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四海為家

“我曾自稱為攝影記者， 並且對此感到驕傲， ”阿巴斯在2017年寫道。 童年時起， 阿巴斯就覺得記者是個英勇的職業——“你會四海為家， 你會去戰場，

你會記錄歷史”。 而在他後來六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 阿巴斯活成了他童年理想中的樣子。

他去過越南、中東、南非、孟加拉、北愛爾蘭等地拍攝戰爭和革命。 在之後拍攝伊朗革命的七年間， 阿巴斯逐漸對宗教在戰爭中的影響和角色越來越感興趣。 隨後他去了新疆、摩洛哥、墨西哥， 又在9·11之後遊歷了16個國家， 在《以誰之名？》一書中質疑， 全世界範圍內頻頻戰敗的伊斯蘭聖戰分子， 在穆斯林的世界中真的沒有反而更加控制人心麼？

阿巴斯說， 如果你只拍戰場的槍林彈雨， 那你只是一個戰場攝影師（battle photographer）。

對阿巴斯來說， 戰場只是戰爭的一小片段；相反， 他的作品更側重在拍攝戰爭中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

阿巴斯通常在自己的書中和攝影展中拋出問題， 把他的照片和文字稱為“證據（evidence）”， 並讓他的讀者自己尋找問題的答案。 他說， 我當然有自己的觀點， 我的作品也是很主觀的， 但我儘量多向人們展現戰爭的多方面， 儘量多給我的讀者“證據”， 從這個角度說， 我儘量做到公平。

1978年到1980年間， 他用鏡頭記錄了伊朗革命。 自我放逐17年後， 1997年， 他又再次回到伊朗， 著成了《伊朗日記：1971-2002》。 在這部圍繞著“革命”、“放逐”和“返鄉”三個主題的這本書成為了用影像和個人日記方式理解伊朗歷史的重要書籍。

放逐期間， 1983年到1986年， 阿巴斯遊遍了墨西哥，

他試圖像小說家一樣用攝影“書寫”一個國家的故事， 出版了《Return to Mexico: Journeys Beyond the Mask》。 阿巴斯說，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當我說我是攝影師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我用光書寫故事”。 這樣的記錄方式奠定了他後來作品集的基調和審美。

在伊朗革命之後， 阿巴斯越來越執著於宗教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1987年到1994年間， 他首先選擇探索了伊斯蘭教的世界。 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 他的書籍和展覽《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獲得了大量的社會關注。 在 BBC 的採訪中被問及他如何回應別人把這部作品看作“預言”時， 他說， 在跟蹤了兩年伊朗革命之後， 他就發覺這種宗教熱情並不會只限於伊朗境內， 而一定會傳遍至穆斯林世界的各個角落。

2008年到2010年間， 阿巴斯深入記錄了佛教；2013年完成了另一個印度教的長期紀實項目。

兩部成果於2016年一起在《Gods I’ve Seen》中集結出版。

說簡單一些， 阿巴斯執著於探索人們都在以上帝和宗教的名義做些什麼， 並用照片把這種延伸至政治和社會方方面面的衝突用快門記錄了下來。

因此， 阿巴斯在後期就不再自稱攝影記者了。 雖然他的每一張照片都有著獨立欣賞的價值， 但每張照片都屬於一個長期的、更大的紀實專案， 來探索更深層次的問題。

他說， “我不記錄正在發生的故事。 我記錄以我的方式所看到的正在發生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