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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人說

【編者按】

要實現《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中村委會成員中女性比例達到30%以上的目標, 在體制結構和女性賦權方面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根據過去的文獻和研究, 現有不同國家參政體制往往都存在著這個問題, 即女性需要更多的付出和成就來證明自己, 那些站出來參選的女性往往已經是具有信心獨當一面或者受到家庭經濟政治資源支持的群體。 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宋婧調研發現,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 女性在村委會層面的參政機會在一定情況下會有所改善,

但還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和限制, 有的來自於對女性在家庭和公眾領域角色方面的社會期待, 有的來自於政策重心和發展規劃的變遷。

以下為澎湃新聞整理的演講內容:

宋婧,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

著有《Gender and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學術項目包括:農村發展和性別關係、人口遷移和婚戀模式、城鎮化以及多項女性創業的跨國研究。

結構性困境和個人性特質下的農村女性參政框架

農村基層選舉體制的變遷和女性幹部在其中的名額問題, 對於基層政治體系和生態發生著重大的影響。 這項研究的主要調研基地是沿海和內地的三個村莊, 分別在浙江、江蘇和寧夏。 沿海的兩個村經歷了迅速的工業化過程, 創造了很多就業和創業的機會。 內陸的這個村莊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過程, 農村土地被徵收, 大部分農民都已經被安置到當地的拆遷房社區裡。 這個研究發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農村的政治結構和基層幹部的構成有很大的影響, 包括對女性基層幹部也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過去的文獻從兩個方面對女性參政的困境有所討論, 一個著眼於結構性的困境, 包括參政體制對女性不夠友好的種種方面, 導致村委會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這個說法演變成實際上很多地方村委會裡只有一個女性。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提出, 村委會成員中女性比例要達到30%以上, 村委會主任中女性比例要達到10%以上, 但這個目標的實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另外一方面主要是講個人的特質, 即在直選和配額制這些看上去已經為女性“放開了”上升通道的措施下, 哪些女性能夠成為村幹部和得到提拔和晉升。 有學者認為站出來參選的女性往往是時間寬裕, 具有足夠信心和眼界,

或者能夠依靠家庭經濟政治資源的那些群體, 而其他女性就處於劣勢地位。 但從調研中, 我們發現情況並不完全如此。

女性可以在工業化中印證和提升參政能力

沿海地區的農村工業化進程造就了一批能幹的女幹部, 在調研的個案中有好幾位。 其中一個在60年代就積極投入到生產隊勞動中, 村裡幹部都很看好她, 覺得她是一個好苗子, 然而由於家庭原因, 她有很長一段時間退出了村裡的政治生活。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工業化開始後, 她的領導才能又重新被發掘出來, 一開始是在車間搞組織和協調, 然後被提拔為生產經理。 她在廠裡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她又回到了村莊政治生活的中心。 她所在的廠是村裡最大的廠,

利用工廠裡面女工多的優勢, 她幫著婦女主任搞了很多計劃生育的工作, 過了幾年就正式當上了婦女主任。 生產經理和婦女主任這兩個角色對她來說是相輔相成的。 雖然在村幹部體系當中, 婦女主任往往發揮著輔助村書記和主任的職能, 生產經理的身份為這位被訪者提供了不少“底氣”, 而作為廠裡的經理, 她的經濟收入也遠遠高於一般的婦女主任。 與她有類似經歷的訪談物件還有好幾位元, 她們都是在工業化過程中非常突出的人物, 在經濟領域證明了自己的才幹後走上政治參與的道路。 雖然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經濟領導權依然是男性佔優勢, 但在經濟領域獲得成就的女性也經常成為公眾關注的對象。 在某種程度上,女性在經濟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被認可度可以相互促進。

城市化過程中的“調解”團隊

除了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對農村女幹部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什麼影響呢?我們採訪的這個內陸農村,是從90年代開始加快城市化進程的,2000年以後大部分村民陸續搬進了拆遷房社區,給基層管理體系帶來了新的問題。原來的村分解為若干小的居委會,在居委會之上就形成了“社區”,而社區又受到更高一層的“街道”管理。社區幹部有很多就是當地的中青年婦女。我們其中一個訪談物件就是如此。她原來是一個教師,結婚後就放棄了個人的職業,在家裡搞副業,但是家庭副業的收益變得越來越差,“被逼”去找另外的出路。在參選婦女主任的過程中,她覺得自己正符合村委會的要求,年輕,個性好,跟誰都能打成一片,能夠勝任這項工作。這在城市化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本來很多的鄰里調解是由婦女主任來做的,而在城市化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土地房屋糾紛。在那之後,她先是當上了村副書記,後來到一個新社區當社區書記。但在新社區成立的“過渡期”結束換屆時,她卻被調回原村委會所管轄的社區做調解工作。她的參政經歷使得她對自己的“公職”失去了熱情,甚至想回歸家庭。在被訪者中,有好幾位都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成為社區幹部的,她們對自己的定位也不盡相同,這跟她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受到的鼓勵和挫折也不無關係。

對女幹部的社會期待和動員

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給女性村幹部帶來了什麼?在她們發現種種新機遇的同時,被訪者們還是發現自己受到很多局限。有的被訪者說,當自己工作太忙的時候,丈夫總抱怨她為什麼如此忙碌。在許多人眼裡,女性在外面做幹部,並不意味著她可以讓丈夫多承擔一點家務,而她自己在家裡也得做到面面俱到。在訪問的村莊裡,一個好的女幹部不僅工作上要有作為,她在家裡照顧好家人也往往是理所應當。有的受訪者則相反,在外得不到認可,心灰意冷,反而想回到家庭,為自己的小家著想。雖然她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某些階段受到提拔和重視,但是她們的地位往往隨著政策重心和發展規劃的改變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過去的文獻強調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支持和庇護對於解決女性參政困境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此研究中,在組織培養或者家庭支援缺乏的情況下,一些農村婦女的經濟管理和調解等能力在本地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認可,她們的參政模式有著工業起飛階段或者是城市化過渡階段帶來的特殊性。她們向上流動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重心和發展規劃的改變,經常體現在不同歷史階段提拔和培養幹部的重點上(包括男女幹部)。但是這些女性幹部依然是在社會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動員起來的特殊群體,大部分農村女性面臨的參政機會依然有限。儘管這些幹部能夠在公眾領域和參政過程中尋找成就感,農村基層社區對於她們的期待仍然是多方面的:要當一個好的女幹部,同時也要孝順公婆、愛護家庭,不能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上離經叛道,最好成為一個鄰里楷模(好媳婦,好婆婆,好妯娌等等),以得到社區的認可。即使她們在農村社區得以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女幹部的身份依然往往與輔助、支持和調解這些角色相關。由於種種局限和困惑,她們經常被迫為自己的好名聲而奮鬥,或者乾脆就回歸家庭。雖然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村委會女幹部帶來新的機遇(例如由女性出任社區領導和會計這種傳統上往往由男性來擔任的職務),很多時候她們依然被邊緣化,而她們向上流動的管道和空間仍然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此文將於近期發表在Asian Anthropology,同為4月20日作者在華東師範大學題為“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的村委會女幹部——中國農村個案研究”演講,由胡啟元整理,經作者審訂。感謝微信公眾號“社會學吧”提供的學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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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人說,是澎湃新聞·請講的常設欄目,以社會學者第一人稱,從社會學視角觀察中國,解釋中國,發現中國。

在某種程度上,女性在經濟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被認可度可以相互促進。

城市化過程中的“調解”團隊

除了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對農村女幹部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什麼影響呢?我們採訪的這個內陸農村,是從90年代開始加快城市化進程的,2000年以後大部分村民陸續搬進了拆遷房社區,給基層管理體系帶來了新的問題。原來的村分解為若干小的居委會,在居委會之上就形成了“社區”,而社區又受到更高一層的“街道”管理。社區幹部有很多就是當地的中青年婦女。我們其中一個訪談物件就是如此。她原來是一個教師,結婚後就放棄了個人的職業,在家裡搞副業,但是家庭副業的收益變得越來越差,“被逼”去找另外的出路。在參選婦女主任的過程中,她覺得自己正符合村委會的要求,年輕,個性好,跟誰都能打成一片,能夠勝任這項工作。這在城市化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本來很多的鄰里調解是由婦女主任來做的,而在城市化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土地房屋糾紛。在那之後,她先是當上了村副書記,後來到一個新社區當社區書記。但在新社區成立的“過渡期”結束換屆時,她卻被調回原村委會所管轄的社區做調解工作。她的參政經歷使得她對自己的“公職”失去了熱情,甚至想回歸家庭。在被訪者中,有好幾位都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成為社區幹部的,她們對自己的定位也不盡相同,這跟她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受到的鼓勵和挫折也不無關係。

對女幹部的社會期待和動員

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給女性村幹部帶來了什麼?在她們發現種種新機遇的同時,被訪者們還是發現自己受到很多局限。有的被訪者說,當自己工作太忙的時候,丈夫總抱怨她為什麼如此忙碌。在許多人眼裡,女性在外面做幹部,並不意味著她可以讓丈夫多承擔一點家務,而她自己在家裡也得做到面面俱到。在訪問的村莊裡,一個好的女幹部不僅工作上要有作為,她在家裡照顧好家人也往往是理所應當。有的受訪者則相反,在外得不到認可,心灰意冷,反而想回到家庭,為自己的小家著想。雖然她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某些階段受到提拔和重視,但是她們的地位往往隨著政策重心和發展規劃的改變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過去的文獻強調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支持和庇護對於解決女性參政困境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此研究中,在組織培養或者家庭支援缺乏的情況下,一些農村婦女的經濟管理和調解等能力在本地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認可,她們的參政模式有著工業起飛階段或者是城市化過渡階段帶來的特殊性。她們向上流動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重心和發展規劃的改變,經常體現在不同歷史階段提拔和培養幹部的重點上(包括男女幹部)。但是這些女性幹部依然是在社會轉型和發展過程中動員起來的特殊群體,大部分農村女性面臨的參政機會依然有限。儘管這些幹部能夠在公眾領域和參政過程中尋找成就感,農村基層社區對於她們的期待仍然是多方面的:要當一個好的女幹部,同時也要孝順公婆、愛護家庭,不能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上離經叛道,最好成為一個鄰里楷模(好媳婦,好婆婆,好妯娌等等),以得到社區的認可。即使她們在農村社區得以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女幹部的身份依然往往與輔助、支持和調解這些角色相關。由於種種局限和困惑,她們經常被迫為自己的好名聲而奮鬥,或者乾脆就回歸家庭。雖然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村委會女幹部帶來新的機遇(例如由女性出任社區領導和會計這種傳統上往往由男性來擔任的職務),很多時候她們依然被邊緣化,而她們向上流動的管道和空間仍然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此文將於近期發表在Asian Anthropology,同為4月20日作者在華東師範大學題為“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的村委會女幹部——中國農村個案研究”演講,由胡啟元整理,經作者審訂。感謝微信公眾號“社會學吧”提供的學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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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人說,是澎湃新聞·請講的常設欄目,以社會學者第一人稱,從社會學視角觀察中國,解釋中國,發現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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