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三， 我應邀參加了三一公益基金會（三一重工發起的非公募基金會）2017年戰略升級發佈會暨新址啟動儀式。 活動時間的選擇是頗有一點心思的， 3月1日下午3點零1分。
有意思的是三一基金會發佈的內容， 特別是對“科學公益”的推崇。 秘書長說， 要引導創新公益行動者走向更加求真務實、科學高效的方向。 記憶中， 我很少聽到公益圈裡討論“科學高效”這四個字的， 於是就記得特別清楚， 也突然有了討論公益圈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想法。
德先生 V.S. 賽先生
在中國讀過中學歷史課本的朋友們， 應該都記得五四運動帶來了德先生與賽先生。
公益天然就和德先生有點”親戚“關係：一般認為， 公益組織是社會第三部門， 有別於政府（第一部門）和企業（第二部門）， 所以公益組織發展取決於公民社會的發育， 後者與民主法治是分不開的。 甚至可以說， 只有德先生過得好， 公益組織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此外， 多數公益組織所奉行的價值觀也可德先生一脈相承。 當年， 我參加大學生綠色營時， 綠色營創辦人唐錫陽老師就特別強調， 綠色營是一所學校， 一所綠色的學校， 一所民主的學校。
不過， 德先生雖然重要， 但卻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公益組織的管理、公益專案的管理， 通常還是賽先生更在行。 這裡的賽先生， 主要指“管理科學”， 作用是讓一個組織更高效管理物料、人力、資金、資訊等資源， 進行更科學的決策。 如果沒有上世紀初美國人泰勒提出的科學管理原理， 今天我們恐怕就不會看到各種大型的製造工廠了。 公益組織， 特別是大型的公益組織， 絕對是離不開科學管理的（包括人力資源管理、流程管理等）。 在當前這個發展階段， 我覺得賽先生之于公益組織的重要性要高於德先生。
舉目四望， 公益組織很少談科學管理。 為什麼？我想一是缺乏意識， 不少公益組織的領導人缺乏在企業的管理經驗，
賽先生與公益評估
對專案成效進行評估毫無疑問是專案管理的重要一環。 長期以來， 在公益專案中， 這部分是缺了的。 以往的公益專案評估更類似審計， 主要看資金是否落實到位、專案是否如期開展等。 但公益專案的社會效益如何， 往往缺乏有效的測量。 上週四下午， 我在廣州CRO論壇介紹“CSR十大趨勢”， 就有香港大學的朋友在會上提及公益專案如何測量社會效益的問題。
我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介紹了一下商道在這方面的嘗試。 幾年前， 我們就為安利公益基金會做過春苗營養廚房的督導和社會效益評估， 計算出該公益專案的SROI（社會投資回報率）。 去年， 我們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合作， 將類似的框架應用到數家試點企業， 其中我們給宜信宜農貸做的評估已經發佈了， 餘下幾個案例在未來兩三個月也會陸續發佈。
這個評估， 我一直覺得不是Rock Science， 而是Half art, half science， 好歹算是賽先生的近親吧。 至少， 評估測得的資料可以為科學管理提供依據， 所謂“非可測量， 無以管理”。 前幾天， 看到一篇新聞， 說丹麥珠寶品牌Pandora宣佈將通過使用回收的金和銀等原材料製作珠寶，
最近比較流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就在上周， 玫琳凱中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與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在德國波恩宣佈將共同推進SDGs示範村專案， 整合各方利益相關方的資源， 探索綜合解決農村貧困問題、性別平等議題的創新發展模式。 你知道嗎？SDGs第17個目標是“夥伴關係”， 裡面就有一個要點是要進行資料監測。 可見， 要實現SDGs， 也是離不開賽先生的。
多研究些方案，少談些定義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們，可能還記得當時除了討論德先生和賽先生以外，胡適和李大釗還掀起了一場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叫“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我不是來教歷史課的，我也不擅長，只是想順帶套用一下來談談社會企業“多研究些方案，少談些定義”的觀點。
社會企業的概念在國內已經談了好些年了。以前總有不少人在糾結，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是看法律形式？還是看股東結構？還是看有沒有分紅？等等。我一直覺得，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社會企業，重點是（1）組織目標有沒有把社會效益放在重要位置？（2）有沒有商業模式獲取收入？只要這兩個答案是肯定的，我覺得這個組織都可以叫做社會企業。管它按什麼註冊呢。定義不重要，關鍵是這個機構有沒有通過解決社會問題來賺錢的solution。這就是我所說的“多研究些方案，少談些定義”。
以往，不少人憂鬱在定義之中。客觀上也阻礙了社會企業概念的廣泛推廣，特別是向普羅大眾和商業企業的推廣，成為公益圈自己玩的一個概念。遺憾的是，公益機構換一個馬甲還是公益機構，還是缺乏通過解決社會問題來賺錢的solution，就讓社會企業的路子越走越窄，本來就不多的社會投資基金都有點偃旗息鼓。我總覺得，社會企業應該從初創企業去找，不是從公益組織去找。
最近兩年，我看到一些變化，開始重視solution，弱化定義了。特別是，摩拜單車剛剛入圍“2016中國社會企業獎”，讓我看到了一束更耀眼的曙光。
多研究些方案，少談些定義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們，可能還記得當時除了討論德先生和賽先生以外，胡適和李大釗還掀起了一場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叫“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我不是來教歷史課的，我也不擅長，只是想順帶套用一下來談談社會企業“多研究些方案，少談些定義”的觀點。
社會企業的概念在國內已經談了好些年了。以前總有不少人在糾結，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是看法律形式？還是看股東結構？還是看有沒有分紅？等等。我一直覺得，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社會企業，重點是（1）組織目標有沒有把社會效益放在重要位置？（2）有沒有商業模式獲取收入？只要這兩個答案是肯定的，我覺得這個組織都可以叫做社會企業。管它按什麼註冊呢。定義不重要，關鍵是這個機構有沒有通過解決社會問題來賺錢的solution。這就是我所說的“多研究些方案，少談些定義”。
以往，不少人憂鬱在定義之中。客觀上也阻礙了社會企業概念的廣泛推廣，特別是向普羅大眾和商業企業的推廣，成為公益圈自己玩的一個概念。遺憾的是，公益機構換一個馬甲還是公益機構，還是缺乏通過解決社會問題來賺錢的solution，就讓社會企業的路子越走越窄，本來就不多的社會投資基金都有點偃旗息鼓。我總覺得，社會企業應該從初創企業去找，不是從公益組織去找。
最近兩年，我看到一些變化，開始重視solution，弱化定義了。特別是，摩拜單車剛剛入圍“2016中國社會企業獎”，讓我看到了一束更耀眼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