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西歐中心論，提升我國世界史研究的話語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今天的中國正成為影響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大國， 我們需要有更為開闊的世界視野去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國運盛則學術興。 我國的世界史研究正獲得空前有利的發展機遇和條件。 我們要正視目前世界史學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努力用中國學術話語構建世界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提升我國世界史研究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當前， 我國的世界史研究力量還比較薄弱， 世界史學科發展還面臨不少問題。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複雜的。 首先， 我國的世界史學科並不是從中國史學科派生出來的分支， 它發端于近代“西學東漸”。 新中國成立後， 我國高等教育模仿蘇聯的專業設置， 將世界史與中國史分立， 各高校歷史系也隨之成立了與中國史各學科相對應的世界史方面的教研室、研究所。 可以說，

我國世界史學科從誕生之日起， 就是從西方的視角來看世界的。 還要指出的是， 與西方以自己為中心書寫世界歷史不同， 我國的世界史通常是指除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歷史， 也就是沒有中國的“世界”的歷史。 其次， 我國的世界史學科還缺乏科學的方法論。 新中國成立後， 唯物史觀對我國史學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 其中最顯著的進步是在歷史觀上的進步。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類社會的歷史有規律可循、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這些重大理論使我國史學的歷史觀念有了質的飛躍。 但在歷史研究中也出現了機械、教條運用唯物史觀的傾向， 能將唯物史觀科學運用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更少。 同時， 新中國成立後， 不少學者放棄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和傳承， 這導致我國的世界史研究難以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改革開放以來， 世界史學科整體上取得了長足進步， 但缺乏科學方法論的情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變， 原因在於一些學者又開始熱衷於追捧西方史學理論， 如蘭克學派、年鑒學派等觀點成為時尚的學術話語， 一些學者在研究方法上總是跟著西方史學理論亦步亦趨。 最後， 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儘管在克服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方面付出極大努力， 但必須承認， 研究某國史的中國學者與該國史學專家目前仍難以在材料掌握和文化體認等方面相抗衡， 在學術研究中仍然處於弱勢地位。

我國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對西方史學的借鑒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 這樣的借鑒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簡單模仿到批判選擇再到自主創新的過程。 目前， 世界史學科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我們將理性的批判借鑒昇華到自主學術創新層面。 新時代， 我國世界史研究要進行自主學術創新， 不斷提升在國際史學界的影響力， 需要從各個方面入手， 當務之急莫過於在學術體系上擺脫西歐中心論、西方史學理論的束縛和影響， 用中國學術話語構建世界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破除西歐中心論的影響。 西歐中心論以及由此演化而來的歐洲中心論、西方中心論， 已成為橫亙在一些世界史研究者面前難以逾越的障礙。

西方學者首先提出全球史觀說明， 他們也已經意識到以西歐為中心來解釋世界歷史並不合理。 以西歐中心論來考察世界歷史， 往往會出現一些錯誤傾向。 比如， 將給美洲印第安人帶來滅頂之災的殖民侵略美化為史詩般的“地理大發現”， 這顯然背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取向。 破除西歐中心論， 並不是否定西方在世界歷史發展的某一時期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 但對於一些謬誤則要予以糾正。 破除西歐中心論的影響， 要求我國世界史研究者在治學思路上要有新突破。 研究世界歷史不可避免要有一定的視角， 而多重視角則可以豐富我們對世界歷史的認識。 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 我國學者當然應該有自己的視角，應該站在世界歷史發展整體的高度寫出自己的世界史，只有這樣的世界史才是中國人應該貢獻給世界人民的世界史。另外，在世界史中說明中國的重要地位、歷史作用，也是中國史家的責任與義務。這就要求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能夠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進行探討，追求中外會通的學術境界。在許多領域，如果我們能把中國歷史與西歐歷史進行比較，不僅能夠對西方史家的某些理論模式進行糾正，而且會有新的發現與創新，獲得西方史家所不能取得的原創性成果。這樣，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就不會單方面地只做學生，而是可以與西方國家的研究者互為師友、切磋交流了。

充分發揮唯物史觀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理論基礎作用。唯物史觀對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作出了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系統思考，從根本上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和演進趨勢。把唯物史觀作為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我國學者參與國際學術對話的優勢之一。唯物史觀為歷史研究提供的是科學的指南，而非具體的歷史答案與闡證模式。過去，我們在歷史研究中曾有過將其語錄化、庸俗化的傾向，這個教訓應當深刻汲取，但不能因此就否認唯物史觀的指導意義。用中國學術話語構建世界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要從客觀的史實出發，科學地運用唯物史觀。這一點，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

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中國傳統史學所具有的連續性、豐富性在世界史學發展中無出其右者。中華民族是具有高度歷史理性的民族，注重以史為鑒，善於用歷史理性在變化中把握真理。西方許多學者看不出中國史部典籍中的思想觀點所蘊含著的豐富的理論與方法，不理解中國古代史家“寓論斷於序事”的表達方式，從而錯誤地認為中國雖然歷史典籍豐富但史學思想貧乏。還要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很大程度上蘊含在經學當中。中國傳統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最初史為經之源，史學與經學的密切關係是中國所獨有的，也是解讀中國傳統史學意蘊的重要切入點。當前，我們要以中國學術話語構建世界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需要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比如，以《易經》的“通變”思想解讀歷史變動包括制度的因革損益，以《公羊傳》大一統思想論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關鍵是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史學界應以開放的態度，有鑒別地汲取當代國際史學及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實現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以當代中國的學術話語去考察人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整體軌跡。

回答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進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如何回答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進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是對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時代任務。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的發展，世界越來越變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迫切要求人類的思維和觀念來一次深刻革命。新思維的基礎是認為人類具有共同的利益，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共存共亡、共榮共衰。順應時代發展大趨勢，我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這顯然突破了西方國家以鄰為壑的狹隘視角，是對中國古代“天下一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國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回答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進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充分體現世界史學科的時代價值。這也將為世界史研究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作者：劉明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雙一流”特聘教授)

【察網www.cwzg.cn摘自《人民日報》2018年04月23日16版】

我國學者當然應該有自己的視角，應該站在世界歷史發展整體的高度寫出自己的世界史，只有這樣的世界史才是中國人應該貢獻給世界人民的世界史。另外，在世界史中說明中國的重要地位、歷史作用，也是中國史家的責任與義務。這就要求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能夠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進行探討，追求中外會通的學術境界。在許多領域，如果我們能把中國歷史與西歐歷史進行比較，不僅能夠對西方史家的某些理論模式進行糾正，而且會有新的發現與創新，獲得西方史家所不能取得的原創性成果。這樣，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就不會單方面地只做學生，而是可以與西方國家的研究者互為師友、切磋交流了。

充分發揮唯物史觀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理論基礎作用。唯物史觀對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作出了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系統思考，從根本上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和演進趨勢。把唯物史觀作為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我國學者參與國際學術對話的優勢之一。唯物史觀為歷史研究提供的是科學的指南，而非具體的歷史答案與闡證模式。過去，我們在歷史研究中曾有過將其語錄化、庸俗化的傾向，這個教訓應當深刻汲取，但不能因此就否認唯物史觀的指導意義。用中國學術話語構建世界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要從客觀的史實出發，科學地運用唯物史觀。這一點，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

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中國傳統史學所具有的連續性、豐富性在世界史學發展中無出其右者。中華民族是具有高度歷史理性的民族，注重以史為鑒，善於用歷史理性在變化中把握真理。西方許多學者看不出中國史部典籍中的思想觀點所蘊含著的豐富的理論與方法，不理解中國古代史家“寓論斷於序事”的表達方式，從而錯誤地認為中國雖然歷史典籍豐富但史學思想貧乏。還要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很大程度上蘊含在經學當中。中國傳統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最初史為經之源，史學與經學的密切關係是中國所獨有的，也是解讀中國傳統史學意蘊的重要切入點。當前，我們要以中國學術話語構建世界史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需要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比如，以《易經》的“通變”思想解讀歷史變動包括制度的因革損益，以《公羊傳》大一統思想論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傳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關鍵是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史學界應以開放的態度，有鑒別地汲取當代國際史學及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實現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以當代中國的學術話語去考察人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整體軌跡。

回答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進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如何回答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進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是對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時代任務。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的發展，世界越來越變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迫切要求人類的思維和觀念來一次深刻革命。新思維的基礎是認為人類具有共同的利益，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共存共亡、共榮共衰。順應時代發展大趨勢，我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這顯然突破了西方國家以鄰為壑的狹隘視角，是對中國古代“天下一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國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回答中國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進程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充分體現世界史學科的時代價值。這也將為世界史研究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作者：劉明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雙一流”特聘教授)

【察網www.cwzg.cn摘自《人民日報》2018年04月23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