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女子患癌找人撞死自己”案， 近日有了新進展。 江蘇句容市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徐紅偉犯故意殺人罪， 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2008年， 吳敏（化名）被診斷為宮頸癌。 在病情進入晚期並自殺未果後， 吳敏多次聯繫朋友徐紅偉， 求他開車把自己撞死， 其丈夫王斌也承諾， 事後絕不會找徐紅偉麻煩。 2017年6月15日， 徐紅偉在約定好的地點， 開車撞向吳敏， 並二次碾軋， 後者於4天后死於家中。 案發後， 徐紅偉和王斌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起訴。
這是一起交織著人倫、道德、人性與法律衝突的案件， 可謂悲劇之上又添悲劇。 法院的判決， 充分考量並調和了案件中的種種矛盾。 而類似的案件， 並非第一次出現， 比如2012年的東莞“孝子殺母”案， 2016年的“雇人殺己”案。 他們有一個共性， 即處於痛苦中的病人尋求以死解除痛苦。
這類案件， 每次都引發了一波對安樂死的討論。 但安樂死， 目前在全世界範圍也仍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 如何評定要求安樂死人的真實意願， 它會否引發道德和法律的雙重風險？特別是在當前我國這樣一個醫療保障水準相對較低的社會中，
凡此種種， 都是擺在安樂死合法化面前無法回避的現實命題。 至今， 全球只有極少數幾個國家安樂死合法， 多數國家也正是出於以上顧慮。
相較於安樂死， “尊嚴死”或是一個相對中性、更易被接受的做法。 它與安樂死相比， 側重的是讓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 能夠減少痛苦， 獲得更好的生存品質。 比如， 不主張過度治療和搶救。 去年， 作家瓊瑤在帶有遺囑性質的公開信中， 要求子女在萬一自己病重時， 不要讓其軀殼被勉強留住而受折磨， 就屬於對尊嚴死的呼喚。
要實現尊嚴死，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臨終關懷。 但這方面的基礎仍非常薄弱。 一是沒有形成普遍的觀念。 對於無治癒希望又處於痛苦階段的病人，
另外， 涉及病人尊嚴的鎮痛問題， 相關用藥觀念也亟待改善。 有分析指出， 長期以來， 從家屬到醫生都認為， 鎮痛藥易致癮， 副作用大， 所以臨床使用上一般非常克制。 這也增加了臨終病人的痛苦指數。 但實際上， 這種觀念或許並無醫學支持。 上海市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張俊曾坦言， “大量臨床實踐證實， 癌症患者因長期使用嗎啡止痛而成癮者， 極為罕見。 ”
臨終關懷意識欠缺， 相關服務未普及， 加上臨床用藥觀念上有誤區， 使得吳敏這樣的病重患者即便沒有醫療負擔， 解除痛苦的能力也相當有限。 想到“一死了之”， 便變得很自然。 引發悲劇， 也就成了社會、法律之痛。
吳敏式悲劇， 所指向的關鍵問題， 便是病人在生命最後的痛苦階段，到底如何維護尊嚴。而一個病人最終只能想到快速求死來解除痛苦，早就無尊嚴可言。要破除兩者間的錯位，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不管難度多大，都不應該再被忽視。這不僅關涉能否讓吳敏這樣的悲劇少一點，也事關每一個人的尊嚴。
樹立尊嚴死意識，從患者家屬到醫療系統，把解除無治癒希望患者的痛苦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應是相對可行，代價和成本最小的一種方式。在這方面，一些民間機構和組織甚至個人其實都已有行動。
前幾年有一本暢銷書叫《最後的告別》，其中有一個觀點，或值得所有人深思：（病人臨終階段）無論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我們的干預，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和犧牲，只有在滿足病人個人生活的更大目標時，才具有合理性。
便是病人在生命最後的痛苦階段，到底如何維護尊嚴。而一個病人最終只能想到快速求死來解除痛苦，早就無尊嚴可言。要破除兩者間的錯位，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不管難度多大，都不應該再被忽視。這不僅關涉能否讓吳敏這樣的悲劇少一點，也事關每一個人的尊嚴。
樹立尊嚴死意識，從患者家屬到醫療系統，把解除無治癒希望患者的痛苦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應是相對可行，代價和成本最小的一種方式。在這方面，一些民間機構和組織甚至個人其實都已有行動。
前幾年有一本暢銷書叫《最後的告別》，其中有一個觀點，或值得所有人深思：（病人臨終階段）無論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我們的干預，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和犧牲，只有在滿足病人個人生活的更大目標時，才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