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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帶我們瞭解世界,又使我們認識自身所在

新京報製圖/高俊夫

素材來源於《四季啊, 慢慢走》《雲中的風鈴》

在鄉村長大的孩子幾乎都有這樣的記憶:春天挖野菜, 秋天摘野果,

夏天在河裡摸幾條魚, 如果靠著山, 雨後還可以去采蘑菇。 因為就在那一個地方長大, 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 每種東西叫什麼土名, 仿佛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

當現代化、城市化的生活席捲整個世界, 有太多新事物新知識顯得更為重要, 等著人們去學習。 於是, 我們有點不知道如何去安放那份鄉土經驗, 它是孩子歡樂而無用的“瞎玩”?是落後的生產生活方式?是樸素的生物科學知識?抑或是帶有詩意的田園牧歌?總之, 它好像不太能融於當下的生活和對未來的想像, 顯得有些遙遠和生疏。

安於一地, 記下所見的自然萬物

18世紀的英國, 一位安靜、敦厚的牧師吉伯特·懷特回到他的家鄉——漢普郡的塞爾伯恩村定居, 從此不出遠門。

他對自然滿懷熱忱, 幾乎把所有精力都用於觀察和記錄塞爾伯恩的自然風物、鳥獸魚蟲, 他將自己的觀察研究所得, 寫進了給兩位有共同愛好的朋友的信劄。 寫這些信時, 懷特並未想過要將其出版, 他只是忠實而饒有興味地記下蒼頭燕雀為何會在冬天雌雄分飛, 如何區分不列顛的柳鷦鷯, 以及有著八隻小崽的鼠巢是怎樣的緊實。

這些信件在1789年以《塞爾伯恩博物志》為名結集出版後, 成為英國18世紀文學史和博物學史上的經典, 據稱是英語世界“印刷頻率第四”的圖書, 影響過包括達爾文和亨利·梭羅在內的許多後世名人。

但這些追加於其上的光環, 其實反倒折損了《塞爾伯恩博物志》本來的好處。 懷特當年觀察身邊鳥獸、寫下這些文字時,

沒有任何堪稱遠大或形而上的追求, 他只是依從自己的愛好, 並為之投入了足夠的時間和切實的工作。 所有後世的褒獎都是遲來的饋贈, 僅是在提醒遲鈍的人們, 安於一地做這樣的事是有意義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物學文化宣導者劉華傑說, “這個傳統最早就是懷特, 懷特做得很好, 關鍵是它可以推廣, 因為它是從本地做起, 就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唯一的障礙就是調動你的興趣。 ”

在懷特之後, 我們沿著這個傳統, 還能讀到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中對荒棄的沙鄉農場極為動人的敘述, 以及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記下的他在湖畔小木屋度過的極簡生活, 或許還有英國鄉村女教師伊蒂絲·霍爾登以手繪插畫和日誌體完成的《一九〇六:英倫鄉野手記》。

雖然相距萬里、風物殊異, 但這些誕生于英美鄉間的作品被翻譯到中國之後, 都受到了讀者的喜愛。 不說像《瓦爾登湖》這樣風行一時有數十個版本之多, 2016年出版的《一九〇六:英倫鄉野手記》也已重印數次。 那些對草木鳥蟲生活的觀察和摹寫, 是穿過語言與生境的雙重阻隔之後, 也依然動人的。

可是, 即便是對這些經典自然書寫的接受, 也帶有幾分“距離造就美”的意味。 我們不介意書中陌生的地名和物種名詞, 是因為傾向於把它當成一種理念或美感來閱讀。 其中隱現著現代人的一種典型認知結構和價值觀:能讀懂海外作品和專業行話, 卻不瞭解身邊一草一木的名字;嚮往環球旅行和走遍大千世界,

卻往往無視自己腳下的寸土。

中國的“在地書寫”和自然手冊都還太少

正因如此, 那些紮根於本鄉本土的國內博物愛好者和他們的原創作品, 分外值得推重。

近幾年博物自然類圖書的出版形成了一股潮流, 其中翻譯的國外作品占了大多數。 許多優秀的外版好書得以及時引進, 這當然很好, 但據商務印書館博物自然類圖書策劃編輯余節弘介紹, 目前在科學繪畫等題材上, 已經有重複出版的現象, 這是因為大量博物畫都已經進入公版領域, 取得途徑很方便, 很多出版社都願意出版這樣的書。 像約翰·古爾德、奧杜邦等人的鳥類繪畫作品, 市面上都能找到多個不同版本。

在劉華傑看來,這樣的書“過一段時間人們就會煩了,因為路線差不多”,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本土化。“人家畫的天堂鳥再好,跟你也沒什麼大關係,看一下就可以了。我們身邊的鳥也很多,但是對它們細節的展示都沒有,比如麻雀,誰拍過很好的麻雀?”

像《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路亞記》這樣的作品,所記錄的是北京城區和周邊就生長著的款冬、堇菜、馬口魚……它們不像大熊貓、東北虎那樣具有明星效應的物種,很少引人注意。因為關注物件的不知名、筆記記錄的形式也缺少“深度”和“重大意義”,這些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關注和肯定。

深圳本土自然作家、出版人南兆旭在2016年發起了中國首個自然好書評選活動“大鵬自然好書獎”,他說,自己在單項獎中特意設立了一個獎項叫“在地關懷獎”,就是為了提倡和支持具有在地性的自然寫作,“我覺得我們國內現在不缺乏對宏大題材的寫作,比如寫大熊貓的書可能有好多種,青藏高原自然記錄也有好多種。反而對你自己生活的地方的自然記錄,這種書非常得稀少。所以我特別主張‘在地關懷’的寫作,如果能把你生活的地方的生命萬物記錄下來,能把城鎮化過程中,人和自然界關係相互進退甚至相互傷害這個狀況記錄下來,我覺得是特別棒的。整個中國在這一塊相對還是缺乏的。”

為什麼比起遠方之美,在我們身邊的普通生靈有著特別的意義?這關乎情感,關乎價值取向。“你能見到,你能接觸得到,這樣你才對這個物種有更深的感觸”,在編輯身份之外也是一位資深博物愛好者的余節弘認為,博物最該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知之愈深,愛之彌堅”,在觀察和認識身邊草木蟲魚的過程中,人能與它們建立起細微而明確的情感關聯,而這種對一方鄉土樸素扎實的感情,正是在都市中生活的人往往缺失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親近自然是很多人都具有的興趣。人在看到一叢好看的野花、一隻特別的昆蟲時,往往都會問“這是什麼”,但如果很難找到答案,那原有的一點興趣也就沒有了更進一步的機會。對於初步的愛好者來說,按照檢索表查植物志並不現實,各種識花APP準確度有限且不能提供系統性的比照,若能有一本有限地域範圍內方便、易讀的手冊圖鑒,是特別實用的事。比如現在很多大學校園都有了自己的植物手冊,《燕園草木》《南開花事》《珞珈山植物原色圖譜》……這些學校裡的學生如果有興趣,就可以通過圖冊中的照片和具體定位來辨識植物。

但總體情況,中國面向公眾的自然手冊品類非常短缺。各個省份都無法保證有一本,更不用說市縣、公園。劉華傑說,像北京的各植物園、公園、保護區,都應該組織編寫自己的基本手冊,以中國的生態多樣性程度,“出幾百本、一千本也沒有問題”。現在,有一些年輕的生物學者和自然愛好者正在做這樣的工作,比如《中國常見植物野外識別手冊》《中國野鳥》等都在編寫過程中,但積累和完成的過程仍然需要時間。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妍

在劉華傑看來,這樣的書“過一段時間人們就會煩了,因為路線差不多”,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本土化。“人家畫的天堂鳥再好,跟你也沒什麼大關係,看一下就可以了。我們身邊的鳥也很多,但是對它們細節的展示都沒有,比如麻雀,誰拍過很好的麻雀?”

像《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路亞記》這樣的作品,所記錄的是北京城區和周邊就生長著的款冬、堇菜、馬口魚……它們不像大熊貓、東北虎那樣具有明星效應的物種,很少引人注意。因為關注物件的不知名、筆記記錄的形式也缺少“深度”和“重大意義”,這些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關注和肯定。

深圳本土自然作家、出版人南兆旭在2016年發起了中國首個自然好書評選活動“大鵬自然好書獎”,他說,自己在單項獎中特意設立了一個獎項叫“在地關懷獎”,就是為了提倡和支持具有在地性的自然寫作,“我覺得我們國內現在不缺乏對宏大題材的寫作,比如寫大熊貓的書可能有好多種,青藏高原自然記錄也有好多種。反而對你自己生活的地方的自然記錄,這種書非常得稀少。所以我特別主張‘在地關懷’的寫作,如果能把你生活的地方的生命萬物記錄下來,能把城鎮化過程中,人和自然界關係相互進退甚至相互傷害這個狀況記錄下來,我覺得是特別棒的。整個中國在這一塊相對還是缺乏的。”

為什麼比起遠方之美,在我們身邊的普通生靈有著特別的意義?這關乎情感,關乎價值取向。“你能見到,你能接觸得到,這樣你才對這個物種有更深的感觸”,在編輯身份之外也是一位資深博物愛好者的余節弘認為,博物最該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知之愈深,愛之彌堅”,在觀察和認識身邊草木蟲魚的過程中,人能與它們建立起細微而明確的情感關聯,而這種對一方鄉土樸素扎實的感情,正是在都市中生活的人往往缺失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親近自然是很多人都具有的興趣。人在看到一叢好看的野花、一隻特別的昆蟲時,往往都會問“這是什麼”,但如果很難找到答案,那原有的一點興趣也就沒有了更進一步的機會。對於初步的愛好者來說,按照檢索表查植物志並不現實,各種識花APP準確度有限且不能提供系統性的比照,若能有一本有限地域範圍內方便、易讀的手冊圖鑒,是特別實用的事。比如現在很多大學校園都有了自己的植物手冊,《燕園草木》《南開花事》《珞珈山植物原色圖譜》……這些學校裡的學生如果有興趣,就可以通過圖冊中的照片和具體定位來辨識植物。

但總體情況,中國面向公眾的自然手冊品類非常短缺。各個省份都無法保證有一本,更不用說市縣、公園。劉華傑說,像北京的各植物園、公園、保護區,都應該組織編寫自己的基本手冊,以中國的生態多樣性程度,“出幾百本、一千本也沒有問題”。現在,有一些年輕的生物學者和自然愛好者正在做這樣的工作,比如《中國常見植物野外識別手冊》《中國野鳥》等都在編寫過程中,但積累和完成的過程仍然需要時間。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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