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 來自伊拉克基督教信徒最多的城市卡拉科什鎮的一群基督教難民在埃爾比勒的一個臨時難民營中定居， 他們逃離了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威脅。 伊斯蘭國戰鬥人員幾天前剛剛佔領了卡拉科什， 並立即著手系統地摧毀該市任何基督教的痕跡。 當我採訪難民的時候， 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他們的無能為力。 他們想回擊但沒有必要的武器。 當他們的祖屋和教堂在埃爾比勒以西80公里處被夷為平地時， 他們無能為力。
在阿富汗戰爭之後， 戰場失敗的直接結果再次出現在美國人眼前：敘利亞和庫爾德民兵未能擊退伊斯蘭國， 結果卡拉科什被攻破了。 這是簡單明瞭的。 沒有必要總結概括把這些基督教難民趕出去的軍事力量， 不需要引用諸如“多米諾骨牌理論”或“1938年慕尼克會議”這樣的複雜概念來為戰鬥辯護。 他們的軍事弱點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而在美國本土， 美國人在戰鬥中最後一次擊敗、整個城市被夷為平地、婦女和兒童受到侵犯的時間是什麼時候？人們必須回到美國內戰或美國獨立戰爭時期， 才能找到由於軍事行動而造成美國公民及其社區的類似蹂躪。 顯然， 美國和伊拉克戰爭的經歷在最近的記憶中存在著顯著不同。
誠然， 小布希的口頭禪“我們會在遠方與他們抗爭， 所以我們不必在家裡與他們作戰”是有些道理的， 美國軍隊在朝鮮的遠山、南越的稻田、波士尼亞連綿起伏的山丘、興都庫什山的白雪皚皚的山頂和巴格達的城市， 遠離大多數美國人作戰。 在那段時間內， 沒有戰鬥導致美國平民被俘或美國城鎮被夷為平地。
這種獨特的美國戰爭經歷首先是和地理距離相結合的結果——由於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阻隔， 美國不受任何跨越兩大洋侵襲的威脅——以及美國軍事力量的優勢：美國一直是， 現在仍然是世界的最強大的軍事實力。 人們可以稱之為美國戰爭的最顯著的特徵不僅是卓越的技術或大規模火力， 還有地理距離。 過去一百年來， 美國的戰爭與美國的國土相距數千英里， 幾乎沒有將美國領土置於危險之中（除了日益迫近的核威脅之外）， 並且掩蓋了美國人戰勝的許多可怕後果。
過去一百年美國經驗的四個方面值得強調。
首先， 地理距離阻止了美國平民免遭軍事衝突的威脅（有一些例外， 例如日本在珍珠港的襲擊和二戰期間日本對菲律賓的佔領）。
其次， 儘管自2001年以來一直處於戰爭狀態， 但美國領土上的美國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在近二十年的戰爭中並未受到攻擊， 損壞或摧毀。 對於此期間幾乎任何戰爭的國家來說， 這都是無與倫比的（一個明顯的例外是拿破崙戰爭期間的英國）。 相比之下， 伊拉克在過去的15年中因戰爭而遭受了大量的民用基礎設施的破壞；摩蘇爾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 敘利亞戰前住房存量的三分之一已經與該國一半的教育和醫療設施一起被摧毀。 據統計，截至2017年7月，自2014年7月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東部有17,000多棟建築物遭到破壞或毀壞。人們經常忘記的是，摧毀民用基礎設施不僅直接導致平民傷亡，而且從長遠來看甚至更具破壞性加速社會結構的破壞，並可能威脅社會的法律和文化基礎。
第三，近幾十年來美國和其他許多西方國家進行的遠征戰爭（包括部隊相對較短的部署進入戰區），導致了對衝突的快速理解，而不會理解正在發生的衝突的具體性質。最重要的是，短期部署根本不利於瞭解現實情況並理解敵人。鑒於對戰爭的這種粗略理解，美國公眾和決策者將特種作戰部隊神話化為迅速而果斷的遠征戰爭的體現並繼續相信快速的軍事勝利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流行的“技術解決主義”時代精神主義者認為先進的新武器系統可以使打贏的戰爭更容易和更人性化，從而促進對戰爭的選擇性理解。遙控和半自主武器系統使戰爭失去人性，並將其變成類似電子遊戲的經歷，其中諸如“手術刀式空襲”或“附帶損害”等術語掩蓋了空中襲擊的實際殘暴和後果。它還可以強化戰術應用可以糾正任何戰略性軍事失誤的信念。此外，按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作為這種思維的結果，美國決策者經常強調戰爭性質的變化（戰爭是如何發生的）而不是戰爭的“恒定”性質（混亂的，不可控制的人類控制，血腥的，和災難性）。
克勞塞維茨
由於上述四個區別，美國決策者和軍事領導人儘管持續發動戰爭，但矛盾的是，他們對戰爭有了更“溫和”和“更清潔”的理解，導致了我所稱的“戰爭差距”。幾乎根據定義，現在美國人的戰爭代表了一個只有美國軍隊和外國戰鬥人員和平民遇難的遙遠國家的衝突。美國的房屋沒有遭到洗劫或轟炸，也沒有任何外國的侵略制度（如果只是暫時的）被強加。美國公民仍然身體不受傷害和死亡。這與歐洲、非洲、亞洲和中東的戰爭經歷在同樣的背景下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決策者最好記住美國的戰爭經歷是獨一無二的。在過去的一百年中，美國倖免於戰爭的殘酷。美國人最後悲劇地忘記了謝爾曼對“地獄”的直接評論，也無法理解埃爾比勒可憐的難民們。
據統計，截至2017年7月，自2014年7月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東部有17,000多棟建築物遭到破壞或毀壞。人們經常忘記的是，摧毀民用基礎設施不僅直接導致平民傷亡，而且從長遠來看甚至更具破壞性加速社會結構的破壞，並可能威脅社會的法律和文化基礎。
第三，近幾十年來美國和其他許多西方國家進行的遠征戰爭（包括部隊相對較短的部署進入戰區），導致了對衝突的快速理解，而不會理解正在發生的衝突的具體性質。最重要的是，短期部署根本不利於瞭解現實情況並理解敵人。鑒於對戰爭的這種粗略理解，美國公眾和決策者將特種作戰部隊神話化為迅速而果斷的遠征戰爭的體現並繼續相信快速的軍事勝利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流行的“技術解決主義”時代精神主義者認為先進的新武器系統可以使打贏的戰爭更容易和更人性化，從而促進對戰爭的選擇性理解。遙控和半自主武器系統使戰爭失去人性，並將其變成類似電子遊戲的經歷，其中諸如“手術刀式空襲”或“附帶損害”等術語掩蓋了空中襲擊的實際殘暴和後果。它還可以強化戰術應用可以糾正任何戰略性軍事失誤的信念。此外，按照克勞塞維茨的說法，作為這種思維的結果，美國決策者經常強調戰爭性質的變化（戰爭是如何發生的）而不是戰爭的“恒定”性質（混亂的，不可控制的人類控制，血腥的，和災難性）。
克勞塞維茨
由於上述四個區別，美國決策者和軍事領導人儘管持續發動戰爭，但矛盾的是，他們對戰爭有了更“溫和”和“更清潔”的理解，導致了我所稱的“戰爭差距”。幾乎根據定義，現在美國人的戰爭代表了一個只有美國軍隊和外國戰鬥人員和平民遇難的遙遠國家的衝突。美國的房屋沒有遭到洗劫或轟炸，也沒有任何外國的侵略制度（如果只是暫時的）被強加。美國公民仍然身體不受傷害和死亡。這與歐洲、非洲、亞洲和中東的戰爭經歷在同樣的背景下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決策者最好記住美國的戰爭經歷是獨一無二的。在過去的一百年中，美國倖免於戰爭的殘酷。美國人最後悲劇地忘記了謝爾曼對“地獄”的直接評論，也無法理解埃爾比勒可憐的難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