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浪漫主義乃至現當代藝術 都無法回避康得

2018年3月29日， 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舉辦了第九期“當代藝術學與美學論壇”。 論壇議題為“康得藝術論中的形式主義與表現論之間的張力”， 由北京師範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朱會暉主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盧春紅研究員擔任評議人，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副編審張穎與山西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郭賓為對話人,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孫曉霞擔任主持。 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祝東力及劉永明、關莉麗， 科研處副處長楊明剛，

研究生院石中琪、林敬和(Enrico Rossetto)， 聊城大學郝春燕， 北京大學張雁， 太原師範學院張慧琴等專家學者出席了論壇。 此外，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的部分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也參加了此次活動。

朱會暉重點辨析了康得藝術論中的形式主義和表現論的關係。

通過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分析， 他指出：第一， 康得認為， 對理性理念的表現能夠影響審美愉悅， 只是因為它們所引發的感性單純形式能影響諸心靈能力的自由遊戲；但如果不借助於感覺形式， 理性理念便不能影響審美愉悅。 因此， 表現論並沒有否定形式主義。 第二， 康得認為， 對理性理念的表現並沒有取消美的藝術的無目的性與純粹性， 理性理念在美的藝術中的意義只是在於激發內心的自由遊戲和引起審美愉悅。 此外， 康得對藝術獨立性的強調基於他堅定的啟蒙立場：藝術就其本身是無法真正地解決現實問題， 它的積極的現實作用必須以理性的嚴肅思考為前提。 由此， 其形式主義構成了表現論的基礎。 二者在康得美學中其實彼此相容、相互補充。

評議人盧春紅充分肯定了此選題的重要性， 但認為在討論前有必要對“形式”這個核心概念進行清理。 從柏拉圖的“洞穴之喻”談起， 盧春紅指出， “形式”概念在西方傳統中， 是指一種與經驗的、感性世界相分離的純粹的形式， 但這種觀念在康得那裡發生了轉變。 康得在轉向主體自身的同時， 在他的形式體系中包含了感性的形式， 因此， 在《判斷力批判》中， 康得也試圖剝離感性形式與理性理念的關係， 確立感性形式的獨立性， 從而在形式概念上形成了一種有價值的內在張力。 這與中國話語中的形式概念之間有較大的差異。 同樣， 表現論與表現主義兩個概念也有區別。

朱會暉讚賞盧春紅的歷史梳理， 並解釋說， “表現論”這個術語並不是要強調康得美學與表現主義之間的緊密關聯， 而只是說明， 在康得看來， 藝術是對審美理念和理性理念的表現。 康得的表現論和後來的表現主義都強調藝術對主體意識的表現， 但前者更側重於理性理念， 後者則更側重情感體驗；前者更樂觀， 後者通常比較焦慮而猶豫。

郭賓認為， 儘管西方傳統中歷來有超驗形式（理念）與感性世界的徹底分離， 但康得的“認識論轉向”對傳統目的論的處理， 能在感性形式（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與至善理念之間建立一種象徵關係。 他同時指出， 要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認識康得藝術理論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暫時撇開英美哲學對表現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歷史敘事，

康得美學是進入德國浪漫主義的關鍵入口。 對此， 張穎表示， 康得這種先驗式的研究， 會令當代人對其理論有永恆性的價值期許， 因此以康得的表現論來讀解現代藝術的表現主義或會有超越歷史的一致性， 這有待進一步考察。

張穎還重點探討了“審美理念”這個概念。 她認為， 審美理念是需要再辨析的。 審美理念與藝術的主題不同， 它不是明確的， 且沒有確定的概念能夠言說。 作為一個否定性定義， 想像力的表像並不是它的定義。 同時， 審美理念與理性理念之間的對立， 以及藝術表像與審美理念之間的關係都需要進一步清理。 朱會暉對此解釋說， 康得的審美理念就其本身而言， 是一種想像力的直觀，它是由具體的形象與形式所共同形成的一種整體，它會引發豐富的概念性的思考，卻沒有任何概念能夠完全契合它、解釋它。在談到康得關於各個藝術門類間關係的論述時，張穎提出，康得對演講術與詩藝有不同評價，這就要求我們在他對美的藝術的判斷和他對當時藝術現實的判斷之間做出區分；朱會暉則認為，這緣於在康得的藝術定義中有嚴格意義與寬泛意義的“美的藝術”之區分，康得所貶低的演講術屬於廣義的“美的藝術”。

關於康得藝術論的現實意義，關莉麗認為，康得的著述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其抽象思辨的理論中體現著對當時社會的深切關注。她進而闡述了康得理論在真理問題上的開放性特徵，並對其藝術論在不同層面的工具性價值和意義進行了細緻區分。郝春燕指出，雖然康得理論有複雜性、多義性及闡釋的語境性等令人難以把握的特徵，但它對於我們理解好的藝術與不好的藝術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即藝術的啟蒙性不在於正確的教導，而是要在遊戲中激發出獨立判斷和反思的能力。孫曉霞從“獨創性”這一概念出發，提出是否可從藝術史的研究路徑進入康得藝術論，通過考察當時藝術的現實狀況來理解康得的創造、天才及合目的性等諸多概念及範疇，進而思考其與現當代藝術的諸種關聯。張穎、郭賓及朱會暉等認為，正是18世紀社會各界對情感與感性的普遍重視才孕育了浪漫主義，因此，康得理論對研究浪漫主義乃至現當代藝術，都是無法回避的。楊明剛提出，康得思想及西方大多數的藝術理論都與中國傳統藝術思想體系之間存有巨大的異質性，如何能找到兩種思想體系合理對話或溝通的突破口，這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此而言，大家一致認為，康得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在於，要在理論的艱難尋找過程中，獲得自我啟蒙，這應是今日討論康得理論的最大現實意義。

論壇中，在場學者還就康得理論中的類比、象徵、標誌、符號、美的領域等核心概念和範疇，以及關於“aesthetics”的譯法等問題進行了精細的辨析與深入的交流。

原標題：康得藝術論中的形式主義與表現論

作者：孫曉霞/供稿

圖片來自網路

是一種想像力的直觀，它是由具體的形象與形式所共同形成的一種整體，它會引發豐富的概念性的思考，卻沒有任何概念能夠完全契合它、解釋它。在談到康得關於各個藝術門類間關係的論述時，張穎提出，康得對演講術與詩藝有不同評價，這就要求我們在他對美的藝術的判斷和他對當時藝術現實的判斷之間做出區分；朱會暉則認為，這緣於在康得的藝術定義中有嚴格意義與寬泛意義的“美的藝術”之區分，康得所貶低的演講術屬於廣義的“美的藝術”。

關於康得藝術論的現實意義，關莉麗認為，康得的著述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其抽象思辨的理論中體現著對當時社會的深切關注。她進而闡述了康得理論在真理問題上的開放性特徵，並對其藝術論在不同層面的工具性價值和意義進行了細緻區分。郝春燕指出，雖然康得理論有複雜性、多義性及闡釋的語境性等令人難以把握的特徵，但它對於我們理解好的藝術與不好的藝術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即藝術的啟蒙性不在於正確的教導，而是要在遊戲中激發出獨立判斷和反思的能力。孫曉霞從“獨創性”這一概念出發，提出是否可從藝術史的研究路徑進入康得藝術論，通過考察當時藝術的現實狀況來理解康得的創造、天才及合目的性等諸多概念及範疇，進而思考其與現當代藝術的諸種關聯。張穎、郭賓及朱會暉等認為，正是18世紀社會各界對情感與感性的普遍重視才孕育了浪漫主義，因此，康得理論對研究浪漫主義乃至現當代藝術，都是無法回避的。楊明剛提出，康得思想及西方大多數的藝術理論都與中國傳統藝術思想體系之間存有巨大的異質性，如何能找到兩種思想體系合理對話或溝通的突破口，這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此而言，大家一致認為，康得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在於，要在理論的艱難尋找過程中，獲得自我啟蒙，這應是今日討論康得理論的最大現實意義。

論壇中，在場學者還就康得理論中的類比、象徵、標誌、符號、美的領域等核心概念和範疇，以及關於“aesthetics”的譯法等問題進行了精細的辨析與深入的交流。

原標題：康得藝術論中的形式主義與表現論

作者：孫曉霞/供稿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