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歐陽曉紅 王雅潔 這是一場關於管資本、國有經濟退與進、人力資本的“爭鋒論劍”。 34年後， 堪稱歷史棱鏡的莫干山會議首次在北京西山臥佛山莊召開。
2018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其既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也是全面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局之年。 這樣的時刻， 北京“開講”莫干山論壇的春天故事， 不乏其特殊意味。
此次論壇由莫干山研究院、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 主題為國企改革——探討新時代下的中國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路徑。
“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事業的理論前提和思想引領， 莫干山會議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 ”4月15日，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在會上如是致辭。 他說， 它不是務虛， 而是務實。 正如， 會議就“國有資產資本化、國有經濟的退與進、人力資本、管理體制、混改的本質、員工持股比例”等核心問題交鋒論劍。
會上，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 莫干山研究院名譽院長孔丹指出， 莫干山會議針對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諸多問題， 包括中青年知識份子的“學養”較現在很多知識份子而言還有距離。 但它有一個重要特點， 即問題導向， 從事實出發（為改革建言獻策）。 他認為， 國有企業其實是一種很自然的生態。 所謂“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不過是一種情況下的調整。 問題在於， 要定義國企的真正內涵與外延。
孔丹注意到， 深改委第一次會議通過文件《關於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 其中的激勵機制， 特別提及跟市場走， 這都是在逐步突破國企改革的瓶頸問題。 他說：“得找到國企改革發展的真問題啊。
而發現國企改革發展真問題， 獻計獻策， 給改革提供思路恰是莫干山會議的一貫主旨。 據莫干山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曹文煉介紹， 此次參會人員主要由“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部分代表， 和2012年以後新六屆莫干山會議的部分代表”構成。
也許因為有諸如彭森、宋志平（中國企業改革研究會會長）、孔丹、曹文煉、高尚全（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前名譽會長）、陳清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等人的蒞臨， 以及莫干山“四君子”之三的悉數到場；或是會議使命本然， 這面至今影響著中國改革的棱鏡再度折射出思想碰撞之光。
這束光來自王小魯（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常修澤（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李羅力（馬洪基金研究會理事長、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等9位發言代表的觀點交匯，
諸如， 如何管資本？從管企業到管資本， 需要怎樣的配套深化改革？何謂混合所有制的本質？什麼才是國有經濟退與進的正確姿勢？人力資本如何改？
“國有資產資本化”
從管資產到管資本，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歷程經歷了不止一輪的嬗變。
“改革開放40年， 國企改革也改了40年， 有進步但還沒到位。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陳清泰說。 他認為， 管資本為主是這一輪改革的亮點和突破口——這需要澄清認識。
演講主題為《國資改革帶動國企改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亦指出，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以管資本為主， 加強國有資產的監管”， 這是關於國企改革最重要的舉措。
“按照以管企業為主的資產管理體制、監管體制（運營）， 企業很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只有實現以管資本為主， 才能夠真正實現政企分開。 ”張卓元說。
從事過10多年國企國資監督管理工作的羅漢， 曾經的身份是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 他對“管資本”的改革方向， 有著自己的體會：“實際上， 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現代企業制度， 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四句話， 到現在也沒有完全落實。”
他舉例道，比如產權資訊，權責便有待進一步明確。再從企業管理者角度看，哪一項權利又是真正屬於管理者的？羅漢發問：“我做董事長，做總經理，可以決定什麼事情？又要負什麼責任？這些問題都尚待明確。”
“漫長的20多年間，實際上一直在‘放’和‘收’之間徘徊，改革沒有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魔咒。”陳清泰說。
在陳清泰看來，這次國有企業的再改革，其命題不是政府機構“如何改進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而是要由管企業轉為管資本為主。
那麼，如何評價“管資本”的改革效果？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提出，衡量國企國資改革是否突破，除了觀察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變化外，最重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的內部機制是否得到了轉換，是否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二是國有經濟的佈局、結構調整是否都有重大進展，“僵屍企業”和競爭性領域的劣勢企業是否退出，“有進有退”的機制是否形成。三是國有企業在行業壟斷是否被打破，
現在，依據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劉紀鵬的測算，國有淨資本大概50萬億。但在央企的地方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約120萬億。如此規模的國有資本及資產該如何管呢？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陳小洪的詰問：今天清泰主任、張卓元老師都講了管資本不要管生產，這是十三屆三中全會的一個貢獻，但它為什麼推不下去？“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是由於一些結構性矛盾沒解決，使得從管企業到管資本不好轉向。”
就如何打造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構造國資管理中間層而言，劉紀鵬這樣界定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是在國資委和實體企業之間組建的國有獨資、專門從事國有資本經營的特殊形態的法人。特點有四，即國有獨資形態、純粹控股方式，不參與具體經營、追求營利、可由國有獨資企業（集團公司）改造而來，也可新設。
劉紀鵬說，具體有三類：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企業集團公司等。實施步驟而言，構建三層次國資體系，為經營性國有資本的統一監管奠定制度性基礎；第二步，基於金融資本的特殊性，率先對其進行整合，納入國資監管體系；第三步，在前兩步基礎上，將其他行業的國資（包括文化、教育、衛生等），只要搞企業化經營，追求營利，就納入國資統一監管體系。
此外，國家資本如何進入新經濟也是一個問題。莫干山論壇發起人“四君子”之一的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黃江南對此有感而發。他說，國家資本要不要進入新經濟？它怎麼進入新經濟？國家目前對新經濟不敢長期持有，不妨效仿淡馬錫？84年莫干山會議親歷者楊沐說，像淡馬錫的機制就是只管資產，其他的不管。
那麼，何謂“四君子”？莫干山會議始作俑者系“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四人；朱、黃二人同是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系第一屆碩士、國務院技術中心經濟師；當時他倆與翁永曦、王岐山被稱為農村政策研究“四君子”，俗稱“改革四君子”。34年前的莫干山會議令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並為八十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人曰，“上山”開會成了一種榮耀。
接下來，一言以蔽之。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戰略研究處處長盛思鑫建議，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轉變，需要一些配套化深化改革。國有企業要不要承擔政策性的任務，必須有市場化的機制，如果沒有機制，軟約束、硬約束的問題均難以解決。
“混合所有制在於引入市場機制”
怎樣的一個機制呢？這便引出了關於混合所有制本質的思辨。
“混合所有制的意義在於引入市場機制。”宋志平說。像央企有79%的資產都在上市公司。上完市便是混合所有制了——實際從國有企業的體制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帶來了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動力，使之快速發展。
而在高尚全看來，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社會體制。“要弄清楚混合所有制是2003年中央的檔提出來的，並非現在。”
“其實混合所有制也是社會主義。股份制、混合經濟亦是通向社會所有制的有效形式。”高尚全認為，其邏輯在於，公司搞了股份制、搞了上市公司，就資本社會化了。而資本社會化不只是資本能力，還要通過上市公司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因其不僅僅局限於一個企業，宏觀上包括股份制，公司去上市以增加社會資本，形成社會的因素。
不管怎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深化國有企業的重要舉措。”曾多次參加黨中央檔、黨代會檔起草，包括十八大檔起草的張卓元說。
張卓元認為，混合所有制主要針對壟斷行業放開競爭性的業務。十八屆三中全會就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出了——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其重要指向是推動壟斷行業的改革，是為壟斷行業放開競爭性的業務，找到一條通道。因為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股份制化，投資主體多元化了，已實現混合所有制。
“現在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比較難推進，許多壟斷行業，大國企以自然壟斷為名搞行政壟斷，不願意放開其中占越來越大比重的競爭性業務，影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效率的提高。”張卓元說。
曾參與頂層混改檔制定的發改委體改所所長、黨委書記銀溫泉在現場透露，2017年，自己所在的部門曾派人參與了混改督察，同時包括國企產權保護檔的制訂等。基於此，他認為從市場化的角度看，可以讓讓地方大膽地試，建立一個容錯機制，讓地方自主選擇推進混改的路徑。
張思平則認為，混合所有制要求國有企業佈局有進有退。但現在國有企業只進不退，如競爭領域的大量優勢企業沒有退出來，這幾年國有企業擴張的局面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馬洪基金研究會理事長李羅力直言，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一些重要領域的國有企業為主以外，其他大量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將來是政府說了算還是市場說了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關鍵是政府觀念要轉變。”
李羅力建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關鍵在於政府轉變觀念；此外，在國企改革上分類指導，對於那些真正需要國計民生的國家戰略資源等重大領域，仍然要以國企、以政府主導，或者國有體制為主；但對於大量競爭領域的國企，則需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退出競爭領域；使其變成一個真正市場導向的機制。
誠然，“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小魯說。在他看來，應加強對國有企業所有者的約束和促進國企提高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還應當遵循市場原則，鼓勵競爭，效率優先，而不應設置以誰為主的一個先決條件。
壟斷性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王小魯認為，因為壟斷性行業和非壟斷行業存在先天不等同盈利性，像壟斷行業有大量的壟斷利潤，為了減少尋租和利益輸送的行為，應該通過稅制改革來減少壟斷利潤。其如果能夠成為壟斷性行業改革的一個現行一步條件。那麼，對於壟斷性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無疑極為有利。
這裡，可圈可點的是，王小魯作為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參加者，其亦是會前論文評審組組長；他當年從1300多篇論文中選出125篇，可謂從理論至實踐的推動者，為堪稱中國改革史上重要里程碑的莫山幹會議做出不菲貢獻。
怎樣“突破”
“改革必須有所突破。否則，那些行業怎麼增加活力呢？現在講四力，以前是‘三力，活力，競爭力，控制力’，現在加了‘抗風險能力’；要做到這些，民間資本的介入絕對能夠提高效率。”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原會長康義說。
在康義看來，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認識問題，現在分兩種情況：完全競爭性行業，就此應該允許雙向來混改，持股改革；此外，讓民企，民間資本介入諸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工業事業等行業。
以推動機制改革為發言主題的國資委改革局原副局長周放生說，國企改革要解決三個問題：體制、結構和機制。他建議改變外企、國企、民企的政策待遇順序，讓其均享受國民待遇。其次，要給改革者安全感，能有試錯環境。再者，推動機制改革，具體講就是共用分紅。而這也需要突破。
事實上，周放生說，體制改革最終目的是要改機制。但遠水解不了近渴，能否由易到難——先改機制；屆時，混改、體制改革等也能成行。換言之，有困難的地方先改機制，再倒逼體制改革。“就像扔一塊石頭把水攪動，把人搞活，人活了企業才能活。”
無疑，新時代背景下，人力資本是國企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宋志平看來，現在已進入到一個高科技時代，人力資本成為了企業的重要資本。但過去的分配不含人力資本——未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現在應該考慮這方面。像其曾提及的超額利潤分紅權。
“為什麼華為能有那麼大的凝聚力，發展那麼快，就在於它有分享機制，把人力資本、人的知識、經驗、能力等等，也作為了分配。”宋志平說，“如能現金持股的國有企業幹部並不多，能否把他們的人力資本、能力等等也參與到一些企業利潤的分配中去。”
就此，孔丹指出， 宋志平的建議直指今日國企改革核心，即激勵機制。他早年曾在中信推動分潤式的激勵機制；所謂“分潤式”並非字面意義上的分利潤，而是指與利潤掛鉤。
孔丹對此深有體會，他說，要突破激勵機制（瓶頸），就得找到國企改革發展的真問題，找到解決真問題的路徑與方法。
周放生也認為，目前國企考核制度的核心問題是工資總額管理。在他看來，工資總額管理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下一步的改革過程中，需要進一步突破思維桎梏，明曉人力資本創造價值的可貴。
發改委體改所所長銀溫泉的體會是，近幾年改革的主要問題是，國企改革方面，改革的目標與動力不足，思想包袱很重，政策協調配套較差。下一步的改革，還是要明確國企的定位。
銀溫泉認為，以混改為突破口在於如何落實。混改，不是限制股權；不妨改進現有一些僵化、繁瑣的規定。另外，完善國有資產的評估和機制；包括還要調整國有資本的戰略性佈局；再者，讓地方自主地選擇地方國企改革的方式，和地方國企的配置格局。最後推動國資管理體制改革。
“國企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要國企？”國資委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前主席羅漢這樣詰問，他指出，目前對國有企業的目標定位不夠清晰與具體。資本和企業不是一個概念。
羅漢建議，要細化國有企業的目位定位；要強化目標導向；要把國企政治優勢，真正轉化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此外，站在投資人，以及混改基金視角去看混改的國富資本董事長熊焰則提示，中國沒有經歷過原始資本積累階段，中國的股權資本太少了。而解決問題的一個戰略活棋就是——啟動120億左右的國有資本。目前國有淨資本約50萬億。但在央企的地方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大約120萬億左右。如何把這種資產升級為國有資本——應該是十九大以來最重要的戰略跨越，不再提做強做大做優國有企業，而提做強做大做優國有資本。“一個詞的變化，整個管理思路，考核思路，考核機制，活力都變了。”
從“管企業”到“管資本”，一詞之差，卻道盡國企改革之精髓。其也是2018春季莫干山會議留下的制度改革之辨，包括國企激勵機制（人力資本）、管理體制的完善等，何去何從？事在人為。
到現在也沒有完全落實。”他舉例道，比如產權資訊，權責便有待進一步明確。再從企業管理者角度看，哪一項權利又是真正屬於管理者的？羅漢發問：“我做董事長，做總經理，可以決定什麼事情？又要負什麼責任？這些問題都尚待明確。”
“漫長的20多年間，實際上一直在‘放’和‘收’之間徘徊，改革沒有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魔咒。”陳清泰說。
在陳清泰看來，這次國有企業的再改革，其命題不是政府機構“如何改進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而是要由管企業轉為管資本為主。
那麼，如何評價“管資本”的改革效果？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提出，衡量國企國資改革是否突破，除了觀察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變化外，最重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的內部機制是否得到了轉換，是否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二是國有經濟的佈局、結構調整是否都有重大進展，“僵屍企業”和競爭性領域的劣勢企業是否退出，“有進有退”的機制是否形成。三是國有企業在行業壟斷是否被打破，
現在，依據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劉紀鵬的測算，國有淨資本大概50萬億。但在央企的地方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約120萬億。如此規模的國有資本及資產該如何管呢？
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陳小洪的詰問：今天清泰主任、張卓元老師都講了管資本不要管生產，這是十三屆三中全會的一個貢獻，但它為什麼推不下去？“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是由於一些結構性矛盾沒解決，使得從管企業到管資本不好轉向。”
就如何打造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構造國資管理中間層而言，劉紀鵬這樣界定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是在國資委和實體企業之間組建的國有獨資、專門從事國有資本經營的特殊形態的法人。特點有四，即國有獨資形態、純粹控股方式，不參與具體經營、追求營利、可由國有獨資企業（集團公司）改造而來，也可新設。
劉紀鵬說，具體有三類：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企業集團公司等。實施步驟而言，構建三層次國資體系，為經營性國有資本的統一監管奠定制度性基礎；第二步，基於金融資本的特殊性，率先對其進行整合，納入國資監管體系；第三步，在前兩步基礎上，將其他行業的國資（包括文化、教育、衛生等），只要搞企業化經營，追求營利，就納入國資統一監管體系。
此外，國家資本如何進入新經濟也是一個問題。莫干山論壇發起人“四君子”之一的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黃江南對此有感而發。他說，國家資本要不要進入新經濟？它怎麼進入新經濟？國家目前對新經濟不敢長期持有，不妨效仿淡馬錫？84年莫干山會議親歷者楊沐說，像淡馬錫的機制就是只管資產，其他的不管。
那麼，何謂“四君子”？莫干山會議始作俑者系“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四人；朱、黃二人同是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系第一屆碩士、國務院技術中心經濟師；當時他倆與翁永曦、王岐山被稱為農村政策研究“四君子”，俗稱“改革四君子”。34年前的莫干山會議令一批經濟學家脫穎而出，並為八十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人曰，“上山”開會成了一種榮耀。
接下來，一言以蔽之。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戰略研究處處長盛思鑫建議，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轉變，需要一些配套化深化改革。國有企業要不要承擔政策性的任務，必須有市場化的機制，如果沒有機制，軟約束、硬約束的問題均難以解決。
“混合所有制在於引入市場機制”
怎樣的一個機制呢？這便引出了關於混合所有制本質的思辨。
“混合所有制的意義在於引入市場機制。”宋志平說。像央企有79%的資產都在上市公司。上完市便是混合所有制了——實際從國有企業的體制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帶來了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動力，使之快速發展。
而在高尚全看來，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社會體制。“要弄清楚混合所有制是2003年中央的檔提出來的，並非現在。”
“其實混合所有制也是社會主義。股份制、混合經濟亦是通向社會所有制的有效形式。”高尚全認為，其邏輯在於，公司搞了股份制、搞了上市公司，就資本社會化了。而資本社會化不只是資本能力，還要通過上市公司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因其不僅僅局限於一個企業，宏觀上包括股份制，公司去上市以增加社會資本，形成社會的因素。
不管怎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深化國有企業的重要舉措。”曾多次參加黨中央檔、黨代會檔起草，包括十八大檔起草的張卓元說。
張卓元認為，混合所有制主要針對壟斷行業放開競爭性的業務。十八屆三中全會就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出了——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其重要指向是推動壟斷行業的改革，是為壟斷行業放開競爭性的業務，找到一條通道。因為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股份制化，投資主體多元化了，已實現混合所有制。
“現在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比較難推進，許多壟斷行業，大國企以自然壟斷為名搞行政壟斷，不願意放開其中占越來越大比重的競爭性業務，影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效率的提高。”張卓元說。
曾參與頂層混改檔制定的發改委體改所所長、黨委書記銀溫泉在現場透露，2017年，自己所在的部門曾派人參與了混改督察，同時包括國企產權保護檔的制訂等。基於此，他認為從市場化的角度看，可以讓讓地方大膽地試，建立一個容錯機制，讓地方自主選擇推進混改的路徑。
張思平則認為，混合所有制要求國有企業佈局有進有退。但現在國有企業只進不退，如競爭領域的大量優勢企業沒有退出來，這幾年國有企業擴張的局面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馬洪基金研究會理事長李羅力直言，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一些重要領域的國有企業為主以外，其他大量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將來是政府說了算還是市場說了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關鍵是政府觀念要轉變。”
李羅力建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關鍵在於政府轉變觀念；此外，在國企改革上分類指導，對於那些真正需要國計民生的國家戰略資源等重大領域，仍然要以國企、以政府主導，或者國有體制為主；但對於大量競爭領域的國企，則需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退出競爭領域；使其變成一個真正市場導向的機制。
誠然，“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小魯說。在他看來，應加強對國有企業所有者的約束和促進國企提高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還應當遵循市場原則，鼓勵競爭，效率優先，而不應設置以誰為主的一個先決條件。
壟斷性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而言，王小魯認為，因為壟斷性行業和非壟斷行業存在先天不等同盈利性，像壟斷行業有大量的壟斷利潤，為了減少尋租和利益輸送的行為，應該通過稅制改革來減少壟斷利潤。其如果能夠成為壟斷性行業改革的一個現行一步條件。那麼，對於壟斷性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無疑極為有利。
這裡，可圈可點的是，王小魯作為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參加者，其亦是會前論文評審組組長；他當年從1300多篇論文中選出125篇，可謂從理論至實踐的推動者，為堪稱中國改革史上重要里程碑的莫山幹會議做出不菲貢獻。
怎樣“突破”
“改革必須有所突破。否則，那些行業怎麼增加活力呢？現在講四力，以前是‘三力，活力，競爭力，控制力’，現在加了‘抗風險能力’；要做到這些，民間資本的介入絕對能夠提高效率。”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原會長康義說。
在康義看來，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認識問題，現在分兩種情況：完全競爭性行業，就此應該允許雙向來混改，持股改革；此外，讓民企，民間資本介入諸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工業事業等行業。
以推動機制改革為發言主題的國資委改革局原副局長周放生說，國企改革要解決三個問題：體制、結構和機制。他建議改變外企、國企、民企的政策待遇順序，讓其均享受國民待遇。其次，要給改革者安全感，能有試錯環境。再者，推動機制改革，具體講就是共用分紅。而這也需要突破。
事實上，周放生說，體制改革最終目的是要改機制。但遠水解不了近渴，能否由易到難——先改機制；屆時，混改、體制改革等也能成行。換言之，有困難的地方先改機制，再倒逼體制改革。“就像扔一塊石頭把水攪動，把人搞活，人活了企業才能活。”
無疑，新時代背景下，人力資本是國企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宋志平看來，現在已進入到一個高科技時代，人力資本成為了企業的重要資本。但過去的分配不含人力資本——未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現在應該考慮這方面。像其曾提及的超額利潤分紅權。
“為什麼華為能有那麼大的凝聚力，發展那麼快，就在於它有分享機制，把人力資本、人的知識、經驗、能力等等，也作為了分配。”宋志平說，“如能現金持股的國有企業幹部並不多，能否把他們的人力資本、能力等等也參與到一些企業利潤的分配中去。”
就此，孔丹指出， 宋志平的建議直指今日國企改革核心，即激勵機制。他早年曾在中信推動分潤式的激勵機制；所謂“分潤式”並非字面意義上的分利潤，而是指與利潤掛鉤。
孔丹對此深有體會，他說，要突破激勵機制（瓶頸），就得找到國企改革發展的真問題，找到解決真問題的路徑與方法。
周放生也認為，目前國企考核制度的核心問題是工資總額管理。在他看來，工資總額管理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下一步的改革過程中，需要進一步突破思維桎梏，明曉人力資本創造價值的可貴。
發改委體改所所長銀溫泉的體會是，近幾年改革的主要問題是，國企改革方面，改革的目標與動力不足，思想包袱很重，政策協調配套較差。下一步的改革，還是要明確國企的定位。
銀溫泉認為，以混改為突破口在於如何落實。混改，不是限制股權；不妨改進現有一些僵化、繁瑣的規定。另外，完善國有資產的評估和機制；包括還要調整國有資本的戰略性佈局；再者，讓地方自主地選擇地方國企改革的方式，和地方國企的配置格局。最後推動國資管理體制改革。
“國企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要國企？”國資委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前主席羅漢這樣詰問，他指出，目前對國有企業的目標定位不夠清晰與具體。資本和企業不是一個概念。
羅漢建議，要細化國有企業的目位定位；要強化目標導向；要把國企政治優勢，真正轉化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此外，站在投資人，以及混改基金視角去看混改的國富資本董事長熊焰則提示，中國沒有經歷過原始資本積累階段，中國的股權資本太少了。而解決問題的一個戰略活棋就是——啟動120億左右的國有資本。目前國有淨資本約50萬億。但在央企的地方國有企業及國有資產大約120萬億左右。如何把這種資產升級為國有資本——應該是十九大以來最重要的戰略跨越，不再提做強做大做優國有企業，而提做強做大做優國有資本。“一個詞的變化，整個管理思路，考核思路，考核機制，活力都變了。”
從“管企業”到“管資本”，一詞之差，卻道盡國企改革之精髓。其也是2018春季莫干山會議留下的制度改革之辨，包括國企激勵機制（人力資本）、管理體制的完善等，何去何從？事在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