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40年周年——回憶推動溫州模式、民營經濟不斷前行的熱血青年周德文
改革開放40年， 改變了中國， 更改變了浙江。 太多的奇跡發生在浙江大地上，
青年時報浙江新聞部主任、資深記者叢楊採訪報導
衝破計劃經濟藩籬
溫州建設首個私營經濟試驗區
中國經濟看浙江， 浙江經濟看溫州。 溫州創造了多少經濟現象、經濟奇跡很難統計， 但私營經濟試驗區絕對要說一說， 這是中國第一個私營經濟試驗區。 它突破了計劃經濟的藩籬， 為溫州幾十萬的家庭工業者“正了名”。
熟悉溫州的人會說， 溫州， 地方不大， 名氣不少。
改革開放之前， 溫州的名氣是“亂”。
溫州地處浙江的東南沿海， 說是江南， 但偏偏和富足的魚米之鄉沒有多少關係， 從古至今的特點就是資源稀少，
有資料顯示， １９７８年溫州市的工農業總產值僅為２５億元， 財政收入１．３億元， 農民年人均收入１１３元， 低於全國平均１３３元的水準。
“僅靠種地無法養家糊口， 窮怕了的溫州人悄悄開始重拾祖業。 ”楊軼清說。 鞋、紐扣、線圈、低壓電器、補鞋、彈棉花， 走街串巷的收破爛， 這正是溫商的啟幕階段。
改革開放之後， 溫州的名氣是“活”。
１９８３年的夏天， ２２歲的周德文和４００多個年輕人一同來到溫州， 他們都是當年畢業分配到溫州的大學生。 騎著借來的自行車， 周德文在溫州城區裡面轉了一圈又一圈， 好奇的看著這個陌生的城市， 不一樣， 這裡的經濟和課本上學到的知識也不一樣。
“溫州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
這讓在學校裡學習“計劃經濟”的周德文感到無比的新鮮， “這也許是區域經濟獨特的一種道路， 蘊藏著無限的生機， 應該是我搞理論研究經濟探索的最好土壤。 ”
學校裡學的是“計劃經濟”， 眼下看著的卻是“市場活力”， 周德文迅速從好奇轉向了溫州現象的理論研究。
“那個時候， 還有很多和我一樣的年輕學者， 著迷于這種課本外的經濟形式。 ”那是１９８４年， 周德文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及青年企業家， 創辦了溫州青年經濟與管理科學協會。 他帶領著青年學者， 深入農村、工廠調研， 撰寫論文。 “完全是利用業餘時間， 自己帶著乾糧、水， 到處去調研。”在周德文看來，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家庭工廠迅速走向聯合，出現了資本、勞動的分工合作，這也是股份合作制的雛形，這種最早出現在家族內部的股份合作，也是日後溫州家族企業的雛形。
這些由市場自發形成的、以前聞所未聞的經濟模式，在農民們手中無中生有了，這讓青年學者們覺得欣喜。他們記錄、探討、總結，最多的時候１００多名會員在全國發表了１３０多篇論文。
“這些內容都是關於溫州經濟的，包括致富典型、模式等，在當時的《浙江學刊》上發表了不少，這些文章引起了省內外的關注。”周德文說。
１９８５年，《解放日報》記者也是循著這些線索到了溫州，周德文們帶著記者到橋下、到金鄉，看溫州正在興起的家庭工業、個體私營經濟，提供了大量的最原始的調研材料，才有了《鄉鎮企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３３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導。
“當時，解放日報稱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是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還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啟示》，為後來的私營經濟試驗區建立，打開了輿論面。”
然而，針對個體、私營經濟是否屬於剝削經濟，是否屬於資本主義的爭論一直都在，周德文又一再鼓吹“溫州模式”，有人來找周德文，希望他低調一點，甚至是學院裡的領導也來找過他，讓他安靜安靜，同路的研究者“出走”了大半。坐在椅子裡，周德文突然身體前傾，“我堅持寫我看到的繁榮，我要為溫州經濟的活力鼓與呼。”
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調回杭州，接替者董朝才臨到溫州前，省高層再三叮囑的一句話是，“把溫州的做法全面改變過來。”
“到底糾的是什麼偏，糾的就是當時溫州人在貧困中掙扎出的這條路。”不止一位研究溫州經濟的專家學者對這一段記憶猶新。
“可董朝才到了溫州並沒有下什麼定論，他調研了很多地方，考察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到 １９８６年５月，董朝才在溫州市委常委會議上、溫州市三級幹部動員大會上做了工作報告，強調國有、集體、個體要一起上，對所有經濟形式都支持。
半年後，關於溫州成為試驗區的精神悄悄地在溫州進行了傳達。
有段時間，董朝才幾乎每個周日都會把周德文這個小老鄉接到自己家裡吃飯，一起討論溫州的經濟，周德文會把自己調研看到的情況盡數講給董朝才，董朝才也會透露自己正承受的壓力。“他說，他是把’烏紗帽’擺在桌面上辦公的，帽子隨時可能被拿走。”
對於中國首個私營經濟試驗區在溫州獲批，楊軼清認為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
除了溫州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的品質，楊軼清認為，溫州幹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實教育比本本教育更為有效。”楊軼清的印象中，溫州的幹部一直務實、開明且理性。
“原省委常委袁芳烈到任溫州之前，是帶著任務來的，任務就是‘割尾巴、打走私’，給溫州‘糾偏’。可隔了一段時間回省裡彙報工作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為溫州說話了。這是尊重現實，尊重市場規律的體現。”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也是以思想超前、支持新事物出名的。在他的支持和保護下，直接催生了一系列溫州領全國風氣之先的首創突破。董朝才的一段話至今讓周德文震撼，他說：溫州這樣一個沒有任何資源、沒有國家投資、耕地少、交通差的貧窮的地方，只有改革、只有調動老百姓的創業熱情、只有大力發展個私經濟才能殺出一條血路，才能走出一條區域經濟的發展道路來……
“袁烈芳、董朝才等人的魄力在於敢於同溫州的小商小販坐在同一條板凳上，接收來自政治、經濟等的屢屢拷問。”周德文說。
正是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才得以讓溫州私營經濟試驗區成型。資料顯示，從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６年，溫州國民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其中，最低的１９８９年為１０．５％，最高的１９９３年為４２％。同期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最高的１９９２年也僅為１４．２％。
在楊軼清看來，可貴的並不是“允許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而是溫州作為探索者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代價。”
到處去調研。”在周德文看來，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家庭工廠迅速走向聯合，出現了資本、勞動的分工合作，這也是股份合作制的雛形，這種最早出現在家族內部的股份合作，也是日後溫州家族企業的雛形。這些由市場自發形成的、以前聞所未聞的經濟模式，在農民們手中無中生有了，這讓青年學者們覺得欣喜。他們記錄、探討、總結，最多的時候１００多名會員在全國發表了１３０多篇論文。
“這些內容都是關於溫州經濟的，包括致富典型、模式等，在當時的《浙江學刊》上發表了不少，這些文章引起了省內外的關注。”周德文說。
１９８５年，《解放日報》記者也是循著這些線索到了溫州，周德文們帶著記者到橋下、到金鄉，看溫州正在興起的家庭工業、個體私營經濟，提供了大量的最原始的調研材料，才有了《鄉鎮企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３３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導。
“當時，解放日報稱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是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還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啟示》，為後來的私營經濟試驗區建立，打開了輿論面。”
然而，針對個體、私營經濟是否屬於剝削經濟，是否屬於資本主義的爭論一直都在，周德文又一再鼓吹“溫州模式”，有人來找周德文，希望他低調一點，甚至是學院裡的領導也來找過他，讓他安靜安靜，同路的研究者“出走”了大半。坐在椅子裡，周德文突然身體前傾，“我堅持寫我看到的繁榮，我要為溫州經濟的活力鼓與呼。”
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調回杭州，接替者董朝才臨到溫州前，省高層再三叮囑的一句話是，“把溫州的做法全面改變過來。”
“到底糾的是什麼偏，糾的就是當時溫州人在貧困中掙扎出的這條路。”不止一位研究溫州經濟的專家學者對這一段記憶猶新。
“可董朝才到了溫州並沒有下什麼定論，他調研了很多地方，考察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到 １９８６年５月，董朝才在溫州市委常委會議上、溫州市三級幹部動員大會上做了工作報告，強調國有、集體、個體要一起上，對所有經濟形式都支持。
半年後，關於溫州成為試驗區的精神悄悄地在溫州進行了傳達。
有段時間，董朝才幾乎每個周日都會把周德文這個小老鄉接到自己家裡吃飯，一起討論溫州的經濟，周德文會把自己調研看到的情況盡數講給董朝才，董朝才也會透露自己正承受的壓力。“他說，他是把’烏紗帽’擺在桌面上辦公的，帽子隨時可能被拿走。”
對於中國首個私營經濟試驗區在溫州獲批，楊軼清認為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
除了溫州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的品質，楊軼清認為，溫州幹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事實教育比本本教育更為有效。”楊軼清的印象中，溫州的幹部一直務實、開明且理性。
“原省委常委袁芳烈到任溫州之前，是帶著任務來的，任務就是‘割尾巴、打走私’，給溫州‘糾偏’。可隔了一段時間回省裡彙報工作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為溫州說話了。這是尊重現實，尊重市場規律的體現。”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也是以思想超前、支持新事物出名的。在他的支持和保護下，直接催生了一系列溫州領全國風氣之先的首創突破。董朝才的一段話至今讓周德文震撼，他說：溫州這樣一個沒有任何資源、沒有國家投資、耕地少、交通差的貧窮的地方，只有改革、只有調動老百姓的創業熱情、只有大力發展個私經濟才能殺出一條血路，才能走出一條區域經濟的發展道路來……
“袁烈芳、董朝才等人的魄力在於敢於同溫州的小商小販坐在同一條板凳上，接收來自政治、經濟等的屢屢拷問。”周德文說。
正是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才得以讓溫州私營經濟試驗區成型。資料顯示，從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６年，溫州國民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其中，最低的１９８９年為１０．５％，最高的１９９３年為４２％。同期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最高的１９９２年也僅為１４．２％。
在楊軼清看來，可貴的並不是“允許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而是溫州作為探索者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