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一峰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955篇原創首發文章
根據著名分析公司Gartner的資料， 2017年全球半導體行業收入為4197億美元， 比2016年增長22%，
三星在存儲晶片領域有強大優勢， 2017年存儲晶片價格總體一路上升， 缺貨明顯， 三星收入大增。 未來存儲晶片價格很可能走低， 因為產能會大增， 特別是中國武漢的長江存儲估計在2018年底到2019年會實現量產。 但是， 三星作為半導體巨人的地位今後相當長時間難以撼動， 其經驗也值得借鑒。
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
1938年李秉喆成立三星集團前身“三星商會”。 1969年三星電子成立， 在70年代上半期主要生產冰箱、洗衣機和黑白電視機。 三星電子當時沒什麼技術， 有技術的日本公司不願意轉讓彩色電視機技術， 所以只能從黑白電視機入手。 具體做法是：從日本索尼進口黑白電視機的成套散件和基本組裝技術， 生產低檔產品， 再貼上日本三洋的品牌銷往海外低端市場， 第一批12英寸黑白電視機就銷往巴拿馬。 三星還出資與三洋、住友商社合資成立三星三洋電器。
不過三星並不滿足於此， 而是努力通過各種管道獲得外國技術， 同時在內部全力消化吸收關鍵技術， 並根據韓國國民的特點進行技術改良， 1975年開發出經濟型的12英寸黑白電視機。 這樣雖然零部件還靠進口，
1974年12月， 三星通過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一半的股份進入半導體產業。 韓國半導體產業起源於60年代中期， 是從利用外資進行電晶體的封裝開始的。 1979年， 三星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剩餘股份， 改名三星半導體， 1980年和三星電子合併。
三星進入半導體， 是集團董事長李秉喆的小兒子李健熙的建議。 當時集團高管都反對， 李秉喆也很猶豫， 但曾在美國留學的李健熙認為， 韓國資源匱乏， 未來將是一個資訊科技世界， 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 他甚至是先用個人的資金買下韓國半導體公司的股份。
| 三星集團的三代掌門人：李秉喆、李健熙、李在鎔
一開始， 三星半導體的情況和最早做電視時差不多， 沒有技術， 品質也不行。 1977年通過“逆向工程”開始生產電晶體， 但集團下屬企業也不願意用， 三星半導體差點倒閉。 （注：逆向工程即對目標產品進行逆向分析和研究， 演繹得出其處理流程、結構、功能特性及技術規格等設計要素，以製作功能相近、但不完全一樣的產品。）
讓自行車廠造波音飛機？
1983年5月三星正式開始研發首款量產產品64K DRAM，當時的開發組成員後來回顧說，以三星當時的技術和裝備條件，難度之大等於“如同要求自行車生產廠商製造超音速飛機一樣”，而且被美日半導體公司排斥，工程開發過程也充滿各種困難。但1983年11月，三星成功自主成功開發出64K DRAM的工程、檢查、組裝等半導體全線工程技術，成為世界上第三個VLSI半導體（超大型積體電路）生產國。
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但如果敢於咬牙啃下硬骨頭，就會大大加速成長。三星從64K DRAM起步，一次性越過發達國家過去走過的4K、16K、32K的過程，讓在DRAM開發方面一籌莫展的德國、法國也大為驚歎。
1989年，三星在DRAM市場僅次於日本東芝、NEC和美國德州儀器，排全球第四。此後三星加大投資，1992年超過東芝成為DRAM市場第一，這時三星的技術已經站在全球最前沿，1992年9月25日率先公佈成功開發64MB DRAM。
之後，三星1993年在記憶體全部領域，1995年在SRAM（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領域，2000年後在NAND Flash（快閃記憶體）領域以及在顯示器Driver IC等非存儲式領域，都成為世界第一。三星從DRAM進入快閃記憶體時，快閃記憶體排在世界第一的日本企業曾發出合作邀請，但三星最終選擇自主研發。因為三星認定快閃記憶體就在手機時代發揮核心部件作用，這個技術不能受制於他人。
三星半導體1974年底起步時，落後美日企業數十年，隨著存儲晶片的成功，韓國成為半導體強國，以設計、微電機械方面的競爭力為依託，在存儲市場獨霸。2013年三星在全球率先量產三次元V NAND，2014年量產20納米DRAM，2016年開始量產10納米級DRAM，都遙遙領先。
在Foundry（積體電路製造）方面，三星半導體同樣十分強大，率先開發了10納米FinFet工程，既減少能耗又提高性能，還可以縮小面積，非常適合搭載手機設備。
成功的原動力在哪裡？
李健熙和父親李秉喆的遠見以及堅定不移的信念，是三星半導體崛起的第一推動力。他們有信念和目標，能夠迅速果斷做決定。半導體產業是爭分奪秒的行業，敢做決定的“大賭”才能大贏。李健熙最早自掏腰包也要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哪怕高管都反對，就是看到機會後要堅決下手，寧可失敗不能錯過。
第二，是堅信技術的力量，為了技術發展不斷努力。三星的技術哲學是“技術立國、科學立國”，李健熙說過：“半導體事業初期便是技術擴充的戰爭。日本經驗相對豐富的我，當時基本每週往返於日本，同廣大日本半導體技術人員交流，只為發現有助於三星半導體發展的蛛絲馬跡。”起步時李秉喆曾派人向日本夏普學習，但夏普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資料都拒絕提供，三星研究員便通過自己的手指間距離、身高及步數，記錄工廠大概面積。這樣的經歷使三星意識到沒有技術的被動性。通過合作可以獲得一部分技術，但不可能是先進技術；買別人的技術，一時有用，但別人不會一直給你；養成技術依賴症之後，隨著技術本身的發展，和別人的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可能越來越大。所以三星在技術和人才方面長期投資，為了挖最好的人不惜血本，最終在核心技術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再以此為基礎和英特爾、蘋果等平等合作。
第三，是精准計算下的反週期投資的勇氣。1984年開始，DRAM價格週期性波動，加上要支付專利使用費等因素，到1986年三星半導體累計虧損3億美元，資本金幾乎虧光。但三星沒有採取保守策略，當時2線剛竣工，市場萎靡，李秉喆指示3線迅速動工，分批追加投資，向1M DRAM的更高技術領域進軍。1988年DRAM市場井噴，利潤完全抵消所有累計虧損。三星半導體高管說：“存儲業是這樣一個行業，如果你不能在過去進行適當的投資，那麼你也不可能在下一次行業興盛時賺到錢。”
第四，追求極致效率，主動挑戰自己。三星第一台半導體生產線只用了半年完工，國際同行需要兩三年時間。為了縮短工期，三星管理層和工程師住在施工現場。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三星堅持“儲備產品的研發戰略”，即生產現有產品的同時，啟動下一代產品研發。三星認為，“追求安逸定會落後”，所以總是提出更高標準逼迫自己跳躍。
當然，在三星半導體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支持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也是不可忽略的。三星半導體起步的時代，正是韓國政府通過政策吸引五六十年代到歐美留學的人員回國投身產業化的時期，三星招聘了近140名人才，並用近2年時間向他們傳授半導體知識經驗和技術。韓國政府對大財團在資金方面的支援也不遺餘力，為發展晶片不惜動用日韓建交過程中日本向韓國的戰爭賠款。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中說，世之“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李秉喆、李健熙父子就是有志向和志氣的企業家。李健熙年輕時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那時他就立志說，“資源匱乏的我國要想在發達國家的夾縫裡競爭生存的話，就只有動腦子去研究一流的國家，向一流的國家學習，因此就得用心地去適應日本一切先進的東西”。
三星歷史上曾經有過多個“老師”，消費電子學索尼，物流管理學玫琳凱，庫存管理學聯邦快遞，但學習的最終目標，是李秉喆所說的“要做就做第一，不然就退出”的宏圖大志。目標遠大，充滿鬥志，永不服輸，善於學習，無畏改革，愛拼才會贏，當這種精神和文化演變成每一天的習慣，哪個在前邊領跑的公司不畏懼後面緊緊跟隨的三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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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得出其處理流程、結構、功能特性及技術規格等設計要素，以製作功能相近、但不完全一樣的產品。）讓自行車廠造波音飛機？
1983年5月三星正式開始研發首款量產產品64K DRAM，當時的開發組成員後來回顧說，以三星當時的技術和裝備條件，難度之大等於“如同要求自行車生產廠商製造超音速飛機一樣”，而且被美日半導體公司排斥，工程開發過程也充滿各種困難。但1983年11月，三星成功自主成功開發出64K DRAM的工程、檢查、組裝等半導體全線工程技術，成為世界上第三個VLSI半導體（超大型積體電路）生產國。
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但如果敢於咬牙啃下硬骨頭，就會大大加速成長。三星從64K DRAM起步，一次性越過發達國家過去走過的4K、16K、32K的過程，讓在DRAM開發方面一籌莫展的德國、法國也大為驚歎。
1989年，三星在DRAM市場僅次於日本東芝、NEC和美國德州儀器，排全球第四。此後三星加大投資，1992年超過東芝成為DRAM市場第一，這時三星的技術已經站在全球最前沿，1992年9月25日率先公佈成功開發64MB DRAM。
之後，三星1993年在記憶體全部領域，1995年在SRAM（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領域，2000年後在NAND Flash（快閃記憶體）領域以及在顯示器Driver IC等非存儲式領域，都成為世界第一。三星從DRAM進入快閃記憶體時，快閃記憶體排在世界第一的日本企業曾發出合作邀請，但三星最終選擇自主研發。因為三星認定快閃記憶體就在手機時代發揮核心部件作用，這個技術不能受制於他人。
三星半導體1974年底起步時，落後美日企業數十年，隨著存儲晶片的成功，韓國成為半導體強國，以設計、微電機械方面的競爭力為依託，在存儲市場獨霸。2013年三星在全球率先量產三次元V NAND，2014年量產20納米DRAM，2016年開始量產10納米級DRAM，都遙遙領先。
在Foundry（積體電路製造）方面，三星半導體同樣十分強大，率先開發了10納米FinFet工程，既減少能耗又提高性能，還可以縮小面積，非常適合搭載手機設備。
成功的原動力在哪裡？
李健熙和父親李秉喆的遠見以及堅定不移的信念，是三星半導體崛起的第一推動力。他們有信念和目標，能夠迅速果斷做決定。半導體產業是爭分奪秒的行業，敢做決定的“大賭”才能大贏。李健熙最早自掏腰包也要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哪怕高管都反對，就是看到機會後要堅決下手，寧可失敗不能錯過。
第二，是堅信技術的力量，為了技術發展不斷努力。三星的技術哲學是“技術立國、科學立國”，李健熙說過：“半導體事業初期便是技術擴充的戰爭。日本經驗相對豐富的我，當時基本每週往返於日本，同廣大日本半導體技術人員交流，只為發現有助於三星半導體發展的蛛絲馬跡。”起步時李秉喆曾派人向日本夏普學習，但夏普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資料都拒絕提供，三星研究員便通過自己的手指間距離、身高及步數，記錄工廠大概面積。這樣的經歷使三星意識到沒有技術的被動性。通過合作可以獲得一部分技術，但不可能是先進技術；買別人的技術，一時有用，但別人不會一直給你；養成技術依賴症之後，隨著技術本身的發展，和別人的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可能越來越大。所以三星在技術和人才方面長期投資，為了挖最好的人不惜血本，最終在核心技術方面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再以此為基礎和英特爾、蘋果等平等合作。
第三，是精准計算下的反週期投資的勇氣。1984年開始，DRAM價格週期性波動，加上要支付專利使用費等因素，到1986年三星半導體累計虧損3億美元，資本金幾乎虧光。但三星沒有採取保守策略，當時2線剛竣工，市場萎靡，李秉喆指示3線迅速動工，分批追加投資，向1M DRAM的更高技術領域進軍。1988年DRAM市場井噴，利潤完全抵消所有累計虧損。三星半導體高管說：“存儲業是這樣一個行業，如果你不能在過去進行適當的投資，那麼你也不可能在下一次行業興盛時賺到錢。”
第四，追求極致效率，主動挑戰自己。三星第一台半導體生產線只用了半年完工，國際同行需要兩三年時間。為了縮短工期，三星管理層和工程師住在施工現場。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三星堅持“儲備產品的研發戰略”，即生產現有產品的同時，啟動下一代產品研發。三星認為，“追求安逸定會落後”，所以總是提出更高標準逼迫自己跳躍。
當然，在三星半導體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支持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也是不可忽略的。三星半導體起步的時代，正是韓國政府通過政策吸引五六十年代到歐美留學的人員回國投身產業化的時期，三星招聘了近140名人才，並用近2年時間向他們傳授半導體知識經驗和技術。韓國政府對大財團在資金方面的支援也不遺餘力，為發展晶片不惜動用日韓建交過程中日本向韓國的戰爭賠款。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中說，世之“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李秉喆、李健熙父子就是有志向和志氣的企業家。李健熙年輕時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那時他就立志說，“資源匱乏的我國要想在發達國家的夾縫裡競爭生存的話，就只有動腦子去研究一流的國家，向一流的國家學習，因此就得用心地去適應日本一切先進的東西”。
三星歷史上曾經有過多個“老師”，消費電子學索尼，物流管理學玫琳凱，庫存管理學聯邦快遞，但學習的最終目標，是李秉喆所說的“要做就做第一，不然就退出”的宏圖大志。目標遠大，充滿鬥志，永不服輸，善於學習，無畏改革，愛拼才會贏，當這種精神和文化演變成每一天的習慣，哪個在前邊領跑的公司不畏懼後面緊緊跟隨的三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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