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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真相:到底是張獻忠屠四川,還是清軍屠四川?

作者:曾磊 選自:一枚明粉

明末清初, 張獻忠的大西軍、南明抗清武裝、清軍在四川混戰長達十幾年, 造成了大量人口損失。 在民間社會中, 長期以來“張獻忠屠蜀”之說廣泛流行。 清朝滅亡後, 對張獻忠是否屠蜀的爭論一直存在。 在當今中國, 一部分輿論認為張獻忠屠蜀是清朝偽造的謊言, 四川大部分人口是為清軍所殺, 很多歷史知識缺乏的網友相信了這種觀點, 他們甚至鼓吹清軍屠殺了七千萬人以上, 這種觀點嚴重缺乏史料的支援, 在根本上是錯誤的。

明末清初四川的形勢

崇禎皇帝統治後期,

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已搖搖欲墜, 以“搖黃十三家”為代表的地方性的農民起義層出不窮。 在這種形勢下, 張獻忠農民起義軍準備進入四川建立根據地。 崇禎十六年二月, 張獻忠大西農民軍沿江而上, 水陸並進, 于當年二月攻入四川, 佔領萬縣。 當年六月, 張獻忠軍隊佔領重慶, 八月, 張獻忠農民軍佔領成都, 明王朝在四川的統治趨於瓦解。

張獻忠佔領四川後, 建立了國號為大西的政權。 建立政權後, 張獻忠沒有採取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 反而犯下了嚴重錯誤, 他把同極少數死心塌地為明王朝殉葬的大地主、大官僚之間的矛盾擴張到一般官紳地主甚至是普通百姓身上, 例如他在大順二年十一月就藉口舉行特科, 將控制地區的大量生員聚集到成都,

找藉口全部處死[1]。 張獻忠的這種錯誤舉動激發了社會矛盾, 導致不少官紳地主組織武裝, 在打著復興明朝的旗號下, 與張獻忠政權為敵。

在張獻忠政權和明朝殘餘勢力爭奪四川的同時, 中國北方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崇禎十七年三月, 李自成農民軍攻佔北京建立大順政權, 四月, 駐守山海關的明朝大將吳三桂反叛, 引清軍入關, 農民軍遭受嚴重挫敗, 退出了北京城。 新興的滿洲貴族和明朝大官僚、大軍閥、大地主在替崇禎皇帝復仇的旗號下迅速勾結起來, 發動全國性戰爭, 成為明朝殘餘勢力與農民軍的最危險的敵人。

清軍在四川的征戰過程與屠蜀之可能性

順治二年十一月, 清攝政王多爾袞任命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 同左翼固山額真巴顏、右翼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等率兵出征四川, 三年, 又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加入作戰序列。 順治三年十月, 駐防漢中的張獻忠部將劉進忠叛投清朝, 帶領清軍入蜀, 川北大門洞開此時,

張獻忠已於該年八月率軍轉移, 十一月, 清、獻雙方在四川西充鳳凰山遭遇, 張獻忠在毫無預警的條件下出營巡查, 被清軍前鋒所殺, 隨後, 清軍對防備鬆懈的大西軍進行突然襲擊, 大西軍猝不及, 遭遇慘敗, 被迫退入雲南, 堅持抗清鬥爭。

清軍雖然取得擊殺張獻忠、擊潰大西軍的勝利, 但並沒有在四川持續作戰, 肅親王豪格很快率軍退回北京。 但是, 清政府沒有想到的是, 由於其的民族壓迫政策, 導致中原百姓的激烈反抗, 各地曾投降清朝的將領和官員也紛紛起兵抗清, 導致清軍不得不在各個戰場疲於奔命。 從順治三年到順治五年, 四川本地並沒有清軍的大規模野戰兵團存在, 直到順治五年四月, 清廷才派出吳三桂軍團鎮守陝西漢中,

伺機對四川發動進攻。

清軍吳三桂部出征後不久, 清山西大同總兵姜驤叛清自立, 北方清軍“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派往山西”[2], 雙方展開激烈爭奪, 而吳三桂部也長期困在陝西無法入川作戰。 直到順治八年, 清軍主力部隊尚且無法進駐四川。 順治八年九月, 吳三桂部才進駐四川, 清廷給他的命令中說:“四川逆賊盤聚, 斯民陷於水火, 茲特命爾統帥大軍, 入川征剿”[3]。 此時的四川正處在嚴重的戰亂之中, 據順治五年, 四川巡撫李國英向朝廷報告說:

不意王駕凱旋, 寇黨又複四起, 斯時也, 職病正在危急, 兵丁死亡過半, 只得力疾持戈一死報國而已。 職正剿賊於遂射之間, 而東南鎮道職柏永馥、張勇、袁一相、董顯忠俱因無糧, 賊眾合營同來,會職聞趙逆侵犯保寧,而城中多官,求救甚急。職等酌議星夜前來解圍,候待秦兵,再圖大舉。[4]

此處提到的保寧乃今四川之閬中。清初由於四川動盪不安,清軍力量嚴重不足,因此只能將首府從成都府遷移到保寧。而此時,南明方面在四川的勢力卻已達到全盛,永曆政權建立以後,任命四川、貴州本地大量軍閥、官僚,試圖恢復失地,根據李治亭先生的研究,有四川巡撫樊一衡、四川巡按禦史錢邦芑、駐嘉定之華陽伯楊展、駐遵義之平寇伯王祥、駐龍安之定隨侯趙榮貴、駐重慶之袁韜、駐涪江之定川侯李占春等等,其餘大小明軍無數[5]。可見此時永歷朝廷在四川的勢力範圍遠遠大於清廷,這就是清軍在川中無法立足,只能退守川北的原因。由此可見,在此時無法佔據四川大片土地的清軍根本不可能展開大規模駭人聽聞的屠殺。

(清軍長時期龜縮在保寧一帶)

永歷朝廷設立的各路軍閥卻不能團結,反而展開自相殘殺,駐守重慶的袁韜設計殺死駐守嘉定的楊展,“二三年來,操戈同室”[6],再加上天災不斷,糧食緊缺,給人民造成很大災難,吳三桂趁機進兵,控制了四川的大片土地。此時,退往雲貴的大西軍余部在孫可望的領導下勢力強大,永曆皇帝退入孫可望的勢力範圍,孫趁機發動北伐,令劉文秀統帥大軍進入四川,他所統帥的由大西軍改編的明軍同其他軍閥不同,戰鬥力極強,且受到人民歡迎,吳三桂被迫退往保寧。順治九年十月,明清雙方在保寧展開大戰,劉文秀由於過分輕敵,最終被擊敗。但是,清軍損失也十分巨大,吳三桂部不得不退守漢中,根據此時李國英的奏報,連成都府都尚未在清軍控制之下,更不用談四川其他地區。

清軍退守陝西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和衡陽連續擊敗清恭順王孔有德部和敬謹親王尼堪部,清軍在主戰場遭到嚴重挫敗,包括八旗滿洲精銳在內的大量部隊損失,在全國戰場被迫收縮兵力,處於守勢。次年,李定國又從廣西出發,攻佔廣東大片土地,順治十一年,李定國發動了對肇慶新會等地的進攻,清軍尚可喜部倉促迎戰,最終將李定國擊敗,在各個抗清戰場節節勝利之時,清軍只能退守漢中,全部放棄四川,連戰略要地保甯,都讓給了南明方面。

清軍最終對四川展開進攻,是在順治十四年。該年十二月,清廷正式下達進軍西南的命令,令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同御前侍衛李國翰、固山額真墨勒根等人進軍四川,配合征南將軍趙布泰、甯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托等人,從湖南、廣西、四川三路共同進攻永曆政權。清軍吳三桂部于順治十五年二月出兵南下四川,三月佔領已放棄的保寧,該月十四日到達合州,四月佔領重慶,後進入貴州,同他部清軍匯合,永曆政權最終敗亡。此時的四川,根據巡撫李國英的奏報,“滇乾巨寇劉文秀、李定國等遣發賊黨分據蜀疆,鎮將統兵駐防諸路佈置控禦,在我版圖者皆石田瘠土,而東西南膏腴沃壤尚在化外”[7],又如四川巡按高民瞻報:“達州地方,先經歸附,九年滇寇犯川,複淪化外”[8],可見四川大部分地區尚在南明抗清勢力的控制之下。

總之,清軍在順治三年以來,長期無法實現對四川全境的全面控制,直至順治十四年清軍發佈消滅南明永曆政權的總動員令,四川才最終被清軍所佔領。不能排除清軍在四川有零星、局部的屠殺和對百姓的侵犯,但是那種全面、系統性地針對降附百姓的屠殺是無法辦到的,原因是力有未逮。

小結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的是,明末清初四川地區經歷了長期戰亂,清軍和南明抗清勢力在四川地區長期混戰,在十幾年內,沒有一個政權長期、穩固地佔領了四川地區,更談不上招攬流民、恢復農業生產,因此伴隨著戰爭而來的天災和人禍長期威脅著四川百姓的生存,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損失,因此,清軍和南明抗清武裝以及各路土匪、軍閥都應對此負有責任。

清朝在入關過程中,伴隨著剃髮、圈地、逃人、投充、屠城等惡政,應該受到批判,歷史早有定論,但是網上一些不負責任的輿論無限誇大清軍入關之後的屠城,信誓旦旦地認為屠殺了數千萬人,他們用明朝泰昌初年的人口數字減去清順治年間的人口統計數字,無視在此期間清軍、明軍、農民起義軍在全國進行了長期混戰,各種原因都可導致百姓大量死亡,更忽視了封建王朝的人口統計主要是為了徵收賦稅,而豪強地主隱匿依附人口、于深山開墾的流民等因素都可能導致人口統計資料的不準確,因此將明末清初的所有人口損失的責任都歸到清軍身上顯然是不公允的。

應該看到,清軍在入關之後,的確在同南明抗清勢力的衝突中,多所殘戮,尤其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屠殺是不能為之粉飾的,但是清軍對已降附之人民,雖然有零星的侵犯,但不存在系統性的、滅絕人性的屠殺,這種駭人聽聞的屠殺不僅難以辦到,而且殘殺之後所帶來的瘟疫等人禍以及對社會生產的破壞更為嚴重,難以想像清朝在這種條件下如何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經濟,鞏固統治,這也是同其確立全國性統治的目標向矛盾。但是當今中國網路上和民間存在著一股不健康的錯誤輿論,其以鼓吹“清朝非中國”為幌子,宣揚大漢族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將反對的聲音都扣為“滿遺”,挑起社會對立情緒,而清軍屠殺四川這一話題恰恰是這種輿論的一個中心議題,一些人甚至宣揚僅在四川本地就屠殺了七千萬人,在他們看來,清軍在全國至少屠殺了上億人口,對此類不負責任的言論應該予以嚴肅的批判。

賊眾合營同來,會職聞趙逆侵犯保寧,而城中多官,求救甚急。職等酌議星夜前來解圍,候待秦兵,再圖大舉。[4]

此處提到的保寧乃今四川之閬中。清初由於四川動盪不安,清軍力量嚴重不足,因此只能將首府從成都府遷移到保寧。而此時,南明方面在四川的勢力卻已達到全盛,永曆政權建立以後,任命四川、貴州本地大量軍閥、官僚,試圖恢復失地,根據李治亭先生的研究,有四川巡撫樊一衡、四川巡按禦史錢邦芑、駐嘉定之華陽伯楊展、駐遵義之平寇伯王祥、駐龍安之定隨侯趙榮貴、駐重慶之袁韜、駐涪江之定川侯李占春等等,其餘大小明軍無數[5]。可見此時永歷朝廷在四川的勢力範圍遠遠大於清廷,這就是清軍在川中無法立足,只能退守川北的原因。由此可見,在此時無法佔據四川大片土地的清軍根本不可能展開大規模駭人聽聞的屠殺。

(清軍長時期龜縮在保寧一帶)

永歷朝廷設立的各路軍閥卻不能團結,反而展開自相殘殺,駐守重慶的袁韜設計殺死駐守嘉定的楊展,“二三年來,操戈同室”[6],再加上天災不斷,糧食緊缺,給人民造成很大災難,吳三桂趁機進兵,控制了四川的大片土地。此時,退往雲貴的大西軍余部在孫可望的領導下勢力強大,永曆皇帝退入孫可望的勢力範圍,孫趁機發動北伐,令劉文秀統帥大軍進入四川,他所統帥的由大西軍改編的明軍同其他軍閥不同,戰鬥力極強,且受到人民歡迎,吳三桂被迫退往保寧。順治九年十月,明清雙方在保寧展開大戰,劉文秀由於過分輕敵,最終被擊敗。但是,清軍損失也十分巨大,吳三桂部不得不退守漢中,根據此時李國英的奏報,連成都府都尚未在清軍控制之下,更不用談四川其他地區。

清軍退守陝西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和衡陽連續擊敗清恭順王孔有德部和敬謹親王尼堪部,清軍在主戰場遭到嚴重挫敗,包括八旗滿洲精銳在內的大量部隊損失,在全國戰場被迫收縮兵力,處於守勢。次年,李定國又從廣西出發,攻佔廣東大片土地,順治十一年,李定國發動了對肇慶新會等地的進攻,清軍尚可喜部倉促迎戰,最終將李定國擊敗,在各個抗清戰場節節勝利之時,清軍只能退守漢中,全部放棄四川,連戰略要地保甯,都讓給了南明方面。

清軍最終對四川展開進攻,是在順治十四年。該年十二月,清廷正式下達進軍西南的命令,令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同御前侍衛李國翰、固山額真墨勒根等人進軍四川,配合征南將軍趙布泰、甯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托等人,從湖南、廣西、四川三路共同進攻永曆政權。清軍吳三桂部于順治十五年二月出兵南下四川,三月佔領已放棄的保寧,該月十四日到達合州,四月佔領重慶,後進入貴州,同他部清軍匯合,永曆政權最終敗亡。此時的四川,根據巡撫李國英的奏報,“滇乾巨寇劉文秀、李定國等遣發賊黨分據蜀疆,鎮將統兵駐防諸路佈置控禦,在我版圖者皆石田瘠土,而東西南膏腴沃壤尚在化外”[7],又如四川巡按高民瞻報:“達州地方,先經歸附,九年滇寇犯川,複淪化外”[8],可見四川大部分地區尚在南明抗清勢力的控制之下。

總之,清軍在順治三年以來,長期無法實現對四川全境的全面控制,直至順治十四年清軍發佈消滅南明永曆政權的總動員令,四川才最終被清軍所佔領。不能排除清軍在四川有零星、局部的屠殺和對百姓的侵犯,但是那種全面、系統性地針對降附百姓的屠殺是無法辦到的,原因是力有未逮。

小結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的是,明末清初四川地區經歷了長期戰亂,清軍和南明抗清勢力在四川地區長期混戰,在十幾年內,沒有一個政權長期、穩固地佔領了四川地區,更談不上招攬流民、恢復農業生產,因此伴隨著戰爭而來的天災和人禍長期威脅著四川百姓的生存,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損失,因此,清軍和南明抗清武裝以及各路土匪、軍閥都應對此負有責任。

清朝在入關過程中,伴隨著剃髮、圈地、逃人、投充、屠城等惡政,應該受到批判,歷史早有定論,但是網上一些不負責任的輿論無限誇大清軍入關之後的屠城,信誓旦旦地認為屠殺了數千萬人,他們用明朝泰昌初年的人口數字減去清順治年間的人口統計數字,無視在此期間清軍、明軍、農民起義軍在全國進行了長期混戰,各種原因都可導致百姓大量死亡,更忽視了封建王朝的人口統計主要是為了徵收賦稅,而豪強地主隱匿依附人口、于深山開墾的流民等因素都可能導致人口統計資料的不準確,因此將明末清初的所有人口損失的責任都歸到清軍身上顯然是不公允的。

應該看到,清軍在入關之後,的確在同南明抗清勢力的衝突中,多所殘戮,尤其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屠殺是不能為之粉飾的,但是清軍對已降附之人民,雖然有零星的侵犯,但不存在系統性的、滅絕人性的屠殺,這種駭人聽聞的屠殺不僅難以辦到,而且殘殺之後所帶來的瘟疫等人禍以及對社會生產的破壞更為嚴重,難以想像清朝在這種條件下如何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經濟,鞏固統治,這也是同其確立全國性統治的目標向矛盾。但是當今中國網路上和民間存在著一股不健康的錯誤輿論,其以鼓吹“清朝非中國”為幌子,宣揚大漢族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將反對的聲音都扣為“滿遺”,挑起社會對立情緒,而清軍屠殺四川這一話題恰恰是這種輿論的一個中心議題,一些人甚至宣揚僅在四川本地就屠殺了七千萬人,在他們看來,清軍在全國至少屠殺了上億人口,對此類不負責任的言論應該予以嚴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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