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保《古錢大辭典》始編於1936年, 於1938 年付梓刊行, 是丁福保憑藉自己豐厚的藏書藏品, 領銜召集當時錢幣學界的一流人才, 集體完成的一部巨著。 《古錢大辭典》(以下簡稱《大辭典》)集中國歷代古錢幣研究之大成, 代表了民國時期錢幣學的最高水準。 在其後的半個多世紀中, 科學的考古發掘和錢幣研究工作對丁氏《大辭典》有所發展和駁正, 但《大辭典》的研究成果一直是中國現代錢幣學的重要基礎, 其許多觀點歷經時間的考驗, 仍屬灼見。 本文擬以南朝(宋、齊、梁、陳) 為時代斷面,以今日學術成果為依託, 力圖較客觀地評價《大辭典》對此時期貨幣研究之得失, 冀以窺一斑見全豹, 對全面公正地認識丁氏《大辭典》, 庶幾有所裨益。
南朝在歷史上夙稱亂世, 南朝鑄幣大小不一, 材質殊異, 品類繁雜, 向來被視為古錢幣研究的畏途。 丁氏《大辭典》於此用力甚勤,所得甚著。 在《大辭典》所呈現的南朝貨幣研究中, 有幾項貢獻極為突出, 試論列之。
其一, 丁福保《大辭典》收集刊印了呂佺孫(字堯仙)的全套“ 孝建四銖” 錢拓本。
“孝建四銖” 傳世較少, 版式卻極多,及至道光末年, 毗陵(常州)出土孝建四銖錢一罌, 收藏家呂佺孫得到其中的數百枚,整理出54 種版別。 鮑康在其《觀古閣泉說》中記述了此事: “孝建四銖… …道光末年,南中忽出土一罌, 堯仙收得數百, 曾以分餉。
入水不沉、觸手破碎 的孝建四銖
其二, 丁福保《大辭典》重視錢譜勘誤、古幣辨偽, 於“永光” 、“景和” 及所謂“二銖” 錢的鑒定有功焉。
校勘錢譜訛誤、辨別錢幣真偽是錢幣研究的前提和基礎, 丁氏《大辭典》對此深切明瞭且用力甚深。 丁氏在纂輯收錄歷代錢譜時就曾言明:“前條所舉各書, 有未免錯誤者, 皆從刪汰, 不敢承訛襲謬, 以誤後學” ② , 態度之堅決可見一斑。 對清廷中央頒行的《欽定錢錄》亦不盲目尊奉, 丁氏大膽指出, “《錢錄》十六卷, 遜清乾隆十五年欽定。 世人義重尊親, 故皆有褒無貶, 而餘未敢以為然也, 其沿誤踵謬、附會失實之處, 不一而足”③ , 並在“ 《欽定錢錄》跋”中一一指摘辨誤。
“永光” 、“景和” 錢乃劉宋前廢帝所鑄,因旋鑄旋停, 故存世極罕, 由於世人難能一見, 造偽者往往得售其奸, 諸譜所載亦偽品雜呈;又因《宋書·前廢帝紀》中記載有:“永光元年…… 二月… … 庚寅, 鑄二銖錢。
乃後世偽造。 《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 鑄二銖錢, 錢文乃永光也, 重二銖, 非其文為二銖也。 又永光、景和二錢, 其形大如五銖, 亦偽, 景和且誤左右文為上下文。 ” 。⑥
《巽齋錢錄》“卷二第二頁之二銖錢, 乃偽品。《宋書》:永光元年春, 鑄二銖錢, 其錢文乃永光也, 重二銖, 非其文為二銖也。” ⑦“《泉貨匯考》… …上下文之景和, 乃後人循洪志之圖偽。”⑧ 《遺篋錄》“刊入之永光錢,其形制已大如五銖, 則其重何止二銖? 此乃偽品” ⑨等等。丁氏《大辭典》對諸譜錢幣辨偽不厭其煩, 對其中錯誤皆耐心細緻地予以辨析, 其對辨偽工作的重視不言自明, 其體現出的客觀求實、嘉惠後學的學術作風亦令人欽敬。
其三, 丁福保《大辭典》重視古錢價格的評定, 曾對“孝建四銖” 價格全面考察。
丁氏公開承認錢價在錢幣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他有感於古來泉譜向無定價的缺憾, 在其編定的《大辭典》中破天荒地對所輯拓圖錢幣進行標價, 從而將這種古錢商專門的學問呈現於學界及公眾。丁氏《大辭典》定價極為審慎, 丁氏在《大辭典》“自序” 中言道:“ 是書所收古泉拓片, 請南北古泉商四五人, 一一衡量其高下, 銖黍之得, 毫釐之失, 皆辨析之, 而後定以適中之價, 標明於各泉拓之下。於是最難索解之問題, 個中人所秘而不宣, 士大夫所莫名其妙者, 今番歸論定, 俾購求古錢者, 不致惶惑受欺。”⑩其所定價格基本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古錢的行情。丁氏《大辭典》此舉有力地推動了錢幣收藏活動的開展。丁氏《大辭典》對紛繁的南朝貨幣的定價亦十分用心, 對極有代表性的“孝建四銖” 錢曾有較全面的考索:“孝建四銖, 北人以為奇貨, 輒索直二三萬錢。……案孝建及孝建四銖, 在道鹹間其價極貴, 今則孝建每品自四元至七元, 孝建四銖自三元至六元足矣。” 11
其四, 丁福保《大辭典》對“ 陳五銖”的指認經證實為確論。
《陳書·世祖紀》記載:“(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 改鑄五銖錢。” 12此後, 歷代古泉家對陳朝新鑄五銖的確認眾說紛紜, 莫衷一是, 而丁氏《大辭典》對“陳五銖” 進行了大膽的指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錢幣出土資料確認了“陳五銖” 的形態:“九十年代初, 陳朝故地蘇州滸墅關出土古錢一罐, 內藏五銖三百餘枚, 太貨六銖八十餘枚, 別無其它, 知錢罐入藏年代在陳行太貨六銖不久。所藏五銖形態一致, 面無好郭, 緣較寬, 五字呈兩對頂三角, 與兩漢五銖迥異,陳五銖由此最後得以隸定。” 13丁氏《大辭典》所訂“ 陳五銖” 與此次出土五銖一致,在時隔半個世紀後被證明為確論。“學如積薪, 後來居上” , 當我們憑藉今天的時空優勢來審視往昔學術巨著的時候,除了發現其中的種種創見卓識, 還會看到些許謬誤或值得商榷之處, 丁氏《大辭典》自然也在所難免, 認清此點是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大辭典》所必須的。此處試擇要評述丁氏《大辭典》之缺憾。
關於所謂“當兩五銖” , 乃後人誤讀史籍附會而成, 其實並不存在。丁氏《大辭典》於此亦未能明辨, 而是指定一種形制稍大的五銖錢為“當兩五銖” 。《宋書·文帝紀》載:“ (元嘉二十四年)六月, … …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己卯, 罷大錢當兩” 14 。後世古泉家據此認為劉宋文帝新鑄了大錢, 並想當然地認定錢文為“五銖” 。其實, 縱觀劉宋一朝, 其新鑄錢有“四銖” 、“孝建四銖” 、“大明四銖” 、“永光” “兩銖” 和“景和” 等, 前三種以“四銖” 為錢重單位和錢面文字, 後三種以“兩/二銖” 為錢重單位以至錢文, 未聞有“五銖” 衡重的新錢鑄造;另外, 《文帝紀》中“制大錢” 的“制” ,應理解為規定、制訂, 若新鑄錢, 史書則往往稱為“鑄” , 也使用“造” 或“行” 等字眼, 但從未見有用“制” 來表達鑄行新錢的。這在同時期及稍後的史籍中可以得到驗證, 如《宋書·顏竣傳》中, “又剪鑿古錢, 以取其銅, 錢轉薄小, 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 民吏官長坐免者相系, 而盜鑄彌甚, 百物踴貴, 民人患苦之” 15 , 此處的“ 制” 指的是關於行用錢幣的官方規章制度;《隋書·食貨志》記載隋文帝鑄行新錢後, 置樣錢于“四面諸關” , 其他流傳舊錢皆不准行用, “ 五年正月, 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 16 , 此中之“制” ,也是指行用錢幣的官方規定。因此, 《文帝紀》中的文字應正確句讀為“制:大錢一當兩” , 理解為“規定:大錢一當兩枚行用” ,非真鑄新錢也。張絅伯撰有《宋當兩五銖辟謬》 17 , 已與今人觀點相類, 惜丁氏《大辭典》雖徵引而未採用也。《大辭典》所附拓圖錢幣後又在《歷代古錢圖說》中轉錄, 經馬定祥批註為西漢郡國五銖 18 , 非六朝錢。
關於“兩銖” , 此錢傳世絕少, 丁氏《大辭典》將其歸入六朝錢, 未能確指朝代。其實, 《大辭典》所輯《談泉雜錄》中已見真知: “有人持一兩銖泉示予, 形質薄小,面背肉好周郭, 酷似宋孝建錢, 銖字篆法亦合, 意此即宋廢帝二銖錢也。諸譜僅知宋有二銖泉, 乃篆其文二銖, 豈知當時實文兩銖而非二銖也。” 19 今天科學的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兩銖為南朝宋前廢帝所鑄, 1998 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在三峽庫區發現了一座劉宋墓,出土“四、五十枚劉宋貨幣” , “所出土的兩銖錢, 與孝建、永光、景和錢均成串混雜,一併出土。且與同出的永光、景和相對照,均輪郭規整, 形制相同, 錢文書風, 特別是銖字與四銖錢如出一轍, 它們無疑是同時代監製鑄造而成。” 20 至於兩銖、永光錢的鑄造孰先孰後, 尚無確證, 筆者推論:《宋書·前廢帝紀》所雲“永光元年… …二月… …庚寅, 鑄二銖錢” , 即指“兩銖” 錢, 此錢似鑄至“秋八月” 改元為景和元年時;“永光”錢似鑄於稍前, 即永光元年正月至二月庚寅間。史書載: “孝建以來, 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 錢轉偽小” 21, 傳世多見錢文僅剩“孝建” 年號的“孝建四銖” 錢, 且多形制薄小, “四銖” 衡重及錢文已被逐漸拋棄。在孝建後期朝廷就有鑄造二銖錢的動議, “ 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 欲鑄二銖錢。” 22 這應視為朝廷對民間貨幣流通實際情形的一種反應。宋前廢帝即位改元時, 鑄造與通行的減重“孝建” 錢相近的“永光” 年號錢, 當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 以前古泉家對此處史料的句讀有誤, 更為“永光” 、“兩銖” 錢的斷代罩設迷霧。舊讀:“永光元年… …二月… …庚寅, 鑄二銖錢。三月甲辰罷。” 其實, “ 三月甲辰罷” 後有“臨江郡” 三字, 此處應連讀, 指罷廢郡縣設置, 而與罷鑄錢則毫無關聯。 23 另:《大辭典》所選拓圖“兩銖” 似由小型“ 永安五銖” 劣錢改刻而成。
關於“太清豐樂” 錢, 丁氏《大辭典》將其劃歸“ 厭勝吉語支錢馬錢類” ;在同時期出版的丁福保編《歷代古錢圖說》中, 對此的認識已有進步, 將其列入六朝貨幣, 但卻稱之為“天清豐樂” , 也未指明確切朝代。金《泉志校誤》與方若《言錢別錄》 24 都已將此錢釋讀為“太清豐樂” , 《泉志校誤》甚至注意到此錢四出文的形制與蕭梁錢相同, 而論定其為蕭梁所鑄。這些都已為當今學術界普遍接受, 丁氏《大辭典》輯錄兩書觀點卻未為己用, 甚可惋惜。
另外, 對西漢宣帝前就已鑄造的小五銖, 丁氏《大辭典》定為王莽錢, 已證明並未允當。《大辭典》指定的蕭梁“ 二柱五銖” 、“四柱五銖” , 所用拓圖錢幣具有“壓五壓金” 等特點, 與近來學者考論的“曹魏五銖” 部分版式相同, 此種錢雖未證明遽為“曹魏五銖” , 但其多出土於北方是確切無疑的, 《大辭典》所訂有商討的餘地。關於“大明四銖” 錢, 舊譜未載, 諸先生編寫《大辭典》時當亦未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常州出土一批四枚 25 , 形制與“孝建四銖”相類, 若公佈材料屬實, 可定為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所鑄, 此錢可補丁氏《大辭典》之缺。
概言之, 丁福保《古錢大辭典》的南朝貨幣部分, 廣收錢幣實物及書譜、拓本, 充分借鑒前人尤其是乾嘉考據學者以來的錢幣考證成果, 對南朝貨幣進行了精心的梳理定位, 基本再現了南朝貨幣的脈絡, 初步搭建了南朝貨幣研究體系的框架。丁氏《大辭典》於此的許多觀點已被今天的學術研究證實為卓見。但是, 我們也注意到, 作為中國近代錢幣學的代表性著作, 丁氏《大辭典》也不免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 其學說也有缺陷和失誤, 這是我們不能過分苛求先人的,相對于其卓越的貢獻, 都只是白璧微瑕, 難掩其醇。前人草創之功, 後人須正視, 正如丁氏所曾言: “知古泉之蘊, 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 所能盡也。然惟前人之既辟其徑塗而言有端緒, 然後繼事者, 乃得由間而入, 別其是非, 則前人用力之艱, 又烏可忘也。” 26
本文的最終定稿先後得到了黃錫全、王雪農和金德平諸先生的殷切指導, 在此筆者表達深深的謝意。
” 。⑥《巽齋錢錄》“卷二第二頁之二銖錢, 乃偽品。《宋書》:永光元年春, 鑄二銖錢, 其錢文乃永光也, 重二銖, 非其文為二銖也。” ⑦“《泉貨匯考》… …上下文之景和, 乃後人循洪志之圖偽。”⑧ 《遺篋錄》“刊入之永光錢,其形制已大如五銖, 則其重何止二銖? 此乃偽品” ⑨等等。丁氏《大辭典》對諸譜錢幣辨偽不厭其煩, 對其中錯誤皆耐心細緻地予以辨析, 其對辨偽工作的重視不言自明, 其體現出的客觀求實、嘉惠後學的學術作風亦令人欽敬。
其三, 丁福保《大辭典》重視古錢價格的評定, 曾對“孝建四銖” 價格全面考察。
丁氏公開承認錢價在錢幣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他有感於古來泉譜向無定價的缺憾, 在其編定的《大辭典》中破天荒地對所輯拓圖錢幣進行標價, 從而將這種古錢商專門的學問呈現於學界及公眾。丁氏《大辭典》定價極為審慎, 丁氏在《大辭典》“自序” 中言道:“ 是書所收古泉拓片, 請南北古泉商四五人, 一一衡量其高下, 銖黍之得, 毫釐之失, 皆辨析之, 而後定以適中之價, 標明於各泉拓之下。於是最難索解之問題, 個中人所秘而不宣, 士大夫所莫名其妙者, 今番歸論定, 俾購求古錢者, 不致惶惑受欺。”⑩其所定價格基本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古錢的行情。丁氏《大辭典》此舉有力地推動了錢幣收藏活動的開展。丁氏《大辭典》對紛繁的南朝貨幣的定價亦十分用心, 對極有代表性的“孝建四銖” 錢曾有較全面的考索:“孝建四銖, 北人以為奇貨, 輒索直二三萬錢。……案孝建及孝建四銖, 在道鹹間其價極貴, 今則孝建每品自四元至七元, 孝建四銖自三元至六元足矣。” 11
其四, 丁福保《大辭典》對“ 陳五銖”的指認經證實為確論。
《陳書·世祖紀》記載:“(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 改鑄五銖錢。” 12此後, 歷代古泉家對陳朝新鑄五銖的確認眾說紛紜, 莫衷一是, 而丁氏《大辭典》對“陳五銖” 進行了大膽的指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錢幣出土資料確認了“陳五銖” 的形態:“九十年代初, 陳朝故地蘇州滸墅關出土古錢一罐, 內藏五銖三百餘枚, 太貨六銖八十餘枚, 別無其它, 知錢罐入藏年代在陳行太貨六銖不久。所藏五銖形態一致, 面無好郭, 緣較寬, 五字呈兩對頂三角, 與兩漢五銖迥異,陳五銖由此最後得以隸定。” 13丁氏《大辭典》所訂“ 陳五銖” 與此次出土五銖一致,在時隔半個世紀後被證明為確論。“學如積薪, 後來居上” , 當我們憑藉今天的時空優勢來審視往昔學術巨著的時候,除了發現其中的種種創見卓識, 還會看到些許謬誤或值得商榷之處, 丁氏《大辭典》自然也在所難免, 認清此點是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大辭典》所必須的。此處試擇要評述丁氏《大辭典》之缺憾。
關於所謂“當兩五銖” , 乃後人誤讀史籍附會而成, 其實並不存在。丁氏《大辭典》於此亦未能明辨, 而是指定一種形制稍大的五銖錢為“當兩五銖” 。《宋書·文帝紀》載:“ (元嘉二十四年)六月, … …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己卯, 罷大錢當兩” 14 。後世古泉家據此認為劉宋文帝新鑄了大錢, 並想當然地認定錢文為“五銖” 。其實, 縱觀劉宋一朝, 其新鑄錢有“四銖” 、“孝建四銖” 、“大明四銖” 、“永光” “兩銖” 和“景和” 等, 前三種以“四銖” 為錢重單位和錢面文字, 後三種以“兩/二銖” 為錢重單位以至錢文, 未聞有“五銖” 衡重的新錢鑄造;另外, 《文帝紀》中“制大錢” 的“制” ,應理解為規定、制訂, 若新鑄錢, 史書則往往稱為“鑄” , 也使用“造” 或“行” 等字眼, 但從未見有用“制” 來表達鑄行新錢的。這在同時期及稍後的史籍中可以得到驗證, 如《宋書·顏竣傳》中, “又剪鑿古錢, 以取其銅, 錢轉薄小, 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 民吏官長坐免者相系, 而盜鑄彌甚, 百物踴貴, 民人患苦之” 15 , 此處的“ 制” 指的是關於行用錢幣的官方規章制度;《隋書·食貨志》記載隋文帝鑄行新錢後, 置樣錢于“四面諸關” , 其他流傳舊錢皆不准行用, “ 五年正月, 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 16 , 此中之“制” ,也是指行用錢幣的官方規定。因此, 《文帝紀》中的文字應正確句讀為“制:大錢一當兩” , 理解為“規定:大錢一當兩枚行用” ,非真鑄新錢也。張絅伯撰有《宋當兩五銖辟謬》 17 , 已與今人觀點相類, 惜丁氏《大辭典》雖徵引而未採用也。《大辭典》所附拓圖錢幣後又在《歷代古錢圖說》中轉錄, 經馬定祥批註為西漢郡國五銖 18 , 非六朝錢。
關於“兩銖” , 此錢傳世絕少, 丁氏《大辭典》將其歸入六朝錢, 未能確指朝代。其實, 《大辭典》所輯《談泉雜錄》中已見真知: “有人持一兩銖泉示予, 形質薄小,面背肉好周郭, 酷似宋孝建錢, 銖字篆法亦合, 意此即宋廢帝二銖錢也。諸譜僅知宋有二銖泉, 乃篆其文二銖, 豈知當時實文兩銖而非二銖也。” 19 今天科學的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兩銖為南朝宋前廢帝所鑄, 1998 年北京大學考古隊在三峽庫區發現了一座劉宋墓,出土“四、五十枚劉宋貨幣” , “所出土的兩銖錢, 與孝建、永光、景和錢均成串混雜,一併出土。且與同出的永光、景和相對照,均輪郭規整, 形制相同, 錢文書風, 特別是銖字與四銖錢如出一轍, 它們無疑是同時代監製鑄造而成。” 20 至於兩銖、永光錢的鑄造孰先孰後, 尚無確證, 筆者推論:《宋書·前廢帝紀》所雲“永光元年… …二月… …庚寅, 鑄二銖錢” , 即指“兩銖” 錢, 此錢似鑄至“秋八月” 改元為景和元年時;“永光”錢似鑄於稍前, 即永光元年正月至二月庚寅間。史書載: “孝建以來, 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 錢轉偽小” 21, 傳世多見錢文僅剩“孝建” 年號的“孝建四銖” 錢, 且多形制薄小, “四銖” 衡重及錢文已被逐漸拋棄。在孝建後期朝廷就有鑄造二銖錢的動議, “ 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 欲鑄二銖錢。” 22 這應視為朝廷對民間貨幣流通實際情形的一種反應。宋前廢帝即位改元時, 鑄造與通行的減重“孝建” 錢相近的“永光” 年號錢, 當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 以前古泉家對此處史料的句讀有誤, 更為“永光” 、“兩銖” 錢的斷代罩設迷霧。舊讀:“永光元年… …二月… …庚寅, 鑄二銖錢。三月甲辰罷。” 其實, “ 三月甲辰罷” 後有“臨江郡” 三字, 此處應連讀, 指罷廢郡縣設置, 而與罷鑄錢則毫無關聯。 23 另:《大辭典》所選拓圖“兩銖” 似由小型“ 永安五銖” 劣錢改刻而成。
關於“太清豐樂” 錢, 丁氏《大辭典》將其劃歸“ 厭勝吉語支錢馬錢類” ;在同時期出版的丁福保編《歷代古錢圖說》中, 對此的認識已有進步, 將其列入六朝貨幣, 但卻稱之為“天清豐樂” , 也未指明確切朝代。金《泉志校誤》與方若《言錢別錄》 24 都已將此錢釋讀為“太清豐樂” , 《泉志校誤》甚至注意到此錢四出文的形制與蕭梁錢相同, 而論定其為蕭梁所鑄。這些都已為當今學術界普遍接受, 丁氏《大辭典》輯錄兩書觀點卻未為己用, 甚可惋惜。
另外, 對西漢宣帝前就已鑄造的小五銖, 丁氏《大辭典》定為王莽錢, 已證明並未允當。《大辭典》指定的蕭梁“ 二柱五銖” 、“四柱五銖” , 所用拓圖錢幣具有“壓五壓金” 等特點, 與近來學者考論的“曹魏五銖” 部分版式相同, 此種錢雖未證明遽為“曹魏五銖” , 但其多出土於北方是確切無疑的, 《大辭典》所訂有商討的餘地。關於“大明四銖” 錢, 舊譜未載, 諸先生編寫《大辭典》時當亦未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常州出土一批四枚 25 , 形制與“孝建四銖”相類, 若公佈材料屬實, 可定為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所鑄, 此錢可補丁氏《大辭典》之缺。
概言之, 丁福保《古錢大辭典》的南朝貨幣部分, 廣收錢幣實物及書譜、拓本, 充分借鑒前人尤其是乾嘉考據學者以來的錢幣考證成果, 對南朝貨幣進行了精心的梳理定位, 基本再現了南朝貨幣的脈絡, 初步搭建了南朝貨幣研究體系的框架。丁氏《大辭典》於此的許多觀點已被今天的學術研究證實為卓見。但是, 我們也注意到, 作為中國近代錢幣學的代表性著作, 丁氏《大辭典》也不免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 其學說也有缺陷和失誤, 這是我們不能過分苛求先人的,相對于其卓越的貢獻, 都只是白璧微瑕, 難掩其醇。前人草創之功, 後人須正視, 正如丁氏所曾言: “知古泉之蘊, 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 所能盡也。然惟前人之既辟其徑塗而言有端緒, 然後繼事者, 乃得由間而入, 別其是非, 則前人用力之艱, 又烏可忘也。” 26
本文的最終定稿先後得到了黃錫全、王雪農和金德平諸先生的殷切指導, 在此筆者表達深深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