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休所為周智夫拍攝的單人照中， 他最喜歡這一張。
一輪朝陽， 冉冉升起。 金色的光灑在玉淵潭公園的湖面。 湖邊， 早春的櫻花爭相綻放，
距離這不遠的地方，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附屬醫院的一間病房裡， 一位94歲的老人安詳地合上了雙眼。 從全國各地趕來的5個兒女， 為他穿好心愛的軍裝， 泣不成聲。
這一天， 是2018年3月28日。
周智夫——一個在舊社會長大的窮苦孩子， 一個在抗日戰爭中浴血奮戰的戰士， 一個有著75年黨齡的老黨員， 一個從舊時代走來、見證新時代的老兵， 在這樣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 平靜地離開了。
周智夫走了， 走得很幸福——
“我比那些犧牲的戰友幸運， 我活下來了。 活了這麼久， 活得很幸福。 ”這是周智夫生前常掛在嘴邊的話。
“我沒有遺憾了。 ”這是周智夫躺在病床上了卻最後的心願時，
這位老人最後的心願究竟是什麼？
是想見遠方未能回來的兒孫， 還是想再看看當年征戰沙場的照片？
都不是。
答案就在那張鮮紅的黨費收據裡——2018年初， 病重的周智夫委託家人向黨組織交上了12萬元大額黨費， “這是連這輩子剩餘的， 帶下輩子的黨費”。 二女兒周衛平說， 當父親用顫抖的雙手， 輕輕捏住黨費收據時， 還戴著氧氣面罩的他， 眼神中滿是激動。
周智夫， 這位94歲的老兵，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用最樸素的行為， 表達一名黨員最樸素的想法——此生報國無憾矣。
1955年， 周智夫獲得了解放獎章。
一、老兵最自豪、最傳奇的軍旅人生， 濃縮在那一枚枚軍功章裡周智夫的兒女們都知道， 父親最寶貝的東西都藏在一個小木盒裡， 而這個深褐色的小木盒又被藏在家中那個大衣櫃的夾層抽屜。 如果歲月可以被收納起來， 周智夫最自豪、最傳奇的那段軍旅人生， 便都存放於此。
打開小木盒， 來自戰場的硝煙與轟鳴從中彌漫開來， 那淹沒於歷史深處的槍林彈雨， 仿佛一下子又撲面而來。
盒子裡裝的， 是周智夫的軍功章。
解放獎章是一枚小小的金色胸章， 紅色的五角星在天安門城樓上放著光芒。 雖然已經過去了70多年， 這枚解放獎章看起來卻仿佛還是嶄新的， 綴在正中央的鮮紅五角星色彩依舊。 這枚頒發於1955年的獎章， 成為周智夫參加解放戰爭的堅實注腳。
比獎章更為深刻的， 是留在他右胸下部一個長達10釐米的凹陷。
1946年， 國民黨軍隊兵臨安徽濠城外。 時任新四軍淮北七分區獨立四團二營四連支部書記的周智夫， 和戰友們守著城裡的糧食。 戰役打響之前， 周智夫跟戰友們說：“若是這糧食被搶去了， 那意味著豪城也將失守。 豪城失守了， 國民黨就會像洪水一樣北上。 ”
子彈直面而來的時候，
“砰！”子彈以高速在周智夫的左肩上旋開一個口子， 來不及反應， 子彈又順著軌跡貫通了周智夫的右肺， 接著沖出他的身體， 徑直插入他身後通信員的小腿。 鮮血很快將他們的衣服染透。
再睜開眼時， 周智夫意識到自己躺在後方醫院裡。 他緩了一下神， 想要坐起來， 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動彈的力氣。 不僅如此， 撕心裂肺的劇痛逐漸蔓延全身。
周智夫的“撕心裂肺”是真的撕心裂肺——這個貫通傷讓他失去了右側第六根肋骨， 以及近三分之二的右肺葉。 不過幸運的是， “戰友們冒著槍林彈雨把他抬下戰場”， 讓他活了下來。 可是， 在生死一線的戰爭中， 這樣的事情即便稱得上幸運， 也很難讓人感到輕鬆。
和周智夫一起負傷的通信員，截肢了。沒過多久，這名通信員傷口感染，病情不斷惡化，幾天後犧牲在醫院裡。
敵人的炮火震碎了醫院的門窗。醫生、護士和周智夫的戰友們，抬起擔架轉移陣地。剛剛做過幾次大手術的周智夫無法行走，就這樣被戰友們抬著，一路北上。許多次，他望著天空中彌漫的硝煙，眼角不自覺地淌出淚水。
經歷了大大小小數次手術，被戰友們抬著、攙著，一路從蘇北輾轉至東北。當時，只有20幾歲的周智夫，明白了什麼叫“九死一生”，心中也永遠地刻下一個信念：“我的命，是組織給的。”
外孫周洵在5歲的時候，第一次碰觸姥爺身上這道“可怕的傷疤”。懵懂之中，姥爺第一次給他講了“打仗的故事”，“雖然不太懂，可依然覺得很神聖”。再次觸碰，是2011年周洵第一次帶新婚妻子去探望他。
看著一手帶大的外孫成家立業，一向少與小輩交流的周智夫打開了話匣子，從苦難的童年講到安享的晚年。講完後，周智夫鄭重地將兩個年輕人的手交疊在一起，說：“你們要好好的。”
周洵第一次覺得，這個像極了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石光榮的老頭，這個小時候對自己嚴苛到連吃飯時間都要規定的老頭，這個天天捧著報紙、看電視只看新聞的老頭，老了。剛剛過去的四十分鐘，就像是自己的一場成人禮。那雙乾枯的大手，仿佛給自己傳遞了一種力量，傳遞一顆家族的火種。
周洵曾想向姥爺討一枚軍功章做紀念，媽媽告訴他，趁早打消這樣的念頭，“那幾枚軍功章，姥爺看得比命還重”。
90歲生日那天，周智夫與與老伴婁淑珍在家中拍下這張合影，他們已風雨相伴幾十年。
二、時光讓他身上的老軍裝褪了色，卻沒有讓他的心褪色周智夫的家中，有一個黃色木紋的衣櫃。這個上世紀80年代的時髦物件，現在成了“老古董”，擺在周智夫簡樸的家中，也並不顯得突兀。
櫃子裡，掛著周智夫最愛穿的軍裝，一共3身，他卻只換穿其中兩套。他覺得，“有的換洗，兩套足夠”。兩套老式軍裝的袖口和領口都有磨損，但卻乾乾淨淨，平平整整。而另一套嶄新嶄新地掛在櫃子裡，直到他離開，也沒上過身。
陽臺上，放著兩把籐椅。如今，空了一把。
料理完周智夫的後事，老伴婁淑珍依然會像從前一樣，每天坐在籐椅上曬曬太陽，看看樓下車水馬龍。有時，一坐就是半天。
結婚的時候，周智夫17歲，婁淑珍19歲。沒過兩年，周智夫就秘密入了黨，參加了革命。知道丈夫受了重傷，婁淑珍帶著年紀尚小的大兒子去看他。沒待多久，就趕緊回家去了，“家中還有公婆，孩子還太小，哪裡都離不開”。
就這樣等呀，盼呀，終於，再見到丈夫的時刻，這個堅強的、“從不掉淚”的女人，趴在丈夫肩頭，哭成了淚人兒。多年的心酸與委屈，隨著淚水傾瀉而出，一點一滴滲進了丈夫的軍裝裡。
最大的苦，並非來自生活，而是你不在身邊。有你陪伴的日子，再多坎坷，也是幸福。往後的日子裡，每一次都是周智夫到新單位一安頓好，婁淑珍就領著孩子、拖著行李追隨而來，從南京到重慶，從重慶到雲南，從雲南再到北京。
即使漂泊，有你，便是家。
生活一天天變好，周智夫卻發現身邊有些人開始有了變化。他試圖去勸解，卻碰了一鼻子灰。
回到家，周智夫一把拉起正在洗衣服的婁淑珍，緊緊握住她濕答答的手說：“我絕對不會變心，我們要好好的，要白頭到老！”
婁淑珍被丈夫突如其來的表白“嚇了一跳”，愣了會兒神，兩朵紅暈在臉頰泛了開來。
坐在籐椅上的婁淑珍一臉幸福地回憶著過往，時不時抬起手捋一捋星光色的頭髮，然後笑呵呵地對我說：“你看，這不是就白頭到老了嗎？”
兒女們對父母的恩愛習以為常。“我媽做飯，我爸洗碗，這麼多年一直如此。”從江蘇趕回來的小兒子周衛民對我說。
“周老做飯嗎？”我問。
婁淑珍一聽，樂了：“我不在家的時候，他自己會下麵條。有時候，他做到一半，我回來了，他就一抹手說，還是你來做，我來洗碗。”
看著兩隻眼睛笑成兩牙彎月的婁奶奶，我的眼睛有些濕潤。生活磨去了他們的棱角，磨掉了他們的激情，卻把他們的感情打磨得溫潤而純粹。
有時，兒女們會看到婁淑珍一個人坐在周智夫的床上，用手輕輕撫摸那一身她不知洗過多少回的軍裝。
摸著摸著，眼淚就掉下來，一如當年，滲進他那褪了色的舊軍裝。
1963年10月13日，周智夫全家在重慶拍攝了這張合影。
三、在黨員的角色中，他是“無情”的；在父親的角色中，他是溫情的二女兒周衛平最遺憾的事，就是搬家時弄丟了那個木箱子。
那是一個極普通、甚至做工有些粗糙的木箱子，卻也是父親親手為她打的木箱子——箱子的木板，是他們從重慶搬家時，用來保護傢俱的木板；箱子的合頁，是家中不知做什麼東西剩下的兩塊碎皮料。
17歲那年，周衛平中學畢業。看著周圍的小夥伴一個個“消失”，她和妹妹周衛華四處去打聽。最後，她們知道，小夥伴們都當兵去了。
姐妹倆相差一歲，想法相通，挑了周智夫在家休息的一天，同時跟父親開了口：“爸，送我們去當兵吧！”
周智夫一聽，停下手裡的活，上下打量著眼前的小姐倆。
周衛平和周衛華從小沒離開過父母。大兒子周華十幾歲時，就自己去參了軍，轉業之後留在了江西；大女兒周雪文，在他們舉家離開重慶前參加了工作，周智夫任憑周雪文怎麼在信中哭訴孤獨和難過，也不肯讓她辭工去雲南找他們；小兒子周衛民在畢業之後，聽了父親的話，“在哪裡都能闖出一片天”，在雲南退伍之後，隻身回到江蘇老家去創業。如今，只剩這對姐妹在他們身邊了。
周衛平被盯得心裡有點發毛，她又開口道：“你是不是捨不得我們離開？”
“你哥哥姐姐我都沒讓留在身邊，我會捨不得你？”周智夫回答。
“那是為什麼啊？我們當兵，這不就是您開口說兩句話的事兒嗎？”周衛平不依不饒。
周智夫剛剛面無表情的臉上，立馬露出了憤怒的神情：“別說兩句話，就是一句話，我也不給你開這個後門！”說完，一轉身出了屋。
周衛平心裡鬱悶極了，心想自己怎麼不是“別人家的孩子”。一連幾天，她都有些賭氣。直到有一天晚上，她一回家便說：“我要去插隊！”
周智夫沉默了幾秒，說：“去吧，插隊也挺好，一樣鍛煉人。”
婁淑珍知道事情原委，卻也不開口勸。多年來，她習慣了周智夫的行事作風，也習慣了讓孩子們去自力更生。
星期天，周衛平吃過午飯便出去找同學散心。下午回家一進院子，就看見父親手拉大鋸在鋸木板。她從來沒見過父親做木匠活，這會兒是要幹嘛？
院子裡叮叮噹當一陣響。
“小衛平，你來看看，這個箱子怎麼樣？”周智夫一邊抹汗，一邊笑嘻嘻地問周衛平。
“好呀，真好！爸爸，你還有這手藝呢！”周衛平用手摸摸皮帶合頁，笑著回答。
“那送給你插隊用，你覺得怎麼樣？”
“真的嗎？這是送給我的箱子嗎？”周衛平喜出望外，之前心裡的氣一下子消了。
“那時候，能有個屬於自己的箱子，那絕對是奢侈品！”現在的周衛平早已兩鬢斑白，可說起父親給她打的木箱子，眼裡還會閃著小女孩兒般的開心。
周衛平將箱子內壁貼上一層紙，把衣物小心翼翼地放進去。箱蓋一鎖，小姑娘趴在箱子上傻樂。於是，這只兩尺見方的小木箱，成了周衛平最寶貝的東西。一把小鎖頭，鎖著周衛平所有“值錢的物件”，鎖著少女的心事，也鎖著周智夫作為一位父親的溫情。
父親走了，木箱子丟了。周衛平覺得這是她最大的遺憾。
曾經，她怪父親不肯為了自己放下原則，直到父親生病住院，她有時還會嗔怪父親的“摳門”。如今，凝視著家中父親的遺照，他那正氣凜然的臉上佈滿溝壑，如同時間挖下的戰壕，見證了變遷，見證了歲月。
周衛平懂得了父親。
講完木箱子的故事，周衛平透過窗戶望向遠方。一轉臉，她的眼眶內已經滿是淚水，她說：“爸爸住院時，有一天對我說，小衛平啊，如果我走了，我會很想念你們的。”
四、走過舊時代，來到新時代，這名老兵從沒忘記肩上的使命直到現在，周智夫的臥室仍保持著他住院前的樣貌——
窗臺上摞著四本他正在讀的書，最上面一本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台小電視，放在離床兩米遠的地方，一打開，還是他之前看的新聞頻道；床頭櫃和大黃立櫃的年紀相當，深褐色的櫃門已經沒法關嚴，周智夫常用的新華字典、放大鏡等全放在裡面。櫃面上，還擺放著周智夫去年收到的一件小禮物，這件小禮物“不值錢”，周智夫卻愛不釋手。
那是一個金紫荊花造型的音樂盒，上面的塑膠包裝袋仍保存完好。可仔細一看才發現，包裝被打開過許多次，不乾膠早就失效了。
小女兒周衛華看著音樂盒，眼前總會浮現出父親開心的笑容。
2017年6月，周衛華跟著旅行團來到香港。旅遊大巴車上，導遊拿出音樂盒開始兜售：“現在大家手中的音樂盒，是香港的地標建築——金紫荊雕塑的微縮版。在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中央政府把雕塑送給香港，寓意香港將永遠繁榮穩定。”
周衛華仔細端詳著手裡的這個小東西，心裡盤算著一件事。
這時，導遊接著說：“打開它，音樂盒就會奏唱國歌。”說著，導遊打開隱藏在底座下的開關，鏗鏘的《義勇軍進行曲》飄蕩在車內。
周衛華聽到第一個音符的瞬間，將手揣進口袋，掏出20塊錢，買下了它。
“我知道，我爸爸一定會喜歡的。”周衛華篤定地告訴我。
後來，周智夫的反應印證了女兒周衛華的預言。捧著音樂盒，周智夫看了又看。他從沒去過香港，可是他在電視裡看過許許多多次這朵美麗綻放的金紫荊。周衛華輕輕撥動底座開關，打開音樂盒。
“當時，我爸爸的眼睛都亮了！”
周智夫把音樂盒裡飄出的國歌聲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周衛華告訴他，沒電就聽不了了，他才關上開關。從此，這個音樂盒也成為周智夫最常用的東西，陪伴他度過了生命最後的一段歲月。
現在，再打開音樂盒，飄出的國歌聲因為電量不足變得沙啞。但一如周智夫的雙手，枯瘦，卻有力；一如他的眼神，日漸渾濁，卻依舊堅定。
暮年時的周智夫，時常會打開裝滿軍功章的小盒子。看著自己的軍功章，跟老伴兒說：“要是那小通信員還活著，現在也是兒孫滿堂了。”
婁淑珍坐在他身邊，靜靜聽他說著，她知道，沒能找到犧牲通信員唯一的哥哥，是丈夫心裡的一個結。所以，這些年，他這麼努力，這麼執著，這麼堅持，這麼“固執”。那為今日之和平流過的鮮血裡，有他自己的一份，有他戰友的一份。
2015年“9.3”閱兵前一天，幹休所將又一枚閃亮的勳章送到周智夫的手上，上面寫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周智夫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拿著紀念章的雙手不停顫抖。家人想要接過勳章瞧瞧，被周智夫一手擋開。那是一枚沒有他的允許誰都不能碰的神聖勳章。
閱兵當天，周智夫早早起床，吃過早飯，站在鏡子前認真整理身上的軍裝和那頂呢子軍帽。然後，小心翼翼地從盒子裡取出紀念勳章，鄭重其事地掛在胸前，連綬帶都整理得平平整整。他腰杆挺得筆直，端坐在電視機前，雙手併攏放在膝蓋上。那坐姿，一如當年坐在小馬紮上的那個小新兵一樣。
二女兒周衛平說，那天在老兵方陣通過天安門時，父親緩緩抬起右手，顫抖著敬了一個長長的軍禮。
後記採訪第5天，我們單獨到周智夫家拍攝。
一進門，我還是像上次來一樣，面對周老的遺像鞠了三個躬。就在我最後起身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了周老最後的心願。
12萬，對於周老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可他仍願意在彌留之際將它作為特別的黨費交給組織。其實，周老是將這筆黨費交給了自己畢生的信仰與信念。
這，是一份經過血與火淬煉的信仰；
這，是一份經過九死一生烙下的信念。
穿越時代，這份信念歷久彌新，愈加堅定。
2016年，周智夫的重外孫遠赴海外求學。在北京中轉時，一家人來探望他。時年92歲的他，拉著10歲重外孫的手說：“記住，你的根在中國，學成後要回來報效國家。”
看到重外孫認真地點頭，周智夫欣慰地笑了。那一刻，他想起自己這麼大的時候——在江南老家村裡的那座簡陋學堂裡，窗外下著細雨，他和同學們齊聲朗讀著先生教他們的那篇文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軍網）
和周智夫一起負傷的通信員，截肢了。沒過多久，這名通信員傷口感染，病情不斷惡化，幾天後犧牲在醫院裡。
敵人的炮火震碎了醫院的門窗。醫生、護士和周智夫的戰友們，抬起擔架轉移陣地。剛剛做過幾次大手術的周智夫無法行走，就這樣被戰友們抬著，一路北上。許多次，他望著天空中彌漫的硝煙，眼角不自覺地淌出淚水。
經歷了大大小小數次手術，被戰友們抬著、攙著，一路從蘇北輾轉至東北。當時，只有20幾歲的周智夫，明白了什麼叫“九死一生”，心中也永遠地刻下一個信念：“我的命，是組織給的。”
外孫周洵在5歲的時候，第一次碰觸姥爺身上這道“可怕的傷疤”。懵懂之中，姥爺第一次給他講了“打仗的故事”，“雖然不太懂，可依然覺得很神聖”。再次觸碰，是2011年周洵第一次帶新婚妻子去探望他。
看著一手帶大的外孫成家立業，一向少與小輩交流的周智夫打開了話匣子，從苦難的童年講到安享的晚年。講完後，周智夫鄭重地將兩個年輕人的手交疊在一起，說：“你們要好好的。”
周洵第一次覺得，這個像極了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石光榮的老頭，這個小時候對自己嚴苛到連吃飯時間都要規定的老頭，這個天天捧著報紙、看電視只看新聞的老頭，老了。剛剛過去的四十分鐘，就像是自己的一場成人禮。那雙乾枯的大手，仿佛給自己傳遞了一種力量，傳遞一顆家族的火種。
周洵曾想向姥爺討一枚軍功章做紀念，媽媽告訴他，趁早打消這樣的念頭，“那幾枚軍功章，姥爺看得比命還重”。
90歲生日那天，周智夫與與老伴婁淑珍在家中拍下這張合影，他們已風雨相伴幾十年。
二、時光讓他身上的老軍裝褪了色，卻沒有讓他的心褪色周智夫的家中，有一個黃色木紋的衣櫃。這個上世紀80年代的時髦物件，現在成了“老古董”，擺在周智夫簡樸的家中，也並不顯得突兀。
櫃子裡，掛著周智夫最愛穿的軍裝，一共3身，他卻只換穿其中兩套。他覺得，“有的換洗，兩套足夠”。兩套老式軍裝的袖口和領口都有磨損，但卻乾乾淨淨，平平整整。而另一套嶄新嶄新地掛在櫃子裡，直到他離開，也沒上過身。
陽臺上，放著兩把籐椅。如今，空了一把。
料理完周智夫的後事，老伴婁淑珍依然會像從前一樣，每天坐在籐椅上曬曬太陽，看看樓下車水馬龍。有時，一坐就是半天。
結婚的時候，周智夫17歲，婁淑珍19歲。沒過兩年，周智夫就秘密入了黨，參加了革命。知道丈夫受了重傷，婁淑珍帶著年紀尚小的大兒子去看他。沒待多久，就趕緊回家去了，“家中還有公婆，孩子還太小，哪裡都離不開”。
就這樣等呀，盼呀，終於，再見到丈夫的時刻，這個堅強的、“從不掉淚”的女人，趴在丈夫肩頭，哭成了淚人兒。多年的心酸與委屈，隨著淚水傾瀉而出，一點一滴滲進了丈夫的軍裝裡。
最大的苦，並非來自生活，而是你不在身邊。有你陪伴的日子，再多坎坷，也是幸福。往後的日子裡，每一次都是周智夫到新單位一安頓好，婁淑珍就領著孩子、拖著行李追隨而來，從南京到重慶，從重慶到雲南，從雲南再到北京。
即使漂泊，有你，便是家。
生活一天天變好，周智夫卻發現身邊有些人開始有了變化。他試圖去勸解，卻碰了一鼻子灰。
回到家，周智夫一把拉起正在洗衣服的婁淑珍，緊緊握住她濕答答的手說：“我絕對不會變心，我們要好好的，要白頭到老！”
婁淑珍被丈夫突如其來的表白“嚇了一跳”，愣了會兒神，兩朵紅暈在臉頰泛了開來。
坐在籐椅上的婁淑珍一臉幸福地回憶著過往，時不時抬起手捋一捋星光色的頭髮，然後笑呵呵地對我說：“你看，這不是就白頭到老了嗎？”
兒女們對父母的恩愛習以為常。“我媽做飯，我爸洗碗，這麼多年一直如此。”從江蘇趕回來的小兒子周衛民對我說。
“周老做飯嗎？”我問。
婁淑珍一聽，樂了：“我不在家的時候，他自己會下麵條。有時候，他做到一半，我回來了，他就一抹手說，還是你來做，我來洗碗。”
看著兩隻眼睛笑成兩牙彎月的婁奶奶，我的眼睛有些濕潤。生活磨去了他們的棱角，磨掉了他們的激情，卻把他們的感情打磨得溫潤而純粹。
有時，兒女們會看到婁淑珍一個人坐在周智夫的床上，用手輕輕撫摸那一身她不知洗過多少回的軍裝。
摸著摸著，眼淚就掉下來，一如當年，滲進他那褪了色的舊軍裝。
1963年10月13日，周智夫全家在重慶拍攝了這張合影。
三、在黨員的角色中，他是“無情”的；在父親的角色中，他是溫情的二女兒周衛平最遺憾的事，就是搬家時弄丟了那個木箱子。
那是一個極普通、甚至做工有些粗糙的木箱子，卻也是父親親手為她打的木箱子——箱子的木板，是他們從重慶搬家時，用來保護傢俱的木板；箱子的合頁，是家中不知做什麼東西剩下的兩塊碎皮料。
17歲那年，周衛平中學畢業。看著周圍的小夥伴一個個“消失”，她和妹妹周衛華四處去打聽。最後，她們知道，小夥伴們都當兵去了。
姐妹倆相差一歲，想法相通，挑了周智夫在家休息的一天，同時跟父親開了口：“爸，送我們去當兵吧！”
周智夫一聽，停下手裡的活，上下打量著眼前的小姐倆。
周衛平和周衛華從小沒離開過父母。大兒子周華十幾歲時，就自己去參了軍，轉業之後留在了江西；大女兒周雪文，在他們舉家離開重慶前參加了工作，周智夫任憑周雪文怎麼在信中哭訴孤獨和難過，也不肯讓她辭工去雲南找他們；小兒子周衛民在畢業之後，聽了父親的話，“在哪裡都能闖出一片天”，在雲南退伍之後，隻身回到江蘇老家去創業。如今，只剩這對姐妹在他們身邊了。
周衛平被盯得心裡有點發毛，她又開口道：“你是不是捨不得我們離開？”
“你哥哥姐姐我都沒讓留在身邊，我會捨不得你？”周智夫回答。
“那是為什麼啊？我們當兵，這不就是您開口說兩句話的事兒嗎？”周衛平不依不饒。
周智夫剛剛面無表情的臉上，立馬露出了憤怒的神情：“別說兩句話，就是一句話，我也不給你開這個後門！”說完，一轉身出了屋。
周衛平心裡鬱悶極了，心想自己怎麼不是“別人家的孩子”。一連幾天，她都有些賭氣。直到有一天晚上，她一回家便說：“我要去插隊！”
周智夫沉默了幾秒，說：“去吧，插隊也挺好，一樣鍛煉人。”
婁淑珍知道事情原委，卻也不開口勸。多年來，她習慣了周智夫的行事作風，也習慣了讓孩子們去自力更生。
星期天，周衛平吃過午飯便出去找同學散心。下午回家一進院子，就看見父親手拉大鋸在鋸木板。她從來沒見過父親做木匠活，這會兒是要幹嘛？
院子裡叮叮噹當一陣響。
“小衛平，你來看看，這個箱子怎麼樣？”周智夫一邊抹汗，一邊笑嘻嘻地問周衛平。
“好呀，真好！爸爸，你還有這手藝呢！”周衛平用手摸摸皮帶合頁，笑著回答。
“那送給你插隊用，你覺得怎麼樣？”
“真的嗎？這是送給我的箱子嗎？”周衛平喜出望外，之前心裡的氣一下子消了。
“那時候，能有個屬於自己的箱子，那絕對是奢侈品！”現在的周衛平早已兩鬢斑白，可說起父親給她打的木箱子，眼裡還會閃著小女孩兒般的開心。
周衛平將箱子內壁貼上一層紙，把衣物小心翼翼地放進去。箱蓋一鎖，小姑娘趴在箱子上傻樂。於是，這只兩尺見方的小木箱，成了周衛平最寶貝的東西。一把小鎖頭，鎖著周衛平所有“值錢的物件”，鎖著少女的心事，也鎖著周智夫作為一位父親的溫情。
父親走了，木箱子丟了。周衛平覺得這是她最大的遺憾。
曾經，她怪父親不肯為了自己放下原則，直到父親生病住院，她有時還會嗔怪父親的“摳門”。如今，凝視著家中父親的遺照，他那正氣凜然的臉上佈滿溝壑，如同時間挖下的戰壕，見證了變遷，見證了歲月。
周衛平懂得了父親。
講完木箱子的故事，周衛平透過窗戶望向遠方。一轉臉，她的眼眶內已經滿是淚水，她說：“爸爸住院時，有一天對我說，小衛平啊，如果我走了，我會很想念你們的。”
四、走過舊時代，來到新時代，這名老兵從沒忘記肩上的使命直到現在，周智夫的臥室仍保持著他住院前的樣貌——
窗臺上摞著四本他正在讀的書，最上面一本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台小電視，放在離床兩米遠的地方，一打開，還是他之前看的新聞頻道；床頭櫃和大黃立櫃的年紀相當，深褐色的櫃門已經沒法關嚴，周智夫常用的新華字典、放大鏡等全放在裡面。櫃面上，還擺放著周智夫去年收到的一件小禮物，這件小禮物“不值錢”，周智夫卻愛不釋手。
那是一個金紫荊花造型的音樂盒，上面的塑膠包裝袋仍保存完好。可仔細一看才發現，包裝被打開過許多次，不乾膠早就失效了。
小女兒周衛華看著音樂盒，眼前總會浮現出父親開心的笑容。
2017年6月，周衛華跟著旅行團來到香港。旅遊大巴車上，導遊拿出音樂盒開始兜售：“現在大家手中的音樂盒，是香港的地標建築——金紫荊雕塑的微縮版。在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中央政府把雕塑送給香港，寓意香港將永遠繁榮穩定。”
周衛華仔細端詳著手裡的這個小東西，心裡盤算著一件事。
這時，導遊接著說：“打開它，音樂盒就會奏唱國歌。”說著，導遊打開隱藏在底座下的開關，鏗鏘的《義勇軍進行曲》飄蕩在車內。
周衛華聽到第一個音符的瞬間，將手揣進口袋，掏出20塊錢，買下了它。
“我知道，我爸爸一定會喜歡的。”周衛華篤定地告訴我。
後來，周智夫的反應印證了女兒周衛華的預言。捧著音樂盒，周智夫看了又看。他從沒去過香港，可是他在電視裡看過許許多多次這朵美麗綻放的金紫荊。周衛華輕輕撥動底座開關，打開音樂盒。
“當時，我爸爸的眼睛都亮了！”
周智夫把音樂盒裡飄出的國歌聲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周衛華告訴他，沒電就聽不了了，他才關上開關。從此，這個音樂盒也成為周智夫最常用的東西，陪伴他度過了生命最後的一段歲月。
現在，再打開音樂盒，飄出的國歌聲因為電量不足變得沙啞。但一如周智夫的雙手，枯瘦，卻有力；一如他的眼神，日漸渾濁，卻依舊堅定。
暮年時的周智夫，時常會打開裝滿軍功章的小盒子。看著自己的軍功章，跟老伴兒說：“要是那小通信員還活著，現在也是兒孫滿堂了。”
婁淑珍坐在他身邊，靜靜聽他說著，她知道，沒能找到犧牲通信員唯一的哥哥，是丈夫心裡的一個結。所以，這些年，他這麼努力，這麼執著，這麼堅持，這麼“固執”。那為今日之和平流過的鮮血裡，有他自己的一份，有他戰友的一份。
2015年“9.3”閱兵前一天，幹休所將又一枚閃亮的勳章送到周智夫的手上，上面寫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
周智夫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拿著紀念章的雙手不停顫抖。家人想要接過勳章瞧瞧，被周智夫一手擋開。那是一枚沒有他的允許誰都不能碰的神聖勳章。
閱兵當天，周智夫早早起床，吃過早飯，站在鏡子前認真整理身上的軍裝和那頂呢子軍帽。然後，小心翼翼地從盒子裡取出紀念勳章，鄭重其事地掛在胸前，連綬帶都整理得平平整整。他腰杆挺得筆直，端坐在電視機前，雙手併攏放在膝蓋上。那坐姿，一如當年坐在小馬紮上的那個小新兵一樣。
二女兒周衛平說，那天在老兵方陣通過天安門時，父親緩緩抬起右手，顫抖著敬了一個長長的軍禮。
後記採訪第5天，我們單獨到周智夫家拍攝。
一進門，我還是像上次來一樣，面對周老的遺像鞠了三個躬。就在我最後起身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了周老最後的心願。
12萬，對於周老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可他仍願意在彌留之際將它作為特別的黨費交給組織。其實，周老是將這筆黨費交給了自己畢生的信仰與信念。
這，是一份經過血與火淬煉的信仰；
這，是一份經過九死一生烙下的信念。
穿越時代，這份信念歷久彌新，愈加堅定。
2016年，周智夫的重外孫遠赴海外求學。在北京中轉時，一家人來探望他。時年92歲的他，拉著10歲重外孫的手說：“記住，你的根在中國，學成後要回來報效國家。”
看到重外孫認真地點頭，周智夫欣慰地笑了。那一刻，他想起自己這麼大的時候——在江南老家村裡的那座簡陋學堂裡，窗外下著細雨，他和同學們齊聲朗讀著先生教他們的那篇文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