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佛教徒“什麼是人生的目的？”是不恰當的。 因為這個問題暗喻在某一個地方， 也許在一個洞穴之中或者在一個山巔之上， 存在著一個究竟的目的。 仿佛我們可以透過追隨聖者、閱讀書籍以及熟悉秘教修行， 來解開這個秘密。 如果這問題是假設在億萬年以前， 有某個人或神設計了一個人生目的的圖表， 那麼它就是一個有神論的觀點。 佛教徒不相信有一個全能的創造者， 而且他們不認為生命的目的已經或需要被決定和定義。
對佛教徒比較適當的問題是“什麼是生命？”就我們對無常的瞭解，
當然， 在這些生命形態之中， 痛苦和快樂的定義有極大的區別， 即使在範圍相對較小的人道之中， 也是如此。 對某些人痛苦的定義， 是其他人快樂的定義， 反之亦然。 對某些人而言， 只要能夠生存下去便是快樂， 對另外的人而言， 擁有七百雙鞋子是快樂。 有些人， 在臂膀上有個貝克漢姆模樣的刺青就會快樂。 當一個人的快樂取決於享有一片魚翅、一根雞腿或一根虎鞭時，
即使在個人身上， 痛苦和快樂的定義也時有變動。 一個輕佻的調情時刻， 可能因為其中一人想要更認真的關係而突然變調， 期待轉為恐懼。 當你是個小孩的時候， 在沙灘上堆築沙堡就是快樂。 在青少年時期， 看著穿比基尼的女孩和赤裸上身的男孩衝浪是快樂。 在中年， 金錢和事業是快樂。 當你八十多歲的時候， 收集陶瓷鹽罐是快樂。 對許多人而言， 不斷調適於這些無盡而又經常變化的快樂定義，
我們許多人從所處的社會學習快樂和痛苦的定義；社會秩序支配我們衡量滿足的準則。 這是一套共同的價值標準。 來自世界兩端的人， 能夠基於完全相反的快樂文化指標， 卻體驗完全相同的情感——愉悅、厭惡或恐懼等。 雞爪是中國人的佳餚， 法國人則喜愛把肥鴨肝塗抹在吐司上。 如果資本主義從不曾存於世上， 想像一下世界會變得如何。 我們會很快樂地活在沒有購物中心、沒有豪華汽車、沒有星巴克、沒有競爭、沒有貧富差距、享有全民健康保障的社會。 而腳踏車會比悍馬休旅車（Humvees）更有價值。 然而， 我們的欲求是學習而得的。 十年前， 在偏遠的喜馬拉雅王國不丹， 卡式錄放影機是富裕的象徵。
這種把群體標準視為個人標準的習慣， 在幼年時就開始形成。 小學一年級時， 你看到其他同學都有某種鉛筆盒。 你發展出一個“需求”， 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鉛筆盒。 你告訴了母親， 而她是否為你買那個鉛筆盒， 就決定了你的快樂水準。 這個習慣持續到成年。 隔壁鄰居有一台液晶電視或一輛嶄新的豪華休旅車， 因此你也要擁有同樣的——而且要更大、更新的。 渴望並競相擁有他人所有的事物， 也存在于文化層面中。 我們常常對其他文化的風俗和傳統， 比自己的評價還高。 最近， 臺灣有位教師決定蓄起長髮， 這在中國是個古老的習俗。
目睹中國人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難為情， 令人訝異。 但是在亞洲，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諸如此類的優越／自卑情緒。 一方面， 亞洲人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 但在另一方面， 又覺得自己的文化有點令人反感或落後。 幾乎在所有的生活層面， 他們都用西方文化來替代——舉凡衣著、音樂、道德規範， 甚至西方的政治體系， 都是如此。
在個人和文化兩方面， 我們採取外來的和外在的方法， 來獲得快樂， 克服痛苦， 卻不瞭解這些方法常常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 我們的不適應帶來了新的痛苦，因為我們不僅仍在受苦，而且更覺得從自己的生活中疏離，無法融入體制之中。
有些快樂的文化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來說，銀行帳戶裡有一點錢、舒適的住所、足夠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他基本的生活條件，確實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但是，印度的苦行僧（sadhus）和西藏走方的隱士之所以感到快樂，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一個鑰匙圈——他們不必恐懼財產會被別人偷走，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東西需要鎖起來。
——《正見：佛陀的證悟》
我們的不適應帶來了新的痛苦，因為我們不僅仍在受苦，而且更覺得從自己的生活中疏離，無法融入體制之中。有些快樂的文化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來說，銀行帳戶裡有一點錢、舒適的住所、足夠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他基本的生活條件，確實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但是，印度的苦行僧（sadhus）和西藏走方的隱士之所以感到快樂，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一個鑰匙圈——他們不必恐懼財產會被別人偷走，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東西需要鎖起來。
——《正見：佛陀的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