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 “湛江富豪捐2億建258套別墅贈鄉親， 房子卻送不出去”一事引起輿論熱議。 新聞說， 在湛江遂溪縣官湖村， 企業家陳生為回報鄉里捐建別墅， 房子竣工交付之際卻因為村民提出各種要求而“擱淺”。 陳生為此連續兩年不願回鄉過年。
當時評論裡對村民各種冷嘲熱諷， “人性的貪婪”、“活該窮”、“升米恩， 斗米仇”……總結起來就是一個詞：刁民。 就連同樣在農村扶貧的劉強東也評論道：“農村非常複雜……稍有不慎就會引火焚身！明明大好事也會引發無數矛盾甚至指責”。
現實的農村固然不是文人想像中的田園牧歌，
陳生、劉強東都是從農村考進名牌大學， 後來又通過奮鬥成為企業家， 如果說他們都對農村望而生畏， 對慈善、扶貧心生疑慮， 那真不是一個好信號。
但是通過媒體進一步的報導， 我發現“捐別墅擱淺”這件事並非最初想像的那麼荒誕。 村民的思維與行為邏輯更不宜輕易概括為“刁民”。
首先， 古人發明的“刁民”這個詞是一個很壞的詞。 “刁民”與“昏官”對應， “刁民”是“昏官”製造出來的。 遇到問題不去深入考察、調解眾人的訴求， 扣個“刁民”帽子便萬事大吉， 這本身就是居高臨下的惰性思維。 “刁民”思維與現代社會更是不相容， 但人們遇到難以解釋的事還是習慣借用這套思維。
“捐別墅擱淺”一事， 其實與任何人群的“劣根性”都扯不上關係， 因為它是世界範圍內廣泛存在的公地治理難題。 多少思想家、政治家曾為此撓頭， 豈是一個小小的官湖村能輕易解決的？
亞里斯多德曾說：“凡是屬於最大多數人的公地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東西， 人們關心著自己的東西， 而忽視公共的東西。 ”1968年， 經濟學家加勒特·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劇”理論：假設有一個開放的牧場， 每個人都能自由放牧。 每個人都會本能地放更多羊， 以便獲取更大利益， 但是所有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牧場就會因為過度承載而退化， 每個人的利益又都會受損。
“公地悲劇”廣泛存在， 小至一個村莊， 大至整個地球，
富豪捐建的別墅雖然不是自然資源， 但由於是無償送給村民， 可以等同於自然資源。 再加上建設之初並沒有制定明確的分配方案， 也沒有規定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和住宅如何處置， 所以這批別墅就成了每個人都想多薅一把羊毛的無主公共品。 這事與“農民愛佔便宜”無關， 城市居民處在同樣的境地未必會做得更好。
再看村民的訴求， 也不是那麼無理。 比如分配方案是每戶一套， 但有的戶人少， 有的戶人多， 而且有兒子的將來還要分家。 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 以前農村誰家兒子結婚， 村裡都會另給宅基地。 為什麼分別墅不考慮“傳統”， 是需要解釋的。 據瞭解， 當地已經決定專門開闢一塊地，
還有村民提出， 自己家用樓房和大院子是換兩套別墅， 別人家用小小的泥瓦房也是兩套房子， 這不公平， 所以提出要像拆遷一樣給補償。 理論上， 只要別墅比原來的房子好， 都相當於白得了好處。 但“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古已有之的心理， 注意， 古文裡的“均”不是平均， 而是“各得其分”的意思。
在一個村裡住著， 房子好壞代表著經濟地位。 有的村民通過自己努力， 比別人過得好， 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現在大老闆一分別墅， 所有人回到同一個起跑線上， 原來過得好的自然會心理不平衡。 或者是， 原本兩家家境差不多， 但一家剛拿錢蓋了新房子， 現在統一換別墅， 蓋新房子的是不是相對吃虧？
如果由於村民意見不一導致別墅遲遲無法交付， 甚至激發村莊矛盾， 那當然是所有人的損失。 但原因與其說是村民目光短淺， 不如說是這件事在籌畫之初想得太簡單， 村民自治等利益協調機制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目前當地還在商量別墅分配方案， 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件事對於所有想去農村做慈善、搞扶貧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有益的教訓：你能管好一個大公司， 卻未必能管好一個村。 公司治理與村莊治理完全是兩碼事。 而且發錢、分房這種土豪式慈善， 幾乎必然面臨分配難題， 而且容易滋生不勞而獲的心理。 所以外部力量如果想去農村做好事， 不如從不容易產生爭議的領域著手， 比如捐學校、修路、建養老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