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 中興通訊公司遭到美國商務部的制裁， 由此引發了輿論的熱烈爭論。 對此，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4月22日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 "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片產業"是危險的， 這種危險就是由於這個（中興事件）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 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 誠然， 吳敬璉是一位久負盛名的大學者， 但仔細閱讀他的觀點就會發現， 他的觀點其實是與客觀事實相違背的。
給了錢和給了充足的錢是兩回事
吳敬璉表示， 他曾經在資訊諮詢機構裡面工作過， 晶片問題其實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視的， 問題並不在於給沒給錢。 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晶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 像清華紫光一連串收購動作也是想在晶片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 但是效果並不好， 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討論。
雖然吳敬璉言表示國家給了很多錢，
在很多項目上， 國家是給了半導體公司一定支持， 但是這個支持非常有限， 就以被很多媒體稱為"騙經費"的龍芯為例， 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裡， 國家給了5億資金， 外加北京市政府和民間投資人的2億股權投資。
然而， 積體電路產業是一個燒錢的行業， 這點資金在行業裡也就是給員工發工資的水準， 而且還是遠低於行業平均水準的那種。 作為對比， 美國英特爾公司在2017年的研發支出是131億美元。
在2014年， 中央財政、國開金融、中國煙草、亦莊國投、中國移動、上海國盛、中國電子、中國電科、紫光通信、華芯投資等單位共同發起成立了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裡， 共向國內積體電路產業投資1387.2億元人民幣（也不知道吳敬璉說的"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晶片基金規模是4000億"的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1387.2億元人民幣看起來很多， 但和國際同行一對比， 又顯得不夠多了。
要注意， 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1387.2億元人民幣是分幾年投的， 而且65%的資金用於晶片製造， 17%的資金用於晶片設計， 8%的資金用於設備和原材料。 每個領域又投了好多家企業，
至於近年來國家投資， 國內企業沒能追上英特爾、三星等國外巨頭， 一方面是因為投資到產生效果有一個時間週期， 團隊磨合、技術研發、建設工廠、安裝設備、培訓工人都要時間， 不可能今年投資， 明年商業量產， 後年超越三星、台積電。 另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廠商在技術上本來就比國外廠商落後， 國家扶持又有限， 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做出來的產品自然落後於人。
說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部分領導總是非常喜歡花國外公司三分之一的錢，卻要求科研人員做出同樣的成績，並以此彰顯自己的政績。這種思路只會使我們的科研人員不堪重負，並使寶貴的技術人才在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重負之下，逃離半導體行業，轉行到互聯網、金融等來錢快的領域。
歷史證明舉國體制才能成功，自由市場敗多勝少
吳敬璉指出：對於一個分工精密、高速反覆運算的高科技行業，自搞一套絕對行不通，舉國體制絕對行不通。無論何時，它都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開放合作，通過時間積累來厚植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實現逆襲。脫離常識，一門心思想著彎道超車恐怕是欲速而不達。
吳敬璉的講話聽起來像一回事，但只要回顧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就會發現，按照他的這套理論發展，會把自己坑死。
我們先來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半導體與美國半導體技術差距非常大，為了縮短和美國企業的差距。日本通產省將富士通、日立、NEC、三菱、東芝等一批大企業整合起來，成立了"超LSI技術研究組合"，並充分利用日本高校的科研能力，以及聯合產業界投資了700億日元的資金，使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迅速崛起。日本的這發展模式被稱為"官產學"，官指的是政府，產指的是產業界，學指的是高校、大學。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通產省還對國內企業的主攻方向進行了規劃，這樣一來，就避免了中國改革開放後常見的對個別來錢快的領域盲目一窩蜂的投資，而真正技術短板領域卻無人問津的情況。至80年代，70%的半導體設備日本已經能夠實現國產化，且出現了東京電子、佳能、尼康等一批在半導體設備上頗有建樹的企業。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在研發上更多的是市場經濟下的單打獨鬥，這使在舉國體制下的日本擁有了更快的研發速度。至80年代，日本的很多半導體產品已經把美國企業打的節節敗退。其中，以存儲晶片為最，當時日本的存儲晶片不僅性能接近美國的產品，在價格上具備非常大的優勢，這使美國廠商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
美國英特爾公司當時的掌門人格魯夫就是看清楚了"大形勢"，帶領英特爾公司主動轉型。格魯夫頂住了公司內部巨大的壓力，放棄了當時占公司收入70%左右的存儲晶片業務，轉型去做CPU，隨後在CPU領域反倒成就了一番霸業。
正是因為日本半導體廠商在當時的強勢，使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擊日本企業，先是讓日元相對美元升值，然後是反傾銷訴訟，最後是與日本簽訂價格協定，從而使日本企業失去價格優勢。隨後一紙廣場協議，日本迎來了失落的30年。
我們再來看韓國。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也是舉國體制下的產物。有人曾經調侃，韓國人一輩子無法擺脫的三件事：出生、死亡和三星。
雖然很多網友可能覺得三星就是一個賣手機的廠商，或者是從事存儲晶片製造、晶片代工廠等業務的半導體廠商。但實際上，三星是一家橫跨金融、電子、造船、精密化學、石油、保險、酒店、醫療等領域的巨無霸。已經深入到韓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據資料統計，三星、現代等排名前十的大公司占韓國GDP的六成，這使得雖然看起來，三星每年投入上百億美元做研發是吳敬璉所說的"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著"，但由於三星的高度壟斷，而且三星還可以用金融、保險、醫療等高利潤行業賺錢的資金去補貼像半導體這樣燒錢的行業。使三星的高額投入完全就是國家被財團掌控下，充滿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
青瓦台的歷任主人為何鮮有善終，被網友調侃"一個都不能少"，並非青瓦台風水不好，而是韓國總統只是一個牽線木偶，背後是韓國財團和美國爸爸。這點從"薩德"事件和韓國司法審判上就可以看出來。
"三星太子"李在鎔因涉嫌行賄、挪用公款、轉移資產、隱匿犯罪收入、作偽證五項罪名被逮捕，特別是李在鎔還向崔順實行賄約合人民幣2.51億元的鉅款，結果二審卻被判處2年半，緩期4年執行。也就是說，李在鎔就這樣躲過了牢獄之災。相比之下，因親信干政而落馬的朴槿惠就沒有這麼好的命了。
作為對比，我們再來看看改革開放後，按照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中國大陸。在自由市場、造不如買、重複引進淘汰技術下沉淪。時至今日，真正從事自主研發的企業依舊在外商和買辦的夾縫中艱難求存。
在日本和韓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具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起來的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卻盲從自由市場經濟，盲目對外開放，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敗的幾乎一乾二淨，直到96年台海危機和99年大使館被炸後才有所警醒。這恐怕是東亞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
說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部分領導總是非常喜歡花國外公司三分之一的錢，卻要求科研人員做出同樣的成績，並以此彰顯自己的政績。這種思路只會使我們的科研人員不堪重負，並使寶貴的技術人才在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重負之下，逃離半導體行業，轉行到互聯網、金融等來錢快的領域。
歷史證明舉國體制才能成功，自由市場敗多勝少
吳敬璉指出：對於一個分工精密、高速反覆運算的高科技行業，自搞一套絕對行不通，舉國體制絕對行不通。無論何時，它都要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開放合作，通過時間積累來厚植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刻實現逆襲。脫離常識，一門心思想著彎道超車恐怕是欲速而不達。
吳敬璉的講話聽起來像一回事，但只要回顧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就會發現，按照他的這套理論發展，會把自己坑死。
我們先來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半導體與美國半導體技術差距非常大，為了縮短和美國企業的差距。日本通產省將富士通、日立、NEC、三菱、東芝等一批大企業整合起來，成立了"超LSI技術研究組合"，並充分利用日本高校的科研能力，以及聯合產業界投資了700億日元的資金，使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迅速崛起。日本的這發展模式被稱為"官產學"，官指的是政府，產指的是產業界，學指的是高校、大學。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通產省還對國內企業的主攻方向進行了規劃，這樣一來，就避免了中國改革開放後常見的對個別來錢快的領域盲目一窩蜂的投資，而真正技術短板領域卻無人問津的情況。至80年代，70%的半導體設備日本已經能夠實現國產化，且出現了東京電子、佳能、尼康等一批在半導體設備上頗有建樹的企業。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在研發上更多的是市場經濟下的單打獨鬥，這使在舉國體制下的日本擁有了更快的研發速度。至80年代，日本的很多半導體產品已經把美國企業打的節節敗退。其中，以存儲晶片為最，當時日本的存儲晶片不僅性能接近美國的產品，在價格上具備非常大的優勢，這使美國廠商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
美國英特爾公司當時的掌門人格魯夫就是看清楚了"大形勢"，帶領英特爾公司主動轉型。格魯夫頂住了公司內部巨大的壓力，放棄了當時占公司收入70%左右的存儲晶片業務，轉型去做CPU，隨後在CPU領域反倒成就了一番霸業。
正是因為日本半導體廠商在當時的強勢，使美國動用國家力量打擊日本企業，先是讓日元相對美元升值，然後是反傾銷訴訟，最後是與日本簽訂價格協定，從而使日本企業失去價格優勢。隨後一紙廣場協議，日本迎來了失落的30年。
我們再來看韓國。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也是舉國體制下的產物。有人曾經調侃，韓國人一輩子無法擺脫的三件事：出生、死亡和三星。
雖然很多網友可能覺得三星就是一個賣手機的廠商，或者是從事存儲晶片製造、晶片代工廠等業務的半導體廠商。但實際上，三星是一家橫跨金融、電子、造船、精密化學、石油、保險、酒店、醫療等領域的巨無霸。已經深入到韓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據資料統計，三星、現代等排名前十的大公司占韓國GDP的六成，這使得雖然看起來，三星每年投入上百億美元做研發是吳敬璉所說的"企業層面的遠見和執著"，但由於三星的高度壟斷，而且三星還可以用金融、保險、醫療等高利潤行業賺錢的資金去補貼像半導體這樣燒錢的行業。使三星的高額投入完全就是國家被財團掌控下，充滿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
青瓦台的歷任主人為何鮮有善終，被網友調侃"一個都不能少"，並非青瓦台風水不好，而是韓國總統只是一個牽線木偶，背後是韓國財團和美國爸爸。這點從"薩德"事件和韓國司法審判上就可以看出來。
"三星太子"李在鎔因涉嫌行賄、挪用公款、轉移資產、隱匿犯罪收入、作偽證五項罪名被逮捕，特別是李在鎔還向崔順實行賄約合人民幣2.51億元的鉅款，結果二審卻被判處2年半，緩期4年執行。也就是說，李在鎔就這樣躲過了牢獄之災。相比之下，因親信干政而落馬的朴槿惠就沒有這麼好的命了。
作為對比，我們再來看看改革開放後，按照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中國大陸。在自由市場、造不如買、重複引進淘汰技術下沉淪。時至今日，真正從事自主研發的企業依舊在外商和買辦的夾縫中艱難求存。
在日本和韓國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依靠具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舉國體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起來的同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卻盲從自由市場經濟，盲目對外開放，把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敗的幾乎一乾二淨，直到96年台海危機和99年大使館被炸後才有所警醒。這恐怕是東亞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