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發院劉國恩｜改革開放與脫貧增長：從赤腳醫生到經濟學者的故事

人類歷史上的兩次脫貧

自工業文明以來， 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兩次涉及人口最多的脫貧與經濟增長。 事實上， 人類在過去幾千年， 90%以上的時間裡面， 都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 直到近200多年前， 才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逃離貧困的經濟增長。 人類第一次現代經濟增長發生在1800年前後,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歸結為以下幾個主要因素。 首先是科學精神。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把科學精神從教會和政府的禁錮之中解放出來， 使得西方率先發展了現代數理實驗科學， 為更快的生產技術創新奠定了基於現代科學的優勢基礎。

其次是隨之轉型升級的生產要素， 尤其是有形的物質資本發生了質變， 從過去的土地為主的生產要素， 轉型到更有效的動力機器、設備為主要手段的工業物質資本。 還有充分發展的人力資源和市場規模， 大幅擴展了人們生產的選擇空間與分工優勢， 從而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 簡言之， 西方工業革命的火種源于思想解放和科學精神， 推動了現代技術革命；以及有效的市場交換， 使得基於比較優勢的有效市場分工成為可能， 最終實現了首次現代經濟增長。

人類有幸在將近200多年以後， 又發生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脫貧與增長。 這次大規模的脫貧增長發生在東方的中國， 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末，

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 人們對這兩次大規模的脫貧增長已有諸多討論和解讀， 但是關於這兩次成功逃離貧困的根本起源， 大家還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其中包括以下幾種流行觀點。 第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中國增長奇跡說， 意即非同於第一次增長的起源，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非常的， 現有理論或過去增長檢驗難以解釋。 第二種是中國模式特殊論， 強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特色優勢。 第三種是市場經濟假說， 強調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解放思想、科學精神， 以及隨之明確的生產責權和市場關係， 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 創造了在中國土地上的現代經濟增長。 下面， 我基於自己從赤腳醫生成長為經濟學者的經歷闡釋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我的赤腳醫生經歷

我的家鄉在四川的茂縣， 那裡農作物主要以粗糧為主， 包括玉米、小麥、還有蘋果和花椒。 我出生在一個叫藍店坡的村莊， 依山傍水， 就在岷江的旁邊。 記憶中， 村裡人人都清楚那裡最有名的優勢資源就是蘋果， 經濟學叫做比較優勢。 然而六十年代， 我的童年記憶都是貧困， 無窮無盡。 聽父母說， 我有一個素未謀面的哥哥， 他在我出生前就餓死了。 其實， 我這條小命也是大雨中撿回來的。 我們曾經失去了自留地， 也沒有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 這些全部都被歸到集體生產隊了。

前面有提到蘋果本是我們村婦孺皆知的稟賦優勢，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夠發揮其專業化分工的比較優勢呢？因為如果只生產蘋果，

就意味著全村人會餓肚子。 在沒有市場交換的年代， 我們必須得靠自給自足， 生產我們所需的所有東西， 從而付出放棄生產蘋果進行交換的巨大機會成本。 我們不管有多麼好的自然稟賦和比較優勢， 沒有市場就沒有分工， 也沒有勞動力的流動， 導致生產力長期不能提高， 生活水準陷於長期的極度貧困當中。 事實上， 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中外經濟史資料， 中國六十年代的貧困程度跌到了中國傳統農耕經濟的最低谷。

到了七十年代， 全國性的上山下鄉運動風起雲湧。 知識青年分成兩撥人， 從城市去到農村的叫下鄉知青， 農村家庭的叫回鄉知青。 那個年代沒了高考， 招工、招幹、接班、推薦上大學等稀缺工作是城市下鄉知青非常有限的發展機會，

回鄉知青的成長道路就更窄了， 包括當兵、鄉村教師和赤腳醫生。 我高中畢業回到家鄉不久， 一天生產隊長告知， 因為村裡需要村醫接班老中醫， 我是文化程度最好的中學畢業生， 所以被安排做了村裡的赤腳醫生。 由於沒有醫學基礎知識， 我只能向老中醫學習， 向書本學習， 也在動物身上學習（我們都是人醫、獸醫雙肩挑）。 幸好， 當時的農村疾病主要是感染性普通疾病， 診療相對簡單， 抗生素、紅藥水、消毒酒精和草藥是我行醫的常用手段。 1977年10月， 隨著全國恢復高考的“第一聲炮響”， 我參加了高考， 後來進入了西南民族學院數學系讀書。 之後考上了西南財經大學的計量經濟學專業研究生。 1986年，我有幸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所屬的西南財大公費留美學習的機會，成為了中國第一位羌族留美博士。機緣巧合吧，因為經濟學博士的學習師從健康經濟學家Michael Grossman教授，健康經濟學成為了我的終身研究方向，某種程度上看，似乎冥冥之中又和曾經的赤腳醫生行當再次結緣。

改革開放後的脫貧和經濟增長

八十年初，我再回到家鄉，短短幾年，發現那裡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裡有人開始修新房，農田平均勞動時間更少了，有的人甚至外出務工，而村裡人吃飯第一次不是問題了。在生產要素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家鄉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變化呢？橫看豎看，無非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每家每戶的生產動力顯著提高了。農業從原來的大鍋飯轉變為各家各戶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了清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得以解放。第二，有了自由市場可以交換各種物品，種玉米的地方可以買到大米，蘋果可以交換其他所需東西。藍店坡村由來已久的蘋果比較優勢破天荒發揮了出來。同時，村裡的醫療條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上大學後，老中醫再繼續幹了幾年，原來的舊村合作醫療就壽終正寢了，因為人民公社解體後，沒了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基礎，取而代之的是後來基於縣級統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基於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及對家鄉如何逃離貧困的親眼見證，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主要源於以下幾大條件。首先，改革開放弘揚了科學精神，人們的思想從曾經的盲目崇拜、愚昧無知當中解放出來，開始尊重科學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借鑒和學習現代科技文明與管理知識。第二，生產積極性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大二公的大鍋飯制度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人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第三，發展活躍的市場條件與自由交換，把人們從自給自足經濟中解放出來，使得基於比較優勢的有效分工成為可能。對比東西方前後兩次偉大的脫貧和增長，雖然時空不同，但都得益於同樣的三大源泉：科學精神、生產積極性、以及有效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怎麼也難見我們增長的所謂奇跡或特殊之處。如果真要說到有無迥異的話，恐怕關鍵還在於人類文明的第一次增長更多是先行創新，所以得用更長的時間；而第二次增長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前者的成果，站在前人“肩上“，從而能夠大幅縮短趕超發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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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有幸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所屬的西南財大公費留美學習的機會，成為了中國第一位羌族留美博士。機緣巧合吧，因為經濟學博士的學習師從健康經濟學家Michael Grossman教授，健康經濟學成為了我的終身研究方向，某種程度上看，似乎冥冥之中又和曾經的赤腳醫生行當再次結緣。

改革開放後的脫貧和經濟增長

八十年初，我再回到家鄉，短短幾年，發現那裡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村裡有人開始修新房，農田平均勞動時間更少了，有的人甚至外出務工，而村裡人吃飯第一次不是問題了。在生產要素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家鄉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變化呢？橫看豎看，無非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每家每戶的生產動力顯著提高了。農業從原來的大鍋飯轉變為各家各戶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了清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得以解放。第二，有了自由市場可以交換各種物品，種玉米的地方可以買到大米，蘋果可以交換其他所需東西。藍店坡村由來已久的蘋果比較優勢破天荒發揮了出來。同時，村裡的醫療條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上大學後，老中醫再繼續幹了幾年，原來的舊村合作醫療就壽終正寢了，因為人民公社解體後，沒了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基礎，取而代之的是後來基於縣級統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基於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及對家鄉如何逃離貧困的親眼見證，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主要源於以下幾大條件。首先，改革開放弘揚了科學精神，人們的思想從曾經的盲目崇拜、愚昧無知當中解放出來，開始尊重科學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借鑒和學習現代科技文明與管理知識。第二，生產積極性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大二公的大鍋飯制度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人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第三，發展活躍的市場條件與自由交換，把人們從自給自足經濟中解放出來，使得基於比較優勢的有效分工成為可能。對比東西方前後兩次偉大的脫貧和增長，雖然時空不同，但都得益於同樣的三大源泉：科學精神、生產積極性、以及有效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怎麼也難見我們增長的所謂奇跡或特殊之處。如果真要說到有無迥異的話，恐怕關鍵還在於人類文明的第一次增長更多是先行創新，所以得用更長的時間；而第二次增長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前者的成果，站在前人“肩上“，從而能夠大幅縮短趕超發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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