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畫師：補藥臉
在進入那間讓他受工傷的工廠前， 譚道銀在礦山呆了十幾年， 做爆破類工作。 收入高、風險一般， 工時靈活， 朋友多，
但在手術室外聽說可能要截肢時， 譚道銀的淚水奪眶而出。 “我連父親去世都沒哭。 ”道銀說。 但當時的他顫抖著彷徨著， 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他一哭， 血就跟著往外湧， 妻子也就跟著哭。 醫生看他太激動， 答應盡力保住他的手。 那場手術最終做了十三四個小時， 在後續的四次手術裡又截掉了兩節壞死的手指。 最後留下一個傷痕累累但比較完整的右手， 手裡全是鋼釘。
工傷之後：從創傷中恢復
在東莞， 有一群經歷過工傷的“前工友”。 他們體驗過漫長的臥床導致的肌肉萎縮和身體機能下降；他們忍住了自我厭惡和想自殺的絕望；他們熬過失眠，
他們也重新融入人群， 找工作、結交新朋友；他們學會工傷維權的法律程式， 也幫境遇相似的工友改變現狀。
挺過來以後， 他們變強了。 但無論怎麼變強， “有些事就你就是再也做不了”， 也“感覺不太可能回到像過去那樣快樂了”。
2009的官方統計顯示， 中國每年有永久性傷殘的工傷人數超過10萬人。 在網路上、在文獻中， 不時能看見有關懷精神的知識普及和宣導， 工傷保險已是世界上普遍推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之一。
但這些資料其實無法呈現工傷康復之路的全貌：
多少雙手再也握不了筷子、再也系不了鞋帶？有多少家庭因無力依法索賠， 而致貧、家人失業、失學？有多少情緒和哀傷沒有得到合理疏導宣洩？
依據《心理疾病的診斷和統計手冊（DSM-IV）》中的描述， 失去身體一部分且險些危及生命的工友們， 確確實實經歷了創傷性事件， 事後多少都會出現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對應症狀：
心理學研究者黃文柱等對工傷康復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研究顯示， 63.2%和42.2%的工傷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鬱和焦慮， 有6個因數都超出大眾一般水準， 陽性篩查率為62.4%。 也就是說工傷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較不理想。
身體活動受限， 是早期康復者首要啟動應對機制以及創傷後心理問題產生的主要起因， 如截肢、脊髓損傷和嚴重燒傷患者。 儘管創傷後大家都會經歷相似的情緒反應和應激反應， 但身體活動功能受到限制的工友，
從創傷中復原的過程很漫長， 像在水底沉默地緩緩行走， 反復地追問自己：“我是誰？我要如何活下去？”
重構人生：自我救贖與社會支持
在急性創傷發生後的頭幾天或幾周內， 人們會只想要自我隔絕， 否認失去的東西， 抗拒哀悼。 出於自尊心， ta也許會不願意承認自己的一部分被剝奪了。 ta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逐漸打開心門， 才能再次積極地擁抱這個世界。 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來慢慢恢復一些普通的活動， 例如出門散步、見朋友、上街購物等等。
如果擁有充分的社會支持（來自朋友、親人、戀人、同事、陌生人、社會網路），單純急性創傷一般會在幾周內恢復初步的安全感。但如果他處於一個敵對或不安全的環境，復原就會受阻，甚至陷入危機。
病區裡有非常多工傷工友，每天都會有人跑來譚道銀的房裡聊天，“只要上到六級傷殘（斷手指）走出來都很難。有位河南的大姐右手斷了，經常跑來找我聊，一講起來就哭，一直都沒走出來。”
這是心理康復的階段之一。心理學工作者需要向受傷者保證，哀悼的過程對康復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承認精神創傷的存在是復原的第一步，不能繞道而行，也無法一蹴而就。但它有盡頭，有終點，當述說故事不再有那種強烈的感覺時，我們就迎來了一個重要的突破。這件事成為了受傷者的閱歷，僅僅是閱歷中的一部分，會褪色和淡忘。受傷者會暮然發現，原來這件事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譚道銀花了七八個月才走出來。起初他覺得“哪裡都容納不下自己，走到哪裡都受排擠受歧視”，但因為有願意照顧自己的親人、每天打電話問候鼓勵自己學用左手的親友、還有不離不棄的舊有社會紐帶，他熬過去了。“那時候經常發脾氣，有時候哪怕一點點小事情，我老婆餵飯的時候掉一點點米我也會發脾氣，”他有點不好意思，“受傷的時候根本不會去考慮別人的感受，自己都難受死了，根本顧不到別人。”
創傷者的人際關係很容易在極端之間擺蕩，又想要無時不刻有人陪伴，又想徹底隔絕自己。我們需要鼓勵他們向信任的人尋求支持，但必須謹慎地確保這種關係不會危及他們、阻礙復原。如果需要或情況危急，可以請專業人士評估他人生中每個可能的保護資源、情感支持、實質幫助和危險源。
在住院期間，譚道銀就經歷了一次“探索新內在資源”的過程。他發現東莞本地有個叫做“友維”的工人公益組織會定期來病房看望工傷工友。起初他壓根不相信這群人：“醫院說他們是騙子，會趕走他們。工友自己都愛理不理的，我看在他們是老鄉的份上才陪他們聊天、招待他們。我從來都沒接觸過法律這類東西，一點都不懂，也不信。但到出院後，他們一直給我打電話關心我，我這才慢慢認識了很多社工和工友，一聊，你有你的經驗，他有他的經驗，慢慢就瞭解了。”
如今他每週五都去探訪橋頭、輔酶、東莞、大嶺山醫院的工傷工友，他堅持參與普及法律知識，宣傳高溫津貼、幫助工友順利辭工、依法索賠。這種良好的社群互動對康復相當重要，因為經歷相同的工友可以宣洩出內心的傷痛、獲得支持感、瞭解誰該對此次事件負責、抵制更多被剝削感、學會“戰鬥”。
24歲的徐達因工傷遭遇心理危機，第一次服用了抗抑鬱類藥物。他本就交友甚廣，朋友們得知他受傷截肢的消息後，有的第一時間來探望，有的則打電話安慰勸解，一箱一箱寄水果到病房。但他根本吃不下、拉不出。每一分每一秒，骨頭都在鑽心地疼，難受得無法形容。每天都想著怎麼自殺比較好。
直到主治醫師及時發現了他連續幾天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不說話也不玩手機這個情況。醫生開始在他的藥里加了抗抑鬱類藥物，“吃了藥確實心情有很大變化，後來就慢慢不想死了”。
但他還是因此和相愛四年、已在談婚論嫁的女友分手了。女友仍然支持他，但女友的父母打來了電話——他聽懂了他們的意思。對社會大眾而言，少了一隻手的人和有兩隻手的人不一樣。
徐達如今平靜地說：“總是老公養老婆，不可能老婆養老公的嘛。”
社會對殘障的偏見、再就業面臨的重重困難、男性要賺錢養家的性別刻板印象，都是他當時無法再堅持下去的原因。思想鬥爭兩個月後，徐達最終主動提出了分手。
前後住院手術五次，醫療條件還不錯，但他最耿耿於懷的地方是醫生永遠“報喜不報憂”，根本問不到自己術後的真實情況：“我只能上網搜醫學論壇，一個一個病症看過去，慢慢瞭解了自己是什麼情況，最終會有什麼結果，才能和醫生對話。”
只有唯一一次，院長和自己說了實話。院長說：“我不建議你繼續治，治好了後續接肌腱也很貴，又要幾十萬，而且不一定會好，截肢吧。”
徐達同意了截肢。他說，這個（實話）才是他需要的，哪怕之後走在路上有段時間都不敢把手從兜裡掏出來，或是聽見小朋友直接說“那個叔叔手好短喔”的時候會心裡難過。
但我們總有瞭解和選擇如何對待自己身體的權利。
創傷經歷可能會奪去我們的一部分自我，讓我們覺得自己再也不是過去的自己了，但它並不能否認我們曾經的快樂和信念，不應阻礙我們找回自己。作為一個曾經熱衷社交，下班就會去泡吧、唱歌、聚會的人，徐達出院後身體起初還很虛弱，在地鐵上都會站不住。但後來他開始在網上組團找人去徒步——從北海徒步到汕頭，要走一個月。
在“以天為被，以地為席”的自然荒野裡，每個人都胡亂生長著——“我發現原來別人根本沒空在意你，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有很多自己要在意的事情，”他非常肯定地說，“我會說，走出來最快的方式就是融入人群。”
我們從這兩位工友的康復故事中大概可以發現，創傷後的復原過程大致如下：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張圖來重新認識我們受過的傷害：
依法維權：一隻手亦可握起拳頭
基本恢復後，譚道銀堅持做著一件連家裡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依法索賠。
因為結婚後妻子和家裡人都希望他出礦山、進工廠，求個安全，偏偏剛做兩個月就出事了。在康復早期脾氣不好的日子，他也會忍不住責怪妻子：“都怪你讓我進廠。”
壓力一大，人就容易受激惹發怒。在湖北老家，他母親帶著3歲的孫女，能省則省，自耕自種，除非萬不得已從不開口要錢。但一家人的生活費、育兒費、養老費開支不少，日子在工傷後還是過得緊巴巴起來了。從來沒上過班的妻子，而今也已經進廠打工三年了——每回做上幾個月，忍受不了一天12小時的勞累便又辭職。
“剛出院那陣子真是沒錢，去法院那段路走路得半小時，有時一天走10趟都不捨得坐公車，頂著大太陽光膀子走，那2塊錢我寧可買點菜。”譚道銀說。
工廠曾提出私了賠十萬，他拒絕了，認為自己應得的賠償不止這些。但當時的他沒想到，此後一年多，他連做夢都得想著這官司怎麼打：
辭退了了只想拿錢走過場的律師，親自聯繫走訪廣東各地的工友和律師，他靠自己努力打贏了官司，法院判決賠償三十萬。誰料待到法院強制執行賠償時，公司又想方設法逃避問題——原法人被換成一對老太太和老大爺，證詞荒誕，錯漏百出：“一噸多重的工廠設備被說成是從淘寶上快遞回來再組裝的”。而老闆用自己親姐姐的身份又在另一個地方註冊了一個公司，把機器弄過去——抽逃註冊資金、惡意篡改法人、轉移財產，等同于把原公司變成空殼。
也許是對方走了關係，法院拖延執行判決，一個物業拖了兩個月都沒去查。不僅不作為，法官還對他說，“你不要亂搞，亂搞要坐牢的。”
他說：“我跟著法律程式走，難道我依法索賠會坐牢嗎？”
判決下來至今四個月，一分錢賠償都沒到手。
相比起許多承受不了打官司帶來的心理壓力而選擇私了的工友，似乎沒有人能掰開譚道銀那枚握緊的拳頭：“難道你們執行不到位，就叫我錢都不要了嗎？肯定要爭取啊，哪怕有一點希望我都要爭取。”
四十歲出頭的他成為一個幫助其他人更好復原的教育者。學法、普法、求助、上訪，不只是為了掙那一口氣，這種“戰鬥”同樣有益於獲得生命的意義和信念。
徐達馬上也要離開東莞去深圳開張生意，和朋友籌備開小吃店，過幾年打算自考讀大學，生機勃勃。“有些事情改變不了，就只能適應。”抱著非常有適應力的心態，他不斷給自己認知重構、重新融入社會。
工傷過去兩三年了，他們的生活都已經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活力。復原已經完成，如今要面對的就是接下來的人生了。
就所有的可能性來說，每個人的餘生都不可能回避掉傷害，每個人都在應對傷害的過程中不斷成長。相信我們內在的直覺和自我，告訴自己我們的答案，不管通過什麼方式，最終的目的是要與他人產生共通和聯結，瞭解自己是社會的、是承擔著公共角色的、是宇宙中的一部分。
“從創傷到復原，追尋的不過就是成為一個普通人。”
＊參考文獻：
黃瓊, 梁玲毓, 朱潔，《工傷康復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分析》 中國康復醫學雜誌, 2012, 27(8), 749-752
黃文柱, 宋汝華, 廖祥洲, 等，《工傷康復患者心理健康調查及干預治療的研究》中國實用醫藥, 2010, 5(9), 3-4
黃文柱, 梁維松, 廖祥洲, 等.，《工傷康復患者心理障礙及干預治療的研究現狀及展望》中國實用醫藥, 2009, 4(11), 222-224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 我國工傷職業康復發展現狀. 2009
如果擁有充分的社會支持（來自朋友、親人、戀人、同事、陌生人、社會網路），單純急性創傷一般會在幾周內恢復初步的安全感。但如果他處於一個敵對或不安全的環境，復原就會受阻，甚至陷入危機。
病區裡有非常多工傷工友，每天都會有人跑來譚道銀的房裡聊天，“只要上到六級傷殘（斷手指）走出來都很難。有位河南的大姐右手斷了，經常跑來找我聊，一講起來就哭，一直都沒走出來。”
這是心理康復的階段之一。心理學工作者需要向受傷者保證，哀悼的過程對康復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承認精神創傷的存在是復原的第一步，不能繞道而行，也無法一蹴而就。但它有盡頭，有終點，當述說故事不再有那種強烈的感覺時，我們就迎來了一個重要的突破。這件事成為了受傷者的閱歷，僅僅是閱歷中的一部分，會褪色和淡忘。受傷者會暮然發現，原來這件事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譚道銀花了七八個月才走出來。起初他覺得“哪裡都容納不下自己，走到哪裡都受排擠受歧視”，但因為有願意照顧自己的親人、每天打電話問候鼓勵自己學用左手的親友、還有不離不棄的舊有社會紐帶，他熬過去了。“那時候經常發脾氣，有時候哪怕一點點小事情，我老婆餵飯的時候掉一點點米我也會發脾氣，”他有點不好意思，“受傷的時候根本不會去考慮別人的感受，自己都難受死了，根本顧不到別人。”
創傷者的人際關係很容易在極端之間擺蕩，又想要無時不刻有人陪伴，又想徹底隔絕自己。我們需要鼓勵他們向信任的人尋求支持，但必須謹慎地確保這種關係不會危及他們、阻礙復原。如果需要或情況危急，可以請專業人士評估他人生中每個可能的保護資源、情感支持、實質幫助和危險源。
在住院期間，譚道銀就經歷了一次“探索新內在資源”的過程。他發現東莞本地有個叫做“友維”的工人公益組織會定期來病房看望工傷工友。起初他壓根不相信這群人：“醫院說他們是騙子，會趕走他們。工友自己都愛理不理的，我看在他們是老鄉的份上才陪他們聊天、招待他們。我從來都沒接觸過法律這類東西，一點都不懂，也不信。但到出院後，他們一直給我打電話關心我，我這才慢慢認識了很多社工和工友，一聊，你有你的經驗，他有他的經驗，慢慢就瞭解了。”
如今他每週五都去探訪橋頭、輔酶、東莞、大嶺山醫院的工傷工友，他堅持參與普及法律知識，宣傳高溫津貼、幫助工友順利辭工、依法索賠。這種良好的社群互動對康復相當重要，因為經歷相同的工友可以宣洩出內心的傷痛、獲得支持感、瞭解誰該對此次事件負責、抵制更多被剝削感、學會“戰鬥”。
24歲的徐達因工傷遭遇心理危機，第一次服用了抗抑鬱類藥物。他本就交友甚廣，朋友們得知他受傷截肢的消息後，有的第一時間來探望，有的則打電話安慰勸解，一箱一箱寄水果到病房。但他根本吃不下、拉不出。每一分每一秒，骨頭都在鑽心地疼，難受得無法形容。每天都想著怎麼自殺比較好。
直到主治醫師及時發現了他連續幾天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不說話也不玩手機這個情況。醫生開始在他的藥里加了抗抑鬱類藥物，“吃了藥確實心情有很大變化，後來就慢慢不想死了”。
但他還是因此和相愛四年、已在談婚論嫁的女友分手了。女友仍然支持他，但女友的父母打來了電話——他聽懂了他們的意思。對社會大眾而言，少了一隻手的人和有兩隻手的人不一樣。
徐達如今平靜地說：“總是老公養老婆，不可能老婆養老公的嘛。”
社會對殘障的偏見、再就業面臨的重重困難、男性要賺錢養家的性別刻板印象，都是他當時無法再堅持下去的原因。思想鬥爭兩個月後，徐達最終主動提出了分手。
前後住院手術五次，醫療條件還不錯，但他最耿耿於懷的地方是醫生永遠“報喜不報憂”，根本問不到自己術後的真實情況：“我只能上網搜醫學論壇，一個一個病症看過去，慢慢瞭解了自己是什麼情況，最終會有什麼結果，才能和醫生對話。”
只有唯一一次，院長和自己說了實話。院長說：“我不建議你繼續治，治好了後續接肌腱也很貴，又要幾十萬，而且不一定會好，截肢吧。”
徐達同意了截肢。他說，這個（實話）才是他需要的，哪怕之後走在路上有段時間都不敢把手從兜裡掏出來，或是聽見小朋友直接說“那個叔叔手好短喔”的時候會心裡難過。
但我們總有瞭解和選擇如何對待自己身體的權利。
創傷經歷可能會奪去我們的一部分自我，讓我們覺得自己再也不是過去的自己了，但它並不能否認我們曾經的快樂和信念，不應阻礙我們找回自己。作為一個曾經熱衷社交，下班就會去泡吧、唱歌、聚會的人，徐達出院後身體起初還很虛弱，在地鐵上都會站不住。但後來他開始在網上組團找人去徒步——從北海徒步到汕頭，要走一個月。
在“以天為被，以地為席”的自然荒野裡，每個人都胡亂生長著——“我發現原來別人根本沒空在意你，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有很多自己要在意的事情，”他非常肯定地說，“我會說，走出來最快的方式就是融入人群。”
我們從這兩位工友的康復故事中大概可以發現，創傷後的復原過程大致如下：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張圖來重新認識我們受過的傷害：
依法維權：一隻手亦可握起拳頭
基本恢復後，譚道銀堅持做著一件連家裡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依法索賠。
因為結婚後妻子和家裡人都希望他出礦山、進工廠，求個安全，偏偏剛做兩個月就出事了。在康復早期脾氣不好的日子，他也會忍不住責怪妻子：“都怪你讓我進廠。”
壓力一大，人就容易受激惹發怒。在湖北老家，他母親帶著3歲的孫女，能省則省，自耕自種，除非萬不得已從不開口要錢。但一家人的生活費、育兒費、養老費開支不少，日子在工傷後還是過得緊巴巴起來了。從來沒上過班的妻子，而今也已經進廠打工三年了——每回做上幾個月，忍受不了一天12小時的勞累便又辭職。
“剛出院那陣子真是沒錢，去法院那段路走路得半小時，有時一天走10趟都不捨得坐公車，頂著大太陽光膀子走，那2塊錢我寧可買點菜。”譚道銀說。
工廠曾提出私了賠十萬，他拒絕了，認為自己應得的賠償不止這些。但當時的他沒想到，此後一年多，他連做夢都得想著這官司怎麼打：
辭退了了只想拿錢走過場的律師，親自聯繫走訪廣東各地的工友和律師，他靠自己努力打贏了官司，法院判決賠償三十萬。誰料待到法院強制執行賠償時，公司又想方設法逃避問題——原法人被換成一對老太太和老大爺，證詞荒誕，錯漏百出：“一噸多重的工廠設備被說成是從淘寶上快遞回來再組裝的”。而老闆用自己親姐姐的身份又在另一個地方註冊了一個公司，把機器弄過去——抽逃註冊資金、惡意篡改法人、轉移財產，等同于把原公司變成空殼。
也許是對方走了關係，法院拖延執行判決，一個物業拖了兩個月都沒去查。不僅不作為，法官還對他說，“你不要亂搞，亂搞要坐牢的。”
他說：“我跟著法律程式走，難道我依法索賠會坐牢嗎？”
判決下來至今四個月，一分錢賠償都沒到手。
相比起許多承受不了打官司帶來的心理壓力而選擇私了的工友，似乎沒有人能掰開譚道銀那枚握緊的拳頭：“難道你們執行不到位，就叫我錢都不要了嗎？肯定要爭取啊，哪怕有一點希望我都要爭取。”
四十歲出頭的他成為一個幫助其他人更好復原的教育者。學法、普法、求助、上訪，不只是為了掙那一口氣，這種“戰鬥”同樣有益於獲得生命的意義和信念。
徐達馬上也要離開東莞去深圳開張生意，和朋友籌備開小吃店，過幾年打算自考讀大學，生機勃勃。“有些事情改變不了，就只能適應。”抱著非常有適應力的心態，他不斷給自己認知重構、重新融入社會。
工傷過去兩三年了，他們的生活都已經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活力。復原已經完成，如今要面對的就是接下來的人生了。
就所有的可能性來說，每個人的餘生都不可能回避掉傷害，每個人都在應對傷害的過程中不斷成長。相信我們內在的直覺和自我，告訴自己我們的答案，不管通過什麼方式，最終的目的是要與他人產生共通和聯結，瞭解自己是社會的、是承擔著公共角色的、是宇宙中的一部分。
“從創傷到復原，追尋的不過就是成為一個普通人。”
＊參考文獻：
黃瓊, 梁玲毓, 朱潔，《工傷康復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分析》 中國康復醫學雜誌, 2012, 27(8), 74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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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 我國工傷職業康復發展現狀.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