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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樓機服務很好,就是預約有點難

明明推窗就可以看見樓下的春色滿園, 可奈何就是下不了樓——在上海, 一大批住在無電梯多層高區的老人受制于各種各樣的原因, 無奈長期出不了家門, 因此也被叫作“懸空老人”。

誠然, 需求方的支付能力相對有限, 但全靠政府投入又不現實, 如何能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 既讓項目良性地可持續運轉, 又讓更多懸空老人可以輕鬆下樓、曬曬陽光、聞聞花香、撫撫青草?

在徐匯區長橋新村的某號, 記者見到了爬樓機, 外型就像普通的輪椅。

當天的操作員是28歲的周振宇, 他攙著85歲的陳阿婆坐上了輪椅,

細心地為她系上了安全帶, 一邊扶住椅背上的把手, 按住開關, 沿著樓梯, 慢慢地從一樓開始運送。

“阿婆, 不用害怕, 我會慢慢來的。 ”考慮到85歲的阿婆是第一次體驗這個爬樓機, 周振宇的操作比平時更慢一些, 整個起落都格外平穩, 阿婆向記者表示椅子坐得很穩當、交關好。

由於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的費用, 阿婆上樓一次只需支付2元費用。

周振宇告訴記者, 可擕式爬樓機不需要安裝軌道, 不需要改動樓內任何設施, 原理是通過座椅底部的自動升降輪, 沿著樓梯逐級向上或逐級而下, 每爬一層樓大概用時1分鐘。 加上樓梯拐角處需要推行的時間, 一般六層樓的單程上下, 一趟估計在10分鐘以內。

長橋街道在鄰里匯給了專門場所放置爬樓機, 主要輻射長橋淩雲兩個街道與華涇鎮。 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 每天幾乎都要接十幾波市民。

爬樓機的作用顯而易見, 但井噴式的需求增長也來得有些快。

在對多個推廣爬樓機服務的區進行走訪時, 記者不止一次聽到人們對爬樓機服務的點贊, 但同時又苦於爬樓機的預約之難。

家住本市一老舊社區的諸先生就有很多話想說。 “年輕時單位分房給我一樓堅決不要, 如今的上下4樓可真是要了我的命。 ”原來, 幾年前諸先生身患疾病, 需要一周去醫院血透三次。 身強力壯時上下樓梯輕輕鬆松, 如今老了還生病, 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爬個樓梯實在是吃力。

“孩子能請假的時候就讓他背我下樓, 請不出假就讓老伴扶著我走幾步歇一會, 下個4層樓沒個半小時是不要想的。 ”所幸的是, 他所在的區也推出了爬樓機預約服務。

作為最早嘗鮮的人,

諸先生對這個服務十分滿意, 還向身邊不少身體不好的老夥伴強力推薦。 不過, 漸漸地, 他開始發現預約沒有開始時那麼容易了, 有時候提前好久都預約不上。 “孩子要上班, 也不可能次次都讓他來背我下樓, 出個50元找個人來背我下樓, 也有過好幾次, 但時間一長, 總歸不是生意經。 ”

儘管十分不舍生活了大半輩子的熟悉環境, 諸先生還是選擇置換到了一處電梯房。 雖然面積小了不少, 但對一周需要去三次醫院的他來說, 抬腿就走實在太方便了。

“我都快70歲了, 前兩天老鄰居碰頭, 還在說隔壁樓棟因為找不到人背下6樓, 最後只能撥打120來抬人。 ”

對於很多腿腳不便、身體孱弱的老人來說, 不能下樓的直接後果是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繫, 而長久不與外界接觸,懸空老人的脾氣與個性也會發生改變。在中心城區靜安區,曾經有一位老人長久下不了樓,在家裡的大門上密密麻麻地安裝了32把鎖,把人和心都緊緊封閉起來。一開始看到老人門上的鎖,志願者是百感交集,靠著一次又一次、反反復複地上門溝通,終於做通老人了思想工作,拆除32把門鎖。

這樣的例子是極端的,但下不了樓的情況是普遍的。

靜安區彭浦新村街道33個居委2017年排摸的情況顯示,60歲以上的“懸空老人”多達4500多位,多數是腿腳不便、失智失能、殘疾或是過度肥胖而無法下樓。

在中心城區,老齡化的程度相當之高。以徐匯區為例,低齡老年人口快速增加,高齡人口平穩增長,老齡人口比重持續加大。到2020年,預計徐匯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區戶籍人口比重將達到36%;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增幅趨緩,但數量仍將持續攀升,高齡化的態勢依然嚴峻。

而根據統計,上海無電梯的多層住宅約有22萬個門棟,也就是說,上海多層住宅裡高樓層住戶達到100萬戶以上。這些人裡面,有不少就是無法下樓的“懸空老人”。

採訪中,記者瞭解到,目前上海約有12個區有爬樓機預約服務,有些只針對殘障人士,有些則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門檻,但服務的主要提供方為上海展大實業有限公司。

“目前我們在上海約有100台爬樓機、50名工作人員參與了這個服務專案。” 上海展大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紀鐘琦告訴記者,他們公司本來只出售爬樓機,因緣際會下,政府將爬樓機作為實事專案向殘障人士、老人逐漸開放,但因為爬樓機需要專業的操作人員,因此公司組建起了一支初具規模的操作員專業隊伍。

顯然,在機器總量有限、操作員有限的情況下,龐大的市場需求下,自然會出現資源緊張的情況了。紀鐘琦告訴記者,曾經有一些區最初鼓勵家屬學會使用爬樓機,但發現很多家屬對操作存在諸多擔心,最後還是希望由專業的操作員來進行操作。因此,目前階段,基本上的合作方式都是以打包服務為主——出設備、出操作員。

此外,爬樓機的預約時間存在明顯的高峰效應。這是因為,老人們使用的時間相對集中。比如出門看病,一般集中在上午8:00-10:00出門,下午3:00-5:00回家。而爬樓機及操作人員總量有限,一旦某一天大家的預約過於集中,就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一段時間以來,爬樓機服務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固定用戶,這些使用者以需要定期複診的慢性病患者、血透病人為主,因為其固定的使用節奏,這次預約結束後就會完成下次預約。因此,對於一些機動的使用者來說,如果遇上固定用戶預約滿員的節奏,也比較難預約上。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突發狀況。“中心城區區域範圍相對集中,合理布點的話,路上花費的時間也比較容易計算。”紀鐘琦告訴記者,不過在浦東地區,因為地域廣闊,尤其是原南匯地區,如果有人進行預約,花費在路上的時間會比較多,也就自然減少了爬樓機的流通頻次。

那麼,有沒有可能通過增加設備與操作員的方式來解決資源緊俏的問題呢?

“或許有人會覺得投入資金就可,但問題並不是如此簡單。”紀鐘琦告訴記者,雖然爬樓機的運作原理很簡單,但實際上爬樓機對操作員的要求很全面。不但要有一定的力氣,還得有安全意識,畢竟爬樓機的使用安全是第一位。

因此,爬樓機操作員的招募比想像中難多了,需要有駕駛技術、操作技能、服務意識和親和力,但與之相對的是,其收入並不具有太大吸引力。

實際上,在與展大合作的城區中,徐匯區的硬體與布點都相對完善。徐家匯、龍華、長橋、楓林、康健、田林街道等六個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區域,都設置了相應的爬樓機服務點,這些點不但方便居民就近預約,也方便爬樓機服務方的就近響應。

“我們在有些區就是工作人員帶著機器到處開車轉悠,而徐匯給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提供專門的場所休息,從這點上來說,既是對工作人員服務的一種認可,也能讓他們更有歸屬感。”紀鐘琦如此表示。

紀鐘琦則告訴記者,考慮到上海正變得越來越老,老人對爬樓機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儘管人很難找,但公司一直在進行操作員隊伍的招募與培訓,總體而言,操作員人數這些年一直是穩中有升。

“這件事情是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對公司來說只要不虧本,我們就願意一直做下去。”但她也表示,企業的運作規律決定了不可能地無限制擴大操作員招募數量,因為必須將這些人力成本和企業運作予以綜合考慮。

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發展報告》主編王泠一認為爬樓機作為一項生活中的發明,很符合老齡化社會的需求。如何促進其社會化的運用,還是需要政策層面的具體支持。

“區級財政考慮將其納入政府採購名錄就是一種很好的做法”,王泠一表示,可以由各街鎮進行區域性的調研排摸,掌握更全面的需求資料。畢竟無論是哪個區,老齡化的程度都存在區域差異,只有資料足夠精准,才能讓相關部門的決策更有針對性。

徐匯區政協委員侯義巨集則向記者表示,自從世博會以後,志願者服務的理念是深入人心,上海也擁有一支數量十分龐大的志願者隊伍。針對老年人,更是有不少個性化的服務。那麼,有沒有可能培養一支志願者隊伍、建立一種應急的回應機制,以彌補公司操作員人力不足的問題。

另外,在租賃方式上是不是可以更加靈活。侯義宏表示,對於一些因看病、複建等長期需要使用爬樓機的用戶,建議採用月租制、季租制等更加靈活的方式,也可考慮市場、公益兩條腿一同走路,方便不同支付能力的市民進行選擇,將帶有公益性質的爬樓機租賃預約服務資源留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王泠一認同委員的建議,他表示,無論是摸清需求數量還是制定志願者培訓的方案,都十分重要,這也是為長壽社會的到來積累更豐富的應對經驗。

上下樓梯,是市民出行的“第一步”,也是回家的“最後一步”。看似很平常,卻切實關乎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面的越來越老的上海,我們期待著政府、社會、市民一同努力,別讓樓梯成為那些想出門看看世界人們眼前的一道鴻溝。

而長久不與外界接觸,懸空老人的脾氣與個性也會發生改變。在中心城區靜安區,曾經有一位老人長久下不了樓,在家裡的大門上密密麻麻地安裝了32把鎖,把人和心都緊緊封閉起來。一開始看到老人門上的鎖,志願者是百感交集,靠著一次又一次、反反復複地上門溝通,終於做通老人了思想工作,拆除32把門鎖。

這樣的例子是極端的,但下不了樓的情況是普遍的。

靜安區彭浦新村街道33個居委2017年排摸的情況顯示,60歲以上的“懸空老人”多達4500多位,多數是腿腳不便、失智失能、殘疾或是過度肥胖而無法下樓。

在中心城區,老齡化的程度相當之高。以徐匯區為例,低齡老年人口快速增加,高齡人口平穩增長,老齡人口比重持續加大。到2020年,預計徐匯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區戶籍人口比重將達到36%;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增幅趨緩,但數量仍將持續攀升,高齡化的態勢依然嚴峻。

而根據統計,上海無電梯的多層住宅約有22萬個門棟,也就是說,上海多層住宅裡高樓層住戶達到100萬戶以上。這些人裡面,有不少就是無法下樓的“懸空老人”。

採訪中,記者瞭解到,目前上海約有12個區有爬樓機預約服務,有些只針對殘障人士,有些則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門檻,但服務的主要提供方為上海展大實業有限公司。

“目前我們在上海約有100台爬樓機、50名工作人員參與了這個服務專案。” 上海展大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紀鐘琦告訴記者,他們公司本來只出售爬樓機,因緣際會下,政府將爬樓機作為實事專案向殘障人士、老人逐漸開放,但因為爬樓機需要專業的操作人員,因此公司組建起了一支初具規模的操作員專業隊伍。

顯然,在機器總量有限、操作員有限的情況下,龐大的市場需求下,自然會出現資源緊張的情況了。紀鐘琦告訴記者,曾經有一些區最初鼓勵家屬學會使用爬樓機,但發現很多家屬對操作存在諸多擔心,最後還是希望由專業的操作員來進行操作。因此,目前階段,基本上的合作方式都是以打包服務為主——出設備、出操作員。

此外,爬樓機的預約時間存在明顯的高峰效應。這是因為,老人們使用的時間相對集中。比如出門看病,一般集中在上午8:00-10:00出門,下午3:00-5:00回家。而爬樓機及操作人員總量有限,一旦某一天大家的預約過於集中,就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一段時間以來,爬樓機服務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固定用戶,這些使用者以需要定期複診的慢性病患者、血透病人為主,因為其固定的使用節奏,這次預約結束後就會完成下次預約。因此,對於一些機動的使用者來說,如果遇上固定用戶預約滿員的節奏,也比較難預約上。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突發狀況。“中心城區區域範圍相對集中,合理布點的話,路上花費的時間也比較容易計算。”紀鐘琦告訴記者,不過在浦東地區,因為地域廣闊,尤其是原南匯地區,如果有人進行預約,花費在路上的時間會比較多,也就自然減少了爬樓機的流通頻次。

那麼,有沒有可能通過增加設備與操作員的方式來解決資源緊俏的問題呢?

“或許有人會覺得投入資金就可,但問題並不是如此簡單。”紀鐘琦告訴記者,雖然爬樓機的運作原理很簡單,但實際上爬樓機對操作員的要求很全面。不但要有一定的力氣,還得有安全意識,畢竟爬樓機的使用安全是第一位。

因此,爬樓機操作員的招募比想像中難多了,需要有駕駛技術、操作技能、服務意識和親和力,但與之相對的是,其收入並不具有太大吸引力。

實際上,在與展大合作的城區中,徐匯區的硬體與布點都相對完善。徐家匯、龍華、長橋、楓林、康健、田林街道等六個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區域,都設置了相應的爬樓機服務點,這些點不但方便居民就近預約,也方便爬樓機服務方的就近響應。

“我們在有些區就是工作人員帶著機器到處開車轉悠,而徐匯給我們的工作人員會提供專門的場所休息,從這點上來說,既是對工作人員服務的一種認可,也能讓他們更有歸屬感。”紀鐘琦如此表示。

紀鐘琦則告訴記者,考慮到上海正變得越來越老,老人對爬樓機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儘管人很難找,但公司一直在進行操作員隊伍的招募與培訓,總體而言,操作員人數這些年一直是穩中有升。

“這件事情是對社會有益的事情,對公司來說只要不虧本,我們就願意一直做下去。”但她也表示,企業的運作規律決定了不可能地無限制擴大操作員招募數量,因為必須將這些人力成本和企業運作予以綜合考慮。

上海社科院《上海民生發展報告》主編王泠一認為爬樓機作為一項生活中的發明,很符合老齡化社會的需求。如何促進其社會化的運用,還是需要政策層面的具體支持。

“區級財政考慮將其納入政府採購名錄就是一種很好的做法”,王泠一表示,可以由各街鎮進行區域性的調研排摸,掌握更全面的需求資料。畢竟無論是哪個區,老齡化的程度都存在區域差異,只有資料足夠精准,才能讓相關部門的決策更有針對性。

徐匯區政協委員侯義巨集則向記者表示,自從世博會以後,志願者服務的理念是深入人心,上海也擁有一支數量十分龐大的志願者隊伍。針對老年人,更是有不少個性化的服務。那麼,有沒有可能培養一支志願者隊伍、建立一種應急的回應機制,以彌補公司操作員人力不足的問題。

另外,在租賃方式上是不是可以更加靈活。侯義宏表示,對於一些因看病、複建等長期需要使用爬樓機的用戶,建議採用月租制、季租制等更加靈活的方式,也可考慮市場、公益兩條腿一同走路,方便不同支付能力的市民進行選擇,將帶有公益性質的爬樓機租賃預約服務資源留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王泠一認同委員的建議,他表示,無論是摸清需求數量還是制定志願者培訓的方案,都十分重要,這也是為長壽社會的到來積累更豐富的應對經驗。

上下樓梯,是市民出行的“第一步”,也是回家的“最後一步”。看似很平常,卻切實關乎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面的越來越老的上海,我們期待著政府、社會、市民一同努力,別讓樓梯成為那些想出門看看世界人們眼前的一道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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