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東京動漫展。 根據規劃目標， 到2020年， “酷日本”相關產業規模將達17萬億日元。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4月26日《南方週末》， 原標題為《危險的“漢化” “漢化者”在日被捕記》）
在日本工作了3年的他， 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形， 而這時， 他還不知道， 自己將失去21天的人身自由。
“漢化”曾是中國受眾接觸日本文化產品的重要管道， 隨著版權意識普及， 身處灰色地帶的漢化組， 是時候再次掂量可能面臨的後果。
在一家中國企業駐東京分公司工作了3年的90後中國青年胡真庭， 仍對將近3個月前的被捕心有餘悸。
那是在2018年1月30日， 清晨。 突然響起急促的敲門聲， 尚有些迷迷糊糊的胡真庭看了一眼手機， 東京時間， 6：58。 “這麼早， 難道是送快遞的， 或者NHK（日本放送協會）來收錢嗎？”
胡真庭用日語詢問門外來者的身份， 對方大聲回復， “員警です”（員警）。
是不熟悉的關西腔， “你快點開， 不然就強硬措施了。
胡真庭起身， 通過貓眼往外望去， 細長的走廊上站滿了十余位員警。 “當時非常緊張。 ”胡真庭覺得， 與其相信十幾個員警不知道為什麼從關西趕到關東地區的東京， 倒不如相信是黑社會假冒， 於是他先將鏈式門栓鎖上， 打開一條縫。 沒想到， 離門最近的一位員警迅速伸腳卡進門縫中， 同時， 一份員警證件遞了進來， 隨之而來的還有一張綠色的搜查狀。
突然的拘捕這成為他後來被日本警方逮捕的根據之一。
胡真庭的這種行為叫做“漢化”， 其由來已久， 最早指將未經官方引進中國內地市場的國外軟體、遊戲或漫畫翻譯並修改成中文的行為。 而由志願者組成， 專門進行“漢化”的組織， 被稱為漢化組。 漢化組長期處於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灰色地帶，
胡真庭和門外的員警商量， 希望員警先把卡在門縫的腳收回去， 員警則擔心他不再開門， 表示了拒絕。 反復協商後， 胡真庭將門栓取下， 十幾名員警魚貫而入。
一人負責看管他， 另一名員警則向手舉拍攝儀器負責記錄的人下令， 搜查開始了。
電腦和手機是主要的檢查物件， 但設備中大多數內容是中文， 員警只能依靠著日語裡本身有的一些漢字， 和一位略懂漢語的員警猜測意思。
電腦和手機作為證物被收走。 搜查結束後， 負責看管胡真庭的員警望向他：讓他拿個包， 收拾幾件衣服， 同時， 出示了一張綠色檔， 上面印著三個大字——“逮捕狀”。
頭一次遇上這樣場景的他被捕了。
這時， 胡真庭還不知道， 他將坐上6個小時的車， 從關東的東京被帶到關西的三重縣縣廳（相當於省會）津市， 失去21天的人身自由。
到達津市已是晚上9點， 拘留所是傳統的和室房間， 每人一間， 面積約七平方米。 房間很空曠， 地上鋪著略有些殘舊的榻榻米， 有一間獨立的衛生間， “到了晚上睡覺時間， 還會有人送來被褥”。
拘留所裡“待遇”不錯， 提供的飲食每天會換花樣， 肉、魚、蔬菜甚至油炸食品都有， “想吃零食了也可以買， 拘留所也會幫忙洗衣服。 ”胡真庭回憶。
只是日子無聊， “不過平常能借書看， 一天最多借三本， 上午、中午、傍晚各一本。 ”書主要是漫畫， 結果， 到拘留結束時， 胡真庭竟看完了30本漫畫。
三重縣警方向南方週末確認了對胡真庭的抓捕和拘留情況。
提審取證不是每天都有， “有的話通常持續三到四個小時， 其間也不全是審問， 反而大半時間會用來聊天。 ”對他來說， 看漫畫消磨時間之餘， 審問反而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直到2月19日， 津市檢方起訴胡違反著作權法， 經法院判斷， 對其下達略式命令（不經過公開庭審的判決）， 判處罰金100萬日元（約合5.8萬元人民幣）。 胡真庭於當日繳納罰款並被釋放。
日本法律規定的拘留時限為10天， 搜查未結束的情況下經法院批准最多可延長10天， 包括逮捕時限在內最長為23天。 胡真庭經歷的， 幾乎是日本法律範圍內最長的拘留。
行動背後的國家戰略為了這場搜捕行動， 日本警方整整部署了兩個月， 動用9縣、府（相當於中國的省）警方，聯合搜捕“漢化者”。截至1月31日行動收網，共逮捕了9起案件的10名在日中國人，除胡真庭外，還有兩名女性留學生分別因翻譯動漫和遊戲字幕被捕。
事緣日本京都府警方接到一家遊戲公司的舉報，稱有組織破解並翻譯了他們的遊戲，要求警方調查。調查中，京都府警發現了漢化組的存在，並認為這是一個龐大的組織。於是發動其他府、縣的空餘警力加入調查，並擴大了調查範圍。
京都警方向南方週末確認了此次行動。公開報導顯示，自2015年起，日本警方每年都展開過至少一次針對從事“漢化”的在日中國籍人士的搜捕行動。在日方的描述中，“漢化”行為被指影響到了名為“酷日本”（Cool Japan）的戰略。
“酷日本”一詞首先出現在西方學界。2002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一篇文章就提出，日本應輸出動漫、料理、流行音樂等展現軟實力的文化產品，以挽救“失落的十年”所造成的經濟落後。不過，直到2010年，日本政府於經濟產業省下正式成立“Cool Japan工作室”，向海外輸出日本文化產品的“酷日本”戰略才正式成為國策之一。
根據日本“智慧財產權推進計畫2011”的具體目標，“酷日本”相關的產業規模將由2009年的4.5萬億日元（約合2607億元人民幣）提升到2020年的17萬億日元（約合9847億元人民幣）。2013年，日本政府再出資成立“酷日本基金”，對企業投身“酷日本”戰略給予激勵和引導。
政策推動下，大批優秀的日本動漫、電影、遊戲產品問世，並向海外輸出著自己的影響力。可惜的是，由於版權未引進等各種原因，大多數中國粉絲並不是通過正規的發售管道享用這些文化產品，而是更多來自漢化組的違法產品。日本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中指出，與動漫、遊戲等相關的著作權侵害案每年或高達530億起，換算成有償下載涉及金額高達3.8萬億日元（約合2201億元人民幣）。
此次搜捕行動的主導方，京都府警網路犯罪對策科副課長山下英一事後接受《FAMI通》雜誌採訪時承認，維護“酷日本”戰略確是此次抓捕行動的出發點。
京都府警方還表示，由於漢化組的內容多在中國國內網站發佈，依靠一般的網路操作無法追查到發佈人，因此這次採用了“屬搜查機密”的特殊方法，在約兩個月的時間內，鎖定了25名居住在日本的嫌疑人。
行動卻遇到了預期外的阻力。
由於違反著作權法屬“親告罪”，若受害方不提告，檢方便不會提起訴訟。因此，警方在行動開始前鎖定了25名嫌疑人，而後主動與對應的25起事件受害方（公司）聯絡，請求提出“告訴”，但其中只有9家應允。
16家受害方給出的理由包括，“毫無訴訟經驗”“公司形象會變差”等。山下英一稱，“好不容易鎖定了嫌疑人，卻有許多權利人不提告，真的是很心寒。”
“漢化”的爭議開往三重縣津市的車程有6個小時，儘管被視為犯人控制，胡真庭卻因為遊戲和同行員警侃了一路。
負責看管胡真庭的員警也是一名遊戲愛好者。在搜查胡真庭家時，他注意到了角落裡的《怪物獵人》（一款風靡日本很久的遊戲）最新款的包裝，借此便聊了起來。
在日本，電子遊戲有著很高的認可度，即便中年人也會樂在其中。拘留所的看守人員裡，還有三位《怪物獵人》玩家，向他抱怨打不出“逆鱗”（遊戲道具）；一位《最終幻想14》玩家，正“奮戰”在剛更新的4.2版本補丁內容裡。
事實上，胡真庭被捕後的“融洽”遭遇，是因為在日本民間，“漢化”行為本身存在著頗大爭議，在侵犯著作權法的同時，“漢化”也實質上説明了日本文化作品在國際間的傳播。日本華文媒體人蔣豐近日在自己的視頻節目裡分析稱，這也是16家受害方拒絕對漢化組成員提告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警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山下英一在調查中發現，在日本活動的漢化組成員，具有將日文翻譯成中文的高知識水準，普遍是高學歷、經濟寬裕且熱愛日本文化產品的人，當中大多是無酬義工。
以胡真庭為例，學習日語，到日本留學、工作，都源於對遊戲的熱愛。他是遊戲《最終幻想》的忠實粉絲，高二時，因為看不懂遊戲劇情，才開始自學日語。
當時，國內有個名為“天幻網”的《最終幻想》社區，胡真庭在那裡開始了針對《最終幻想》的“漢化”工作。隨著越來越多中國玩家因為“漢化”瞭解這款遊戲，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不過，漢化組的工作在他到日本留學後停止了。留學生活面臨著學業和生活的雙重壓力，經常需要打工，時間總是不夠。不過，他並沒有中斷向國內玩家推薦、宣傳《最終幻想》。
導致他被捕的文章，也是關於《最終幻想》的。“我在拘留期間向日本警方解釋了漢化組存在的客觀要求和歷史原因，希望他們能夠更加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也有這麼多熱愛遊戲的人。”胡真庭稱。日本的漫畫和遊戲過去很少主動發佈中文版本，這樣的市場空缺下，中國受眾只能通過漢化組的管道接觸日本文化產品。
在一些受眾看來，漢化組是互聯網世界的文化破壁者。
抓捕行動結束的第二天，2月1日，中國駐日大使館對在日中國公民發出領事提醒。提醒稱，未獲得原作者或版權方授權，擅自翻譯、發佈、傳播作品，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也可能違反日本“著作權法”；此外，利用網路等途徑下載或上傳盜版電子書籍、音像製品、遊戲軟體、圖片資源等均屬非法，請廣大在日中國公民瞭解並遵守日本的相關法律，避免捲入法律糾紛。
“大使館發出這樣的呼籲，我想是前進了一大步，”山下英一對此評價，“由國家層面來引起注意，具有相當的遏止力。”
“這個年代，留給漢化組的灰色地帶已經越來越少，”胡真庭稱，“在版權普及的浪潮中，是時候再次審視自己所處的環境，掂量可能面臨的後果了。”
（應採訪物件要求，胡真庭為化名）
動用9縣、府（相當於中國的省）警方，聯合搜捕“漢化者”。截至1月31日行動收網，共逮捕了9起案件的10名在日中國人，除胡真庭外，還有兩名女性留學生分別因翻譯動漫和遊戲字幕被捕。事緣日本京都府警方接到一家遊戲公司的舉報，稱有組織破解並翻譯了他們的遊戲，要求警方調查。調查中，京都府警發現了漢化組的存在，並認為這是一個龐大的組織。於是發動其他府、縣的空餘警力加入調查，並擴大了調查範圍。
京都警方向南方週末確認了此次行動。公開報導顯示，自2015年起，日本警方每年都展開過至少一次針對從事“漢化”的在日中國籍人士的搜捕行動。在日方的描述中，“漢化”行為被指影響到了名為“酷日本”（Cool Japan）的戰略。
“酷日本”一詞首先出現在西方學界。2002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一篇文章就提出，日本應輸出動漫、料理、流行音樂等展現軟實力的文化產品，以挽救“失落的十年”所造成的經濟落後。不過，直到2010年，日本政府於經濟產業省下正式成立“Cool Japan工作室”，向海外輸出日本文化產品的“酷日本”戰略才正式成為國策之一。
根據日本“智慧財產權推進計畫2011”的具體目標，“酷日本”相關的產業規模將由2009年的4.5萬億日元（約合2607億元人民幣）提升到2020年的17萬億日元（約合9847億元人民幣）。2013年，日本政府再出資成立“酷日本基金”，對企業投身“酷日本”戰略給予激勵和引導。
政策推動下，大批優秀的日本動漫、電影、遊戲產品問世，並向海外輸出著自己的影響力。可惜的是，由於版權未引進等各種原因，大多數中國粉絲並不是通過正規的發售管道享用這些文化產品，而是更多來自漢化組的違法產品。日本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中指出，與動漫、遊戲等相關的著作權侵害案每年或高達530億起，換算成有償下載涉及金額高達3.8萬億日元（約合2201億元人民幣）。
此次搜捕行動的主導方，京都府警網路犯罪對策科副課長山下英一事後接受《FAMI通》雜誌採訪時承認，維護“酷日本”戰略確是此次抓捕行動的出發點。
京都府警方還表示，由於漢化組的內容多在中國國內網站發佈，依靠一般的網路操作無法追查到發佈人，因此這次採用了“屬搜查機密”的特殊方法，在約兩個月的時間內，鎖定了25名居住在日本的嫌疑人。
行動卻遇到了預期外的阻力。
由於違反著作權法屬“親告罪”，若受害方不提告，檢方便不會提起訴訟。因此，警方在行動開始前鎖定了25名嫌疑人，而後主動與對應的25起事件受害方（公司）聯絡，請求提出“告訴”，但其中只有9家應允。
16家受害方給出的理由包括，“毫無訴訟經驗”“公司形象會變差”等。山下英一稱，“好不容易鎖定了嫌疑人，卻有許多權利人不提告，真的是很心寒。”
“漢化”的爭議開往三重縣津市的車程有6個小時，儘管被視為犯人控制，胡真庭卻因為遊戲和同行員警侃了一路。
負責看管胡真庭的員警也是一名遊戲愛好者。在搜查胡真庭家時，他注意到了角落裡的《怪物獵人》（一款風靡日本很久的遊戲）最新款的包裝，借此便聊了起來。
在日本，電子遊戲有著很高的認可度，即便中年人也會樂在其中。拘留所的看守人員裡，還有三位《怪物獵人》玩家，向他抱怨打不出“逆鱗”（遊戲道具）；一位《最終幻想14》玩家，正“奮戰”在剛更新的4.2版本補丁內容裡。
事實上，胡真庭被捕後的“融洽”遭遇，是因為在日本民間，“漢化”行為本身存在著頗大爭議，在侵犯著作權法的同時，“漢化”也實質上説明了日本文化作品在國際間的傳播。日本華文媒體人蔣豐近日在自己的視頻節目裡分析稱，這也是16家受害方拒絕對漢化組成員提告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警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山下英一在調查中發現，在日本活動的漢化組成員，具有將日文翻譯成中文的高知識水準，普遍是高學歷、經濟寬裕且熱愛日本文化產品的人，當中大多是無酬義工。
以胡真庭為例，學習日語，到日本留學、工作，都源於對遊戲的熱愛。他是遊戲《最終幻想》的忠實粉絲，高二時，因為看不懂遊戲劇情，才開始自學日語。
當時，國內有個名為“天幻網”的《最終幻想》社區，胡真庭在那裡開始了針對《最終幻想》的“漢化”工作。隨著越來越多中國玩家因為“漢化”瞭解這款遊戲，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感。
不過，漢化組的工作在他到日本留學後停止了。留學生活面臨著學業和生活的雙重壓力，經常需要打工，時間總是不夠。不過，他並沒有中斷向國內玩家推薦、宣傳《最終幻想》。
導致他被捕的文章，也是關於《最終幻想》的。“我在拘留期間向日本警方解釋了漢化組存在的客觀要求和歷史原因，希望他們能夠更加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也有這麼多熱愛遊戲的人。”胡真庭稱。日本的漫畫和遊戲過去很少主動發佈中文版本，這樣的市場空缺下，中國受眾只能通過漢化組的管道接觸日本文化產品。
在一些受眾看來，漢化組是互聯網世界的文化破壁者。
抓捕行動結束的第二天，2月1日，中國駐日大使館對在日中國公民發出領事提醒。提醒稱，未獲得原作者或版權方授權，擅自翻譯、發佈、傳播作品，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也可能違反日本“著作權法”；此外，利用網路等途徑下載或上傳盜版電子書籍、音像製品、遊戲軟體、圖片資源等均屬非法，請廣大在日中國公民瞭解並遵守日本的相關法律，避免捲入法律糾紛。
“大使館發出這樣的呼籲，我想是前進了一大步，”山下英一對此評價，“由國家層面來引起注意，具有相當的遏止力。”
“這個年代，留給漢化組的灰色地帶已經越來越少，”胡真庭稱，“在版權普及的浪潮中，是時候再次審視自己所處的環境，掂量可能面臨的後果了。”
（應採訪物件要求，胡真庭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