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說中國地方政府幫助企業進行技術合作， 它認為這不公平， 那什麼叫公平？如果政府支援企業， 使得高科技產業發展很好， 服務於人民， 那這種道路我們能不能走？因此， 最後衡量公平不公平的， 只能是衡量它是不是提高了中國人民的福利， 是不是提高了美國人民的福利， 是不是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 ”
4月26日， 世界銀行顧問，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金融學講席教授、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在“陸家嘴資本夜話”講壇上表示， 美國301條款裡面一些地方宣稱中國的貿易是不公平貿易， 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以鞠建東教授之見， 只能用生產力的增長水準， 來衡量一個經濟體的政策是不是推動了高科技產業發展。 由此， 鞠建東教授也認為， 目前成為業界關注焦點的中美貿易爭端， 其核心應該是增長問題， 是高科技行業發展問題。
對於此次中美貿易爭端， 鞠建東教授概括了其三大背景：第一個背景是全球化的變化；第二個是中美關係的不同階段；第三個背景是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中美經濟具有互補性， 過去也在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現在遇到了一些分歧， 也應該回歸到經濟、貿易基本面上來考慮， 而不是用一種‘嚇唬’式的方式對中國來喊話， 當然這也‘嚇唬’不了中國。 即便美國真的要對1000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關稅， 中國也有足夠的反制手段。 ”以鞠建東教授之見， 對於中美此次貿易摩擦本身， 人們應該對事實有一個基本判斷， 那就是， 美方在違背WTO規則的基礎上， 用捏造的事實， 單邊挑起對中國的貿易制裁， 這才是此次事件最基本的事實。
而在這一事實背後的， 則是世界歷史長河中一次不可逆轉的發展潮流。
從全球貿易格局來看， 2012年前是“舊常態”， 即“高速增長， 美國核心， 中國驅動”。 全球的貿易格局依然是以美國為核心， 但以中國為驅動力， 中國大規模勞動力湧入世界市場， 從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 帶來了每年平均7.6%的貿易增速， 甚至高於GDP增長的速度，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持續了近30多年的增長。
而2012年之後， 世界進入了新時期， 整個全球貿易增速減緩， 且全球貿易也不再是美國主導， 已經形成美國、中國和歐盟三足鼎立的局面。 鞠建東教授對財視傳媒表示， “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和亞洲價值鏈已經初步形成， 二戰以後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發生了變化。
因此， 鞠建東教授認為， 針對此次中美貿易爭端， 中方其實有四大主要任務應該儘量去推動與完成。
第一個主要任務， 是推動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 以人工智慧為例。 從資料上來看， 在2015年之後三年左右時間， 中國的人工智慧行業發展非常快， 比如華為， 比如BAT等， 都是一些特別好的企業。
為什麼中國在人工智慧行業裡面有這麼大的發展？原因大致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規模優勢。 一般認為， 產業結構的條件是由比較優勢所決定的， 這是國際貿易的看法， 但是很有可能創新不是一個比較優勢所形成的， 很有可能創新是由絕對優勢形成的， 中國超大的市場規模形成了在人工智慧這個行業發展裡面的絕對的規模優勢。 比如說在人臉識別技術上， 新加坡就難以做到世界第一， 因為識別需要有大量的樣本， 新加坡樣本太少了。 所以說規模本身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構成了優勢。 其次是相對靈活和自由的市場。 最後則是在電腦行業的技術積累， 如華為在應用技術上就走在世界前列。這三大優勢，使得中國科技行業迅速發展是有底氣的。
第二個主要任務，是需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要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合作方式或者合作體，舉例而言，亞投行就是一個成功的嘗試。
第三個主要任務，是要推動中國開放的新戰略。在亞洲地區建立起深度的開放共同體，是實現中國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舉措，事實上，從最近幾年的資料上看，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就是亞洲地區。
第四個主要任務，是推動國際貨幣新體系的重構。維護中國國際金融體系不發生危機，這是尤為重要的底線。
“大國之間的貿易爭端不是什麼面子問題。如果本來就是我們要開放的，有些方面可以做適度的退讓。但是在根本問題上，比如什麼叫公平的競爭，比如怎麼樣促進中國的高科技行業發展，這個我們沒有讓步的餘地，只能去恰當應對。”鞠建東教授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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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華為在應用技術上就走在世界前列。這三大優勢，使得中國科技行業迅速發展是有底氣的。第二個主要任務，是需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要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合作方式或者合作體，舉例而言，亞投行就是一個成功的嘗試。
第三個主要任務，是要推動中國開放的新戰略。在亞洲地區建立起深度的開放共同體，是實現中國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舉措，事實上，從最近幾年的資料上看，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就是亞洲地區。
第四個主要任務，是推動國際貨幣新體系的重構。維護中國國際金融體系不發生危機，這是尤為重要的底線。
“大國之間的貿易爭端不是什麼面子問題。如果本來就是我們要開放的，有些方面可以做適度的退讓。但是在根本問題上，比如什麼叫公平的競爭，比如怎麼樣促進中國的高科技行業發展，這個我們沒有讓步的餘地，只能去恰當應對。”鞠建東教授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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