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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的恐慌:為何吳敬璉要警告“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片產業”?

【牛邦投教觀察】中興事件引發了一場關於晶片的大討論, 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 近日,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

“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片產業”是危險的。

支援全力搞晶片的理由, 似乎不言自明。 經過這幾天的輿論轟炸, 一個街頭小兒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訴你, 為了產業供應安全, 為了國家安全, 為了中國走上高端產業鏈, 賺取高附加值。 但是, 這些說法真的沒有問題嗎?

虛假的恐慌

專欄作家劉遠舉指出, 這一次中興事件, 很多人說, 晶片上被“卡脖子”, 產業不安全。 實際上, 恰好相反, 這一次事件證明了商業晶片的供應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國不明白中興事件背後的複雜性、政治性嗎?但是, 即便如此他們也仍然只制裁中興, 沒有涉及其他廠商。 這是因為美國在短期內全面斷供晶片, 不光是對美國經濟, 也是對全球經濟的毀滅性打擊,

在政治上並不可行。

如果把當下建立在資訊產業基礎上的全球經濟看做一個生態的話, 那麼, 在這個生態中, 食物鏈頂端的生物, 力量龐大, 但食物鏈底層的植物、細菌, 沒有它們, 這樣的生態也會立刻遭到滅頂之災。

美國政治:“美國最筆直的那枝箭”

實際上, 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後, 制裁的範圍從國家縮小到公司甚至個人, 一方面, 這是資訊技術的發展, 使得制裁可以精准打擊, 另一方面, 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後, 投鼠忌器所致。 這不正是所謂的“我就喜歡你(美國人)看不慣, 還必須和我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樣子”嗎?

所以, 比較優勢導向下的國際分工相互綁定, 提供了一種穩定機制。 所謂卡脖子、晶片封鎖中國、中國產業安全受威脅、屈辱,

很大程度上, 是一種誤會。 一開始, 這種誤會是可以理解的, 但到了後面, 誤會某種程度上被煽風點火, 利用了。

長期上看, 國際分工為資本帶來了更多利潤, 這驅動了全球化, 形成生態依賴。 特朗普也只是想蘋果回美國建廠, 也沒想過違背資本意願, 把整個手機生產體系都搬回美國。 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 出於政治目的的封鎖晶片, 以毀掉中國手機、電子產業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所以, 自己搞晶片, 不管是短期與長期, 從產業安全的角度, 並不存在急迫的需求。 至於國防用途的晶片, 根據相關報導, 中國大部分的軍用電子元器件自給率已經接近80%。 而對民用消費來說, 即便現在正在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

也能買到蘋果手機與電腦。

當然, 長期不能僅僅立足于安全。 目前, 全球54%的晶片都出口到中國, 每年晶片進口達2000多億美元, 超過了石油和大宗商品, 是中國的第一大進口商品。 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晶片, 往產業鏈高端走, 到國際市場上去賺錢。 這種願望是美好的, 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資驅動, 短期內趕超, 卻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政府能做好風投嗎?

從賺錢角度, 市場自然會選擇最佳的途徑和時機。 晶片不是不計成本的國家工程, 而是需要批量生產, 面對競爭的市場行為, 這就需要整個產業鏈的積累, 並非一夕之功。 很多人批評當年下馬“運十”, 並以現在的大飛機為反證的例子, 殊不知,

幾十年過去, 中國的製造業已今非昔比。

就在這幾天, 倪光南院士當年的助手, 參與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戶機和Linux作業系統的工作的梁甯女士的文章刷屏。 她的結論是, 政府機構太害怕失敗, 所以無法搞出晶片。 她給出的辦法是, “國家出錢, 投種子, 一年往市場裡撒1000億, 連撒5年錢。 允許大面積失敗”。

然而, 市場創新表面上看起來是由失敗堆積出來的, 但本質上, 絕不是源於“允許”失敗, 恰好相反, 是每一個人竭盡全力避免失敗, 但為了賺錢又不得不去嘗試, 承擔失敗的風險。 共用單車燒的每一分錢, 背後都是害怕失敗的投資人, 而不是允許失敗的官員。

一家風投, 當然會遭遇失敗, 但絕對不會到市場上隨意去投兩家, 而要做盡調、訪談、市場分析、行業研究等等。 因為要對股東的錢負責,對自己的錢負責。這種負責會落實在具體的激勵機制上,甚至要求決策人跟投。

如果官員做起了風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風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風投的激勵機制,與此同時,也需要切斷權力來源,以免官員用權力來促進自己所投專案的虛假繁榮。那麼這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官員嗎?

採取官辦風投,允許失敗,只會產生大面積的註定的失敗。以新能源車補貼為例,93家汽車企業有72家均涉騙補,金額高達92.7億元,這麼大規模長期的騙取補貼,最後,居然無一刑事責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敗的特性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場的本質特徵。既然如此,那就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獲得國際市場的前提是什麼?

中國進口的晶片,大多數都是製成成品後出口的。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龐大的國際市場來消化晶片,消化自己的產能,搞自己的晶片賺錢,也是基於這個龐大的市場。不過,獲得這個市場有很多國際通行的前提條件。

比如市場原則;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態互相依賴;比如遵循約定;那麼,當中國以非市場的方式,全力投資晶片,把產業鏈全都集中在國內,在當下國際貿易緊張的氛圍下,反而會引發反彈,導致國際市場縮小。在最最極端的情況,如果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全面對抗,那麼,晶片斷供與國際市場關閉,對中國的影響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所謂自主晶片賺錢的前提也就不復存在。

這一次中興被制裁,中國沒有打算報復蘋果,正是因為蘋果的供應鏈、蘋果軟體發展者、蘋果雲都在國內。反過來說,如果真的有一個手機生產體系,全是自主化的,這樣的手機,最容易成為狙擊的目標,只能在國內銷售。

在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層的條件。中國的晶片產業,存在客觀的制度障礙。撇開商業試錯、在幾十年形成的生態之中,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的困難不談,最簡單的一個理由,你可以問問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軟體裡的資訊政府看不得到嗎?這些問題美國當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個中國人都明白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國的資訊產業,不管軟硬,走出去會面臨很大的障礙。

實際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預言,而是事實。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所有的前提條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對此的種種不滿,明面上指向美國,實際上指的是世界。這不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而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所以,巨額補貼不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於非市場化方式招致反彈,並不能幫助中國企業去國際上賺錢,反而會幫倒忙。

情懷與補貼

熱烈的輿論,最終指向的都是國家財政補貼。

這一波晶片呼籲中,很大一部分是業內人士,這中間,有真誠的情懷。科學家、理工科知識份子往往都有這種情懷。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涉及到的資金越來越多,需要國家提供巨額支援,某種程度上,這使得理工科知識份子更加傾向國家主義,呼喚國家投資。

不過,還有很多情懷背後,是對補貼的貪婪。面對任何“為了國家利益”的話語,都要把國家這個詞拆分為更多、更細、更具體的概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看清被國家二字所掩蓋的事實與真相。國家去高端產業賺錢,這句話並不精確,實際上,不是國家,而是晶片行業、行業精英賺到更多的錢,而老百姓為此做前期的風險投資。

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市場中的企業家一般不會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基於財政預算的,則會顯示出家國情懷,甚至通過公關定位,給自己加上意識形態色彩。這相當於在意識形態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無論哪種情懷都忽略了出錢的主體:老百姓。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了熱血沸騰的情懷,在現代意義下,這個話的意思是說,國家的任何決策,公民都必須承擔起代價。國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國家要投資晶片,你就要多交200塊的稅,或者少200塊的醫療。當然,這個數字並不多,但是要花錢的地方卻不只這一項,教育、醫療、國防、基礎設施建設、扶貧、舊房改造。(專欄作家劉遠舉)

因為要對股東的錢負責,對自己的錢負責。這種負責會落實在具體的激勵機制上,甚至要求決策人跟投。

如果官員做起了風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風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風投的激勵機制,與此同時,也需要切斷權力來源,以免官員用權力來促進自己所投專案的虛假繁榮。那麼這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官員嗎?

採取官辦風投,允許失敗,只會產生大面積的註定的失敗。以新能源車補貼為例,93家汽車企業有72家均涉騙補,金額高達92.7億元,這麼大規模長期的騙取補貼,最後,居然無一刑事責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敗的特性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場的本質特徵。既然如此,那就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獲得國際市場的前提是什麼?

中國進口的晶片,大多數都是製成成品後出口的。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龐大的國際市場來消化晶片,消化自己的產能,搞自己的晶片賺錢,也是基於這個龐大的市場。不過,獲得這個市場有很多國際通行的前提條件。

比如市場原則;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態互相依賴;比如遵循約定;那麼,當中國以非市場的方式,全力投資晶片,把產業鏈全都集中在國內,在當下國際貿易緊張的氛圍下,反而會引發反彈,導致國際市場縮小。在最最極端的情況,如果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全面對抗,那麼,晶片斷供與國際市場關閉,對中國的影響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所謂自主晶片賺錢的前提也就不復存在。

這一次中興被制裁,中國沒有打算報復蘋果,正是因為蘋果的供應鏈、蘋果軟體發展者、蘋果雲都在國內。反過來說,如果真的有一個手機生產體系,全是自主化的,這樣的手機,最容易成為狙擊的目標,只能在國內銷售。

在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層的條件。中國的晶片產業,存在客觀的制度障礙。撇開商業試錯、在幾十年形成的生態之中,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的困難不談,最簡單的一個理由,你可以問問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軟體裡的資訊政府看不得到嗎?這些問題美國當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個中國人都明白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國的資訊產業,不管軟硬,走出去會面臨很大的障礙。

實際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預言,而是事實。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所有的前提條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對此的種種不滿,明面上指向美國,實際上指的是世界。這不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而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所以,巨額補貼不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於非市場化方式招致反彈,並不能幫助中國企業去國際上賺錢,反而會幫倒忙。

情懷與補貼

熱烈的輿論,最終指向的都是國家財政補貼。

這一波晶片呼籲中,很大一部分是業內人士,這中間,有真誠的情懷。科學家、理工科知識份子往往都有這種情懷。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涉及到的資金越來越多,需要國家提供巨額支援,某種程度上,這使得理工科知識份子更加傾向國家主義,呼喚國家投資。

不過,還有很多情懷背後,是對補貼的貪婪。面對任何“為了國家利益”的話語,都要把國家這個詞拆分為更多、更細、更具體的概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看清被國家二字所掩蓋的事實與真相。國家去高端產業賺錢,這句話並不精確,實際上,不是國家,而是晶片行業、行業精英賺到更多的錢,而老百姓為此做前期的風險投資。

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市場中的企業家一般不會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基於財政預算的,則會顯示出家國情懷,甚至通過公關定位,給自己加上意識形態色彩。這相當於在意識形態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無論哪種情懷都忽略了出錢的主體:老百姓。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了熱血沸騰的情懷,在現代意義下,這個話的意思是說,國家的任何決策,公民都必須承擔起代價。國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國家要投資晶片,你就要多交200塊的稅,或者少200塊的醫療。當然,這個數字並不多,但是要花錢的地方卻不只這一項,教育、醫療、國防、基礎設施建設、扶貧、舊房改造。(專欄作家劉遠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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