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帽論價。
責編 | 李曉明
知識份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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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以貌取人”， 今有“以帽取人”。
在時下全國各地你來我往、不亦樂乎的引才大戰中，
你引進兩院院士、我引進諾獎得主， 你出1000萬、我出3000萬， “人才大戰”異化為“帽子大戰”
今年年初寧夏出臺的“高層次人才分類管理辦法”， 在目前各地的引才政策中很有代表性——
A類人才包括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院院士等， B類人才包括“千人計畫”人選、長江學者人選等， C類人才包括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獲得者等， D類人才包括省級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主任等， Ｅ類人才為全日制博士。
這5類高層次人才享受差異化的待遇：安家費按人才分類不同最高達到220萬元，
在各地的引才計畫中， 物質待遇“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比如， 天津市濱海新區的“全球攬才”計畫規定， 對引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國家兩院院士、發達國家院士等著名專家， 給予最高1200萬元工作經費和生活補貼；河北省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院士智力引進工作的意見》規定， 對調入河北省或根據協定全職到河北省工作的院士， 省財政給予每人1000萬元科研經費補貼和200萬元安家費補貼， 每人每年給予20萬元特殊生活補貼。
近幾年推出的“雙一流”建設， 把高校之間的“引才大戰”推向白熱化，
上海交大教授李俠曾在一篇題為《中國人才市場中的八大鐵帽子王》的博文中， 梳理了“八大鐵帽子王”的不同價位——
1、院士：待遇面議， 出現多大數字都不要驚訝；
2、千人：全職薪水80-100萬元；
3、長江學者：薪水60-100萬元；
4、傑青：薪水60-80萬元；
5、青年千人：薪水40-60萬元；
6、青年長江：薪水40-60萬元；
7、優青：薪水30-40萬元；
8、青年拔尖人才：薪水30-40萬元。
李俠說， 上述1-4類被稱作人才市場的“四大天王”“老鐵帽子王”；5-8類被稱作學術界的“四小金剛”、“小鐵帽子王”。 目前國內轟轟烈烈的人才爭奪戰， 主要集中在這八大鐵帽子王之間進行——其他的都不叫“人才”。
不難看出， 原本“以才取人”“按質論價”的“人才大戰”， 已在很大程度上異化為“以帽取人”“按帽定價”的“帽子大戰”。
並不是帽子越大本事越大， “以帽取人”“以帽論價”相當不科學
重視人才、重金引進人才無可厚非， 問題是：真的是“帽子越大本事越大”嗎？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對於科學家的創新實力， 要分清‘過去式’和‘現在時’。 ”中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長武可嘉說， 科學家評諾獎、選院士， 所依據的是他們青壯年時期作出的成果， 大部分科學家榮獲諾獎、當選院士時已經五六十歲， 有的甚至七八十歲。 “比如屠呦呦先生， 她2015年榮獲諾獎時已經85歲了。 ”
“科學探索和技術開發既需要活躍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 也離不開充沛的體力。
“因此， 大多數諾獎得主和院士獲得榮譽時已經過了創新的巔峰期， 很難再做出原創性的重大成果。 ”武可嘉說， 近年來我國新當選的院士年齡趨於年輕化， 少數正在一線的青年、中年科學家成為兩院院士。 “但是， 對這些科學家來說， 時間遠比金錢重要， 他們不會為了待遇而放棄自己手頭的工作；那些‘雙聘院士’‘多聘院士’， 大都是脫離一線的老院士。 ”
對於年富力強的中青年科學家而言， 有帽子的就比沒帽子的水準高、本事大嗎？
“當然不是這樣。”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邵峰說，近年來隨著大批海歸留學人員回國、國內自己培養的高水準青年人才越來越多，實力相當的科學家群體明顯壯大。院士也好，“傑青”、“長江”也好，每年評選的數量相當有限，評上的不乏有一定水準的，但沒評上的也不見得水準差，有的甚至比評上的水準還高。“所以，‘以帽子論英雄’的做法很不科學。”他說，“我是2015年當選的院士，不能說我當選後水準立馬就提高了。”
“帽子大戰”利少弊多，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值得重視
“俗話說‘種瓜得過、種豆得豆’，在吸引人才上也是如此。”武可嘉認為，無論是地方政府發展新興產業還是高校加強學科建設、增強科研實力，需要的都是“能幹活的人才”，而不是“名實不副”的頭銜、帽子。那些看重虛名的，最後得到的往往也是虛名。
“近年來個別地方熱衷於搞‘院士經濟’‘諾獎經濟’，其願景聽上去非常宏大，但最後的結果可能很不靠譜。”他分析說，在兩院院士中，中科院院士大多是搞基礎研究的，其成果距離產業化十萬八千里；諾獎得主就更是如此，他們自己根本就不懂產業，哪來的經濟呢？
武可嘉指出，對於高校而言，固然可以借助院士等大牛的聲望和在資源配置上的話語權，吸引中青年人才、集聚科技資源，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提升自己的學科建設水準，但就全國而言，卻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一方面是導致人才惡性競爭，越富的地方人才越集聚、越窮的地方人才越少，使原本就難以留人的中西部地區人才流失更嚴重。”武可嘉說，另一方面，是加劇了科技資源的分配不公，讓業已存在的‘青椒’為大牛幹活的‘打工科研’愈演愈烈，既加劇了學術不公，也不利於青年人才的脫穎而出。這一傾向，與院士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如果任由‘帽子大戰’蔓延，將嚴重破壞我國的學術生態。”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認為，“帽子大戰”既給票子、又給位子，這種激勵方式一旦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成為被社會認可的潮流，很多人的職業追求與聲名利益就會本末顛倒，很難再靜下來潛心學術、攻堅克難、精益求精。這不僅加劇了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學風，甚至會動搖學者的學術追求，背離了高校研院所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初衷。如果長此以往，將使我國的學術生態嚴重變態。
“在‘帽子大戰’出現之前，科研人員的‘搶帽子’現象就很嚴重，‘帽子大戰’無異於火上澆油，問題愈演愈烈。這將導致中國的科研更加急功近利，願意坐冷板凳、搞原創的人將更加稀少。”邵峰說，許多年輕人為了湊論文、“搶帽子”，就挑選那些容易做的題目做、先發夠論文再說；至於所做的題目是不是國際領域重要的科學問題，就顧不上考慮了。結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補補的工作；等你戴上“帽子”、想起來再做的時候，那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很可能早就被別人做了——大好年華就這樣就白白浪費了。
受訪者指出，現在國家大力宣導科學家靜下心來、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以謀求重大原創和核心技術突破，但洶湧澎湃的“帽子大戰”卻很難讓科學家靜下心來，更不用說潛心攻關了。
看帽子更要看本事，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的正確軌道
“‘以帽取人’的‘帽子大戰’背離了‘唯才是舉’的人才評價標準，讓‘帽子’像SCI論文那樣，成為評價科技人員的指揮棒。如果長此以往，勢必讓更多人本末倒置、想方設法搶‘帽子’，在不知不覺中滑向‘重名輕實’、急功近利甚至追名逐利的深淵。”受訪者一致呼籲，必須及早採取措施、正本清源，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以本事取人”的正確軌道。
武可嘉認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導下，“帽子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地方官員的政績工程。“一些官員不懂前沿科技，‘搶帽子’最快最省事；一些官員急於在任期內把政績搞上去，搶到的帽子越多升遷越快，至於最終效果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引人用人既要看‘帽子’更要看本事，應該把目光由過去轉向未來、把考評的重點放到引進人才的創新能力和潛力上。”邵峰指出，除了在引才過程減少行政化、多讓科技同行把關，還應加強引才工程的績效評估。“應該採取引才績效定期評估，並實行當事人終身負責制，這樣將會抑制官員‘搶帽子’‘數帽子’的衝動。”
趙躍宇認為，“搶帽子”的背後是薪酬分配制度。當前高校、研究院所的績效薪酬制度與人才市場的實際情況嚴重脫節，“參公管理”的薪酬政策使高校、院所難以形成體現本行業特徵和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薪酬制度，‘帽子’演變為位子、票子的砝碼。“今後應逐步壓縮甚至取消各級各類人才計畫稱號和政府獎勵方式，讓‘帽子’與薪酬脫鉤；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與自己職業特徵相適應的薪酬體系和合理的績效獎勵制度，保障學者、科研人員有體面的收入。”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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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大戰”利少弊多，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值得重視
“俗話說‘種瓜得過、種豆得豆’，在吸引人才上也是如此。”武可嘉認為，無論是地方政府發展新興產業還是高校加強學科建設、增強科研實力，需要的都是“能幹活的人才”，而不是“名實不副”的頭銜、帽子。那些看重虛名的，最後得到的往往也是虛名。
“近年來個別地方熱衷於搞‘院士經濟’‘諾獎經濟’，其願景聽上去非常宏大，但最後的結果可能很不靠譜。”他分析說，在兩院院士中，中科院院士大多是搞基礎研究的，其成果距離產業化十萬八千里；諾獎得主就更是如此，他們自己根本就不懂產業，哪來的經濟呢？
武可嘉指出，對於高校而言，固然可以借助院士等大牛的聲望和在資源配置上的話語權，吸引中青年人才、集聚科技資源，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提升自己的學科建設水準，但就全國而言，卻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一方面是導致人才惡性競爭，越富的地方人才越集聚、越窮的地方人才越少，使原本就難以留人的中西部地區人才流失更嚴重。”武可嘉說，另一方面，是加劇了科技資源的分配不公，讓業已存在的‘青椒’為大牛幹活的‘打工科研’愈演愈烈，既加劇了學術不公，也不利於青年人才的脫穎而出。這一傾向，與院士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如果任由‘帽子大戰’蔓延，將嚴重破壞我國的學術生態。”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認為，“帽子大戰”既給票子、又給位子，這種激勵方式一旦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成為被社會認可的潮流，很多人的職業追求與聲名利益就會本末顛倒，很難再靜下來潛心學術、攻堅克難、精益求精。這不僅加劇了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學風，甚至會動搖學者的學術追求，背離了高校研院所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初衷。如果長此以往，將使我國的學術生態嚴重變態。
“在‘帽子大戰’出現之前，科研人員的‘搶帽子’現象就很嚴重，‘帽子大戰’無異於火上澆油，問題愈演愈烈。這將導致中國的科研更加急功近利，願意坐冷板凳、搞原創的人將更加稀少。”邵峰說，許多年輕人為了湊論文、“搶帽子”，就挑選那些容易做的題目做、先發夠論文再說；至於所做的題目是不是國際領域重要的科學問題，就顧不上考慮了。結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補補的工作；等你戴上“帽子”、想起來再做的時候，那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很可能早就被別人做了——大好年華就這樣就白白浪費了。
受訪者指出，現在國家大力宣導科學家靜下心來、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以謀求重大原創和核心技術突破，但洶湧澎湃的“帽子大戰”卻很難讓科學家靜下心來，更不用說潛心攻關了。
看帽子更要看本事，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的正確軌道
“‘以帽取人’的‘帽子大戰’背離了‘唯才是舉’的人才評價標準，讓‘帽子’像SCI論文那樣，成為評價科技人員的指揮棒。如果長此以往，勢必讓更多人本末倒置、想方設法搶‘帽子’，在不知不覺中滑向‘重名輕實’、急功近利甚至追名逐利的深淵。”受訪者一致呼籲，必須及早採取措施、正本清源，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以本事取人”的正確軌道。
武可嘉認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導下，“帽子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地方官員的政績工程。“一些官員不懂前沿科技，‘搶帽子’最快最省事；一些官員急於在任期內把政績搞上去，搶到的帽子越多升遷越快，至於最終效果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引人用人既要看‘帽子’更要看本事，應該把目光由過去轉向未來、把考評的重點放到引進人才的創新能力和潛力上。”邵峰指出，除了在引才過程減少行政化、多讓科技同行把關，還應加強引才工程的績效評估。“應該採取引才績效定期評估，並實行當事人終身負責制，這樣將會抑制官員‘搶帽子’‘數帽子’的衝動。”
趙躍宇認為，“搶帽子”的背後是薪酬分配制度。當前高校、研究院所的績效薪酬制度與人才市場的實際情況嚴重脫節，“參公管理”的薪酬政策使高校、院所難以形成體現本行業特徵和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薪酬制度，‘帽子’演變為位子、票子的砝碼。“今後應逐步壓縮甚至取消各級各類人才計畫稱號和政府獎勵方式，讓‘帽子’與薪酬脫鉤；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與自己職業特徵相適應的薪酬體系和合理的績效獎勵制度，保障學者、科研人員有體面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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