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紐約客》雜誌發表了一篇長文， 詳細描述了日本租賃親人產業背後的故事。 文章中指出， 沒有親人的人可以租一個丈夫， 一個母親， 一個孫子。 由此產生的關係可能比你想像的更真實。 文章由36氪編譯， 希望能夠為你帶來啟發。
兩年前， 60多歲的東京上班族西田一夫， 就像他真正的妻子叫他卡祖一樣， 然後甩了甩頭， 把頭髮往後一甩。 租來的女兒開玩笑地戳了他的肋骨一下。 一個旁觀者會把他們當成一個真正的家庭。
西田下了第二次見面的訂單。 這一次， 妻子和女兒來到他家。 妻子在西田和女兒聊天的時候， 做了西田已故妻子經常做的煎餅——日式禦好燒(Okonomiyaki)。 然後他們一起吃晚飯， 看電視。
隨後又有更多的家庭聚餐， 通常是在西田的家裡， 不過有一次， 他們去吃了夢甲燒(Monjayaki)， 這是西田已故的妻子所鍾愛的另一種煎餅。 西田想知道， 他是否應該帶這些女人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在另一次見面之前， 西田給Family Romance提供了他家的鑰匙。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時， 燈還亮著， 房子裡很暖和， 有妻子和女兒在那裡說：“歡迎回家。 ”
“那種感覺實在是太好了， ”西田回憶道， 微微笑著。 他說， 當她們離開時， 他並沒有想念她們——沒有任何緊迫感和渴望。 但他確實認為， “再和她們一起度過那樣的時光會很好。 ”
西田說， 儘管他仍以妻子和女兒的名字稱呼她們， 而且見面仍以家庭聚餐的形式進行， 但在某種程度上， 她們已經停止了表演， 並“變成了她們自己”。 租來的妻子有時會“打破租賃家庭的外殼”， 抱怨她真正的丈夫，
關於真正的女兒， 這個租來的女兒有很多話要說：作為一個二十出頭的人， 她可以說西田說得不對， 或者說表達得不對。 他讓他的女兒很難道歉， 這得由他來創造一個機會。 “你女兒在等你打電話給她， ”她告訴他。 對我來說， 這句話就像是某種奇怪的聲音。 西田自己似乎也不清楚女兒是如何以及為誰說話的。
最後， 西田打電話給他的女兒——他說， 如果這個租來的女兒沒有幫助他瞭解女兒的觀點， 他就不會這麼做。 經過幾次努力， 他們終於能夠交談了。 一天， 他下班回家， 在家裡的祭壇上看到了鮮花， 他知道女兒在他不在的時候回到了家裡。
“我一直在叫她回家， ”他小心翼翼地說， 把女服務員給他帶來的一條手巾折疊來折疊去。 “我希望很快能再見到她。 ”
二、Family Romance的創始人石井一(Yūichi Ishii)告訴我， 他和他的“演員”積極策劃， 以達到西田這樣的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 租賃家庭將會在客戶的生活中變得多餘。
石井出生于東京， 在千葉海岸長大， 父親是一名水果商人， 母親是游泳教練。 在他上小學的時候， 他的朋友們會圍著公用電話聽他打惡作劇電話， 因為這需要把聲音偽裝成大人的聲音；只有他才能不笑地打這樣的電話。 二十歲時， 他加入一家人才仲介公司工作， 並獲得了一些模特和電影的額外工作。 他還經常擔任照顧老人的工作。 他拿著手機給我看了他年輕時在不同的養老院慶祝活動上的照片， 周圍都是快樂的居民。他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並為自己是最受歡迎的照顧者而自豪。
11年前，石井的一個單身母親朋友告訴他，她很難讓女兒進入有競爭性幼稚園，因為學校偏愛那些父母已經結婚的孩子。石井自願在學校面試中扮演孩子的父親。面試並不成功——女兒不習慣，他們的互動被拆穿了——但這讓他充滿了做得更好的願望，並通過幫助處於同樣處境中的其他女人來“糾正不公平”。他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想過要開辦這種專業的服務，他發現了一個叫做 Hagemashi-tai 的租賃親人的網站。
Hagemashi-tai，可以翻譯成“我想讓你振作起來”。是由一名前上班族市川裡一( Ryūichi Ichinokawa )於2006年創辦的，他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兒子。五年前，大阪郊區一所私立小學發生了一起刺殺事件深深震撼了裡一，在那次事件中，8個和他兒子年齡相仿的孩子被殺害。這種事件在日本很少發生，學校也沒有配備適當的諮詢服務。所以，裡一修了一門心理學課程，希望成為一名學校輔導員。但最後，他開設了一個網站，通過電子郵件提供諮詢服務。從那裡開始，他擴展到租賃親人。許多問題似乎是由一些不再出現的人引起的，通常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找到一個替代者。
石井在Hagemashi-tai註冊了，但當時他26歲，人們認為他太年輕，不能勝任丈夫和父親的角色，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做一個婚禮嘉賓。婚禮是租賃相關業務的基本要素，這可能是因為決定賓客數量的傳統並未改變，這反映出城市化和移民的增加、家庭的縮小以及工作保障的降低。下崗的培訓人員租人替代同事和主管。轉學的人經常租人來替代兒時的朋友。新結婚的人不願在家庭問題上互相麻煩，他們可能會為離婚、監禁或精神疾病的父母租用代替品。一位元Hagemashi-tai的客戶根本不想告訴他的未婚妻他的父母已經死了，所以他租了替代者。
2009年，石井決定創辦自己的公司。第一步是想出一個難忘的名字。他開始研究與想像中的家庭有關的短語，並偶然發現了佛洛德於1909年發表的一篇名為《The Family Romance of Neurotics》的論文，這篇論文描述了那些相信自己的父母是冒名頂替者、而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貴族或皇室的孩子。佛洛德認為，這種幻想是一種兒童應對父母幻滅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經歷的方式。如果父母從來沒有停止像對待他們的小孩那樣，表現得全能、慷慨和一貫正確，沒有人會變得獨立；然而，誰又能承受這種心愛的人突然、無法挽回的消失呢？佛洛德寫道，“family romance”可以讓孩子保持一段時間的理想，把它重新分配給“新的貴族父母”——他們的美妙特徵總是“完全源于對現實和卑微父母的真實回憶”。從這個意義上說，孩子不是“擺脫”父母，而是“提升”他們，“這表達出了孩子對那些失去的、幸福的日子的渴望，在他看來，父親是最高貴和最強大的男人，母親是最親愛和最可愛的女人。”
石井與一家人才仲介和一家科技諮詢公司一起經營Family Romance，雇用了大約20名員工，其中7至8人是全職的。他有一個大約1200名眾包員工的資料庫。大型的一次性工作，如婚禮，約占Family Romance收入的70%。其餘的都來自於私人關係，就像西田一夫的情況一樣，這種關係可能會持續數年。
石井告訴我，從2009年開始，他已經扮演了一百個女人的丈夫了。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曾一度同時出現在十個家庭中。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工作量。“你覺得自己肩上背負著某人的生命，”他說。此後，他制定了一項規則，即任何行動者一次只能扮演五個角色。
這項工作的一個危險是客戶依賴性。石井說，30%到40 %與租住丈夫保持關係的女性最終會提出結婚。男性客戶變得依賴的機會較少，因為出於安全原因，租來的妻子很少去家裡探望男性；西田的妻子和女兒例外，因為她們有兩個人。一般來說，租賃伴侶和配偶不應該單獨與客戶一對一，也不允許有握手以外的身體接觸。
最困難的是單身母親。“我們不能把他們推開，冷冷地說‘不，我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有責任長期扮演這個角色，”石井說。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第一步是將見面次數減少到每三個月一次。這種方法對一些人有效，但其他人堅持更頻繁的見面。有時候，關係必須終止。
三、冬天，我在東京見到了來自Family Romance和Hagemashi-tai的“演員”。他們參加了婚禮、精神研討會、招聘會、單曲比賽和青少年偶像專輯發行。一個女人冒充男人的妻子已經七年了:真正的妻子變胖了，所以丈夫租了替代者和他以及他的朋友出去。同一位女演員還在學校活動中替代了超重的母親；因為超重父母的孩子可能會受到欺淩。裡一和石井給我講了很多的故事。一家夜總會的女主人租了一位顧客來邀請她。一位盲人婦女在一次單身舞會上租了一位有視力的朋友來辨認英俊的男子。一位孕婦租了一位母親來說服男友承認自己的孩子，一位年輕人租了一位父親來安撫他懷孕愛人的父母。
有些單身女性的父母對她的婚姻特別著急，她們通常會租用假男友或未婚夫。如果父母要求再次見到男友，那位女性通常會拖延一段時間，然後說事情沒有解決。但有時父母要就絕對不能拖延，事情就會升級。石井說，他每年要舉辦兩到三次假婚禮。費用大約是五百萬日元(約合四萬七千美元)。在某些情況下，新娘會邀請真正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在其他人眼裡，除了新娘和她的父母，每個人都是演員。租來的新郎發表演講時，常常使租來的客人落淚。石井扮演新郎時，他經歷了複雜的情感。他說，假婚禮和真婚禮一樣需要組織，他和客戶一起計畫好幾個月。石井總是說:“我開始愛上她了。“當談到接吻時，有些新娘更喜歡假裝接吻——她們摸摸臉頰，看起來像是在接吻——但其他人則選擇了真正的接吻。石井試圖假裝他是在演戲，但他經常說，“我覺得我真的要和這個女人結婚了。”
在Family Romance 提供的所有服務中，我最困惑的是“租賃斥責者”。斥責者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受雇於那些希望斥責協力廠商的客戶，而是那些“犯了錯誤”並需要幫忙來“贖罪”的人。一位42歲的演員太史( Taishi )給我講述了這樣的一個角色。他是一位元溫文爾雅的健身教練，客戶是一家50多歲的公司創始人，他抱怨失去了“前瞻性的動力”。他已經停止與員工開會，也不再喝酒。相反，他將自己的職責委託給下屬，打高爾夫球，並以公司的名義訪問女主人俱樂部。公司的會計知道這些費用，所以員工也可能知道，這讓他感到羞愧。
太史對他的這種自知之明感到印象深刻，但他不願意對比他年長15歲的公司總裁大喊大叫，建議客戶乾脆繼續和員工開會或喝酒，不再向公司收取個人費用了。作為回應，那名男子對領導和工人之間的正確距離進行了抨擊，解釋說任何變化都會恐嚇員工。他甚至拒絕去參加一次會議，看看是否有人受到恐嚇。在他們轉圈談話時，太史發現自己越來越生氣了。“我說，‘好吧，如果你不聽我的話，你為什麼給我們發這個請求？’”他敲打著桌子。“問題出在你的硬腦袋上，”他說，然後從他的軟飲料中拔出吸管，扔到房間的另一邊。
租賃道歉者是租賃斥責者的反面，可能會特別棘手。石井概述了一些可能的情景。如果你在工作中犯了錯誤，不滿的客戶要求見你的主管，你可以雇傭石井來冒充主管。石井將自己定位為部門主管，然後道歉。如果道歉不被接受，可以派另一個演員作為部門負責人道歉。如果部門主管得不到結果，石井會派遣一位懊悔不已的總裁。這些情況可能會變得複雜，因為真正的部門主管和總裁並不知道他們已經道歉了。有時，如果被冒犯的一方沒有真正遇到犯錯者，石井會代表犯錯者，然後他假裝是石井的主管。當真正的罪魁禍首看著他時，石井在地板上趴著發抖。石井說，這些場景給人一種超現實、夢幻般、不愉快的感覺。
涉及家庭事務的道歉壓力更大。受騙的丈夫有時要求妻子的情人親自道歉。如果情人不合作，不忠的妻子可以租用替代者。在這種情況下，石井的策略是在脖子上弄了個臨時紋身，穿得像山口組。他走進這對夫婦的房子，當丈夫開門的時候，他跪下，連連道歉。這種想法似乎是通過驚喜、恐懼和奉承的組合來化解潛在的暴力。如果情人結婚了，受委屈的丈夫可能要求與情人和情人的妻子見面，希望看到他的婚姻被破壞。因此，那些妻子們不知道自己的事情的情人最終還是去找了一個替代妻子。我遇到的一位女演員把情人的妻子角色描述為她最糟糕的任務：除了讓她感到內疚和可怕之外，她們往往加班加點，丈夫們大聲喊叫，表現得咄咄逼人。
另一家租賃公司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它的名字Ikemeso Takkyūbin，意思是“帥哥哭泣”。客戶可以選擇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帥哥，包括“小弟弟”、“硬漢”、“知識份子”、“劍客”、“混血兒”以及令人費解的“牙醫”。
Ikemeso Takkyūbin的創始人廣木太萊( Hiroki Terai )告訴我，哭泣服務是另一項商業活動——“離婚儀式”衍生出來的。離婚儀式旨在通過結束婚姻消除社會汙名。在過去的九年裡，他舉行了五百三十次。(在第四百次婚禮上，一個“丈夫”被他的前妻綁在一根蹦極繩上從懸崖上推下。儀式通常在一座破舊的建築物裡舉行，以“象徵一場即將破裂的婚姻”，其中包括一個幻燈片，用子彈點說明婚姻的問題所在。投影片放映後，15對情侶又複合了。有時，因離婚而感到尷尬的女性會雇用租來的親人參加婚禮。
太萊告訴我，在早期，很多男人在離婚儀式上哭泣，這讓他感到震驚。“女人通常沒事，但男人們卻在大哭大鬧，”他說。他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五年沒有哭過了，於是在YouTube上搜索了一些催淚的視頻，並找到了一則泰國人壽保險廣告，講的是一個不喜歡聾啞的父親的女孩的故事。太萊哭了，感到卸下了一種負擔。
他創造了一個短語，rui-katsu——“集體哭泣”，並開創了一項新業務，為了提高團隊精神，領導們在會議上引領員工哭泣。今天，在日本，大約有40個組織舉辦了rui-katsu會議，其中大部分都與太萊沒有聯繫。除了90分鐘的公司會議外，太萊每年還會去福島縣的岩崎市，與地震倖存者舉行rui-katsu會議。
現年37歲的太萊說，自童年以來，人們對男人哭泣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一項實驗，他詢問年輕女性他們會怎麼看待一個哭泣的男人。所有人都說，只要他長得帥，她們就會認為他很敏感，很善良。在聽到一些rui-katsu的女性參與者說，如果一個帥哥擦乾眼淚，服務將會得到改善，因此，太萊覺得有必要開始派遣帥哥幫助人們哭泣。
我曾要求嘗試這項服務，並選擇了“劍客”，太萊帶我在酒店大堂見面。(我的翻譯智子表示驚訝，因為我拒絕為我的哭泣會議預訂八千日元的私人房間；我向她保證，雖然劍客是個新鮮事物，但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我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哭。）劍客是一個年輕人，臉部輪廓分明，穿著一件由一位專門對傳統日本服裝進行現代主義重新詮釋的設計師設計的服裝。他給我讀了一本兒童讀物，在這本書中，福島的一個小男孩給在海嘯中被沖走的祖母和她的狗寫了一封信。
“你哭了嗎？”太萊問。“你得哭，不然他就沒法幫你擦掉眼淚。“劍客，也是一個臨時的演員，小心翼翼地看著我的臉，手裡拿著一條熨得乾乾淨淨的藍白條紋手帕。我解釋說，祖母和狗在天堂收到這封信時，我幾乎要哭了。
接下來，我們都在YouTube上看了一段關於一個父親在兒子婚禮上吹薩克斯管的視頻。我恐懼地等著父親得了癌症。突然，視頻結束了。什麼也沒發生。但當我抬起頭來時，我看到一個完美無缺的淚珠正滾向劍客的下巴。智子也哭了。太萊解釋說，對他來說，真正令人流淚的時刻是，新郎的姐妹秘密地為父親的薩克斯獨奏準備了鋼琴伴奏。
儘管如此，太萊還是想拍下劍客擦乾眼淚的照片。“試著看起來很傷心，”他說。我看著地板，那個劍客拿著手帕向我靠過來。他告訴我他第一次參加哭泣儀式的試演，是在一個新聞節目錄製現場。令他難堪的是，他無法為鏡頭哭泣:“我眼角有淚水，但淚水沒有溢出來。”
“眼淚必須從臉上滾下來，”太萊說。但他又給了劍客一次機會。“那時他沒哭，但我可以想像他哭的樣子，”他說。“當我看到他哭的時候，我是完全正確的。”
四、我的下一次會面是和一位租來的母親在涉谷的購物區逛兩個小時。 在到日本之前，我就已經對此感到焦慮了。在我離開的前一天，我母親給我寫了一封精彩的電子郵件，祝我旅途愉快，並暗示我們最喜歡的一本書，《牧岡姐妹》（The Makioka Sisters）。這是一部寫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家庭小說。我上中學的時候，母親給了我她的那本書，我喜歡它的一部分，那就是姐妹倆的共同語言和私人笑話在我們自己看來是多麼相似。難道不是因為我母親和我分享了她從中得到的愛，我才成為一名作家，現在能夠參觀我們一起讀到過的許多地方嗎？我感到不公平的是，我不僅沒有帶她去日本，而且還打算租一個替代者。
一天下午，在東京的一輛通勤列車上，智子幫我填寫了訂單。“這裡有一個地方要填上讓你回憶童年的美好時光，”她說。我告訴她了我三四歲的那一天，我的母親，一個年輕的醫生，工作時間很長，很早就回家，帶我出去買了一輛嬰兒車。“我們得到嬰兒車的那天，”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但我的母親總是會感到莫名的悲傷。我擔心她會告訴我不要變得病態，不要為那些快樂的事情感到悲傷。相反，她說，“我在想，為什麼不是每天都能像拿到嬰兒車這天呢？”
我在一家百貨公司的咖啡館裡遇到了租來的母親。我沒有看過她的照片，所以花了一些時間才找到她：一個嬌小的中年日本女人，她的長髮染成了蜂蜜的顏色。我走近時，她站在那裡。
“媽媽！”我喜上眉梢地叫道。
她回應了我一個擁抱。“那我們該怎麼做呢？”她用不帶口音的美式英語問道。“你是想採訪我，還是想做角色扮演？”
我訂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建議我們兩個都做。“這對我來說有點奇怪，因為我扮演母親時，女兒通常都是二十多歲，”她並補充說，她五十六歲，比我大十六歲。
“我應該假裝二十多歲嗎？”我問。
“不，我可以表現得更老一些，”她說。作為我們的背景故事，她建議我的母親“出於某種原因搬到了日本”，我們將在多年來第一次見面。我同意了。
突然，她的表情變得柔和起來。“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她的聲音也變得柔和，顯得很憂傷。我感到一陣輕微的激動。
“已經很久了，”我說。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多少。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當她談到我父母離婚後，我和父親住在一起的時候，她的悲傷讓我想起了我真正的母親。
“我當然記得，”我鼓勵地說，甚至發現自己在努力找回一個真實的記憶，然後我才想起沒有真實的記憶，因為我們剛剛認識。“我是說......只是大概，”我補充說。
“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每一分鐘，我珍惜每一分鐘。我只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人，”她說。“因為我的工作，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你在一起。我現在後悔了。”
我感到一陣恐慌，仿佛一個算命先生告訴了我一件極其準確的事。
“你必須得努力工作，”我說。
“但是你的工作呢？你怎麼應付所有的壓力？“她問道，咒語被打破了，因為我真正的母親知道我所有的工作，不會問我這個問題。我發現自己在電話裡告訴了租來的母親關於冥想的應用程式，問她是否喜歡冥想。“我想我們現在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說話，”她說，附和我的想法。
我開始採訪她。她的名字叫艾莉（Airi），童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和加拿大度過，因為她父親是一名研究物理學家。70年代，她在情景喜劇中扮演一個“快樂的亞洲孩子”。她十四歲時，父親把她送到日本，要她“進入體制”。她因為使用英語單詞而受到責難和排斥，所以就學會了閉上嘴巴，直到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在完成學業後，她加入了企業，在兩年前離職的時候，已經晉升到了各個國際公司的高層。
此後不久，艾莉就在 Family Romance 註冊了，現在每個月都會有一些任務。她沒有子女或者近親屬；她在二十年的時間裡失去了丈夫、父母和一百一十歲的祖母。有時，那些把她當媽媽的年輕女性會談論“她們在工作中的最佳狀態”。聽著她們的故事，結合自己的生活，她發現自己不僅能夠想像，而且能夠瞬間體驗，如果不是太專注於工作而沒有孩子的話會是怎樣的情景。
儘管她們的性格和背景不同，但我聽說艾莉的經歷和我母親的經歷有些相似。我的母親也克服了許多職業障礙，在一個與她成長的國家不同的國家，在她所處的領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她最近也不再工作了。當艾莉描述她喜歡的生活和本可以更好的事情時，我感到一種奇怪的寬慰：她遇到了一些和我母親一樣的挑戰，她沒有女兒；所以不是因為有了女兒才導致了這些挑戰。
我們談到了我採訪她的那篇文章。“我想我只是說幾句，”她說，我突然開始對我租來的母親感到內疚。當她簡短地提到她的經濟不穩定，說她不能“永遠這樣生活下去”時，我感到很痛苦，當她提議我雇用她當翻譯時，我不得不告訴她我已經有一個了。最糟糕的時刻是，當她提到雇用她的女兒都沒有要求再見她時，我意識到我也不會再見到她了。當她主動提出帶我參觀百貨公司時，儘管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也答應了。
五、1868年明治維新後，改革者把日本統一在一個“復辟的”皇帝之下，經過幾個世紀的孤立主義和封建統治，改革者們開始著手將日本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官僚軍事強國。他們起草了一部新的民法典，對西方人稱之為“家庭”的概念作出了規定。這個概念在日本沒有明確的法律現實，任何一個日本詞都無法表達。一個新詞“kazoku”被創造出來，“家庭系統”被建立在一個長期存在的家庭組織形式基礎上: 宗族（ie）或者說房子（house）。宗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產物，等級森嚴。族長控制了所有的財產，選擇了年輕一代中的一個人接替他——通常是長子，儘管有時是女婿，甚至是養子。房子的連續性比血緣關係更重要。其他成員可以留在宗族，嫁給一個新成員(女兒)，也可以成立子公司(兒子)。明治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想把日本描繪成一個大家庭，天皇是主家的主人，其他每戶人家都是附屬的分支。“宗族主義”成為國家認同的核心，並與西方自私的個人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佔領期間起草的一部新憲法，試圖用一個西方風格的“民主”核心家庭取代宗族。規定強迫婚姻是非法的，配偶在法律上平等，不論性別和出生順序如何，財產平均分配給夫婦的子女。隨著戰後經濟增長和企業文化的興起，家庭變得不那麼常見，而公寓式核心家庭——包括一名工薪階層、一名家庭主婦和他們的孩子——激增。在80年代的經濟繁榮時期，婦女越來越多地外出工作。出生率下降了，離婚率和單身家庭數量上升了。預期壽命和老年人的比例也是如此。
就在那時，第一批租賃家庭出現了。1989年，東京一家專門從事企業員工培訓的公司的總裁小澤一郎( Satsuki iwa )開始將子女和孫兒租給被忽視的老人——這是她從聽到企業員工因太忙而無暇探望父母而產生的想法。媒體廣泛報導了小澤的服務；幾年之內，她已向一百多個客戶派遣了親戚。一對夫婦雇了一個兒子來聽父親的不幸故事。他們真正的兒子和他們住在一起，但拒絕聽故事。此外，這對夫婦真正的孫子已經過了嬰兒期，祖父母錯過了觸摸嬰兒皮膚的機會。一個租來的兒子和兒媳住了三個小時，既有一個嬰兒，又對不愉快的故事有很高的容忍度，他們的來訪費用是一千一百美元。其他客戶包括一對年輕夫婦，他們為自己的孩子租了替代祖父母，還有一個單身漢，他租了一個妻子和女兒，以體驗他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核心家庭。
租賃親人的想法在公眾的想像中生根發芽。在一個後現代主義盛行，充滿文化相對主義的時代，租賃相對主義恰如其分。1993年，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山村美紗（Misa Yamamura ）發表了《租賃家庭兇殺案》，這是一個老年癌症患者為一個疏忽的兒子復仇的故事，她抵押了家裡的房子，租了一個更體貼的兒子、兒媳和孫子，向一個疏忽大意的兒子報了仇。在她被 謀殺後，發現了兩份遺囑——一份是對兒子有利的，另一份是對租來的親人有利的——戲劇性地表現了父母和孩子之間關於孝道和經濟關係的緊張關係。
從那時起，租賃親人激發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在東京，我會見了評論家大井孝行（Takayuki Tatsumi），他在90年代寫了一篇關於這一趨勢的調查。他解釋說，後現代主義和古怪的小說家用租來的親人來代表“虛擬家庭”，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明治時期，當時收養家庭成員是很普遍的，而生物譜系服從於家庭的完整性。“根據福柯的說法，一切都是建構的，而不是本質上確定的，”大井說。“重要的是功能。“我記得我在報紙上讀到的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我們提供的不是家庭感情，”她說，“而是通過家庭形式表達的人類感情。”
替代或租賃親人繼續在文學和電影中出現，並出現在我最近在飛機上看到的三部日本電影中。在一部喜劇《替身小偷》中，一個沒有親人的孤兒與一系列陌生人形成情感紐帶，他在闖入一所房子時遇到了這些陌生人；在另一個例子中，繼父付錢給他繼女的遊手好閒的父親，讓他花時間陪她。這些描寫的情緒似乎在市場煉金術帶來的喜悅和“杜魯門秀”之間交替變化，前者把陌生人變成了親人，後者則像偏執狂一樣，認為你愛的每個人都在扮演一個角色。
欣快和恐懼都可能源於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戰後工薪階層生活方式的侵蝕。38 %的勞動力現在由非正式工人組成。(日本媒體對租賃氣人的報導大多將這份工作作為一項“輔助工作”，報紙讀者可以利用它來補充收入。）2010年，單身家庭的數量開始超過核心家庭。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樣，今天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流動和個人自我表達的機會，但在安全、社區和家庭方面的經驗較少。與此同時，老年人的人數正在增加。在2008年的一部電影中，一個年長的女人故意讓一個年輕的騙子欺騙她，因為他讓她想起了她死去的兒子。這部電影的背景部分有一個為無家可歸的老人而設的紙板村，在東京確實存在。
就像日本社會的許多方面一樣，租賃親人們常常被解釋為是根據真實的個人感受和社會期望的二元結構。真實性和一貫性並不一定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被重視的，而在傳統的社會期望背後隱藏真實的個人感受往往被解釋為無私和社交的行為，而不是欺騙或偽善。一個恰當的例子是：那個租賃假父母參加婚禮的男人最終告訴了他的妻子，是因為他的親生父母已經去世，他才這樣做的。一切都很順利。她說，她明白他的目的不是欺騙她，而是為了避免他們婚禮上的麻煩。她甚至感謝他這麼體貼。
不言而喻，日本租賃親人相關業務的許多方面是日本特有的，但整個人類歷史上，人們也一直在付錢給陌生人，讓他們來扮演這些親人的角色。雇傭哀悼者存在于古希臘、羅馬和中國，在猶太和基督教傳統，以及早期的伊斯蘭世界；他們受到梭倫（Solon）、聖保羅（St. Paul）和約翰·溫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 ）的譴責。它們仍然存在於中國、印度，最近還存在於英國。自2013年起，一家送葬者租賃服務開始運作。那麼，如果不是租賃親人，保姆、護士和廚師又是什麼呢? 畢竟這些傳統上都是由母親、女兒和妻子來扮演的角色。
事實上，家庭被定義為提供“金錢買不到的愛”是比較新近的說法。在工業化以前，基本的經濟單位是家庭，每一個孩子都意味著一雙手。工業化之後，人們開始在外面工作，掙固定的工資，每個孩子都意味著一張嘴。在一個由市場支配的世界裡，家庭成了一個提供無條件愛的庇護所。
1898年，烏托邦女性主義者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將“浪漫愛情”和“母性犧牲”描述為意識形態的結構：一個誘餌和開關，使女性留在家裡。年輕女孩被教育成為一個重視浪漫的人，培養她們的美貌來吸引一個丈夫——然後，通過一項不言而喻的合同，在沒有任何準備或培訓的情況下，她們被期望成為全職的、無償的護士、教育者和清潔工，這是由一種“神秘的‘母性本能’驅動的，這種本能在時機成熟時會自動產生。
在19世紀末的日本，國家引入了一種“浪漫的愛情意識形態”，用類似的術語定義了“女性生活的理想序列”：浪漫愛情(求愛)，然後是婚姻、分娩、喚醒“培育母愛”，並成功地承擔起一個非性化的“照料角色”。人類學家竹山秋子( Akiko Takeyama )最近在一本書中寫道，在那裡，女性支付服務費與風度翩翩、殷勤體貼的男性喝酒聊天。有些家庭主婦在主人身上花了幾萬或幾十萬美元，做額外的工作，節省食品雜貨，或勒索丈夫。這樣，她們第一次體驗到“浪漫”，因為她們成為全職照顧者和管家，她們的丈夫開始稱他們為“母親”。
當石井談到“糾正不公”時，他的意思似乎和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的意思差不多。“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家——單身漢、丈夫或鰥夫、女孩、妻子或寡婦，”吉爾曼寫道。多虧了Family Romance，像西田一夫這樣失去家人的人可以租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兒，這樣就有了家的舒適：各式各樣的煎餅，妻子說“歡迎”的聲音，偶爾還會在他肋骨上戳一下子女兒。
六、九年前，30歲出頭的牙科保健員玲子( Reiko )聯繫了Family Romance，為她10歲的女兒瑪娜（Mana）租了一個兼職父親。瑪娜和日本許多單親母親的孩子一樣，在學校受到欺淩。玲子從四個候選人中選了一個聲音最親切的。從那以後，這位租來的親人一直定期來訪。現年十九歲的瑪娜還沒有被告知他不是她的親生父親。
我和智子在東京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擁擠的茶室裡遇見了玲子。這次會議是石井安排的，他說他稍後會和我們一起去。現年40歲的玲子穿著一件簡單的海藍色毛衣，一條格子圍巾，還有一件漂亮的海藍色羊毛外套，看起來比房間裡的其他人顯得更加柔和。
“這是我第一次講我的故事，”她低聲說，環視了一下房間。她解釋說，她在發現自己懷孕後，在21歲時嫁給了瑪娜的父親，一個叫稻盛（Inaba）的男人。他成了虐待狂，她在生完孩子後不久就和他離婚了。對瑪娜來說，玲子只說她和瑪娜的父親很久以前就有過分歧，那時她還是個嬰兒。瑪娜認為這意味著她應該為她父親的離開負責，玲子說的任何話都不能改變她的想法。
在學校，瑪娜沉默寡言，很難交到朋友。十歲時，她盡可能避開同學，要麼整天呆在學校護士辦公室，要麼呆在家裡的房間裡，除了玲子在工作的時候，很少出現。瑪娜已經三個月沒上學了，玲子找到了Family Romance。在訂單上她描述了她想要的女兒的父親。不管瑪娜說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玲子寫道，他應該以仁慈來回應。
當新的稻盛第一次來拜訪時，瑪娜像往常一樣在她的房間裡，不肯開門。稻盛終於把門打開了一條縫。他和玲子看到瑪娜在她的床上，用被子蒙著頭。在門口和她說話之後，稻盛大膽地走進來，坐在床上，撫摸著她的手臂，道歉。當翻譯到那一部分時，智子停了下來，我看到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過了一會兒，她說出了稻盛對瑪娜說的話:“很抱歉我沒有來見你。”
瑪娜從被子下面鑽出來，但沒有使眼神接觸。稻盛注意到牆上有一張男孩樂隊Arashi的海報，告訴她，他曾經在 Arashi 的一個視頻中當過臨時演員。這時瑪娜終於看了他一眼。“他說的有多少是真的？”玲子在走廊裡感到很疑惑。
幾個小時後，稻盛和瑪娜下樓，他們一起吃了一頓“尷尬到難以置信的午餐”。飯後，玲子在廚房裡收拾東西，把稻盛和瑪娜留在一起。他們在YouTube上找到了Arashi的視頻。稻盛好像真的在裡面，但就一秒鐘。在預定的四個小時結束時，他站了起來，看起來很高興的瑪娜開始懷疑:“哦，你要走了——你是誰？”
玲子決定定期雇用稻盛，每月兩次，每次四到八個小時，費用為二萬或四萬日元。為了負擔得起，玲子花在食物上的錢減少了，開始在跳蚤市場買衣服。三四個月後的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到家，問瑪娜今天過得怎麼樣，多年來第一次，瑪娜回答說她在電視上看了些什麼。當她談到瑪娜“終於知道她父親很擔心她”和“她成了一個正常的、外向的、快樂的孩子”時，我看到玲子臉上露出了喜色。“玲子開始提前幾個月預訂稻盛，過生日、家長會，甚至是去迪士尼樂園或附近溫泉。為了解釋為什麼他們永遠不能在一起過夜，玲子告訴瑪娜，稻盛再婚了，有了新的家庭。
當我問玲子，她是否打算在某一天告訴瑪娜真相時，她的眼裡充滿了淚水。“不，我永遠不能告訴她，”她說，然後開始笑。“有時候我真希望稻盛和我結婚，”她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這樣說，但當他來看我們的時候，我也很高興。雖然時間有限，但我可以非常非常高興。說實話，他是個很好的人。也許你看到他時也會這樣想。”
原來，玲子被告知，稻盛會和我們一起去茶室。當我們說，我們以為來的人是石井時，她說她對這個人一無所知。“我認為稻盛和石井可能是同一個人，”智子說。玲子似乎對此持懷疑態度：她不認為稻盛是Family Romance的總裁。有好長一會兒，我們都坐在那裡，攪拌著加糖的柚子汁。
然後石井走向我們的桌子，穿著一件黑色高領毛衣，黑色外套。“稻盛！”玲子驚呼道。
石井向玲子客氣地介紹了自己。她以戲謔的憤怒作出反應：通常，他們以夫妻的身份互相交談。
現在他們並排坐在我和智子的對面，沒有看著對方。本來想著，在石井加入我們之後，我可以一起採訪他們，但他們似乎談不到一起去，有一段時間，對著他們，我甚至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有沒有想過稻盛的真名，以及他以後的生活？”我最後問玲子。
她說她沒有，現在也沒有想；她覺得自己已經知道答案了。“我認為他不會改變，”她說。“他很自然。現在我看到他這個樣子，這是一樣的。”石井微笑著抗議，提醒她今天她是他的客戶，而不是他的妻子。
“你這裡有東西，”靈子指著嘴角說，他反射性地轉向鏡子，擦了擦嘴。這是他第一次在石井和稻盛之間有明顯的交叉。
玲子和石井開始回憶他們第一次和瑪娜共進午餐的情景。玲子準備了太多的食物——油炸大蝦、烤牛肉、玉米湯，所有瑪娜喜歡的東西——石井回憶說，他決定“像父親一樣吃”，對他來說，這意味著“毫不猶豫，毫不顧慮”。為了示範，他俯過桌子，伸出一隻胳膊肘，做了一個鏟的動作。玲子高興地笑了。她的眼神和我的相遇，我向她微笑。我不是假裝的，而是一個真正的微笑。 但是我在笑什麼呢？
我問一個真正的家庭和一個租賃的家庭之間的關係。石井回答說，雖然租賃的家庭不是真實存在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可能“不僅僅是一個家庭”。我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抽象，但玲子說她完全理解。“如果我沒有離婚，仍然在婚姻中，我不認為我會笑成這樣，或者是我會感到如此快樂，”她說。“真正的家庭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結果。”
最後，她起身離開了。當她穿上海藍色外套時，她說她感到很清爽。 她的臉看起來容光煥發，比我們見面時更有活力。看著她走，給我一種痛苦的感覺。我能感覺到她有多愛他。
石井說了一聲抱歉，自己去了衛生間，我和智子想知道為什麼石井選擇在我們面前向玲子透露他的真實身份。也許他需要外人來相信他想要告訴她的：他經營著一個雄心勃勃的大企業，他們的關係不是真實的，他們永遠不會結婚。當他回到桌前時，我問他是否準備告訴玲子，他應該停止以稻盛的身份拜訪。
他說他已經做了。瑪娜很快就要二十歲了。“如果瑪娜結婚生子，我就會有孫子孫女，”他說。孫子孫女們當然很棒，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代表了世界上更多的人，人們不得不對他們撒謊——更不用說瑪娜的丈夫和姻親了。“在那之前，我告訴玲子，她需要告訴她真相。”
“你認為玲子會同意嗎？”我問。
石井猶豫了一下，說，“玲子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她想繼續下去。”
他說他真的認為如果他們告訴瑪娜真相，瑪娜會理解的。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能讓瑪娜把這個故事看作是一個母親的故事，讓一個有限的男人，以他自己有限的方式，展現了她的善良和穩定。當然，他每小時收費50美元，但世界上到處都是人，無論你付了多少錢，他們都無法表現出善良，也無法到場。那麼，善良是否會因為金錢易手而失效？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結婚，”石井說。儘管他還是單身，但他還是遇到了很多未婚妻的父母，親吻了十幾個新娘，為欺騙道歉，甚至還參加了一次分娩。他在迪士尼樂園度過了幾天，參加私立學校的面試、家長會和畢業典禮。如果他成為一個父親，他對自己孩子的感覺會和他在工作中的感覺有什麼不同？“我現在擔心我可能只是會扮演一個好父親，”他說。
有時候他會夢到瑪娜，告訴她，他不是她的親生父親。“這是一個夢，所以她接受了，”他說。“她接受了事實，但後來她說，‘即使那樣，你仍然是我爸爸。”
“你有你是她父親的那種感覺嗎？”我問。
石井閉上眼睛，看上去疲憊不堪。“這證明了一種可能性——即使我們不是一個真正的家庭，即使是一個租賃家庭——我們相互交流的方式，也能使這成為一種家庭的形式。”
七、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感到時差還沒有倒過來，對我聽到的所有故事感到困惑，於是我決定花一大筆錢做一次室內按摩。與哭泣的劍客和租來的母親不同，按摩並不算工作開支。另一方面，我推斷，我可能會錯過在美國預約的心理醫生，這比按摩要貴，所以我真的是在省錢。
兩個小時後，一個笑容可掬的年輕女子敲了敲門，等待著被邀請進屋，她脫下鞋子後，給我一張需要簽名的表格。表格上說，我同意不要求性按摩，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會保持酒店房間的門半開。所有的東西都有助於營造夢幻般的氣氛：她柔和的聲音和確定的觸感，我躺在床上的事實，以及東京酒店房間的緊湊性，這意味著她不得不定期地四處走動，以騰出足夠的空間來站立。不知什麼時候，我意識到我們像這樣在一起真奇怪。“你的肩膀這麼硬！”她說，然後用手指幫我放鬆肌肉。我感到充滿了愛和感激，想到我付錢給她這個本來會感到不舒服的事實，反而是一種快樂和寬慰的來源，因為這意味著我根本不必考慮任何事情。我可以放鬆一下。這種感覺就像是無條件的愛——那種你從生活中的人那裡得不到的愛，因為他們也有需要，你總是要輪流去做。我不必給她按摩或聽她的問題，因為我給了她錢，她可以用這些錢做任何她想做的事：付帳單，買件外套，甚至雇個人給她按摩或聽她的問題。在這段時間裡，她注意到了我，而我卻沒有注意到她，這一點是不會被記錄在一個分類帳裡的，在這個分類帳裡，她可以積攢多年來對我的怨恨。我不必感到內疚，這就是我付錢的原因。
我一開始就認為，租賃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無條件愛的概念。現在我發現自己在想，是否有可能得到無條件的愛而不付出代價。我一直在問自己，石井對玲子和她的女兒到底有什麼感覺，當我從這些方面考慮時，這些問題更有意義。一個人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以專業的方式做事，以換取金錢和認可，而他不可能無限期地免費做事。我知道石井已經為他的工作做了很多準備，看家庭電影來學習“善良的父親”如何走路、說話和吃飯。同樣地，我也讀過一篇關於一位俱樂部的工作人員的文章，他研讀浪漫小說是為了能夠預見並滿足他的客戶的每一個需求。“給女人理想的浪漫需要努力工作，”他說，“而這在現實世界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說他不可能為真正的女朋友而如此努力。
我想到了我錯過的心理醫生的預約，然後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心理學教授肯吉·卡梅古奇（Kenji Kameguchi），他在過去30年裡一直在努力在厭惡衝突、堅忍不拔的日本推廣家庭治療，儘管在日本心理治療仍然受到指責。他說，他認為租賃親人以一種非學校教育的方式，履行了一些功能的團體治療技術，比如心理戲劇，在這種治療中，病人會表現出並即興創作彼此的過去情景或心理過程，戲劇性的反應可以幫助人們，而與他們交談卻無法幫助他們，因為，即使我們無法告訴別人我們的問題是什麼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與另一個人一起行動。在這種情況下，移情，佛洛德心理治療的一個關鍵因素，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治療師成為病人的租賃親人。
想到移情，我發現自己在想誰是女按摩師的替代品。那個沒能讓我哭泣的劍客？我那個星期沒能見到的心理治療師？我可能已經雇了心理醫生來重放那些和我童年時的自我有關係的父母？我感覺到一種海龜一直往下墜落的感覺。我的下一個想法是，能否在東京租一隻海龜？按摩師走後，我查了一下。兩次點擊後，我發現了一篇文章，介紹一個橫濱亞熱帶茶館，在那裡，只需要一壺茶的價格，遊客就可以處理各種各樣的陸地龜。文章中附有一張照片，豹紋陸龜爬上一隻更大的蘇卡達陸龜，它似乎認為這就是整個世界。
原文連結：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4/30/japans-rent-a-family-industry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
周圍都是快樂的居民。他喜歡幫助別人的感覺，並為自己是最受歡迎的照顧者而自豪。11年前，石井的一個單身母親朋友告訴他，她很難讓女兒進入有競爭性幼稚園，因為學校偏愛那些父母已經結婚的孩子。石井自願在學校面試中扮演孩子的父親。面試並不成功——女兒不習慣，他們的互動被拆穿了——但這讓他充滿了做得更好的願望，並通過幫助處於同樣處境中的其他女人來“糾正不公平”。他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想過要開辦這種專業的服務，他發現了一個叫做 Hagemashi-tai 的租賃親人的網站。
Hagemashi-tai，可以翻譯成“我想讓你振作起來”。是由一名前上班族市川裡一( Ryūichi Ichinokawa )於2006年創辦的，他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兒子。五年前，大阪郊區一所私立小學發生了一起刺殺事件深深震撼了裡一，在那次事件中，8個和他兒子年齡相仿的孩子被殺害。這種事件在日本很少發生，學校也沒有配備適當的諮詢服務。所以，裡一修了一門心理學課程，希望成為一名學校輔導員。但最後，他開設了一個網站，通過電子郵件提供諮詢服務。從那裡開始，他擴展到租賃親人。許多問題似乎是由一些不再出現的人引起的，通常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找到一個替代者。
石井在Hagemashi-tai註冊了，但當時他26歲，人們認為他太年輕，不能勝任丈夫和父親的角色，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做一個婚禮嘉賓。婚禮是租賃相關業務的基本要素，這可能是因為決定賓客數量的傳統並未改變，這反映出城市化和移民的增加、家庭的縮小以及工作保障的降低。下崗的培訓人員租人替代同事和主管。轉學的人經常租人來替代兒時的朋友。新結婚的人不願在家庭問題上互相麻煩，他們可能會為離婚、監禁或精神疾病的父母租用代替品。一位元Hagemashi-tai的客戶根本不想告訴他的未婚妻他的父母已經死了，所以他租了替代者。
2009年，石井決定創辦自己的公司。第一步是想出一個難忘的名字。他開始研究與想像中的家庭有關的短語，並偶然發現了佛洛德於1909年發表的一篇名為《The Family Romance of Neurotics》的論文，這篇論文描述了那些相信自己的父母是冒名頂替者、而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貴族或皇室的孩子。佛洛德認為，這種幻想是一種兒童應對父母幻滅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經歷的方式。如果父母從來沒有停止像對待他們的小孩那樣，表現得全能、慷慨和一貫正確，沒有人會變得獨立；然而，誰又能承受這種心愛的人突然、無法挽回的消失呢？佛洛德寫道，“family romance”可以讓孩子保持一段時間的理想，把它重新分配給“新的貴族父母”——他們的美妙特徵總是“完全源于對現實和卑微父母的真實回憶”。從這個意義上說，孩子不是“擺脫”父母，而是“提升”他們，“這表達出了孩子對那些失去的、幸福的日子的渴望，在他看來，父親是最高貴和最強大的男人，母親是最親愛和最可愛的女人。”
石井與一家人才仲介和一家科技諮詢公司一起經營Family Romance，雇用了大約20名員工，其中7至8人是全職的。他有一個大約1200名眾包員工的資料庫。大型的一次性工作，如婚禮，約占Family Romance收入的70%。其餘的都來自於私人關係，就像西田一夫的情況一樣，這種關係可能會持續數年。
石井告訴我，從2009年開始，他已經扮演了一百個女人的丈夫了。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曾一度同時出現在十個家庭中。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工作量。“你覺得自己肩上背負著某人的生命，”他說。此後，他制定了一項規則，即任何行動者一次只能扮演五個角色。
這項工作的一個危險是客戶依賴性。石井說，30%到40 %與租住丈夫保持關係的女性最終會提出結婚。男性客戶變得依賴的機會較少，因為出於安全原因，租來的妻子很少去家裡探望男性；西田的妻子和女兒例外，因為她們有兩個人。一般來說，租賃伴侶和配偶不應該單獨與客戶一對一，也不允許有握手以外的身體接觸。
最困難的是單身母親。“我們不能把他們推開，冷冷地說‘不，我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有責任長期扮演這個角色，”石井說。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第一步是將見面次數減少到每三個月一次。這種方法對一些人有效，但其他人堅持更頻繁的見面。有時候，關係必須終止。
三、冬天，我在東京見到了來自Family Romance和Hagemashi-tai的“演員”。他們參加了婚禮、精神研討會、招聘會、單曲比賽和青少年偶像專輯發行。一個女人冒充男人的妻子已經七年了:真正的妻子變胖了，所以丈夫租了替代者和他以及他的朋友出去。同一位女演員還在學校活動中替代了超重的母親；因為超重父母的孩子可能會受到欺淩。裡一和石井給我講了很多的故事。一家夜總會的女主人租了一位顧客來邀請她。一位盲人婦女在一次單身舞會上租了一位有視力的朋友來辨認英俊的男子。一位孕婦租了一位母親來說服男友承認自己的孩子，一位年輕人租了一位父親來安撫他懷孕愛人的父母。
有些單身女性的父母對她的婚姻特別著急，她們通常會租用假男友或未婚夫。如果父母要求再次見到男友，那位女性通常會拖延一段時間，然後說事情沒有解決。但有時父母要就絕對不能拖延，事情就會升級。石井說，他每年要舉辦兩到三次假婚禮。費用大約是五百萬日元(約合四萬七千美元)。在某些情況下，新娘會邀請真正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在其他人眼裡，除了新娘和她的父母，每個人都是演員。租來的新郎發表演講時，常常使租來的客人落淚。石井扮演新郎時，他經歷了複雜的情感。他說，假婚禮和真婚禮一樣需要組織，他和客戶一起計畫好幾個月。石井總是說:“我開始愛上她了。“當談到接吻時，有些新娘更喜歡假裝接吻——她們摸摸臉頰，看起來像是在接吻——但其他人則選擇了真正的接吻。石井試圖假裝他是在演戲，但他經常說，“我覺得我真的要和這個女人結婚了。”
在Family Romance 提供的所有服務中，我最困惑的是“租賃斥責者”。斥責者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受雇於那些希望斥責協力廠商的客戶，而是那些“犯了錯誤”並需要幫忙來“贖罪”的人。一位42歲的演員太史( Taishi )給我講述了這樣的一個角色。他是一位元溫文爾雅的健身教練，客戶是一家50多歲的公司創始人，他抱怨失去了“前瞻性的動力”。他已經停止與員工開會，也不再喝酒。相反，他將自己的職責委託給下屬，打高爾夫球，並以公司的名義訪問女主人俱樂部。公司的會計知道這些費用，所以員工也可能知道，這讓他感到羞愧。
太史對他的這種自知之明感到印象深刻，但他不願意對比他年長15歲的公司總裁大喊大叫，建議客戶乾脆繼續和員工開會或喝酒，不再向公司收取個人費用了。作為回應，那名男子對領導和工人之間的正確距離進行了抨擊，解釋說任何變化都會恐嚇員工。他甚至拒絕去參加一次會議，看看是否有人受到恐嚇。在他們轉圈談話時，太史發現自己越來越生氣了。“我說，‘好吧，如果你不聽我的話，你為什麼給我們發這個請求？’”他敲打著桌子。“問題出在你的硬腦袋上，”他說，然後從他的軟飲料中拔出吸管，扔到房間的另一邊。
租賃道歉者是租賃斥責者的反面，可能會特別棘手。石井概述了一些可能的情景。如果你在工作中犯了錯誤，不滿的客戶要求見你的主管，你可以雇傭石井來冒充主管。石井將自己定位為部門主管，然後道歉。如果道歉不被接受，可以派另一個演員作為部門負責人道歉。如果部門主管得不到結果，石井會派遣一位懊悔不已的總裁。這些情況可能會變得複雜，因為真正的部門主管和總裁並不知道他們已經道歉了。有時，如果被冒犯的一方沒有真正遇到犯錯者，石井會代表犯錯者，然後他假裝是石井的主管。當真正的罪魁禍首看著他時，石井在地板上趴著發抖。石井說，這些場景給人一種超現實、夢幻般、不愉快的感覺。
涉及家庭事務的道歉壓力更大。受騙的丈夫有時要求妻子的情人親自道歉。如果情人不合作，不忠的妻子可以租用替代者。在這種情況下，石井的策略是在脖子上弄了個臨時紋身，穿得像山口組。他走進這對夫婦的房子，當丈夫開門的時候，他跪下，連連道歉。這種想法似乎是通過驚喜、恐懼和奉承的組合來化解潛在的暴力。如果情人結婚了，受委屈的丈夫可能要求與情人和情人的妻子見面，希望看到他的婚姻被破壞。因此，那些妻子們不知道自己的事情的情人最終還是去找了一個替代妻子。我遇到的一位女演員把情人的妻子角色描述為她最糟糕的任務：除了讓她感到內疚和可怕之外，她們往往加班加點，丈夫們大聲喊叫，表現得咄咄逼人。
另一家租賃公司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它的名字Ikemeso Takkyūbin，意思是“帥哥哭泣”。客戶可以選擇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帥哥，包括“小弟弟”、“硬漢”、“知識份子”、“劍客”、“混血兒”以及令人費解的“牙醫”。
Ikemeso Takkyūbin的創始人廣木太萊( Hiroki Terai )告訴我，哭泣服務是另一項商業活動——“離婚儀式”衍生出來的。離婚儀式旨在通過結束婚姻消除社會汙名。在過去的九年裡，他舉行了五百三十次。(在第四百次婚禮上，一個“丈夫”被他的前妻綁在一根蹦極繩上從懸崖上推下。儀式通常在一座破舊的建築物裡舉行，以“象徵一場即將破裂的婚姻”，其中包括一個幻燈片，用子彈點說明婚姻的問題所在。投影片放映後，15對情侶又複合了。有時，因離婚而感到尷尬的女性會雇用租來的親人參加婚禮。
太萊告訴我，在早期，很多男人在離婚儀式上哭泣，這讓他感到震驚。“女人通常沒事，但男人們卻在大哭大鬧，”他說。他意識到自己已經有五年沒有哭過了，於是在YouTube上搜索了一些催淚的視頻，並找到了一則泰國人壽保險廣告，講的是一個不喜歡聾啞的父親的女孩的故事。太萊哭了，感到卸下了一種負擔。
他創造了一個短語，rui-katsu——“集體哭泣”，並開創了一項新業務，為了提高團隊精神，領導們在會議上引領員工哭泣。今天，在日本，大約有40個組織舉辦了rui-katsu會議，其中大部分都與太萊沒有聯繫。除了90分鐘的公司會議外，太萊每年還會去福島縣的岩崎市，與地震倖存者舉行rui-katsu會議。
現年37歲的太萊說，自童年以來，人們對男人哭泣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一項實驗，他詢問年輕女性他們會怎麼看待一個哭泣的男人。所有人都說，只要他長得帥，她們就會認為他很敏感，很善良。在聽到一些rui-katsu的女性參與者說，如果一個帥哥擦乾眼淚，服務將會得到改善，因此，太萊覺得有必要開始派遣帥哥幫助人們哭泣。
我曾要求嘗試這項服務，並選擇了“劍客”，太萊帶我在酒店大堂見面。(我的翻譯智子表示驚訝，因為我拒絕為我的哭泣會議預訂八千日元的私人房間；我向她保證，雖然劍客是個新鮮事物，但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我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哭。）劍客是一個年輕人，臉部輪廓分明，穿著一件由一位專門對傳統日本服裝進行現代主義重新詮釋的設計師設計的服裝。他給我讀了一本兒童讀物，在這本書中，福島的一個小男孩給在海嘯中被沖走的祖母和她的狗寫了一封信。
“你哭了嗎？”太萊問。“你得哭，不然他就沒法幫你擦掉眼淚。“劍客，也是一個臨時的演員，小心翼翼地看著我的臉，手裡拿著一條熨得乾乾淨淨的藍白條紋手帕。我解釋說，祖母和狗在天堂收到這封信時，我幾乎要哭了。
接下來，我們都在YouTube上看了一段關於一個父親在兒子婚禮上吹薩克斯管的視頻。我恐懼地等著父親得了癌症。突然，視頻結束了。什麼也沒發生。但當我抬起頭來時，我看到一個完美無缺的淚珠正滾向劍客的下巴。智子也哭了。太萊解釋說，對他來說，真正令人流淚的時刻是，新郎的姐妹秘密地為父親的薩克斯獨奏準備了鋼琴伴奏。
儘管如此，太萊還是想拍下劍客擦乾眼淚的照片。“試著看起來很傷心，”他說。我看著地板，那個劍客拿著手帕向我靠過來。他告訴我他第一次參加哭泣儀式的試演，是在一個新聞節目錄製現場。令他難堪的是，他無法為鏡頭哭泣:“我眼角有淚水，但淚水沒有溢出來。”
“眼淚必須從臉上滾下來，”太萊說。但他又給了劍客一次機會。“那時他沒哭，但我可以想像他哭的樣子，”他說。“當我看到他哭的時候，我是完全正確的。”
四、我的下一次會面是和一位租來的母親在涉谷的購物區逛兩個小時。 在到日本之前，我就已經對此感到焦慮了。在我離開的前一天，我母親給我寫了一封精彩的電子郵件，祝我旅途愉快，並暗示我們最喜歡的一本書，《牧岡姐妹》（The Makioka Sisters）。這是一部寫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家庭小說。我上中學的時候，母親給了我她的那本書，我喜歡它的一部分，那就是姐妹倆的共同語言和私人笑話在我們自己看來是多麼相似。難道不是因為我母親和我分享了她從中得到的愛，我才成為一名作家，現在能夠參觀我們一起讀到過的許多地方嗎？我感到不公平的是，我不僅沒有帶她去日本，而且還打算租一個替代者。
一天下午，在東京的一輛通勤列車上，智子幫我填寫了訂單。“這裡有一個地方要填上讓你回憶童年的美好時光，”她說。我告訴她了我三四歲的那一天，我的母親，一個年輕的醫生，工作時間很長，很早就回家，帶我出去買了一輛嬰兒車。“我們得到嬰兒車的那天，”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但我的母親總是會感到莫名的悲傷。我擔心她會告訴我不要變得病態，不要為那些快樂的事情感到悲傷。相反，她說，“我在想，為什麼不是每天都能像拿到嬰兒車這天呢？”
我在一家百貨公司的咖啡館裡遇到了租來的母親。我沒有看過她的照片，所以花了一些時間才找到她：一個嬌小的中年日本女人，她的長髮染成了蜂蜜的顏色。我走近時，她站在那裡。
“媽媽！”我喜上眉梢地叫道。
她回應了我一個擁抱。“那我們該怎麼做呢？”她用不帶口音的美式英語問道。“你是想採訪我，還是想做角色扮演？”
我訂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建議我們兩個都做。“這對我來說有點奇怪，因為我扮演母親時，女兒通常都是二十多歲，”她並補充說，她五十六歲，比我大十六歲。
“我應該假裝二十多歲嗎？”我問。
“不，我可以表現得更老一些，”她說。作為我們的背景故事，她建議我的母親“出於某種原因搬到了日本”，我們將在多年來第一次見面。我同意了。
突然，她的表情變得柔和起來。“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她的聲音也變得柔和，顯得很憂傷。我感到一陣輕微的激動。
“已經很久了，”我說。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多少。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當她談到我父母離婚後，我和父親住在一起的時候，她的悲傷讓我想起了我真正的母親。
“我當然記得，”我鼓勵地說，甚至發現自己在努力找回一個真實的記憶，然後我才想起沒有真實的記憶，因為我們剛剛認識。“我是說......只是大概，”我補充說。
“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每一分鐘，我珍惜每一分鐘。我只希望能有更多這樣的人，”她說。“因為我的工作，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你在一起。我現在後悔了。”
我感到一陣恐慌，仿佛一個算命先生告訴了我一件極其準確的事。
“你必須得努力工作，”我說。
“但是你的工作呢？你怎麼應付所有的壓力？“她問道，咒語被打破了，因為我真正的母親知道我所有的工作，不會問我這個問題。我發現自己在電話裡告訴了租來的母親關於冥想的應用程式，問她是否喜歡冥想。“我想我們現在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說話，”她說，附和我的想法。
我開始採訪她。她的名字叫艾莉（Airi），童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和加拿大度過，因為她父親是一名研究物理學家。70年代，她在情景喜劇中扮演一個“快樂的亞洲孩子”。她十四歲時，父親把她送到日本，要她“進入體制”。她因為使用英語單詞而受到責難和排斥，所以就學會了閉上嘴巴，直到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在完成學業後，她加入了企業，在兩年前離職的時候，已經晉升到了各個國際公司的高層。
此後不久，艾莉就在 Family Romance 註冊了，現在每個月都會有一些任務。她沒有子女或者近親屬；她在二十年的時間裡失去了丈夫、父母和一百一十歲的祖母。有時，那些把她當媽媽的年輕女性會談論“她們在工作中的最佳狀態”。聽著她們的故事，結合自己的生活，她發現自己不僅能夠想像，而且能夠瞬間體驗，如果不是太專注於工作而沒有孩子的話會是怎樣的情景。
儘管她們的性格和背景不同，但我聽說艾莉的經歷和我母親的經歷有些相似。我的母親也克服了許多職業障礙，在一個與她成長的國家不同的國家，在她所處的領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她最近也不再工作了。當艾莉描述她喜歡的生活和本可以更好的事情時，我感到一種奇怪的寬慰：她遇到了一些和我母親一樣的挑戰，她沒有女兒；所以不是因為有了女兒才導致了這些挑戰。
我們談到了我採訪她的那篇文章。“我想我只是說幾句，”她說，我突然開始對我租來的母親感到內疚。當她簡短地提到她的經濟不穩定，說她不能“永遠這樣生活下去”時，我感到很痛苦，當她提議我雇用她當翻譯時，我不得不告訴她我已經有一個了。最糟糕的時刻是，當她提到雇用她的女兒都沒有要求再見她時，我意識到我也不會再見到她了。當她主動提出帶我參觀百貨公司時，儘管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也答應了。
五、1868年明治維新後，改革者把日本統一在一個“復辟的”皇帝之下，經過幾個世紀的孤立主義和封建統治，改革者們開始著手將日本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官僚軍事強國。他們起草了一部新的民法典，對西方人稱之為“家庭”的概念作出了規定。這個概念在日本沒有明確的法律現實，任何一個日本詞都無法表達。一個新詞“kazoku”被創造出來，“家庭系統”被建立在一個長期存在的家庭組織形式基礎上: 宗族（ie）或者說房子（house）。宗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產物，等級森嚴。族長控制了所有的財產，選擇了年輕一代中的一個人接替他——通常是長子，儘管有時是女婿，甚至是養子。房子的連續性比血緣關係更重要。其他成員可以留在宗族，嫁給一個新成員(女兒)，也可以成立子公司(兒子)。明治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想把日本描繪成一個大家庭，天皇是主家的主人，其他每戶人家都是附屬的分支。“宗族主義”成為國家認同的核心，並與西方自私的個人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佔領期間起草的一部新憲法，試圖用一個西方風格的“民主”核心家庭取代宗族。規定強迫婚姻是非法的，配偶在法律上平等，不論性別和出生順序如何，財產平均分配給夫婦的子女。隨著戰後經濟增長和企業文化的興起，家庭變得不那麼常見，而公寓式核心家庭——包括一名工薪階層、一名家庭主婦和他們的孩子——激增。在80年代的經濟繁榮時期，婦女越來越多地外出工作。出生率下降了，離婚率和單身家庭數量上升了。預期壽命和老年人的比例也是如此。
就在那時，第一批租賃家庭出現了。1989年，東京一家專門從事企業員工培訓的公司的總裁小澤一郎( Satsuki iwa )開始將子女和孫兒租給被忽視的老人——這是她從聽到企業員工因太忙而無暇探望父母而產生的想法。媒體廣泛報導了小澤的服務；幾年之內，她已向一百多個客戶派遣了親戚。一對夫婦雇了一個兒子來聽父親的不幸故事。他們真正的兒子和他們住在一起，但拒絕聽故事。此外，這對夫婦真正的孫子已經過了嬰兒期，祖父母錯過了觸摸嬰兒皮膚的機會。一個租來的兒子和兒媳住了三個小時，既有一個嬰兒，又對不愉快的故事有很高的容忍度，他們的來訪費用是一千一百美元。其他客戶包括一對年輕夫婦，他們為自己的孩子租了替代祖父母，還有一個單身漢，他租了一個妻子和女兒，以體驗他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核心家庭。
租賃親人的想法在公眾的想像中生根發芽。在一個後現代主義盛行，充滿文化相對主義的時代，租賃相對主義恰如其分。1993年，著名偵探小說作家山村美紗（Misa Yamamura ）發表了《租賃家庭兇殺案》，這是一個老年癌症患者為一個疏忽的兒子復仇的故事，她抵押了家裡的房子，租了一個更體貼的兒子、兒媳和孫子，向一個疏忽大意的兒子報了仇。在她被 謀殺後，發現了兩份遺囑——一份是對兒子有利的，另一份是對租來的親人有利的——戲劇性地表現了父母和孩子之間關於孝道和經濟關係的緊張關係。
從那時起，租賃親人激發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在東京，我會見了評論家大井孝行（Takayuki Tatsumi），他在90年代寫了一篇關於這一趨勢的調查。他解釋說，後現代主義和古怪的小說家用租來的親人來代表“虛擬家庭”，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明治時期，當時收養家庭成員是很普遍的，而生物譜系服從於家庭的完整性。“根據福柯的說法，一切都是建構的，而不是本質上確定的，”大井說。“重要的是功能。“我記得我在報紙上讀到的一篇關於她的文章。“我們提供的不是家庭感情，”她說，“而是通過家庭形式表達的人類感情。”
替代或租賃親人繼續在文學和電影中出現，並出現在我最近在飛機上看到的三部日本電影中。在一部喜劇《替身小偷》中，一個沒有親人的孤兒與一系列陌生人形成情感紐帶，他在闖入一所房子時遇到了這些陌生人；在另一個例子中，繼父付錢給他繼女的遊手好閒的父親，讓他花時間陪她。這些描寫的情緒似乎在市場煉金術帶來的喜悅和“杜魯門秀”之間交替變化，前者把陌生人變成了親人，後者則像偏執狂一樣，認為你愛的每個人都在扮演一個角色。
欣快和恐懼都可能源於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戰後工薪階層生活方式的侵蝕。38 %的勞動力現在由非正式工人組成。(日本媒體對租賃氣人的報導大多將這份工作作為一項“輔助工作”，報紙讀者可以利用它來補充收入。）2010年，單身家庭的數量開始超過核心家庭。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樣，今天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流動和個人自我表達的機會，但在安全、社區和家庭方面的經驗較少。與此同時，老年人的人數正在增加。在2008年的一部電影中，一個年長的女人故意讓一個年輕的騙子欺騙她，因為他讓她想起了她死去的兒子。這部電影的背景部分有一個為無家可歸的老人而設的紙板村，在東京確實存在。
就像日本社會的許多方面一樣，租賃親人們常常被解釋為是根據真實的個人感受和社會期望的二元結構。真實性和一貫性並不一定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被重視的，而在傳統的社會期望背後隱藏真實的個人感受往往被解釋為無私和社交的行為，而不是欺騙或偽善。一個恰當的例子是：那個租賃假父母參加婚禮的男人最終告訴了他的妻子，是因為他的親生父母已經去世，他才這樣做的。一切都很順利。她說，她明白他的目的不是欺騙她，而是為了避免他們婚禮上的麻煩。她甚至感謝他這麼體貼。
不言而喻，日本租賃親人相關業務的許多方面是日本特有的，但整個人類歷史上，人們也一直在付錢給陌生人，讓他們來扮演這些親人的角色。雇傭哀悼者存在于古希臘、羅馬和中國，在猶太和基督教傳統，以及早期的伊斯蘭世界；他們受到梭倫（Solon）、聖保羅（St. Paul）和約翰·溫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 ）的譴責。它們仍然存在於中國、印度，最近還存在於英國。自2013年起，一家送葬者租賃服務開始運作。那麼，如果不是租賃親人，保姆、護士和廚師又是什麼呢? 畢竟這些傳統上都是由母親、女兒和妻子來扮演的角色。
事實上，家庭被定義為提供“金錢買不到的愛”是比較新近的說法。在工業化以前，基本的經濟單位是家庭，每一個孩子都意味著一雙手。工業化之後，人們開始在外面工作，掙固定的工資，每個孩子都意味著一張嘴。在一個由市場支配的世界裡，家庭成了一個提供無條件愛的庇護所。
1898年，烏托邦女性主義者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將“浪漫愛情”和“母性犧牲”描述為意識形態的結構：一個誘餌和開關，使女性留在家裡。年輕女孩被教育成為一個重視浪漫的人，培養她們的美貌來吸引一個丈夫——然後，通過一項不言而喻的合同，在沒有任何準備或培訓的情況下，她們被期望成為全職的、無償的護士、教育者和清潔工，這是由一種“神秘的‘母性本能’驅動的，這種本能在時機成熟時會自動產生。
在19世紀末的日本，國家引入了一種“浪漫的愛情意識形態”，用類似的術語定義了“女性生活的理想序列”：浪漫愛情(求愛)，然後是婚姻、分娩、喚醒“培育母愛”，並成功地承擔起一個非性化的“照料角色”。人類學家竹山秋子( Akiko Takeyama )最近在一本書中寫道，在那裡，女性支付服務費與風度翩翩、殷勤體貼的男性喝酒聊天。有些家庭主婦在主人身上花了幾萬或幾十萬美元，做額外的工作，節省食品雜貨，或勒索丈夫。這樣，她們第一次體驗到“浪漫”，因為她們成為全職照顧者和管家，她們的丈夫開始稱他們為“母親”。
當石井談到“糾正不公”時，他的意思似乎和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的意思差不多。“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家——單身漢、丈夫或鰥夫、女孩、妻子或寡婦，”吉爾曼寫道。多虧了Family Romance，像西田一夫這樣失去家人的人可以租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兒，這樣就有了家的舒適：各式各樣的煎餅，妻子說“歡迎”的聲音，偶爾還會在他肋骨上戳一下子女兒。
六、九年前，30歲出頭的牙科保健員玲子( Reiko )聯繫了Family Romance，為她10歲的女兒瑪娜（Mana）租了一個兼職父親。瑪娜和日本許多單親母親的孩子一樣，在學校受到欺淩。玲子從四個候選人中選了一個聲音最親切的。從那以後，這位租來的親人一直定期來訪。現年十九歲的瑪娜還沒有被告知他不是她的親生父親。
我和智子在東京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擁擠的茶室裡遇見了玲子。這次會議是石井安排的，他說他稍後會和我們一起去。現年40歲的玲子穿著一件簡單的海藍色毛衣，一條格子圍巾，還有一件漂亮的海藍色羊毛外套，看起來比房間裡的其他人顯得更加柔和。
“這是我第一次講我的故事，”她低聲說，環視了一下房間。她解釋說，她在發現自己懷孕後，在21歲時嫁給了瑪娜的父親，一個叫稻盛（Inaba）的男人。他成了虐待狂，她在生完孩子後不久就和他離婚了。對瑪娜來說，玲子只說她和瑪娜的父親很久以前就有過分歧，那時她還是個嬰兒。瑪娜認為這意味著她應該為她父親的離開負責，玲子說的任何話都不能改變她的想法。
在學校，瑪娜沉默寡言，很難交到朋友。十歲時，她盡可能避開同學，要麼整天呆在學校護士辦公室，要麼呆在家裡的房間裡，除了玲子在工作的時候，很少出現。瑪娜已經三個月沒上學了，玲子找到了Family Romance。在訂單上她描述了她想要的女兒的父親。不管瑪娜說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玲子寫道，他應該以仁慈來回應。
當新的稻盛第一次來拜訪時，瑪娜像往常一樣在她的房間裡，不肯開門。稻盛終於把門打開了一條縫。他和玲子看到瑪娜在她的床上，用被子蒙著頭。在門口和她說話之後，稻盛大膽地走進來，坐在床上，撫摸著她的手臂，道歉。當翻譯到那一部分時，智子停了下來，我看到她的眼睛裡滿是淚水。過了一會兒，她說出了稻盛對瑪娜說的話:“很抱歉我沒有來見你。”
瑪娜從被子下面鑽出來，但沒有使眼神接觸。稻盛注意到牆上有一張男孩樂隊Arashi的海報，告訴她，他曾經在 Arashi 的一個視頻中當過臨時演員。這時瑪娜終於看了他一眼。“他說的有多少是真的？”玲子在走廊裡感到很疑惑。
幾個小時後，稻盛和瑪娜下樓，他們一起吃了一頓“尷尬到難以置信的午餐”。飯後，玲子在廚房裡收拾東西，把稻盛和瑪娜留在一起。他們在YouTube上找到了Arashi的視頻。稻盛好像真的在裡面，但就一秒鐘。在預定的四個小時結束時，他站了起來，看起來很高興的瑪娜開始懷疑:“哦，你要走了——你是誰？”
玲子決定定期雇用稻盛，每月兩次，每次四到八個小時，費用為二萬或四萬日元。為了負擔得起，玲子花在食物上的錢減少了，開始在跳蚤市場買衣服。三四個月後的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到家，問瑪娜今天過得怎麼樣，多年來第一次，瑪娜回答說她在電視上看了些什麼。當她談到瑪娜“終於知道她父親很擔心她”和“她成了一個正常的、外向的、快樂的孩子”時，我看到玲子臉上露出了喜色。“玲子開始提前幾個月預訂稻盛，過生日、家長會，甚至是去迪士尼樂園或附近溫泉。為了解釋為什麼他們永遠不能在一起過夜，玲子告訴瑪娜，稻盛再婚了，有了新的家庭。
當我問玲子，她是否打算在某一天告訴瑪娜真相時，她的眼裡充滿了淚水。“不，我永遠不能告訴她，”她說，然後開始笑。“有時候我真希望稻盛和我結婚，”她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這樣說，但當他來看我們的時候，我也很高興。雖然時間有限，但我可以非常非常高興。說實話，他是個很好的人。也許你看到他時也會這樣想。”
原來，玲子被告知，稻盛會和我們一起去茶室。當我們說，我們以為來的人是石井時，她說她對這個人一無所知。“我認為稻盛和石井可能是同一個人，”智子說。玲子似乎對此持懷疑態度：她不認為稻盛是Family Romance的總裁。有好長一會兒，我們都坐在那裡，攪拌著加糖的柚子汁。
然後石井走向我們的桌子，穿著一件黑色高領毛衣，黑色外套。“稻盛！”玲子驚呼道。
石井向玲子客氣地介紹了自己。她以戲謔的憤怒作出反應：通常，他們以夫妻的身份互相交談。
現在他們並排坐在我和智子的對面，沒有看著對方。本來想著，在石井加入我們之後，我可以一起採訪他們，但他們似乎談不到一起去，有一段時間，對著他們，我甚至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有沒有想過稻盛的真名，以及他以後的生活？”我最後問玲子。
她說她沒有，現在也沒有想；她覺得自己已經知道答案了。“我認為他不會改變，”她說。“他很自然。現在我看到他這個樣子，這是一樣的。”石井微笑著抗議，提醒她今天她是他的客戶，而不是他的妻子。
“你這裡有東西，”靈子指著嘴角說，他反射性地轉向鏡子，擦了擦嘴。這是他第一次在石井和稻盛之間有明顯的交叉。
玲子和石井開始回憶他們第一次和瑪娜共進午餐的情景。玲子準備了太多的食物——油炸大蝦、烤牛肉、玉米湯，所有瑪娜喜歡的東西——石井回憶說，他決定“像父親一樣吃”，對他來說，這意味著“毫不猶豫，毫不顧慮”。為了示範，他俯過桌子，伸出一隻胳膊肘，做了一個鏟的動作。玲子高興地笑了。她的眼神和我的相遇，我向她微笑。我不是假裝的，而是一個真正的微笑。 但是我在笑什麼呢？
我問一個真正的家庭和一個租賃的家庭之間的關係。石井回答說，雖然租賃的家庭不是真實存在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可能“不僅僅是一個家庭”。我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抽象，但玲子說她完全理解。“如果我沒有離婚，仍然在婚姻中，我不認為我會笑成這樣，或者是我會感到如此快樂，”她說。“真正的家庭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結果。”
最後，她起身離開了。當她穿上海藍色外套時，她說她感到很清爽。 她的臉看起來容光煥發，比我們見面時更有活力。看著她走，給我一種痛苦的感覺。我能感覺到她有多愛他。
石井說了一聲抱歉，自己去了衛生間，我和智子想知道為什麼石井選擇在我們面前向玲子透露他的真實身份。也許他需要外人來相信他想要告訴她的：他經營著一個雄心勃勃的大企業，他們的關係不是真實的，他們永遠不會結婚。當他回到桌前時，我問他是否準備告訴玲子，他應該停止以稻盛的身份拜訪。
他說他已經做了。瑪娜很快就要二十歲了。“如果瑪娜結婚生子，我就會有孫子孫女，”他說。孫子孫女們當然很棒，但他們不可避免地代表了世界上更多的人，人們不得不對他們撒謊——更不用說瑪娜的丈夫和姻親了。“在那之前，我告訴玲子，她需要告訴她真相。”
“你認為玲子會同意嗎？”我問。
石井猶豫了一下，說，“玲子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她想繼續下去。”
他說他真的認為如果他們告訴瑪娜真相，瑪娜會理解的。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能讓瑪娜把這個故事看作是一個母親的故事，讓一個有限的男人，以他自己有限的方式，展現了她的善良和穩定。當然，他每小時收費50美元，但世界上到處都是人，無論你付了多少錢，他們都無法表現出善良，也無法到場。那麼，善良是否會因為金錢易手而失效？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結婚，”石井說。儘管他還是單身，但他還是遇到了很多未婚妻的父母，親吻了十幾個新娘，為欺騙道歉，甚至還參加了一次分娩。他在迪士尼樂園度過了幾天，參加私立學校的面試、家長會和畢業典禮。如果他成為一個父親，他對自己孩子的感覺會和他在工作中的感覺有什麼不同？“我現在擔心我可能只是會扮演一個好父親，”他說。
有時候他會夢到瑪娜，告訴她，他不是她的親生父親。“這是一個夢，所以她接受了，”他說。“她接受了事實，但後來她說，‘即使那樣，你仍然是我爸爸。”
“你有你是她父親的那種感覺嗎？”我問。
石井閉上眼睛，看上去疲憊不堪。“這證明了一種可能性——即使我們不是一個真正的家庭，即使是一個租賃家庭——我們相互交流的方式，也能使這成為一種家庭的形式。”
七、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感到時差還沒有倒過來，對我聽到的所有故事感到困惑，於是我決定花一大筆錢做一次室內按摩。與哭泣的劍客和租來的母親不同，按摩並不算工作開支。另一方面，我推斷，我可能會錯過在美國預約的心理醫生，這比按摩要貴，所以我真的是在省錢。
兩個小時後，一個笑容可掬的年輕女子敲了敲門，等待著被邀請進屋，她脫下鞋子後，給我一張需要簽名的表格。表格上說，我同意不要求性按摩，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會保持酒店房間的門半開。所有的東西都有助於營造夢幻般的氣氛：她柔和的聲音和確定的觸感，我躺在床上的事實，以及東京酒店房間的緊湊性，這意味著她不得不定期地四處走動，以騰出足夠的空間來站立。不知什麼時候，我意識到我們像這樣在一起真奇怪。“你的肩膀這麼硬！”她說，然後用手指幫我放鬆肌肉。我感到充滿了愛和感激，想到我付錢給她這個本來會感到不舒服的事實，反而是一種快樂和寬慰的來源，因為這意味著我根本不必考慮任何事情。我可以放鬆一下。這種感覺就像是無條件的愛——那種你從生活中的人那裡得不到的愛，因為他們也有需要，你總是要輪流去做。我不必給她按摩或聽她的問題，因為我給了她錢，她可以用這些錢做任何她想做的事：付帳單，買件外套，甚至雇個人給她按摩或聽她的問題。在這段時間裡，她注意到了我，而我卻沒有注意到她，這一點是不會被記錄在一個分類帳裡的，在這個分類帳裡，她可以積攢多年來對我的怨恨。我不必感到內疚，這就是我付錢的原因。
我一開始就認為，租賃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無條件愛的概念。現在我發現自己在想，是否有可能得到無條件的愛而不付出代價。我一直在問自己，石井對玲子和她的女兒到底有什麼感覺，當我從這些方面考慮時，這些問題更有意義。一個人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以專業的方式做事，以換取金錢和認可，而他不可能無限期地免費做事。我知道石井已經為他的工作做了很多準備，看家庭電影來學習“善良的父親”如何走路、說話和吃飯。同樣地，我也讀過一篇關於一位俱樂部的工作人員的文章，他研讀浪漫小說是為了能夠預見並滿足他的客戶的每一個需求。“給女人理想的浪漫需要努力工作，”他說，“而這在現實世界中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說他不可能為真正的女朋友而如此努力。
我想到了我錯過的心理醫生的預約，然後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心理學教授肯吉·卡梅古奇（Kenji Kameguchi），他在過去30年裡一直在努力在厭惡衝突、堅忍不拔的日本推廣家庭治療，儘管在日本心理治療仍然受到指責。他說，他認為租賃親人以一種非學校教育的方式，履行了一些功能的團體治療技術，比如心理戲劇，在這種治療中，病人會表現出並即興創作彼此的過去情景或心理過程，戲劇性的反應可以幫助人們，而與他們交談卻無法幫助他們，因為，即使我們無法告訴別人我們的問題是什麼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與另一個人一起行動。在這種情況下，移情，佛洛德心理治療的一個關鍵因素，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治療師成為病人的租賃親人。
想到移情，我發現自己在想誰是女按摩師的替代品。那個沒能讓我哭泣的劍客？我那個星期沒能見到的心理治療師？我可能已經雇了心理醫生來重放那些和我童年時的自我有關係的父母？我感覺到一種海龜一直往下墜落的感覺。我的下一個想法是，能否在東京租一隻海龜？按摩師走後，我查了一下。兩次點擊後，我發現了一篇文章，介紹一個橫濱亞熱帶茶館，在那裡，只需要一壺茶的價格，遊客就可以處理各種各樣的陸地龜。文章中附有一張照片，豹紋陸龜爬上一隻更大的蘇卡達陸龜，它似乎認為這就是整個世界。
原文連結：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4/30/japans-rent-a-family-industry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