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印刷術的發祥地， 也是活字印刷的故鄉。 但在印刷史研究中， 有一個遺憾常伴左右， 那就是一直未能發現中國早期的活字特別是金屬活字實物。 現在， 隨著一批宋元時期的青銅活字回流中國， 這一遺憾得到彌補。
2018年春， 有文物收藏者從日本購回九十七枚原為羅振玉舊藏的古代銅活字， 並邀請國內版本學、金屬學、錢幣學、印刷史等學科的學者進行鑒定研究。 3月8日， 來自國家圖書館的李致忠、謝冬榮、趙前， 中國錢幣博物館的周衛榮、楊君， 中國人民大學的宋平生， 故宮博物館的翁連溪， 北京大學的辛德勇，
九十七枚銅活字
這九十七枚銅活字均有不同程度的銹蝕， 按照形狀、規格、大小等可分為五種類型。 中國錢幣博物館和北京印刷學院的學者們通過掌上型X射線能譜儀、超景深視頻顯微鏡等技術手段， 對活字的金屬成分和鑄造狀態進行檢測分析， 確定這些活字均由銅鉛錫三元合金翻砂鑄造而成， 與相似銹蝕狀態的中古時期銅錢的合金配比相似， 鑄造方法相同。
中國古代鑄錢所用銅合金， 分前期的青銅和後期的黃銅兩個階段， 二者之間的界限在明代嘉靖朝：嘉靖以前的鑄銅基本都用銅鉛錫合金青銅， 從嘉靖開始使用以鋅礦石或單質鋅為主要配料冶煉的銅鋅合金黃銅。
從存世狀態看， 這些青銅活字是出土的， 其銹蝕礦化程度為判斷埋藏年代提供了更多依據。 活字基本都是灰綠色外觀， 表面有層皮殼， 銅活字角部和邊緣破損處表層脫落， 露出鮮豔的灰綠色氧化肌體， 脫落層是深度礦化層， 剝落的表層下， 還有不均勻的礦化層， 再裡層才是青銅合金本體。 這種如同“年輪”的狀態， 是青銅活字銹蝕氧化歷程的產物。 比照存世青銅實物特別是古代青銅錢幣， 對瞭解這些青銅活字的坑口和銹蝕年份有借鑒意義。 從坑口看， 中國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較容易出土這類灰綠色、半幹半濕坑的青銅錢幣；從年份看，
版本學者對活字字體風格的觀察研究， 呼應了從金屬學和錢幣學角度提出的論斷。 他們指出， 這些銅活字印出的字， 字體與宋元時代的浙刻本相似， 因而其鑄造時代應在宋元之間。
銅活字字體與宋元時代的浙刻本相似
更多學者指出，雖然尚未發現宋元時代的銅活字印書，也未發現明確的記載，但從社會和技術背景看，當時使用銅活字印刷的條件已經成熟。早在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畢升就發明膠泥活字；宋元古籍中也有對木活字、錫活字印刷的記載；上世紀出土了多種西夏文的活字印刷品，有的時代相當於南宋，說明活字印刷此時已普遍應用；明代流傳下來很多用“活字銅版”印刷的書，文獻中也數見銅活字印刷記載，雖然學術界對“活字銅版”究竟是銅活字還是錫活字尚有不同意見，但對明代金屬活字印刷發達並無異議。明代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成熟，應該有更早的源頭。從青銅鑄造方面看，到宋代我國已有上千年的鑄幣史，並已採用翻砂鑄造，銅錢也是鑄有文字的小器物，與銅活字的鑄造方法完全相同，鑄錢為鑄字做好了技術準備。因此，宋元時期使用青銅活字印刷是順理成章的事。至於為何後來很長時間內未見採用銅活字印刷，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油墨等技術難題未能解決，銅活字使用效果不佳而被棄用。目前鑒定的這批青銅活字可能是試驗品。
在古代漢字文化圈，除中國外，朝鮮和日本也使用過銅活字，尤以朝鮮使用時間久、印製書籍多。學者們將這些銅活字與朝鮮、日本現存各類銅活字及印刷品進行仔細對比，指出它們並非現在已知的朝鮮和日本古代銅活字，而且多數活字與朝鮮古活字的形制不同，反映出不同的設計思想和工藝要求，特別是其中五枚字身帶有穿孔的銅活字，恰與中、朝古籍中記載的中國古代金屬活字形制相同。
帶有穿孔的銅活字
元人王楨在他的《農書》中附記當時活字印刷情況時說，“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說明在1300年之前，中國的金屬活字已經具有穿孔，在排印時用鐵條將一列活字穿起，防止它們左右移動。朝鮮學者李圭景（1788-1856）在《鑄字印書辨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二十四）一文中對比中國和朝鮮的鑄字印刷技術時說：“中原活字，以武英殿聚珍字為最，字背不凹而平，鑽孔貫穿，故字行間架，如出一線，少不橫斜矣。我國字式，則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又凹字底，不鑽不貫，故字行齟齬。”現存朝鮮古活字均“不鑽不貫”，益證帶有穿孔是中國活字獨有特徵。這五枚活字，可以確定是中國古代銅活字。
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開具的“假預證”
與銅活字一起保存的，還有一件“假預證”，即臨時保管證，由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于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開具，寄給居住在栃木縣的和賀暲次郎。這份文書說“清國大學士”羅振玉拿來商龜骨文片六十八片、宋銅鑄字九十七個，申請由博物館收購，現暫時保存。學者們鑒定了“假預證”的真實性，查考了羅振玉旅居日本的情況，指出“假預證”的紙墨、信封為百年前舊物，文字為當年體式，內容符合羅振玉行跡及他因經濟壓力而在日本售賣各類文物的實情；和賀暲次郎確有其人；帝室博物館最終未收購這批甲骨與活字，致其流落民間。這批青銅活字原由羅振玉收藏並攜至日本是可信的。羅振玉是高水準的文物收藏和鑒定家，他關於這批活字是“宋銅鑄字”的鑒定意見值得重視。
不同領域的研究結論指向共同的年代和地域——宋元時期的中國。這讓參加“中國早期青銅活字重大發現學術論證會”的學者一致認為，這批活字可初步認定為宋元時期的青銅活字。他們並認為，這是中國早期銅活字首次被發現，具有重大的文物和學術價值，填補了印刷史研究中的空白。圍繞這些青銅活字的深入研究，應該儘快展開。
銅活字字體與宋元時代的浙刻本相似
更多學者指出，雖然尚未發現宋元時代的銅活字印書，也未發現明確的記載，但從社會和技術背景看，當時使用銅活字印刷的條件已經成熟。早在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畢升就發明膠泥活字；宋元古籍中也有對木活字、錫活字印刷的記載；上世紀出土了多種西夏文的活字印刷品，有的時代相當於南宋，說明活字印刷此時已普遍應用；明代流傳下來很多用“活字銅版”印刷的書，文獻中也數見銅活字印刷記載，雖然學術界對“活字銅版”究竟是銅活字還是錫活字尚有不同意見，但對明代金屬活字印刷發達並無異議。明代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成熟，應該有更早的源頭。從青銅鑄造方面看，到宋代我國已有上千年的鑄幣史，並已採用翻砂鑄造，銅錢也是鑄有文字的小器物，與銅活字的鑄造方法完全相同，鑄錢為鑄字做好了技術準備。因此，宋元時期使用青銅活字印刷是順理成章的事。至於為何後來很長時間內未見採用銅活字印刷，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油墨等技術難題未能解決，銅活字使用效果不佳而被棄用。目前鑒定的這批青銅活字可能是試驗品。
在古代漢字文化圈，除中國外，朝鮮和日本也使用過銅活字，尤以朝鮮使用時間久、印製書籍多。學者們將這些銅活字與朝鮮、日本現存各類銅活字及印刷品進行仔細對比，指出它們並非現在已知的朝鮮和日本古代銅活字，而且多數活字與朝鮮古活字的形制不同，反映出不同的設計思想和工藝要求，特別是其中五枚字身帶有穿孔的銅活字，恰與中、朝古籍中記載的中國古代金屬活字形制相同。
帶有穿孔的銅活字
元人王楨在他的《農書》中附記當時活字印刷情況時說，“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說明在1300年之前，中國的金屬活字已經具有穿孔，在排印時用鐵條將一列活字穿起，防止它們左右移動。朝鮮學者李圭景（1788-1856）在《鑄字印書辨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二十四）一文中對比中國和朝鮮的鑄字印刷技術時說：“中原活字，以武英殿聚珍字為最，字背不凹而平，鑽孔貫穿，故字行間架，如出一線，少不橫斜矣。我國字式，則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又凹字底，不鑽不貫，故字行齟齬。”現存朝鮮古活字均“不鑽不貫”，益證帶有穿孔是中國活字獨有特徵。這五枚活字，可以確定是中國古代銅活字。
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開具的“假預證”
與銅活字一起保存的，還有一件“假預證”，即臨時保管證，由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于大正元年（1912）十二月開具，寄給居住在栃木縣的和賀暲次郎。這份文書說“清國大學士”羅振玉拿來商龜骨文片六十八片、宋銅鑄字九十七個，申請由博物館收購，現暫時保存。學者們鑒定了“假預證”的真實性，查考了羅振玉旅居日本的情況，指出“假預證”的紙墨、信封為百年前舊物，文字為當年體式，內容符合羅振玉行跡及他因經濟壓力而在日本售賣各類文物的實情；和賀暲次郎確有其人；帝室博物館最終未收購這批甲骨與活字，致其流落民間。這批青銅活字原由羅振玉收藏並攜至日本是可信的。羅振玉是高水準的文物收藏和鑒定家，他關於這批活字是“宋銅鑄字”的鑒定意見值得重視。
不同領域的研究結論指向共同的年代和地域——宋元時期的中國。這讓參加“中國早期青銅活字重大發現學術論證會”的學者一致認為，這批活字可初步認定為宋元時期的青銅活字。他們並認為，這是中國早期銅活字首次被發現，具有重大的文物和學術價值，填補了印刷史研究中的空白。圍繞這些青銅活字的深入研究，應該儘快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