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蕾學校主教學樓三樓，
就能將整個校園盡收眼底這裡是廣州員村， 一個距離廣州塔僅6公里的城中村， 6.6萬的流動人口在這裡生活；這裡有11所小學，
這是一所由廠房改建的學校， 70%的教師是大專學歷， 教師工資每個月只有四千塊錢， 這所學校為932位元流動兒童提供教育服務。
要不要轉學回湖北老家讀書， 文君心裡還沒底。
文君是新蕾學校四年級的學生。 她所就讀的新蕾學校是一所開了22年的打工子弟學校， 共有938位學生， 其中932個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 也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流動兒童”。
儘管還沒到需要升學的年級， 離別的情緒已經在班上蔓延， 班上同學開始互相打探是否轉回老家讀書。
回， 抑或不回， 是橫亙在這個班54個孩子面前的艱難抉擇。 回去， 意味著離開父母， 留守家鄉；留下， 意味著高價學費，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這個班註定是“不完整”的。 打工子弟學校普遍呈現一種“年級越高， 人數越少”的特點。 以新蕾學校為例， 目前一、二年級分別有5個班， 到五六年級只剩下每個年級2個班。
還沒長大， 就要體會離別的痛苦， 是新蕾學校孩子們的常態。
“廠房學校”文君就讀的新蕾學校在廣州市中心的一個城中村， 這裡距離廣州CBD——珠江新城僅隔兩個地鐵站。 從校門口往外遠眺， 可以看見不遠處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
廣州的打工子弟學校分佈在各個“城中村”內。 村裡， 四面八方的人來到這裡討生活。 他們通常居住在黑壓壓一片的低矮民房裡， 樓道昏暗擁擠， 牆壁上貼著各種五顏六色的“小廣告”。 這裡，
新蕾學校門面不大， 總共有三棟樓。 如果不是校門口飄揚的五星紅旗， 路過的人常常會忽略它的存在。 90年代， 村裡的人按廠房的設計建造這棟房子， 一經建成， 便被新蕾教育集團相中， 租用至今。 課室和廠房的設計難免有所差別， 即便經過改造， 有的難題還是無法避免：許多間課室都較為封閉， 僅在講臺後方開著兩扇小窗。 側邊沒有窗戶， 採光、通風都不足， 白天也要開燈照明。
學校操場是位於一棟樓樓頂的“空中操場”。 操場是水泥地， 有兩條跑道， 空餘地方擺放著兩張乒乓球桌， 一側網欄上貼著“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的字樣。
另一棟樓的一、二、三層是課室， 第四層被用作教師宿舍。 所謂的“宿舍”其實是一個鋪位， 整個樓層被分隔為不同的單間， 床是上下鋪的， “就跟大學宿舍差不多”， 一位年輕的老師介紹。 宿舍外牆年久失修， 部分牆皮剝落， 裸露出灰色的水泥。 宿舍一旁的空房裡， 廢棄的課桌椅壘到了天花板。
學校附近一家廢棄的玻璃廠是學生們課後玩樂的天堂。 廢舊廠房存在安全隱患， 老師們三令五申禁止學生到玻璃廠玩耍， 學生們還是喜歡“勇闖禁地”。 老師們想了個辦法， 凡是去“玻璃廠”的學生都要罰寫檢討， 張貼在課室後門， 可這依舊制止不了孩子們蠢蠢欲動的好奇心， 檢討書貼滿了一整扇後門， 孩子們故作深沉的稚嫩語氣躍然紙上：如果我再私自去玻璃廠， 將天打雷劈， 萬劫不復！
創校以來， 為了保障師生們的安全， 新蕾集團多次“自掏腰包”翻修學校牆體。
校長周顯琴時常感歎辦學不易， “民辦學校畢竟需要靠盈利來改善， 教學條件有限。 公辦學校有國家投資， 差什麼直接寫個報告， 查實就去辦。 ”
第四層的教師宿舍沒有陽臺，老師們只能把衣物晾曬在走廊第一間正規的“打工子弟學校”周顯琴在新蕾學校做了7年的副校長，10年校長。1997年，社會興起公務員辭職下海潮，在四川老家教了16年書的周顯琴也想出門“闖一闖”，向學校遞交“停薪留職”申請，來到珠三角。
初來乍到，周顯琴想下海經商，轉行做生意，東找西找，沒找到滿意的工作。恰好一位他曾經的學生，介紹他到新蕾學校做老師，他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到學校面試。試講一節課後，學校通知他錄用，每月700塊錢，比老家每個月300塊工資多了400塊。
他剛到新蕾學校任教的第一年，也是學校剛創辦的第一年。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剛剛興起，廣州湧入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開始出現打工子弟學校。
1992年，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制定了《廣州市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條例》，首次用政策法規形式規範民辦教育發展。
寬鬆的政策環境給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提供沃土。1996年，新蕾學校搭上政策便車，成為首間經教育主管部門批准備案的社會力量辦學全日制學校。
創辦之初，學校操場還是一下雨就濕漉漉的泥地，課室沒有多媒體設備，只有簡單的桌椅板凳黑板，老師數量不足，低年級的班級有時需要老師“包班”教學，即一個老師負責一個班的所有課程。
不過，廣州的打工子弟學校校舍條件與同期北京、上海相比已經優越得多。90年代，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多被稱為“菜地學校”，菜地旁邊搭起一些簡易棚戶就是一所學校。而彼時，廣州的流動兒童已經可以坐在水泥教室上課。
1996年，學校風風火火地開了起來，第一年招生，新蕾學校招了200多個學生。
下午放學，兩個學生收拾書包走出課室招生“爭奪戰”在許多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們的記憶中，每年暑假，他們都會展開一場傾巢而出的招生“爭奪戰”。
這場“戰役”的主戰場是在人來人往的菜市場。
在夏季漫長的廣州，一年裡最熱的八月份也是“爭奪戰”最激烈的時候。酷暑時節，各間學校的老師早早結束暑假，返回學校，三兩個人結成一隊，拿著印有學校名字的牌子、宣傳資料，搬兩套課桌椅，在各大菜市場門口擺攤宣傳。
通常幾所民辦學校攤位會連在一起，“家長們最關心的無非是一個學費，一個中午能不能託管，然後教學品質”，一位曾經參與過招生的老師介紹。有些新來的老師還會掛著學校宣傳板，騎車在村裡晃蕩，幫學校宣傳招生。隨著生源逐步穩定，這種“菜場招生”的方式逐漸被學生家長“以老帶新”的方式取代，“就好比是老顧客再為我們學校打口頭廣告”。
黃嵐在新蕾學校任教了12年，此前她在老家茂名公立小學教了九年。
在這裡，黃嵐明顯感覺到兩所學校教師的差異，“公立學校老師位置和打工子弟學校老師位置不太一樣”。
一次，班上有個學生從外地轉學進來，學籍還在老家，黃嵐心急打電話給家長，勸其儘快把孩子學籍轉出，否則影響孩子升學，家長置之不理。於是，她只能親自到學生家裡家訪，家長卻責怪黃嵐管得太多，“我的孩子到民辦學校讀書，我要去哪個學校讀都可以，隨便我愛去哪裡讀就去哪裡讀”。
類似這種以“顧客”身份自居的家長在打工子弟學校並不少見。祝華是黃嵐的同事，她表示自己也遇到過一位“蠻不講理”的家長，認為孩子進了學校，什麼事情都是學校的責任。有時孩子在家不聽話，作為班主任的她也會被埋怨“是老師教得不好”。
“其實我感覺私立學校的老師比公辦學校的老師幹得更難、更累，他們給我們氣受了，我們只能承受。”祝華無奈說道。
“公辦學校的工資待遇應該是民辦學校的兩三倍，假如民辦學校一個月教師五千，公辦起碼一萬五，我們也是這樣，除了社保也就三四千塊。”周顯琴知道，工資低就意味著招不到好的老師。新蕾學校目前共有44名教師，本科畢業的有14人，其餘的均為大專學歷。
放學後，學生們搭校車回家缺位的公辦學校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著民辦教育的發展，天河區從1996年的1所民辦學校發展到現在的46所。僅2017年，廣州市登記在案的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近63萬人，其中只有42％進入公辦學校就讀。這也就意味著，每10個流動兒童裡，有6個會在民辦學校讀書。
然而，民辦學校發展再蓬勃，在義務教育階段也只能承擔“輔助”作用。2001年，中央確立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兩為主”原則，即“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也就是說，解決流動兒童上學難問題，流入地的公辦學校承擔主要責任。
儘管廣州是最早出現、最早關注打工子弟學校的城市，廣州政府懸置“兩為主”原則長達9年。直到2010年，廣州才頒佈第一個專門針對流動兒童入學的檔《關於做好優秀外來工入戶和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意見》，明確政府在流動兒童義務教育階段的主體責任。
長期以來，廣州市的流動兒童教育問題仰仗市場解決。2010年前，廣州公辦學校接收非戶籍兒童比例一直低於40%，而這個資料北京在2006年是63%，上海在2008年是61.06%。
新蕾學校門口懸掛著學校所獲榮譽和“積分入學”申請指南去年下半年開始，新蕾學校學費從每學期4200元漲到低年級4500元，高年級4800元。周顯琴坦言，這個價格在廣州處於中低水準，，“一般學校都收到6000左右，我們算低的，因為發改委三年才允許你調價，我們基本上每三年都會調一次。”
在廣州，政府對於民辦學校招生有相應的補助，每個學生每學期675元，交學費的現場可以直接減免，只需學生家長簽名確認即可。然而675元還是遠遠不夠，早在十年前，上海給予民辦學校生均經費是每年2000元。
在幫扶流動兒童入學方面，上海政府一度是“模範”。2008－2012年，上海實施“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教育三年行動計畫”，通過放寬班額、簡化入學條件、增加校舍提供15萬個公辦義務教育學位，實現全部流動兒童免費義務教育。
但是，上海的利好政策並沒有長久。2014年戶籍制度改革，規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上海開始提高流動兒童義務教育門檻，實行“積分入學”政策。
周顯琴把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希望放在了去年剛生效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新版《促進法》將民辦教育分為“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提供義務教育的學校均為“非營利性學校”，規定“學校出資人不可獲得辦學利潤”。
“所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准盈利，不能亂動錢，就算學費多了，結餘下來的錢用來改善教育條件，提高教師待遇，學校方方面面可能會好一些”，周顯琴解釋。
對於廣東何時頒佈具體細則，他不知道。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文君、黃嵐、祝華為化名）
本文轉自布穀島，圖文作者賴蕙敏、蔣夢筱、鄺心怡、田格凡、畢一凡，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第四層的教師宿舍沒有陽臺，老師們只能把衣物晾曬在走廊第一間正規的“打工子弟學校”周顯琴在新蕾學校做了7年的副校長，10年校長。1997年，社會興起公務員辭職下海潮，在四川老家教了16年書的周顯琴也想出門“闖一闖”，向學校遞交“停薪留職”申請，來到珠三角。
初來乍到，周顯琴想下海經商，轉行做生意，東找西找，沒找到滿意的工作。恰好一位他曾經的學生，介紹他到新蕾學校做老師，他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到學校面試。試講一節課後，學校通知他錄用，每月700塊錢，比老家每個月300塊工資多了400塊。
他剛到新蕾學校任教的第一年，也是學校剛創辦的第一年。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剛剛興起，廣州湧入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開始出現打工子弟學校。
1992年，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制定了《廣州市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條例》，首次用政策法規形式規範民辦教育發展。
寬鬆的政策環境給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提供沃土。1996年，新蕾學校搭上政策便車，成為首間經教育主管部門批准備案的社會力量辦學全日制學校。
創辦之初，學校操場還是一下雨就濕漉漉的泥地，課室沒有多媒體設備，只有簡單的桌椅板凳黑板，老師數量不足，低年級的班級有時需要老師“包班”教學，即一個老師負責一個班的所有課程。
不過，廣州的打工子弟學校校舍條件與同期北京、上海相比已經優越得多。90年代，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多被稱為“菜地學校”，菜地旁邊搭起一些簡易棚戶就是一所學校。而彼時，廣州的流動兒童已經可以坐在水泥教室上課。
1996年，學校風風火火地開了起來，第一年招生，新蕾學校招了200多個學生。
下午放學，兩個學生收拾書包走出課室招生“爭奪戰”在許多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們的記憶中，每年暑假，他們都會展開一場傾巢而出的招生“爭奪戰”。
這場“戰役”的主戰場是在人來人往的菜市場。
在夏季漫長的廣州，一年裡最熱的八月份也是“爭奪戰”最激烈的時候。酷暑時節，各間學校的老師早早結束暑假，返回學校，三兩個人結成一隊，拿著印有學校名字的牌子、宣傳資料，搬兩套課桌椅，在各大菜市場門口擺攤宣傳。
通常幾所民辦學校攤位會連在一起，“家長們最關心的無非是一個學費，一個中午能不能託管，然後教學品質”，一位曾經參與過招生的老師介紹。有些新來的老師還會掛著學校宣傳板，騎車在村裡晃蕩，幫學校宣傳招生。隨著生源逐步穩定，這種“菜場招生”的方式逐漸被學生家長“以老帶新”的方式取代，“就好比是老顧客再為我們學校打口頭廣告”。
黃嵐在新蕾學校任教了12年，此前她在老家茂名公立小學教了九年。
在這裡，黃嵐明顯感覺到兩所學校教師的差異，“公立學校老師位置和打工子弟學校老師位置不太一樣”。
一次，班上有個學生從外地轉學進來，學籍還在老家，黃嵐心急打電話給家長，勸其儘快把孩子學籍轉出，否則影響孩子升學，家長置之不理。於是，她只能親自到學生家裡家訪，家長卻責怪黃嵐管得太多，“我的孩子到民辦學校讀書，我要去哪個學校讀都可以，隨便我愛去哪裡讀就去哪裡讀”。
類似這種以“顧客”身份自居的家長在打工子弟學校並不少見。祝華是黃嵐的同事，她表示自己也遇到過一位“蠻不講理”的家長，認為孩子進了學校，什麼事情都是學校的責任。有時孩子在家不聽話，作為班主任的她也會被埋怨“是老師教得不好”。
“其實我感覺私立學校的老師比公辦學校的老師幹得更難、更累，他們給我們氣受了，我們只能承受。”祝華無奈說道。
“公辦學校的工資待遇應該是民辦學校的兩三倍，假如民辦學校一個月教師五千，公辦起碼一萬五，我們也是這樣，除了社保也就三四千塊。”周顯琴知道，工資低就意味著招不到好的老師。新蕾學校目前共有44名教師，本科畢業的有14人，其餘的均為大專學歷。
放學後，學生們搭校車回家缺位的公辦學校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著民辦教育的發展，天河區從1996年的1所民辦學校發展到現在的46所。僅2017年，廣州市登記在案的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近63萬人，其中只有42％進入公辦學校就讀。這也就意味著，每10個流動兒童裡，有6個會在民辦學校讀書。
然而，民辦學校發展再蓬勃，在義務教育階段也只能承擔“輔助”作用。2001年，中央確立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兩為主”原則，即“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也就是說，解決流動兒童上學難問題，流入地的公辦學校承擔主要責任。
儘管廣州是最早出現、最早關注打工子弟學校的城市，廣州政府懸置“兩為主”原則長達9年。直到2010年，廣州才頒佈第一個專門針對流動兒童入學的檔《關於做好優秀外來工入戶和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意見》，明確政府在流動兒童義務教育階段的主體責任。
長期以來，廣州市的流動兒童教育問題仰仗市場解決。2010年前，廣州公辦學校接收非戶籍兒童比例一直低於40%，而這個資料北京在2006年是63%，上海在2008年是61.06%。
新蕾學校門口懸掛著學校所獲榮譽和“積分入學”申請指南去年下半年開始，新蕾學校學費從每學期4200元漲到低年級4500元，高年級4800元。周顯琴坦言，這個價格在廣州處於中低水準，，“一般學校都收到6000左右，我們算低的，因為發改委三年才允許你調價，我們基本上每三年都會調一次。”
在廣州，政府對於民辦學校招生有相應的補助，每個學生每學期675元，交學費的現場可以直接減免，只需學生家長簽名確認即可。然而675元還是遠遠不夠，早在十年前，上海給予民辦學校生均經費是每年2000元。
在幫扶流動兒童入學方面，上海政府一度是“模範”。2008－2012年，上海實施“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教育三年行動計畫”，通過放寬班額、簡化入學條件、增加校舍提供15萬個公辦義務教育學位，實現全部流動兒童免費義務教育。
但是，上海的利好政策並沒有長久。2014年戶籍制度改革，規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上海開始提高流動兒童義務教育門檻，實行“積分入學”政策。
周顯琴把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希望放在了去年剛生效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新版《促進法》將民辦教育分為“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提供義務教育的學校均為“非營利性學校”，規定“學校出資人不可獲得辦學利潤”。
“所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准盈利，不能亂動錢，就算學費多了，結餘下來的錢用來改善教育條件，提高教師待遇，學校方方面面可能會好一些”，周顯琴解釋。
對於廣東何時頒佈具體細則，他不知道。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文君、黃嵐、祝華為化名）
本文轉自布穀島，圖文作者賴蕙敏、蔣夢筱、鄺心怡、田格凡、畢一凡，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