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吾乃昊天
文史宴三國徵文大賽頒獎典禮已經在杭州龍門古鎮圓滿結束， 之後會放上典禮實況， 以及發放大賽的各種獎金。 這幾天因為忙於典禮， 未能按時推文， 大司馬先行致歉。 本文講述雅典是怎樣從王國演變為民主國的， 中間會經過哪些坎， 這放到整個歷史裡看也有意義， 那些轉型失敗的文明敗在哪裡， 看本文會很有啟示。
雖未列入四大文明古國之中， 古希臘依然堪稱是西方文明的源泉。 而在眾多的希臘城邦中， 雅典無疑是群星中最璀璨的那一顆， 以至於現在的希臘共和國仍以雅典為首都。
因為在古希臘留給後世的諸多政治遺產中， 民主制度可謂是影響最深遠的一筆， 就連兩千年後文藝復興的領導者和美國的開國元勳們都對其推崇不已， 在記錄華盛頓等人關於憲法的討論檔《聯邦党人文集》中， “希臘”一詞出現了17次。 而這種讓希臘人引以為傲的民主政體， 正是發源于雅典城邦。
雅典衛城復原圖
平民和貴族的尖銳對立
1
和後來的羅馬一樣， 雅典也經歷了從王政到民主的政體演變。
雅典最後一任國王科德魯斯戰死後， 雅典人廢除了國王， 改以執政官代之。 後來為了進一步限制執政官的權力， 又把執政官的任期不斷縮減至一年， 並把人數從一個增加到九個， 分別執掌城邦的政治、軍事、司法和宗教權力。
元老院則作為執政官的輔助、監督和諮詢機構， 由卸任執政官和貴族中德高望重者組成。
廢除王政之初， 雅典貴族把持了元老院、執政官等重要官職， 壟斷國家最高權力。 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的公民大會形同虛設。 貴族倚仗特權佔有大量土地，
元老院貴族
平民和貴族的矛盾日趨尖銳， 此時的雅典， 雖然已經沒有了國王， 但也絕非是民主政體， 而是貴族專權的寡頭政體。
貴族在壓迫平民的同時， 內部也因為各種原因爭鬥不止， 不少貴族為了在角逐中獲勝， 開始拉攏平民打擊另一派貴族。
西元前632年， 雅典貴族基隆聯合平民發動政變， 因為平民的臨陣倒戈而失敗。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 前621年， 新任執政官德拉古將習慣法整理修改， 擬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
該法律修改負債法， 將官吏任命由貴族會議選拔改為公民抽籤決定，
更可怕的是， 為了維護社會治安， 德拉古法將殺人、縱火、搶劫、偷竊等都列為死罪， 就連懶惰也成了犯罪行為。 以至於有人說這部法律是用鮮血而非墨水寫成的， 後人也經常用“德拉古式”來形容嚴酷刑律。
嚴酷的律法沒能解決社會的矛盾， 平民爭取權利的運動此起彼伏。 令德拉古始料不及的是， 重刑之下， 一些平民不惜鋌而走險， 犯下大罪， 社會治安每況愈下。
基隆的岳父——麥加拉僭主（指通過非法手段奪權的篡位者）特西阿真尼為了替女婿報仇， 發兵奪取了雅典的軍事重鎮薩米拉島。
內憂外患的形勢所迫， 貴族與平民經過協商， 決定推舉貴族出身又受平民尊重的梭倫為執政官，
梭倫改革和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
2
梭倫早年在外經商， 走訪過希臘的眾多城邦， 對各城邦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瞭解， 讓他意識到雅典貴族政治的弊端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薩米拉島淪陷後， 梭倫趕回雅典， 當時的雅典當局為了掩蓋自己的失敗， 下令不許人民談論薩米拉島， 違者處死。
梭倫和朋友們商量後， 通過裝瘋賣傻和鼓動群眾， 讓雅典執政官廢除了不准談論薩米拉島的法令， 並任命他為指揮官， 一舉從麥加拉僭主手中收復了薩米拉島， 憑藉這一功績， 梭倫成為雅典新的領導者。
與商鞅完全相反的改革家梭倫
受任於危難之際，為了改變雅典的社會現狀，梭倫於前594年推行了改革措施：
法律方面，廢除德拉古法，只保留關於謀殺罪的條文。
社會方面，頒佈解負令，禁止把負債的平民賣為奴隸，因欠債而淪為奴隸的平民一律釋放，所有債契全部廢除，被抵掉的土地歸還原主，已賣到外邦為奴的由城邦出資贖回。
同時，根據財產多寡將公民劃分成四個等級，等級越高權利越大。
政治制度方面，恢復公民大會為最高行政機構，設立四百人會議（四個部落各選百人，前三等級公民可以參加）和陪審法庭（所有等級都可以參加）。
經濟方面，改革幣制，鼓勵公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
此外，梭倫還鼓勵有真才實學的外邦人移民雅典並給予他們公民權；規定父親必須教會兒子一門手藝，否則不許接受贍養；沒有子女的公民可以把財產贈送給其他親友等。
梭倫的改革打破了貴族對政治的壟斷，也讓平民擺脫了債務負擔，更多地參與到政治決策。但下層平民（主要是農民）的地位因為依財產而劃分的等級制度並沒有得到太多提高。
梭倫卸任歸隱後，雅典貴族內訌再起，經過反復激烈的角逐，梭倫的遠房親戚庇西特拉圖勝出，在雅典首次建立起僭主統治。
對雅典民主政體的發展而言，庇西特拉圖的影響是雙面的。
一方面，僭主的獨裁統治的確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庇西特拉圖在奪權和執政過程中，清洗了不少貴族政敵，客觀上削弱了貴族的力量，而且和梭倫一樣，身為貴族卻傾向于平民的庇西特拉圖在統治期間，大力推動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制定了降低農業稅等保障農民權益的政策，使平民有更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參與政治的後盾。
克裡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利時代的鼎盛
3
庇西特拉圖死後，雅典人推翻了其子希庇亞斯的統治（希庇亞斯垮臺後流亡波斯，投敵叛國，此為希波戰爭的導火索之一），又一位同情平民的貴族克利斯提尼當選為首席執政官，為了進一步推動雅典的民主進程，在梭倫和庇西特拉圖改革的基礎上，克利斯提尼開始了新的變革：
廢除四個以血緣為基礎的傳統部落，以地域為基礎組建十個部落，摧毀貴族的政治基礎。
廢除四百人會議，組建五百人會議。雅典公民無論等級皆可參加。
十個部落各選一人組成十將軍委員會。
除了上述改革外，克利斯提尼還發明了“陶片放逐法”，即當雅典公民認為某個人的存在對城邦構成威脅時，就把他的名字刻在陶片上，在公民大會上進行表決，當陶片數量達到六千時，被認為有危險的那個人不經法庭審判和本人辯解就會被放逐，直到放逐期滿後才能回國。
此法被希臘其他城邦效法，成了政客們排擠政敵的慣用伎倆。更加諷刺的是，由於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克利斯提尼本人成了陶片放逐法的第一個受害者。
雖然作法自斃，克利斯提尼的改革著實讓雅典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貴族專權的政治局面一去不返，而這場由梭倫開始，庇西特拉圖推動，克利斯提尼發展的民主改革，將在克利斯提尼侄女的兒子——號稱“奧林匹斯山之巔的宙斯”的伯裡克利最終完成。
締造希臘黃金時代的伯利克裡
前443年，伯裡克利當選為雅典的首席執政官，和前面那幾位一樣，雖然擁有顯赫的家世，伯裡克利卻站在了平民和民主政治一邊。
執政期間，伯裡克利重修了毀於希波戰爭的雅典衛城，確立了公民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崇高地位，創立公薪制給官員發放工資（此前雅典官員沒有工資，所以只有富人才有能力當官），官員選舉對所有階級開放，並定期發放免費糧食資助貧困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與克利斯提尼的作法自斃不同，伯裡克利廢除了一條自己制訂的法律。
前451年，他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獲得雅典的公民權，但在後來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期間，一場瘟疫襲擊了雅典，伯裡克利與其雅典妻子所生的幾個兒子全部死于瘟疫，只有一個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兒子倖免于難。
因為伯裡克利的第二任妻子是外邦人，又為了讓自己的家族後繼有人，伯裡克利不得不請求公民大會廢除了這一法律。
伯裡克利改革讓雅典成為了希臘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典範，成年男性公民（奴隸、婦女、外邦人除外）無論家庭背景，財產多寡均可參與國家政事的決策。
隨著民主體制的確立，雅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迎來了空前的繁盛，偉大的哲學思想和文藝作品隨之而來，後人謂之曰“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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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鞅完全相反的改革家梭倫
受任於危難之際，為了改變雅典的社會現狀，梭倫於前594年推行了改革措施：
法律方面，廢除德拉古法，只保留關於謀殺罪的條文。
社會方面，頒佈解負令，禁止把負債的平民賣為奴隸，因欠債而淪為奴隸的平民一律釋放，所有債契全部廢除，被抵掉的土地歸還原主，已賣到外邦為奴的由城邦出資贖回。
同時，根據財產多寡將公民劃分成四個等級，等級越高權利越大。
政治制度方面，恢復公民大會為最高行政機構，設立四百人會議（四個部落各選百人，前三等級公民可以參加）和陪審法庭（所有等級都可以參加）。
經濟方面，改革幣制，鼓勵公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
此外，梭倫還鼓勵有真才實學的外邦人移民雅典並給予他們公民權；規定父親必須教會兒子一門手藝，否則不許接受贍養；沒有子女的公民可以把財產贈送給其他親友等。
梭倫的改革打破了貴族對政治的壟斷，也讓平民擺脫了債務負擔，更多地參與到政治決策。但下層平民（主要是農民）的地位因為依財產而劃分的等級制度並沒有得到太多提高。
梭倫卸任歸隱後，雅典貴族內訌再起，經過反復激烈的角逐，梭倫的遠房親戚庇西特拉圖勝出，在雅典首次建立起僭主統治。
對雅典民主政體的發展而言，庇西特拉圖的影響是雙面的。
一方面，僭主的獨裁統治的確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庇西特拉圖在奪權和執政過程中，清洗了不少貴族政敵，客觀上削弱了貴族的力量，而且和梭倫一樣，身為貴族卻傾向于平民的庇西特拉圖在統治期間，大力推動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制定了降低農業稅等保障農民權益的政策，使平民有更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參與政治的後盾。
克裡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利時代的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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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西特拉圖死後，雅典人推翻了其子希庇亞斯的統治（希庇亞斯垮臺後流亡波斯，投敵叛國，此為希波戰爭的導火索之一），又一位同情平民的貴族克利斯提尼當選為首席執政官，為了進一步推動雅典的民主進程，在梭倫和庇西特拉圖改革的基礎上，克利斯提尼開始了新的變革：
廢除四個以血緣為基礎的傳統部落，以地域為基礎組建十個部落，摧毀貴族的政治基礎。
廢除四百人會議，組建五百人會議。雅典公民無論等級皆可參加。
十個部落各選一人組成十將軍委員會。
除了上述改革外，克利斯提尼還發明了“陶片放逐法”，即當雅典公民認為某個人的存在對城邦構成威脅時，就把他的名字刻在陶片上，在公民大會上進行表決，當陶片數量達到六千時，被認為有危險的那個人不經法庭審判和本人辯解就會被放逐，直到放逐期滿後才能回國。
此法被希臘其他城邦效法，成了政客們排擠政敵的慣用伎倆。更加諷刺的是，由於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克利斯提尼本人成了陶片放逐法的第一個受害者。
雖然作法自斃，克利斯提尼的改革著實讓雅典朝著民主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貴族專權的政治局面一去不返，而這場由梭倫開始，庇西特拉圖推動，克利斯提尼發展的民主改革，將在克利斯提尼侄女的兒子——號稱“奧林匹斯山之巔的宙斯”的伯裡克利最終完成。
締造希臘黃金時代的伯利克裡
前443年，伯裡克利當選為雅典的首席執政官，和前面那幾位一樣，雖然擁有顯赫的家世，伯裡克利卻站在了平民和民主政治一邊。
執政期間，伯裡克利重修了毀於希波戰爭的雅典衛城，確立了公民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崇高地位，創立公薪制給官員發放工資（此前雅典官員沒有工資，所以只有富人才有能力當官），官員選舉對所有階級開放，並定期發放免費糧食資助貧困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與克利斯提尼的作法自斃不同，伯裡克利廢除了一條自己制訂的法律。
前451年，他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獲得雅典的公民權，但在後來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期間，一場瘟疫襲擊了雅典，伯裡克利與其雅典妻子所生的幾個兒子全部死于瘟疫，只有一個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兒子倖免于難。
因為伯裡克利的第二任妻子是外邦人，又為了讓自己的家族後繼有人，伯裡克利不得不請求公民大會廢除了這一法律。
伯裡克利改革讓雅典成為了希臘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典範，成年男性公民（奴隸、婦女、外邦人除外）無論家庭背景，財產多寡均可參與國家政事的決策。
隨著民主體制的確立，雅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迎來了空前的繁盛，偉大的哲學思想和文藝作品隨之而來，後人謂之曰“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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