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夫， 江蘇睢寧人， 1924年11月出生， 1943年9月入黨並參加革命， 1944年9月入伍， 1982年3月離休， 離休前系原第二炮兵某基地醫院副政委， 現為北京衛戍區海澱第27離職幹部休養所副師職離休幹部。
曾經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先後參加江蘇睢甯縣高作鎮、安徽靈璧縣後馬家等10餘次戰鬥， 因戰負傷被評定為三等甲級傷殘軍人。 1955年被授予解放獎章、獨立自由獎章， 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勳榮譽章， 2015年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2018年1月18日， 他在病重之際委託家人一次交納黨費12萬元。
周智夫年輕時的照片
作為一名入黨75年的老黨員， 周智夫從窮苦孩子進步為革命青年， 從普通戰士成長為領導幹部， 親身經歷了祖國在党的領導下從貧窮苦難走向崛起強盛， 心中充滿著“革命理想高於天”的豪邁情懷， 一生堅信跟著共產黨走就是跟著真理走、跟著光明走、跟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走。
病床上的願望
京衛戍區某幹休所周智夫的家裡， 至今仍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立櫃、木床和折疊飯桌， 簡單的傢俱和陳設， 默默講述著這家主人的樸素勤儉。
周智夫書桌上醒目地擺著毛主席像
而就是這樣一位九旬老人，
晚年的周智夫百病纏身， 胃下垂、冠心病、雙耳聽力下降， 加上身患骨質疏鬆， 站立稍久、走路略急、用力微猛就會骨折， 2016年以來， 一年中有七八個月只能躺在床上靜養治療。
“我要交黨費”。 去年7月的一天， 周智夫把一直照顧自己飲食起居的二女兒周衛平叫到病床邊。
女兒很詫異， “爸， 您不是一直在交嗎？”
“我想交一次特別的黨費。 我下輩子還要做黨的人。 我時間不多了， 也做不了什麼事， 只能交點黨費。 ”
“他問我咱還有多少錢， 我說別管多少錢， 我夠生活的， 你自己怎麼想就去做。 ”老伴兒婁淑珍支持周智夫的決定， 她知道， 他這個念頭由來已久。
1924年， 周智夫出生在蘇北革命老區，
1943年， 年僅19歲的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並在第二年參軍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次戰鬥中， 身為連隊指導員的周智夫被敵人的子彈打中左肩窩、貫通右肺， 戰友們一邊與敵人殊死戰鬥， 一邊用擔架抬著他轉移， 先後7次輾轉治療。
在極端簡陋的醫療條件下， 他幸運地撿回一條命， 但右側第六根肋骨被摘除， 右肺葉切除近三分之二， 落下三級甲等傷殘。
老伴兒婁淑珍講述老照片背後的故事
“他總是念叨， 當時戰爭環境那麼惡劣， 党和隊友沒有丟下他。 他這條命是黨給的， 沒有黨就沒有我們這一家子。 ”婁淑珍說， 當時和他一同負傷的還有一位戰友， 才17歲， 小腿中彈， 因為截肢傷口感染， 一個鮮活的生命就那麼走了。
這個年僅17歲的小戰士， 和那些抬著他這個重傷患轉戰南北的戰友， 帶給了周智夫一生揮之不去的思念。
“不忘初心， 報答黨的救命之恩， 是周智夫繳納大額黨費的初衷。 ”
去年11月，交黨費寫進了周智夫的補充遺囑。肺部感染住進重症監護室的他，昏迷中醒來第一句話就是；“我的事辦了嗎？”
周衛平讀懂了父親發自內心的夙願。今年1月18日，周衛平和姐姐代表父親，把12萬黨費鄭重交到中共中央組織部。
1月20日，周衛平貼在父親耳邊說已經把辦事辦完，戴著氧氣面罩的周智夫，顫抖著雙手接過黨費繳納收據，緊緊地按在胸口，頓時熱淚盈眶，他給女兒伸出了大拇指。“他還舉起手跟我擊掌，以前他從沒有這些動作，我知道他高興。”周衛平說。
最後一次上黨課
走在周智夫的臥室裡，映入眼簾的是窗臺上的書籍、報紙，兩個發黃的本子上記滿了密密麻麻的學習筆記，旁邊還有一個放大鏡。
“放大鏡、助聽器、筆記本，是老周學習的’三件寶’。”婁淑珍說，為了聽廣播、上課學習，一向節儉的老周專門花一萬多塊錢配了助聽器。
每次幹休所的通播系統一響，他總會示意家人安靜下來，把手攏在耳邊凝神細聽，生怕漏一個字。有了體會感想、遇到金句，他就記到筆記本上。
在周智夫的心中，党的創新理論就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輾轉南北的工作生涯以及離休的30多年，他始終熱愛學習，抓緊一切時間讀書看報、研讀理論。
周智夫晚年的筆記
周衛平還記得，六十年代末，父親作為第二炮兵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到北京開會，受到了毛主席的親切接見。“老百姓敲鑼打鼓，我站在人群裡，看見父親戴著大紅花。”父親回到雲南時的情景，讓周衛平印象深刻。
“那時學習忙，老周卻樂此不疲。凡是所裡集中學習都積極參加，總是提前到場、坐在前排，還經常把檔要過去學。”幹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依然清晰記得30多年前的場景，那一年整黨整風的學習持續了兩三個月，周智夫一次課也沒落過。
活到老、學到老。這幾年，周智夫身體上的病痛並沒有阻擋他學習的熱忱。
我雖然走不動了，但還是想去聽聽黨的聲音，受受黨的教育。
凡是所裡集中理論學習，他一次不落，勾著腰、拄著拐杖，有時讓家人推輪椅送他到學習室，從來不遲到。年齡大了，聽力越發不好，他就挑第一排離講臺最近的那個位置坐下。
周智夫生前在幹休所小花園中閱讀報紙
2016年5月的一天，“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黨課輔導在幹休所舉行，上完課所有人都回去了，政委姜東軍發現，坐在第一排的周智夫一直沒有離開，便上去問他：“周老，已經下課了，您為什麼還不回去？”
周智夫說話已經有些吃力：“姜政委，我感覺身體越來越支撐不住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上黨課，今天特地留下來向你請假。”那一刻，薑東軍被這位老黨員的至純黨性深深感動。
黨的十九大開幕那天，周智夫很想看看大會的盛況。那時他已經臥病在床，就讓家人把他抬到客廳，從頭到尾聆聽了總書記所作的報告。
第二天他又拿著放大鏡反復研讀十九大報告全文，還將報紙送給子女：“你們傳閱一下，要認真學習。”
無情苛刻的父親
多為組織著想、多替組織分憂、多給組織添彩，
少向組織提要求、少對組織講條件、少給組織添麻煩。
這個“三多三少”原則，是周智夫給自己定下的規矩。
幹了一輩子革命工作的周智夫經歷10餘次部隊整編、4次跨省搬家、20多次變換崗位。但無論怎樣變，遵守黨的紀律，堅守黨員底線的信條卻從未發生過動搖。
周智夫對自己嚴，對家人也不含糊，甚至有些讓人覺得無情。
周智夫的全家福
上世紀七十年代，周智夫調任北京，任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七院軍管會副主任。這個時期，幾個子女正值就業的年紀。身居要職的他卻沒有因為子女跟別人打過一聲招呼。
“曾經我要求過幾次，我說，爸，以您這個資歷的話，完全可以去個函打個電話，可以很快地把我調到跟你們一起。”大女兒周雪文當時一度不理解父親。
“她爸就說，這麼大了，跟著爹媽幹什麼。飯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這樣才有意義。”婁淑珍記得，二兒子周衛民從部隊轉業本可以回到北京，老周也不願意叫他回來。
甚至在周衛平心中，父親也有一點“無能”和窩囊：“我們姊妹5個，都沒有沾過父親的光。”
周智夫老伴兒和女兒在翻看老照片
初中畢業時，周衛平看到不少同學參了軍，也想讓父親安排自己當兵，但父親不僅不願說情，還讓她下鄉插隊鍛煉。
插隊兩年多，滿以為父親會幫自己安排個好歸宿，但希望再次成為泡影，最後，周衛平自己在海澱區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這也導致我很要強，父親不幫我，我就自己努力。”
周智夫老伴兒和小女兒
但孩子眼中無能的父親，在外人眼裡卻是大公無私，他多次將本已分配給他的住房讓給急需的同事，就在離休進了幹休所時，他還主動選擇了別人挑剩的一套。在用藥、用車上，周智夫也對自己和家人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
2012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孫女帶著孩子來北京看望他，期間孩子發燒急需到醫院。孫女請爺爺要公車送被回絕，便私自以爺爺的名義向所裡要了車。
周智夫知道後嚴厲地批評：“我們家從沒因私事用過公車，你這樣做壞了規矩，以後不能這樣子，否則就別來了。”
“不要留骨灰和骨灰盒，讓它隨著煙霧空氣飛向祖國空中，再落入祖國大地，為發展農業再盡微薄能量。”
——這是周智夫對家人提出的最後的要求。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周智夫用行動為自己75年的黨齡書寫了最高尚的華章。
”去年11月，交黨費寫進了周智夫的補充遺囑。肺部感染住進重症監護室的他，昏迷中醒來第一句話就是；“我的事辦了嗎？”
周衛平讀懂了父親發自內心的夙願。今年1月18日，周衛平和姐姐代表父親，把12萬黨費鄭重交到中共中央組織部。
1月20日，周衛平貼在父親耳邊說已經把辦事辦完，戴著氧氣面罩的周智夫，顫抖著雙手接過黨費繳納收據，緊緊地按在胸口，頓時熱淚盈眶，他給女兒伸出了大拇指。“他還舉起手跟我擊掌，以前他從沒有這些動作，我知道他高興。”周衛平說。
最後一次上黨課
走在周智夫的臥室裡，映入眼簾的是窗臺上的書籍、報紙，兩個發黃的本子上記滿了密密麻麻的學習筆記，旁邊還有一個放大鏡。
“放大鏡、助聽器、筆記本，是老周學習的’三件寶’。”婁淑珍說，為了聽廣播、上課學習，一向節儉的老周專門花一萬多塊錢配了助聽器。
每次幹休所的通播系統一響，他總會示意家人安靜下來，把手攏在耳邊凝神細聽，生怕漏一個字。有了體會感想、遇到金句，他就記到筆記本上。
在周智夫的心中，党的創新理論就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輾轉南北的工作生涯以及離休的30多年，他始終熱愛學習，抓緊一切時間讀書看報、研讀理論。
周智夫晚年的筆記
周衛平還記得，六十年代末，父親作為第二炮兵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到北京開會，受到了毛主席的親切接見。“老百姓敲鑼打鼓，我站在人群裡，看見父親戴著大紅花。”父親回到雲南時的情景，讓周衛平印象深刻。
“那時學習忙，老周卻樂此不疲。凡是所裡集中學習都積極參加，總是提前到場、坐在前排，還經常把檔要過去學。”幹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依然清晰記得30多年前的場景，那一年整黨整風的學習持續了兩三個月，周智夫一次課也沒落過。
活到老、學到老。這幾年，周智夫身體上的病痛並沒有阻擋他學習的熱忱。
我雖然走不動了，但還是想去聽聽黨的聲音，受受黨的教育。
凡是所裡集中理論學習，他一次不落，勾著腰、拄著拐杖，有時讓家人推輪椅送他到學習室，從來不遲到。年齡大了，聽力越發不好，他就挑第一排離講臺最近的那個位置坐下。
周智夫生前在幹休所小花園中閱讀報紙
2016年5月的一天，“兩學一做”學習教育黨課輔導在幹休所舉行，上完課所有人都回去了，政委姜東軍發現，坐在第一排的周智夫一直沒有離開，便上去問他：“周老，已經下課了，您為什麼還不回去？”
周智夫說話已經有些吃力：“姜政委，我感覺身體越來越支撐不住了，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上黨課，今天特地留下來向你請假。”那一刻，薑東軍被這位老黨員的至純黨性深深感動。
黨的十九大開幕那天，周智夫很想看看大會的盛況。那時他已經臥病在床，就讓家人把他抬到客廳，從頭到尾聆聽了總書記所作的報告。
第二天他又拿著放大鏡反復研讀十九大報告全文，還將報紙送給子女：“你們傳閱一下，要認真學習。”
無情苛刻的父親
多為組織著想、多替組織分憂、多給組織添彩，
少向組織提要求、少對組織講條件、少給組織添麻煩。
這個“三多三少”原則，是周智夫給自己定下的規矩。
幹了一輩子革命工作的周智夫經歷10餘次部隊整編、4次跨省搬家、20多次變換崗位。但無論怎樣變，遵守黨的紀律，堅守黨員底線的信條卻從未發生過動搖。
周智夫對自己嚴，對家人也不含糊，甚至有些讓人覺得無情。
周智夫的全家福
上世紀七十年代，周智夫調任北京，任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七院軍管會副主任。這個時期，幾個子女正值就業的年紀。身居要職的他卻沒有因為子女跟別人打過一聲招呼。
“曾經我要求過幾次，我說，爸，以您這個資歷的話，完全可以去個函打個電話，可以很快地把我調到跟你們一起。”大女兒周雪文當時一度不理解父親。
“她爸就說，這麼大了，跟著爹媽幹什麼。飯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這樣才有意義。”婁淑珍記得，二兒子周衛民從部隊轉業本可以回到北京，老周也不願意叫他回來。
甚至在周衛平心中，父親也有一點“無能”和窩囊：“我們姊妹5個，都沒有沾過父親的光。”
周智夫老伴兒和女兒在翻看老照片
初中畢業時，周衛平看到不少同學參了軍，也想讓父親安排自己當兵，但父親不僅不願說情，還讓她下鄉插隊鍛煉。
插隊兩年多，滿以為父親會幫自己安排個好歸宿，但希望再次成為泡影，最後，周衛平自己在海澱區百貨公司找了份工作。“這也導致我很要強，父親不幫我，我就自己努力。”
周智夫老伴兒和小女兒
但孩子眼中無能的父親，在外人眼裡卻是大公無私，他多次將本已分配給他的住房讓給急需的同事，就在離休進了幹休所時，他還主動選擇了別人挑剩的一套。在用藥、用車上，周智夫也對自己和家人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
2012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孫女帶著孩子來北京看望他，期間孩子發燒急需到醫院。孫女請爺爺要公車送被回絕，便私自以爺爺的名義向所裡要了車。
周智夫知道後嚴厲地批評：“我們家從沒因私事用過公車，你這樣做壞了規矩，以後不能這樣子，否則就別來了。”
“不要留骨灰和骨灰盒，讓它隨著煙霧空氣飛向祖國空中，再落入祖國大地，為發展農業再盡微薄能量。”
——這是周智夫對家人提出的最後的要求。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周智夫用行動為自己75年的黨齡書寫了最高尚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