和人們觀念的轉變。此前梁建章另一本名為《中國人可以多生！》的書，更是當時中國內地公開出版的直接指出獨生子女政策存在不合理的第一本書。
對於鼓勵生育，梁建章從來就不乏抓人眼球的觀點和表述。比如，他提倡女兒跟媽媽姓，淡化只有男性才能傳宗接代的世俗觀念；他稱頌女性能力，認為女性一旦走到企業頂層，投資回報和創造力比男性更高；他曾公開表示可允許女生20歲大學畢業，這樣就可以在25歲前生完兩個小孩，家庭事業兩不耽誤；2014年時，攜程更是宣佈可以為員工提供零利率、最長貸款時限為10年的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貸款。
而在剛剛面世的這本新書中，梁建章在大談人口與創新的關係之餘，也將視角延展至與人口相關的更廣泛議題。
《人口創新力》一書作者梁建章、黃文政與經濟學家林毅夫等人
在談及生育觀念轉變時，梁建章認為，束縛東亞女性越生越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亞國家對於非婚生子女的禁忌。
在談及女性不願意結婚的原因時，梁建章說，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不願嫁給受教育程度不高、欠成熟、經常沉迷於電子遊戲的年輕男性；而在資訊技術領域，虛擬實境技術的突破可以提供廉價而又真實的性體驗，也將進一步削弱人們的結婚意願。
對於人口增長所需的自然資源，梁建章樂觀地認為，由於現代經濟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很少，所以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制約，已不再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對於解決諸如全球變暖之類的問題，創新會顯得更為重要。
而對於公共設施的稀缺，梁建章則以旅遊景點為例，認為人潮洶湧只是節假日的個別現象，增加設施對旅遊景點來說不會有很好的回報，因為這些設施在大部分時間裡供大於求。但實際上，人口眾多對旅遊業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從長遠來看，更多需求會帶來更多投資，從而建立更多更好的景點。
很多人會認為，提高教育水準和教育品質，才是推動創新的源動力，但梁建章對教育問題有著不同看法。他認為，幾乎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教育方式對創新可以產生影響，教育知識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一個人能否可以成為一個創新者或者企業家，似乎純粹是碰運氣的事情；所以說，高等教育水準在某種程度上是創新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即不是教育到位就一定可以提升國家的顛覆性創新能力，但要想促使創新湧現，大規模的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在這一問題上，梁建章還用了中國的籃球建設和足球建設舉例。梁建章說，中國的籃球建設要比足球建設成功，但足球和籃球選拔人才是不同的兩種方式：對於籃球，政府可以集中資源全力訓練那些依據身高被選拔出來的少數者，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並不適合足球，因為很難預測到底誰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足球運動員，所以必須擴大青少年參與訓練的範圍。
此外，對於低生育率可以減少失業這一論斷，梁建章也進行了駁斥。在他看來，這一假設只可能在很短的一個時間內成立，因為有些工作需要資本投資。但除非存在很嚴格的監管，否則，就業市場是非常靈活的，它會不斷地自我消化調整。當更多人出生時，雖然創造了更多的勞動力供應，但也創造了更多需求。
而對於人工智慧是否會導致失業這一問題，梁建章的態度則較為謹慎保守。他認為，從長遠看，即使大部分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慧取代，未來仍會有許多與創新有關的工作機會屬於人類。尤其是有關創新的工作將一直由人類完成，而人類也不會允許人工智慧自行進行創新。
山西某飯店的機器人傳菜生
前路漫漫
梁建章對促進生育的呼籲也不是沒有原因，根據年初統計局發佈的報告資料顯示，自放開二胎之後，2017年全年中國新生兒數量約為1700萬，這比衛計委此前預估的2300萬相比少了600萬，甚至與政府預估的最低線2000萬還有著300萬的距離。
而就像梁建章在其4月23日的新書發佈會上所說的那樣，要想扭轉國人對於生育的態度是件很難的事情，中國女性的生育痛苦指數是全世界最高的，機會成本也是最高的，但這件事因為影響太重大了，所以硬著頭皮還是必須要做。
對此，梁建章在自己的新書裡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政策構想和建議，具體如下：
繼續推動城市化建設和大城市化，取消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
在教育方面大力學習美國推進自主招生，或縮短學制，比如取消中考，將原先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改為包含高中階段在內的十年制義務教育；
通過多種手段和措施推動移民政策的放寬，積極引入移民；
在生育政策上，完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生育，取消社會撫養費，取消生育審批制度；
仿照發達國家，對養育家庭給予財力支援，可以按孩子數量抵稅，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也可按孩子實行累進制，貴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托兒所和幼稚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在法律法規上取消對非婚生育的歧視，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權益。
前一段時間，日本《旅行青蛙》大火，曾有消息說，該遊戲其實是由日本生育部門聯合遊戲公司開發，目的是找到潛在的生育意向強的年輕人，如果連續玩這款遊戲超過一周，後臺會發你一封長信，鼓勵你親自生娃。
事實證明，這條消息是假的，但即便如此，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政府已經切切實實地在採取各種辦法鼓勵生育了，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未完全放開。
三十多年前，對國富民強有著無限憧憬的中國人紛紛響應國家號召，“少生優生，幸福一生”；但近些年放開二胎的過程也證明，這一次，中國婦女似乎不會太容易被迅速鼓動。甚至還有人指出，中國的問題不是生完一胎的婦女不生二胎，而是很多婦女連一胎都不願意生。
無論如何，政府如果真的認為人口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關頭，那麼，想要徹底扭轉現狀，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
（采寫/觀察者網 吳婭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