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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對話以創造性思維重建中印關係

藍建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4月27日至28日習近平主席與莫迪總理將在武漢舉行非正式會晤, 註定成為中印關係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印非正式會晤體現我最高領導人對周邊外交的創新性經略, 也反映中印領導層不畏浮雲遮望眼、保持戰略定力的心胸和遠見。

中國的長江和印度的恒河都是文明的發祥地, 中印領導人選在在長江邊舉行會晤, 含義十分豐富, 其本身就帶有兩大文明之間相互欣賞的層面。 1956年毛主席巡視南方時在長江邊曾寫道, “萬里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 ”2018年4月, 中印兩國領袖武漢進行不設議題的、長時間、一對一、坦誠而建設性的交流, 就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一些長期性、全面性、戰略性的問題作深入溝通。 這種不打領帶的“非正式會晤”無疑有利於激發出各自思想的火花, 描繪未來中印互動的底色, 推動中印關係持續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中印關係重啟無疑重要, 但重建更顯關鍵

2014年5月印政壇正式進入“莫迪時代”後, 印度外交政策和戰略也進行一定程度調整, 其兩面性和武斷性更加鮮明。 總體而言, 印度人民黨政府外交中的實力政治和民族主義色彩非常濃烈。 莫迪外交政策團隊強調, 印度外交需要以“和平”(Shanti) 為面子, 以“權勢”(Shakti)為裡子, 強調印外交必須緊緊服務內政、實現“新印度”夢的需要;主張與合作夥伴擴大接觸同時,

堅定向戰略對手劃定紅線, 更加果斷地堅持基於印度利益的實用主義, 關鍵時刻主動出擊;淡化印外交政策中的不結盟色彩, 從不結盟轉向結盟多國(multi-alignment), 與主要全球大國進行實質性交易;加強對外部世界尤其是周邊地區的軍事威懾能力, 認為只有以強大軍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在此背景下, 印度對華戰略和政策也發生了調整, 中印關係高開低走。 2014-2015年兩國高層良好互動, 但2016年開始, 印度開始對華髮起外交攻勢。 印對華強硬派在印政府決策圈內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印政府在中印邊界、涉藏、涉台、南海、中巴經濟走廊、核供應國集團、聯合國 1267委員會涉恐列名等新老問題上頻頻出擊,

與中方短兵相接態勢明顯。 印方還要求對華外交必須基於“嚴格對等”, 在重要敏感問題上堅持印度所謂的“紅線”, 用不同議題掛鉤要價。 中印關係一度被具體分歧綁架, 洞朗對峙事件後更是滑到穀底。

2017年9月中印領導人廈門會晤為兩國關係發展做出重要戰略引領, 此後兩國政府均致力於積極引導中印關係翻篇。 莫迪政府近期持續釋放發展對華關係積極信號:官方人士不斷透露印總理、外長、防長等訪華消息;發佈禁止官員參與達賴集團活動指令, 對印涉藏政策修正;要求隸屬國防部的印度防務與分析研究所推遲召開“刺激中國的研討會”;莫迪總理主動釋放善意, 印官方頻頻發表涉華積極言論,

強調合作溝通, 同意中方關於“龍象共舞而非爭鬥”的觀點。 兩國就涉藏、邊界、馬爾地夫政局等問題保持互動。 這說明, 中國政府在對印關係上主動作為、開拓進取的成效初顯。

印方主動提出武漢非正式對話, 中方大度並積極回應, 雙方一拍即合

長期以來, 高層溝通、頂層設計是推進中印關係的利器。 最高政治層級互動, 有利於不斷給中印關係注入新能量, 促使兩國職能部門積極行動, 同時在兩位領導人之間實現良好的工作關係、個人友誼和“化學反應”。

毫無疑問, 洞朗對峙後, 印方發出的改善關係的積極信號中方都已收到並已作出積極回應。 儘管印方這種調整究竟是機會主義變化還是根本性轉折,

這種主動緩和關係努力的可持續性、韌性有多大, 還有待時間檢驗。 但是, 莫迪總理和印度政府主動改善、發展、加深中印合作關係, 符合中方長期以來遵循的原則立場和兩國根本利益, 也反映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 這也是為什麼中方主動接過印方伸過來的橄欖枝、並順勢進一步抬升中印關係的根本原因。 在滔滔的長河邊, 習主席與莫迪總理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 共同應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共同面對當前國際形勢中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共同反制保護主義、孤立主義、零和博弈、冷戰思維、動輒用武等各種逆流氾濫, 聯手發出發展中國家的最強音。 他們何嘗不是站在歷史的長河裡中流擊水。

當然,一兩次高層會晤肯定無法彌合兩國之間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未來兩國關係肯定會遇到新的干擾因素。中方在誠心誠意主動改善對印關係的同時,也應理性對待特殊時期中印關係的特殊形態,防範在消極力量鼓動下中印關係可能出現的反彈而措手不及。從戰略高度看,只要兩國不斷相向而行,聚焦共同利益,咬定青山不放鬆,不斷做大共同和共用的利益蛋糕,維護合作與協調的關係主基調,中印關係的抗震能力將越來越強大,就有很大機會實現兩國民眾所期待的“龍象共舞”願景。

擺脫思維定勢,重塑中印未來關係的基礎

當前,中印關係的各種要件已經或者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要徹底回到過去已不可能。兩國從上到下,都需要解放思想,打開心結,從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重塑中印關係的未來。

首先,兩國要達成一定程度的戰略互信。中印互為對方的發展機遇而非威脅,共識遠多於分歧,利益遠大於摩擦,應該就是兩國互信的底線。隨著中印國力同步壯大,如何理性看待對方發展壯大、坦然面對競爭與合作問題,將是未來中印關係的“常態性課題”。正如2017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廈門會見來華出席金磚峰會的印總理莫迪時所強調的,中印互為重要鄰國,也是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區和國際社會共同期待。中印兩國要堅持雙方互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的基本判斷,印方應能夠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兩國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處、合作共贏是中印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

信任確實是稀缺產品,人之間如此,國之間如此,大國之間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沒有最低程度的相互信任,兩國溝通成本太大,幾乎什麼事情都辦不了,做什麼都會彆彆扭扭。由於特殊歷史及現實因素,中印關係需要兩國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引領,不斷給雙邊關係注入強心針,高層之間更要增信釋疑。正如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所強調的,中印之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互信問題,建立起政治互信,喜馬拉雅山再高也阻擋不了相互加強友好交往;而缺了互信,就是一馬平川雙方也難走到一起。

其次,避免兩敗俱傷的相互拆臺與消耗。兩個超過10億人口規模的發展中大國相繼走向現代化,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最應該避免的是相互猜忌、相互消耗。冷戰結束後20多年間,中印總體上保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兩國在經貿、投資、人文交流等諸多領域的合作成果豐碩,共同和共用的利益蛋糕不斷做大,雙方都在努力地維護合作與協調的關係主基調。中印互為最重要的鄰國之一,也是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根本利益。中印最危險的敵人是國內的貧窮和不發展,兩國影響世界最有力的方式是改變自身。中印經貿投資關係雖然遇到一些問題,但其巨大潛力仍尚未獲得充分釋放。兩國作為後發國家崛起,都在不斷承受著國際體系主導力量的擠壓、敲打甚至遏制,雙方在國際舞臺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因此,中印兩國應在共識領域相互支持,攜手壯大,而不應相互拆臺,兩敗俱傷。

再次,兩國需妥善處理敏感分歧,防止其綁架兩國關係,儘量多地釋放兩國關係的正能量。中印在邊界、涉藏、經貿投資、中印巴互動問題、地區互聯互通、地區及全球地緣戰略關係等領域存在分歧,這對中印這組特殊的雙邊關係而言,尤其正常。這些問題需要外交智慧來解決,決不應被用來綁架中印總體合作關係大舉的手段。兩國應在基礎設施擴建及現代化、城市化經驗交流互鑒、製造業與服務業優勢互補、共同應對能源安全、合作應對糧食安全、聯手維護開放穩定的國際貿易體系、共同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協力維護全球戰略穩定與和平的周邊環境等領域強化合作。中印應並行推動貿易與投資合作,實現平衡發展加強產業園區建設和鐵路等基礎設施合作,促進中印兩大市場融通與對接。人民如能從兩國交往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就會變成支撐中印關係不斷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

最後,兩國須著眼長遠考慮,構建多支柱、覆蓋主要利益攸關方的中印合作關係網絡。高層互訪是推進兩國關係的利器,兩國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層級互訪,保證各層級官員經常性交流,防止關係走形變樣。兩國軍方和戰略研究界需保持高品質的、非對抗性的定期對話,減少戰略誤判,增進戰略互信。隨著雙方海外利益日趨交融和重疊,雙方還有必要建立某種形式的海外利益溝通協調機制。此外,兩國學術界、媒體、文化界對話以及民間往來的便利化舉措,對雙邊關係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意義深遠。

總而言之,中印關係已經步入新時代,兩國政府和人民恐怕得重新梳理或重新確認雙方共同利益及對未來的共同願景。兩國應該摸索一條相鄰大國之間獨特的相處之道,可稱之為“中印關係模式”:即在領土主權和戰略信條上猶存重大分歧、短期內無解的背景下,兩大鄰國仍能有力地管控有關爭端,聚焦共同利益,務實拓展合作,保持關係持續高水準運行,擴充對抗與合作兩個端點之間的迴旋空間。只要雙方深入開展戰略溝通,及時消除戰略疑慮,有力管控邊界等棘手問題,中印合作的戰略價值就會更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責任編輯 郭素萍)

當然,一兩次高層會晤肯定無法彌合兩國之間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未來兩國關係肯定會遇到新的干擾因素。中方在誠心誠意主動改善對印關係的同時,也應理性對待特殊時期中印關係的特殊形態,防範在消極力量鼓動下中印關係可能出現的反彈而措手不及。從戰略高度看,只要兩國不斷相向而行,聚焦共同利益,咬定青山不放鬆,不斷做大共同和共用的利益蛋糕,維護合作與協調的關係主基調,中印關係的抗震能力將越來越強大,就有很大機會實現兩國民眾所期待的“龍象共舞”願景。

擺脫思維定勢,重塑中印未來關係的基礎

當前,中印關係的各種要件已經或者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要徹底回到過去已不可能。兩國從上到下,都需要解放思想,打開心結,從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重塑中印關係的未來。

首先,兩國要達成一定程度的戰略互信。中印互為對方的發展機遇而非威脅,共識遠多於分歧,利益遠大於摩擦,應該就是兩國互信的底線。隨著中印國力同步壯大,如何理性看待對方發展壯大、坦然面對競爭與合作問題,將是未來中印關係的“常態性課題”。正如2017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廈門會見來華出席金磚峰會的印總理莫迪時所強調的,中印互為重要鄰國,也是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區和國際社會共同期待。中印兩國要堅持雙方互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的基本判斷,印方應能夠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兩國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處、合作共贏是中印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

信任確實是稀缺產品,人之間如此,國之間如此,大國之間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沒有最低程度的相互信任,兩國溝通成本太大,幾乎什麼事情都辦不了,做什麼都會彆彆扭扭。由於特殊歷史及現實因素,中印關係需要兩國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引領,不斷給雙邊關係注入強心針,高層之間更要增信釋疑。正如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所強調的,中印之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互信問題,建立起政治互信,喜馬拉雅山再高也阻擋不了相互加強友好交往;而缺了互信,就是一馬平川雙方也難走到一起。

其次,避免兩敗俱傷的相互拆臺與消耗。兩個超過10億人口規模的發展中大國相繼走向現代化,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最應該避免的是相互猜忌、相互消耗。冷戰結束後20多年間,中印總體上保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兩國在經貿、投資、人文交流等諸多領域的合作成果豐碩,共同和共用的利益蛋糕不斷做大,雙方都在努力地維護合作與協調的關係主基調。中印互為最重要的鄰國之一,也是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個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符合兩國根本利益。中印最危險的敵人是國內的貧窮和不發展,兩國影響世界最有力的方式是改變自身。中印經貿投資關係雖然遇到一些問題,但其巨大潛力仍尚未獲得充分釋放。兩國作為後發國家崛起,都在不斷承受著國際體系主導力量的擠壓、敲打甚至遏制,雙方在國際舞臺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因此,中印兩國應在共識領域相互支持,攜手壯大,而不應相互拆臺,兩敗俱傷。

再次,兩國需妥善處理敏感分歧,防止其綁架兩國關係,儘量多地釋放兩國關係的正能量。中印在邊界、涉藏、經貿投資、中印巴互動問題、地區互聯互通、地區及全球地緣戰略關係等領域存在分歧,這對中印這組特殊的雙邊關係而言,尤其正常。這些問題需要外交智慧來解決,決不應被用來綁架中印總體合作關係大舉的手段。兩國應在基礎設施擴建及現代化、城市化經驗交流互鑒、製造業與服務業優勢互補、共同應對能源安全、合作應對糧食安全、聯手維護開放穩定的國際貿易體系、共同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協力維護全球戰略穩定與和平的周邊環境等領域強化合作。中印應並行推動貿易與投資合作,實現平衡發展加強產業園區建設和鐵路等基礎設施合作,促進中印兩大市場融通與對接。人民如能從兩國交往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就會變成支撐中印關係不斷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

最後,兩國須著眼長遠考慮,構建多支柱、覆蓋主要利益攸關方的中印合作關係網絡。高層互訪是推進兩國關係的利器,兩國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層級互訪,保證各層級官員經常性交流,防止關係走形變樣。兩國軍方和戰略研究界需保持高品質的、非對抗性的定期對話,減少戰略誤判,增進戰略互信。隨著雙方海外利益日趨交融和重疊,雙方還有必要建立某種形式的海外利益溝通協調機制。此外,兩國學術界、媒體、文化界對話以及民間往來的便利化舉措,對雙邊關係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意義深遠。

總而言之,中印關係已經步入新時代,兩國政府和人民恐怕得重新梳理或重新確認雙方共同利益及對未來的共同願景。兩國應該摸索一條相鄰大國之間獨特的相處之道,可稱之為“中印關係模式”:即在領土主權和戰略信條上猶存重大分歧、短期內無解的背景下,兩大鄰國仍能有力地管控有關爭端,聚焦共同利益,務實拓展合作,保持關係持續高水準運行,擴充對抗與合作兩個端點之間的迴旋空間。只要雙方深入開展戰略溝通,及時消除戰略疑慮,有力管控邊界等棘手問題,中印合作的戰略價值就會更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責任編輯 郭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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