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們在看待邪教問題時可能產生一種“非我”——即“別人會被欺騙， 我可不會”的認知錯覺， 因而掉以輕心， 讓邪教有機可乘。 事實上， 遇到一定的時機或場合， 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邪教的犧牲品。 “非我”錯覺主要源於自我提升偏差、後見之明偏見和自利歸因偏差等心理因素， 這些心理因素在人們身上普遍存在， 卻又難以察覺。
生活中有一種常見現象， 不少人在生病後才後悔平時不注意保養身體， 不少人在發生意外後， 才想起多少次把保險推銷員拒之門外。 我們常常有一種錯覺， “不好”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加入邪教是“傻子遇上騙子”的事情嗎？
前段時間， 全國多地掀起了“對邪教說不”的網上簽名活動熱潮，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參與。 但是， 有的人對此並不認同， 他們說：我們家沒有邪教， 參加這樣的活動沒意義。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 我們計畫在某地開展反邪教警示宣傳活動， 就曾聽過這樣的反對意見：不要不要， 我們這裡沒有邪教， 沒啥好宣傳的。 後來， 當地有位長者來找我， 說他念高中的兒子一直很認真學習， 成績名列前茅， 不知什麼時候起迷上了“法輪功”， 天天把自己關在房裡學“法練功”， 上網與功友“交流”， 家人怎麼勸都不聽， 逼急了乾脆門都不出， 吃飯就叫個外賣，
上述舉例絲毫沒有指責的意思， 而是想指出一個事實， 反邪教知識普及有時不那麼受待見， 多數人只有在自身（或親朋好友）受其害後， 才發覺這個問題多麼嚴重， 卻已經積重難返了。 這其中， 除了人們由於不瞭解而對邪教宣傳“敬而遠之”， 還因為不少人覺得像被邪教欺騙那樣“離譜”的事情， 不可能跟自己扯上什麼關係， 沒必要去留意、關注它們。
林少春同志在廣東省“七·五”普法讀物《36名邪教親歷者實錄》的《序一》中說：“很多人在看到媒體報導的天安門自焚事件、山東招遠惡性殺人事件等慘劇時，
（德）埃穆特著作《反邪教手冊》，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出版
德國學者庫爾特—赫爾穆特·埃穆特梳理了大量邪教現象後， 在其著作《反邪教手冊》中寫道：“在議論邪教成員時， 總會有人說：‘這肯定都是些意志不堅定的人。 我是不會這樣的！’但實際情況往往並非如此……我們原則上都會被巧舌如簧的人所打動， 也可以說， 被花言巧語的騙子所打動。 比如說， 您買下了從未想過要買的東西， 事後才發覺這些東西是沒用的， 至少可以說是多餘的……不僅在廣告中， 謊言說了一千次會變成真理， 邪教也是靠花言巧語運作的。 ”[2]
美國前心理學會主席瑪格麗特·泰勒·辛格一生從事邪教問題研究， 被公認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邪教問題研究權威”， 她在其著作《邪教在我們身邊》中有類似描述：“即使我們都知道人類是善變的——不管這種想法是不是令人愉快——大多數人傲慢地聲明：‘只有那些瘋狂、愚蠢和非常貧窮的人才加入邪教。
隨後， 辛格補充道：“當我聽見有人這麼說， 我平靜地說：‘要打個賭嗎？’”[3]
美國心理學會（APA）前主席、邪教問題專家瑪格麗特·辛格
正視邪教問題的“非我”神話
E·阿倫森說：“我們可能都曾經認為，‘這件事只會發生在他人的身上——不可能在我身上發生’。[4]作為一名反邪教工作者，類似“只有傻子才會加入邪教”的說法我聽過太多，而且，這種觀點十分根深蒂固，不輕易被改變。辛格把這種情形稱為“非我”的神話：“人們總認為其觀點、價值觀和思想是不受侵犯而且完全能自我駕馭的……他們持有一種神話，即別人總是頭腦簡單，易受影響，而自己是很有思想的……當我們一聽到邪教、陰謀或某個受制於他人、被他人影響的人，我們便試圖本能地把自己同他們劃分開來。我們堅持認為‘沒有人能讓我做這種事’，這似乎是一個勇氣和自尊的問題。就如同士兵相信子彈只會打中別人一樣，大多數人相信自己的頭腦和思想不會受他人左右。他們聲稱：‘別人會被操縱控制，而我不會。’”[5]
邪教成員的行為往往十分“荒唐”，然而一樁又一樁荒誕的邪教事件此起彼伏，總是不停地有人落入邪教的陷阱。事實表明，“非我”只是一個麻痹人的神話。
為了編寫《36名邪教親歷者實錄》一書，我們調查了上萬個邪教癡迷者受害案例，對癡迷者的年齡、性別、學歷、職業等要素進行了簡要梳理，發現，無論是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身處象牙塔的天之驕子，還是蒙昧初啟的中、小學生，是事業有成、見多識廣的企業老闆、社會精英，還是家境貧寒、目不識丁的貧苦農民、打工仔，均有可能成為邪教的犧牲品，在癡迷邪教的歧路上執迷不悟。正如該書《序一》所言：“他們原本都是正常社會中的普通一員，跟多數人一樣，他們也從不認為自己會落入邪教的桎梏。事實和研究都表明，遇到一定的時機或場合，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邪教的犧牲品，即使頭腦再靈光的人或教育背景良好者，也難免被邪教欺騙或俘獲。”[6]
是的，“任何人都可能”，說來有點誇張，甚至有點“危言聳聽”，但這確實是心理學和邪教問題研究得出的結論。陝西師範大學陳青萍教授說：“有的人心理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很容易接受別人的暗示，也有的人堅定而有主見，很難被別人的暗示所支配，但是不被精神控制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很少的，這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事實。”[7]對此，辛格同樣不無遺憾地說：“正常人不會捲入邪教的謬論儘管存在，但事實卻清楚地表明瞭每個人都易受邪教教主的誘惑。事實上，許多青少年和成年人屬於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也沒有被嚴重干擾，但他們還是成了邪教教徒。”[8]
“非我”神話的心理成因
如前所述，邪教問題的“非我”神話只是一種認知錯覺，它源於人們對“自我”的不瞭解，而且，“不瞭解”的這部分“自我”，正好被邪教有意或無意地“利用”了，自己卻渾然不覺。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詳細探究邪教的欺騙手法前，讓我們一起審視那源於我們自身的、根深蒂固的“非我”神話是如何產生的。
1、自我提升偏差
大多數人都有認為自己是最特別的幻覺，本質上，“非我”神話正是這樣一種“自我提升偏差”。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認為，過去的25年中，很少有研究如自我提升偏差那般受到關注。[9]美國心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說：“我們對自己認為熟知的事物確信不疑，我們顯然無法瞭解自己的無知程度，無法確切瞭解自己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10]心理學研究發現，很多情況下我們並不知道，事實上我們並不如想像的那樣瞭解自己。我們常常會把自己想像得比別人好，比別人更強。70%的人認為他們的能力比平均水準要高；80%的人認為他們的情感控制要比平均水準要強；90%的人認為他們的道德水準比平均水準要高，但我們恰恰忘記了平均水準就是50%，只有50%的人比另外50%的人在某一方面略強一些。我們還經常覺得我們和別人不太一樣，比如，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比起同齡人更可能生養天賦過人的孩子，或者活過80歲，與同齡人相比不太可能發生車禍，受到刑事傷害，或者生重病等。布朗總結道：“簡而言之，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真實中的樣子更好。”[11]所以，儘管身邊不乏認識的人被邪教毒害的情形，我們還是會感覺邪教跟我們不是處在同一個世界。
2、後見之明偏見
日常生活中，我們會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接觸不同的說辭或“思想”，我們會盡可能地讓別人“理解”自己，同樣，別人也總會“影響”我們的想法，我們的觀點每天都在更新，但很少有人覺得自己被別人“改變”。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後見之明”的思維偏見在作祟。
後見之明指後見判斷（可得益於事件結果回饋的判斷）與先見判斷（不知曉事件結果時的判斷）的系統差異。[12]對於一件事情的理解，已經知道結果和還沒知道結果時，我們往往產生不同的判斷，而且可能差別很大，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差別即使很大，我們卻很難察覺。
科學史上有許多例子印證了“後見之明”的威力，其中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是伽利略關於“兩個鐵球同時著地”的著名實驗。還記得中學的情景嗎？當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述這個實驗時，同學們紛紛議論說：“這麼簡單的實驗，為什麼他們就不會做呢？”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阿裡士多德關於“落體速度與重量成正比”的教導在之前1800多年裡一直被認為是正確無誤的，在這之前，竟然沒有人會做一個這麼“簡單”的實驗，甚至沒有人提出過懷疑。“後見之明”的思維慣性如此巨大又如此隱蔽，其威力可見一斑。
丹尼爾·卡尼曼認為，人類大腦的常規局限使它沒有足夠的能力重構過去的知識結構或信念，當我們回顧以往時，由於後見之明，對有些事會產生虛幻的確定感，因此我們變得過於自信。[13]一旦接受了一種新的世界觀，或對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你就會立即喪失很大一部分回憶能力，無法回想起自己觀點改變前的那些想法，而是誤認為：我早就知道了。
而且，丹尼爾·卡尼曼說，“結果越糟糕，後見之明的偏見就越嚴重”。因為導致糟糕結果的事實往往顯得更加“誇張”，更容易進行識別，這時，人們更容易認為：傻子都能想到。回想一下，那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被邪教欺騙的糟糕事情，比如“法輪功”癡迷人員聽信李洪志關於“虹化”的謊言而點火自焚、“華藏宗門”邪教成員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女兒都“奉獻”給“教主”吳澤衡，這些事實如此荒謬，看起來多麼容易避免，對此，產生“只有傻子才會加入邪教”的看法顯得不足為奇。人們總是說，“邪教的說辭那麼荒誕不經，怎麼會有人相信”，這正是“後見之明”的一種典型表現。
3、自利歸因偏差
社會認知研究領域有一個基本共識：處在模棱兩可的不確定情境下令人感到不愉快，於是人們便積極為事件和經歷尋找合理的解釋，進而探索影響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委，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對事件發生作用。在觀察者眼裡，行為是不可能脫離個體而單獨存在的，當描述和解釋社會行為的原因時，與情境和環境性因素的影響相比，人們會過高估計人格和氣質因素的重要性，這種現象叫“基本歸因錯誤”。[14]
海德對因果歸因理論作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人們在判斷某行為的動機時，經常會忽視或者低估情境的決定性作用，而過分強調個體的內在動因。而且，當解釋他人行為時，這種趨勢更強烈。特別是出現消極行為或結果時，我們更傾向於將我們自己的行為歸因於情境，即外在因素，而當出現積極行為或結果時，我們便傾向於將期歸因為自己的內在因素，這種歸因偏差叫“自利歸因偏差”。[15]譬如，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自己的球隊贏了覺得是發揮出了實力，輸了則可能是場地不適應或天氣不好，同理，我們看待那些被邪教欺騙的人們時，很容易認為是他們“傻”、“貪心”，卻忽視了那些令他們“身不由己”的、起更大作用的情境因素。
美國心理學會(APA)前主席菲力浦·津巴多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的主持者菲力浦·津巴多通過他卓越的研究，並考察了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美國連鎖餐館發生的“裸檢的騙局”、以及“人民聖殿”教製造的900名信徒集體自殺等惡性事件後得出結論：不論是細微或明顯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個體的抵抗意志，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遠遠勝於個體力量。[16] 埃穆特指出，那些加入歐姆真理教的人肯定會認為，耶和華見證會的那套刻板觀念很沒有意思，另一方面，那些潛在的克裡希納教信徒也會覺得統一聖靈協會沒有意思。[17]與邪教受害者打交道20多年的美國心理學博士凱薩琳·曼恩說，“邪教招募之所以隱秘，是因為加入邪教團體的大多數人都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18]邪教在發展、控制信徒的過程中，正是依靠大量利用情境因素，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深陷泥潭，無法自拔。人們往往不是一開始就“相信”，而是不知道怎麼就“深信不疑”了。
是的，邪教並非處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時空，而是真真實實地存在於我們身邊，覬覦著每一個可能滋長的機會，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黃帝內經》說：“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反邪教警示教育的理念也應如此，在還沒有遇到邪教的時候，先在內心對邪教說“不”，其原理正如同中醫思想之“未病先防、既病防變”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旨在考察人們看待邪教問題時可能存在的“非我”錯覺，以期讓人們對邪教問題有更清醒的認識。至於邪教怎麼利用這些錯覺，特別是情境因素如何在邪教招募中發生重要作用，則是一個值得更加深入、詳盡探討的問題。
參考文獻
[1][6] 陳少波主編：《36名邪教親歷者實錄》，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6.12
[2][17]（德）庫爾特—赫爾穆特·埃穆特：《反邪教手冊》，魯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9
[3][5][8]（美）瑪格麗特·辛格：《邪教在我們身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14]（美）E·阿倫森：《社會性動物》，邢占軍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10
[7] 陳青萍著：《精神控制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9][11]（美）布朗：《自我》，王偉平，陳浩鶯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5.1
[10][13]（美）丹尼爾、卡尼曼：《思考，快與慢》，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12]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50864922.html
[15]（美）布魯爾：《我們，你們，他們：群際關係心理學揭秘》，李衛華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6
[16]（美）菲力浦·津巴多：《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孫佩妏，陳雅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10
[18]凱薩琳·曼恩，載自羅斯著作《邪教：洗腦背後的真相》序，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15.1
美國心理學會（APA）前主席、邪教問題專家瑪格麗特·辛格
正視邪教問題的“非我”神話
E·阿倫森說：“我們可能都曾經認為，‘這件事只會發生在他人的身上——不可能在我身上發生’。[4]作為一名反邪教工作者，類似“只有傻子才會加入邪教”的說法我聽過太多，而且，這種觀點十分根深蒂固，不輕易被改變。辛格把這種情形稱為“非我”的神話：“人們總認為其觀點、價值觀和思想是不受侵犯而且完全能自我駕馭的……他們持有一種神話，即別人總是頭腦簡單，易受影響，而自己是很有思想的……當我們一聽到邪教、陰謀或某個受制於他人、被他人影響的人，我們便試圖本能地把自己同他們劃分開來。我們堅持認為‘沒有人能讓我做這種事’，這似乎是一個勇氣和自尊的問題。就如同士兵相信子彈只會打中別人一樣，大多數人相信自己的頭腦和思想不會受他人左右。他們聲稱：‘別人會被操縱控制，而我不會。’”[5]
邪教成員的行為往往十分“荒唐”，然而一樁又一樁荒誕的邪教事件此起彼伏，總是不停地有人落入邪教的陷阱。事實表明，“非我”只是一個麻痹人的神話。
為了編寫《36名邪教親歷者實錄》一書，我們調查了上萬個邪教癡迷者受害案例，對癡迷者的年齡、性別、學歷、職業等要素進行了簡要梳理，發現，無論是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身處象牙塔的天之驕子，還是蒙昧初啟的中、小學生，是事業有成、見多識廣的企業老闆、社會精英，還是家境貧寒、目不識丁的貧苦農民、打工仔，均有可能成為邪教的犧牲品，在癡迷邪教的歧路上執迷不悟。正如該書《序一》所言：“他們原本都是正常社會中的普通一員，跟多數人一樣，他們也從不認為自己會落入邪教的桎梏。事實和研究都表明，遇到一定的時機或場合，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邪教的犧牲品，即使頭腦再靈光的人或教育背景良好者，也難免被邪教欺騙或俘獲。”[6]
是的，“任何人都可能”，說來有點誇張，甚至有點“危言聳聽”，但這確實是心理學和邪教問題研究得出的結論。陝西師範大學陳青萍教授說：“有的人心理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很容易接受別人的暗示，也有的人堅定而有主見，很難被別人的暗示所支配，但是不被精神控制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很少的，這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事實。”[7]對此，辛格同樣不無遺憾地說：“正常人不會捲入邪教的謬論儘管存在，但事實卻清楚地表明瞭每個人都易受邪教教主的誘惑。事實上，許多青少年和成年人屬於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也沒有被嚴重干擾，但他們還是成了邪教教徒。”[8]
“非我”神話的心理成因
如前所述，邪教問題的“非我”神話只是一種認知錯覺，它源於人們對“自我”的不瞭解，而且，“不瞭解”的這部分“自我”，正好被邪教有意或無意地“利用”了，自己卻渾然不覺。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詳細探究邪教的欺騙手法前，讓我們一起審視那源於我們自身的、根深蒂固的“非我”神話是如何產生的。
1、自我提升偏差
大多數人都有認為自己是最特別的幻覺，本質上，“非我”神話正是這樣一種“自我提升偏差”。美國心理學家布朗認為，過去的25年中，很少有研究如自我提升偏差那般受到關注。[9]美國心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說：“我們對自己認為熟知的事物確信不疑，我們顯然無法瞭解自己的無知程度，無法確切瞭解自己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10]心理學研究發現，很多情況下我們並不知道，事實上我們並不如想像的那樣瞭解自己。我們常常會把自己想像得比別人好，比別人更強。70%的人認為他們的能力比平均水準要高；80%的人認為他們的情感控制要比平均水準要強；90%的人認為他們的道德水準比平均水準要高，但我們恰恰忘記了平均水準就是50%，只有50%的人比另外50%的人在某一方面略強一些。我們還經常覺得我們和別人不太一樣，比如，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比起同齡人更可能生養天賦過人的孩子，或者活過80歲，與同齡人相比不太可能發生車禍，受到刑事傷害，或者生重病等。布朗總結道：“簡而言之，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真實中的樣子更好。”[11]所以，儘管身邊不乏認識的人被邪教毒害的情形，我們還是會感覺邪教跟我們不是處在同一個世界。
2、後見之明偏見
日常生活中，我們會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接觸不同的說辭或“思想”，我們會盡可能地讓別人“理解”自己，同樣，別人也總會“影響”我們的想法，我們的觀點每天都在更新，但很少有人覺得自己被別人“改變”。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後見之明”的思維偏見在作祟。
後見之明指後見判斷（可得益於事件結果回饋的判斷）與先見判斷（不知曉事件結果時的判斷）的系統差異。[12]對於一件事情的理解，已經知道結果和還沒知道結果時，我們往往產生不同的判斷，而且可能差別很大，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差別即使很大，我們卻很難察覺。
科學史上有許多例子印證了“後見之明”的威力，其中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是伽利略關於“兩個鐵球同時著地”的著名實驗。還記得中學的情景嗎？當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述這個實驗時，同學們紛紛議論說：“這麼簡單的實驗，為什麼他們就不會做呢？”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阿裡士多德關於“落體速度與重量成正比”的教導在之前1800多年裡一直被認為是正確無誤的，在這之前，竟然沒有人會做一個這麼“簡單”的實驗，甚至沒有人提出過懷疑。“後見之明”的思維慣性如此巨大又如此隱蔽，其威力可見一斑。
丹尼爾·卡尼曼認為，人類大腦的常規局限使它沒有足夠的能力重構過去的知識結構或信念，當我們回顧以往時，由於後見之明，對有些事會產生虛幻的確定感，因此我們變得過於自信。[13]一旦接受了一種新的世界觀，或對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你就會立即喪失很大一部分回憶能力，無法回想起自己觀點改變前的那些想法，而是誤認為：我早就知道了。
而且，丹尼爾·卡尼曼說，“結果越糟糕，後見之明的偏見就越嚴重”。因為導致糟糕結果的事實往往顯得更加“誇張”，更容易進行識別，這時，人們更容易認為：傻子都能想到。回想一下，那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被邪教欺騙的糟糕事情，比如“法輪功”癡迷人員聽信李洪志關於“虹化”的謊言而點火自焚、“華藏宗門”邪教成員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女兒都“奉獻”給“教主”吳澤衡，這些事實如此荒謬，看起來多麼容易避免，對此，產生“只有傻子才會加入邪教”的看法顯得不足為奇。人們總是說，“邪教的說辭那麼荒誕不經，怎麼會有人相信”，這正是“後見之明”的一種典型表現。
3、自利歸因偏差
社會認知研究領域有一個基本共識：處在模棱兩可的不確定情境下令人感到不愉快，於是人們便積極為事件和經歷尋找合理的解釋，進而探索影響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委，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對事件發生作用。在觀察者眼裡，行為是不可能脫離個體而單獨存在的，當描述和解釋社會行為的原因時，與情境和環境性因素的影響相比，人們會過高估計人格和氣質因素的重要性，這種現象叫“基本歸因錯誤”。[14]
海德對因果歸因理論作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人們在判斷某行為的動機時，經常會忽視或者低估情境的決定性作用，而過分強調個體的內在動因。而且，當解釋他人行為時，這種趨勢更強烈。特別是出現消極行為或結果時，我們更傾向於將我們自己的行為歸因於情境，即外在因素，而當出現積極行為或結果時，我們便傾向於將期歸因為自己的內在因素，這種歸因偏差叫“自利歸因偏差”。[15]譬如，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自己的球隊贏了覺得是發揮出了實力，輸了則可能是場地不適應或天氣不好，同理，我們看待那些被邪教欺騙的人們時，很容易認為是他們“傻”、“貪心”，卻忽視了那些令他們“身不由己”的、起更大作用的情境因素。
美國心理學會(APA)前主席菲力浦·津巴多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的主持者菲力浦·津巴多通過他卓越的研究，並考察了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美國連鎖餐館發生的“裸檢的騙局”、以及“人民聖殿”教製造的900名信徒集體自殺等惡性事件後得出結論：不論是細微或明顯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個體的抵抗意志，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遠遠勝於個體力量。[16] 埃穆特指出，那些加入歐姆真理教的人肯定會認為，耶和華見證會的那套刻板觀念很沒有意思，另一方面，那些潛在的克裡希納教信徒也會覺得統一聖靈協會沒有意思。[17]與邪教受害者打交道20多年的美國心理學博士凱薩琳·曼恩說，“邪教招募之所以隱秘，是因為加入邪教團體的大多數人都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18]邪教在發展、控制信徒的過程中，正是依靠大量利用情境因素，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深陷泥潭，無法自拔。人們往往不是一開始就“相信”，而是不知道怎麼就“深信不疑”了。
是的，邪教並非處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時空，而是真真實實地存在於我們身邊，覬覦著每一個可能滋長的機會，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黃帝內經》說：“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反邪教警示教育的理念也應如此，在還沒有遇到邪教的時候，先在內心對邪教說“不”，其原理正如同中醫思想之“未病先防、既病防變”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旨在考察人們看待邪教問題時可能存在的“非我”錯覺，以期讓人們對邪教問題有更清醒的認識。至於邪教怎麼利用這些錯覺，特別是情境因素如何在邪教招募中發生重要作用，則是一個值得更加深入、詳盡探討的問題。
參考文獻
[1][6] 陳少波主編：《36名邪教親歷者實錄》，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6.12
[2][17]（德）庫爾特—赫爾穆特·埃穆特：《反邪教手冊》，魯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9
[3][5][8]（美）瑪格麗特·辛格：《邪教在我們身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14]（美）E·阿倫森：《社會性動物》，邢占軍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10
[7] 陳青萍著：《精神控制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9][11]（美）布朗：《自我》，王偉平，陳浩鶯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5.1
[10][13]（美）丹尼爾、卡尼曼：《思考，快與慢》，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12]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50864922.html
[15]（美）布魯爾：《我們，你們，他們：群際關係心理學揭秘》，李衛華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6
[16]（美）菲力浦·津巴多：《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孫佩妏，陳雅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10
[18]凱薩琳·曼恩，載自羅斯著作《邪教：洗腦背後的真相》序，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