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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頗的同情,刺骨的傷害

張錄芳

《狩獵》海報

丹麥是一個盛產童話的國度。 在童話故事裡, 臉譜化的形象讓我們能夠輕易分辨出好人與壞人, 可有些時候,

要做這種區分卻並不容易。 假使一個幼稚園小姑娘, 睜著清澈無辜的眼睛, 指控一個成年人性侵了她, 你選擇相信誰?

丹麥電影《狩獵》當中, 幼稚園老師盧卡斯就遭遇了這樣一起子虛烏有的指控。 儘管離異單身, 但他性格溫和富有愛心, 與孩子們打得火熱。 小女孩克拉拉生活在一個缺乏溫暖的家庭中。 由於和克拉拉父親是好友, 盧卡斯時常關心幫助克拉拉, 這給克拉拉幼小的心靈帶來了溫暖。 她送給盧卡斯小禮物, 試圖表達連自己也搞不明白的愛意。 盧卡斯企圖糾正小女孩錯誤的示愛導向, 卻遭致了她的怨恨, 她向園長編造了盧卡斯性侵的彌天大謊, 導致無辜的盧卡斯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被全鎮人排擠、家裡的玻璃被打碎、狗被殺死、去超市被趕出來……盧卡斯眼裡的小天使,

一夜之間成為他人生的夢魘。

單從表像看, 盧卡斯的不幸遭遇無疑是小女孩造成的, 但深入分析, 莫須有的指控得以被無限放大的罪魁禍首, 其實恰恰是那些看似保護幼童的成年人。

幼稚園園長本人並沒有搞清楚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 因為小女孩僅僅隻言片語地述說了幾個關鍵字:不喜歡盧卡斯、他很笨、他有小棒棒並送給自己小禮物等等。 園長立即以一個成年人的思維將這些支離破碎的零散詞句串聯起來, 得出初步結論:小女孩被性侵了。 儘管極不確信, 但責任心驅使園長聯繫了一位調查員共同與孩子進行了一場鄭重其事的談話。

調查員問:盧卡斯對你做了什麼?孩子搖頭:我想出去玩。

調查員又問:他是不是在這裡給你看過不該看的東西?女孩看看在外面玩耍的同伴, 長時間沉默後, 輕輕點了點頭。 調查員面露喜色:你點頭了, 你很棒!

這一場極富誘導性的問話, 早已偏離了查明事實的初衷。 在問話之前, 問話人本身已經預設了答案, 只是需要被問話人做出再一次的確認而已。 以此為基礎, 盧卡斯性侵小女孩的初步懷疑轉化成了調查者的內心確信。 然後, 園長就在自以為的內心確信下, 通知家長、公開討論事件、請警方介入。 遺憾的是, 在疑似性侵事件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之際, 無辜的盧卡斯卻渾然不知。 園長只是含糊地告知他有孩子控訴他, 卻不容他做進一步的解釋,

除了保證會查清楚。 可怎麼查清楚呢?當你面對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

倘若分析此刻小女孩的心理, 起初只是由於類似“丟失了心愛玩具”般的不良情緒感染。 對於這個不諳世事的小姑娘來說, 她的內心必然充斥著糾結和恐懼, 才會不斷地反反復複, 一會兒說有, 一會兒說沒有。 她的認知能力尚不足以清晰地分辨問話人的確切含義。 在她的意識裡, 回答完問題趕緊擺脫這裡才是當務之急, 壓根兒就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對成年人的世界意味著什麼。 幾乎可以說, 她跌進了成年人設置的誘導性問題當中。 此後, 事態擴大到已經超出了一個兒童所能控制的境地, 她只好將錯就錯。 即使她對媽媽說:盧卡斯沒有做什麼,

這不是真的。 可是, 被感性衝昏頭腦的大人, 將此解釋為:是孩子不願意想起那令人噁心的事情。

此時的劇情陷入了“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荒謬悖論裡面。 當人們相信不存在的東西是存在的時, 那捏造的事實甚至比存在的事實更顯得真實。

三人成虎。 就連一代巨星邁克爾·傑克遜也不能倖免。 13歲的男孩錢德勒指控傑克遜性侵了自己, 這起困擾傑克遜一生的孌童指控, 事後被證明只不過是錢德勒的父親為了索取高額賠償而唆使的結果。

反思導致盧卡斯們無妄之冤的根源, 我們可以在兩個維度上來考察。 從心理學意義上而言, 對弱勢群體天然生成的同情心, 在某些時候容易遮蔽成年人理性的雙眼, 人們寧願相信天真的孩子們所勾勒出來的那個不存在的地下室,也拒絕相信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倘若將冤案的形成過程置於刑事司法程式來衡量,其癥結在於感性認知主導了性侵指控,而被指控者無法辨冤白謗。

必須承認,同情心是內嵌於人類天性中的一種特質,並不會隨著法治的健全與否而自然減退。影片最後,針對盧卡斯的那一聲冷槍即成為這種特質的注腳。不過,完備的刑事司法程式或可補救這種缺陷。我們有理由相信,假如在對小女孩問話之時,有合適的監護人在場;假如在決定公開事件之前,園長能夠認真地聽取盧卡斯的辯解;假如人們能夠冷靜下來,仔細分析一下孩子們那漏洞百出的證詞……或許會阻斷事態的持續惡化,進而減小對盧卡斯的傷害。

從這一角度來審視影片,對於傳統上對偵查筆錄有慣性依賴的司法辦案人員而言,或可帶來一些啟迪和思索。

人們寧願相信天真的孩子們所勾勒出來的那個不存在的地下室,也拒絕相信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倘若將冤案的形成過程置於刑事司法程式來衡量,其癥結在於感性認知主導了性侵指控,而被指控者無法辨冤白謗。

必須承認,同情心是內嵌於人類天性中的一種特質,並不會隨著法治的健全與否而自然減退。影片最後,針對盧卡斯的那一聲冷槍即成為這種特質的注腳。不過,完備的刑事司法程式或可補救這種缺陷。我們有理由相信,假如在對小女孩問話之時,有合適的監護人在場;假如在決定公開事件之前,園長能夠認真地聽取盧卡斯的辯解;假如人們能夠冷靜下來,仔細分析一下孩子們那漏洞百出的證詞……或許會阻斷事態的持續惡化,進而減小對盧卡斯的傷害。

從這一角度來審視影片,對於傳統上對偵查筆錄有慣性依賴的司法辦案人員而言,或可帶來一些啟迪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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