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田惠萍四歲的兒子楊弢被診斷為自閉症， 當時全國只有三家醫院能診斷自閉症， 而為自閉症患兒和家庭提供專業支援服務的機構為零。
創業初期， 田惠萍和“星星雨”飽嘗了民辦公益事業的艱辛。 這期間， 總有人問她， 當初為什麼會放棄大學教師的鐵飯碗來做公益呢？盤旋在她腦海裡的只有一個聲音：我是一個母親。
受訪人：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創始人——田惠萍女士
在兒子楊弢4歲那年， 一紙孤獨症診斷書擊碎了田惠萍初為人母的甜蜜幻想。 用她的話說， “我已不能細述診斷後的一切， 我所記得的只是被一種山崩地裂般的感覺浸透了。 ”
兒子的病情讓她重新審視“母親”的角色——“我終於發現， 這麼長時間以來自己並沒有完全進入母親的角色， 而只是在門外徘徊。 我方知道， ‘母親’不僅意味著幸福的感覺， 她首先存在於一系列無法割捨的情感和責任之中，
但田惠萍不是那種沉浸在痛苦的人， 痛苦歸痛苦， 田惠萍發現， 解決現實問題才更加緊迫。
當時， 中國關於孤獨症的康復機構幾乎沒有，
田惠萍敏感地意識到， 這是她有可能進入的領域， 身為大學教師的她， 能接觸的教育資源給她提供了條件， 讓她能做點什麼。
廣泛地瞭解孤獨症相關研究資料後， 田惠萍發現， 不能將兒子的康復單純寄託於醫療手段上。 國際上幾十年的探索證明， 教育是目前對孤獨症兒童唯一有效的手段。 瞭解到這些後， 她就不再彷徨， 開始下定決心籌備“星星雨”。
02民辦公益從扔掉“鐵飯碗”開始在星星雨的發展中， 98年左右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當時田惠萍去美國、加拿大學習， 接觸到了公益組織。 一方面， 那一次她拿到了ABA教師培訓手冊的內容，
星星雨最初在工商註冊時是個體戶， 當時人們的普遍認知是， 找不到正經工作的人才去幹個體戶， 開個小賣部， 擺個煙攤兒這些。 田惠萍從一開始就知道， 星星雨不同于這些個體戶， 可是又不清楚哪兒不一樣。 直到接觸到公益組織， 田惠萍才一下子意識到：“民辦公益”才是星星雨真正不同于個體戶的地方， “這正是我在走的陽關道！”她說。
03薪火相傳，星星雨迎來新的管理者經過二十五年的發展，星星雨從北三環外的一家幼稚園起步，經過幾次輾轉，終於在2002年搬入了現在的校址，員工也從6名“邊工作邊學習”的教師，發展為一個包含了理事長兼創辦人、執行主任、教師團隊、發展部、行政及後勤工作人員共計34人的專業團隊，這其中，也免不了經歷人員的變動和領導層的更迭。
如果說1998年田惠萍出國學習是星星雨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那麼2010年則是星星雨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在這一年，田惠萍正式退休。
事實上，早在2008年，田惠萍就已經萌生退意，開始著手退休的事情了。在她看來，星星雨各方面條件都成熟了，團隊成長了，制度完善了。當時田惠萍讓5個部門的主管輪值，一年以後全體員工投票，投票結果顯示，時任發展部負責人的孫忠凱是第二名。
2010年，理事會經過討論，最終任命孫忠凱為執行主任，主要是考慮他學歷高、外語好，在星星雨發展部工作多年，做行政非常理想。在田惠萍眼裡，孫忠凱是三觀很正的人，在江湖泥石流中，她相信孫忠凱不會把星星雨帶偏。田惠萍說：“我這個人看人很准，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在接觸過孫忠凱以後，都覺得他特別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而驕傲，這很難得。”
04誤打誤撞的社工專業孫忠凱在大學讀的是“社會工作”專業，90年代末，部分大學剛剛開設這個專業，所以他算是國內最早一批學習“社會工作”專業的本科生，也最早被認證成為中級社工。孫忠凱一開始的理想是學財經，後來因為分數的原因被調劑到社工專業。那個時候大家都有誤區，覺得社會工作者就是在街道處理一些家庭糾紛之類的。因為心有不甘，孫忠凱花了約一年的時間去適應、接受這個專業。
受訪人：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執行主任——孫忠凱先生
真正讓孫忠凱意識到社會工作的意義的，是在大學的一堂分享課上。“當時，中國慧靈心智障礙服務機構的一個叫裴麗妮的英國社工女孩來到我們班裡講社工、講NGO的時候，我一下子被迷住了，原來真的有這麼一個職業可以長期去做社區特殊人才的培養，當時就覺得這是我想做的。”孫忠凱回憶起自己被擊中心靈的那一刻時說。（摘自《孫忠凱：星星雨的25歲與我的16年！》）
實際上，社會工作在英國起步較早，主要是給弱勢群體如青少年、老年人、殘障人士提供專業支援。大學時，給孫忠凱和同學們上課的老師有的是香港大學博士畢業生，他們傳遞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助人自助”，孫忠凱非常認同這種自我康復、自我成長的理念。他在一個大家庭長大，從小就是“孩子王”，也特別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實習的時候，他經常去兒童福利院做志願者。
2002年畢業那年，孫忠凱把第一份簡歷投給了慧靈，結果因為地域和職位不合適遭到了拒絕。好在有位元認識田惠萍老師的同學告訴他，還有一個跟慧靈一樣的機構叫星星雨可以去試試。於是，孫忠凱和另外9名同學來到了星星雨，那時候，他們正當年少，意氣風發。
05能改變一個孩子就很了不起孫忠凱忘不了16年前，第一眼看見的星星雨。他深深記得自己和同學坐了很久公交，又改坐摩的才輾轉趕到星星雨。那時的星星雨在小村子裡，偏遠而簡陋，有30-40個家庭，主要做家長服務。
當時，星星雨給他們的實習工資只有400元/月，試用期是800元/月。雖然薪水微薄，但孫忠凱和同學們還是選擇了留下，問及原因，他說：“學社工的人會有助人自助的使命感。”這群學社工的年輕人要把社工和特殊教育結合，做出一番事業來。
最初到星星雨時，孫忠凱做了半年的老師，那時候他接手的第一個孩子是一個四歲的中法混血兒，媽媽（中國人）因為孩子患有自閉症離家出走，爸爸（法國人）是一家法國公司駐中國的總代表，他請星星雨給孩子提供三個月的家庭指導。孫忠凱開始接觸這個孩子的時候，他不能坐、不能吃飯，更不能配合做練習，孫忠凱的手都被他咬破過。
三個月期間，孫忠凱天天去幫助這個孩子做練習，慢慢地，孩子越來越配合，並且很享受做遊戲的過程。後來，這一家搬去上海，臨別時額外捐贈了一萬元給星星雨，作為對孫忠凱工作的認可和對星星雨支持。孫忠凱當時就覺得，能改變一個孩子就很了不起！
06換了接班人，星星雨前路如何？在星星雨培訓部做了半年之後，孫忠凱被調至發展部。2008年開始，田惠萍覺得條件成熟萌生退意，於是讓星星雨5個部門的主管輪流試一試執行主任的崗位，每次輪值3個月，全體員工根據他們的在職表現投票，最後由理事會決定接班人人選。2010年2月，孫忠凱正式接管星星雨，當然田老師還是大家心目中的“精神領袖”，所以人們會不斷地質疑他——“你能不能把星星雨發展好？”
從上任執行主任的那天起，孫忠凱幾乎每天桌上都有一封信，今天是發展部，明天是教學部，甚至後來有了聯名書信，意思都一個：田老師走了，我們覺得未來不確定了。另外就是覺得工資太低了，工作環境太不好。那年冬天很冷，當時孫忠凱在桌前看著這些信，雖然吹著暖氣，卻感覺不到一絲溫暖，整個人覺得特別冷。
在強壓下，孫忠凱會跟大家推心置腹，也會有自己的思考。他最早做的改變就是鼓勵創新：星星雨拿出服務收費的12%作為績效補貼老師，並且通過教師分級考核來鼓勵大家。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開始做異地的培訓、做測評服務、各種的主題培訓、週末班……
創新讓星星雨在行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很多名人也加入到自閉症志願者的隊伍中。此外，他們建立了星星雨專項基金，參加了“NGO”組織能力評估、發起了心盟孤獨症網路，組織了中日第一屆《TEACCH》交流研討會和自閉症療育計畫《TEACCH》高級研修班，召開了孤獨症行業發展論壇，還舉辦了慈善晚會。
孫忠凱接手的時候，星星雨的年度收支預算在100多萬，到現在一年有1000萬，這其中除了專案收費外，60-70%來自社會捐贈，每個員工收入也不錯。
07田惠萍是退而不休嗎？儘管星星雨在孫忠凱的帶領下已經健康運轉了八年，可還是有很多人會好奇：星星雨是田惠萍一手創辦起來的，她真的退休了嗎？還是退而不休？
事實上，在孫忠凱眼裡，田惠萍是受西方思想影響較深的人，她早年在德國學習公共行政管理，思維和行為方式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響，她說退就真的退得一乾二淨。
“現在只有每年的兩次理事會，和少部分家長培訓課程（返聘）她會出現，其它時候，你想找她都找不到。當然，星星雨的現狀她一定會有所聽聞。”孫忠凱說。
孫忠凱做事的風格跟田老師很不一樣，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比如他撤掉了星星雨元老級的員工馬師傅開辦的食堂。馬師傅家住在故宮附近，每天為了星星雨，來回在城裡和通州之間奔波。但因為食堂餐飲的投訴與問題太多，孫忠凱認為必須精簡。
他還解雇了辦公室主任，她原是通州婦幼保健院院長，曾對孫忠凱放言“你休想讓我走！”但是，為了不必要的內耗，他還是做了這個決定。交接那天非常意外，這位老主任把一個本子交給孫忠凱，上面連一個棉簽、一瓶酒精在哪兒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些事情田惠萍都會知道，但她從來不干預，只有一次例外。星星雨的會計哭著找到田惠萍，她不明白自己工作本分為什麼會被開除。田惠萍問孫忠凱：“人家工作盡責，不貪污，桌子永遠比你的乾淨。為什麼要開掉她？”
孫忠凱就跟田老師解釋：“這個會計跟著我們很多年，確實很可靠踏實，但她是手工記帳，而星星雨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正規的會計師，熟悉各種財務軟體。”後來，田惠萍拿到新會計做的專業財務報表也說好。
08享受退休生活現在，退了休的田惠萍最享受的事情是跟兒子弢弢在家過小日子。一日三餐，田惠萍總是自己買菜、下廚，她覺得讓孩子吃著媽媽親手做的飯菜是最幸福的事。弢弢幫著端菜、擺碗筷、甚至和媽媽搶菜吃都成了她心頭的“小確幸”。
這幾年，田惠萍還會帶著弢弢去世界各地旅行，她鍾愛歐洲，因為那裡既有自然風光又有人文景觀。“歲月不靜，但好！”田惠萍說，“很多人會覺得，自閉症孩子壞了，要把他們弄好了才能上學、工作。其實完全不是這樣，自閉症孩子沒有壞，只是和我們不一樣。
舉個例子，盲人等同于壞了的人嗎？當然不是，他們只是有發展障礙的特殊需要人群。那麼，我們需要給予盲人的是什麼？無障礙設施的改進，比如盲道、無障礙通道等等。再比如近視眼，我們為克服近視問題想出的辦法就是戴眼鏡，眼鏡成為支持性工具，但是並沒有治癒近視眼啊。
自閉症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不可能治癒自閉症，但是我們可以用專業的干預指導改善自閉症患兒的情況。從小的家庭環境來講，不要因為孩子有自閉症，就帶著孩子以所謂的治病為由頭四處‘流浪’，為什麼不在家好好過日子？自閉症孩子更需要穩定、熟悉的環境。從大的社會環境來講，需要給予特殊需要人群、弱勢群體更多專業的、支援性的社會保障。”
身為母親，田惠萍既是弢弢的母親，也是星星雨的母親。她覺得星星雨已經長大了，就好像子女18歲成年，父母就不會有太多干預。她希望星星雨能夠越走越好，也會對此感到幸福。
“當我走了以後，孩子怎麼辦？”這是所有自閉症患兒家庭的終極挑戰。對於弢弢的未來，田惠萍希望弢弢能夠有尊嚴、有保障地活著，不能靠運氣，這是最低的要求。在田惠萍看來，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有價值的，不能隨隨便便地區分人的高低貴賤，這是野蠻的做法。文明社會已經發展到今天，我們不能只是坐在角落裡。
09公益不等於廉價無論是田惠萍、孫忠凱，還是他們背後的星星雨團隊，大家始終對星星雨的定位有著清晰的理解——星星雨的服務物件是被診斷為患有“兒童孤獨症”、“孤獨症傾向”、“全面發育障礙”、“阿斯伯格綜合症”的兒童，並為他們的家長（包括其他家庭成員）提供有關諮詢、家庭訓練指導服務，為孤獨症兒童的養護、教育人員（包括家長）提供“行為訓練技巧（ABA）”培訓。這裡面包括孤獨症兒童的學前訓練指導、11周家長培訓班、孤獨症青少年職前訓練、孤獨症測評服務，以及為同業機構提供教師培訓服務。
星星雨是在做公益，不是做商業。但是公益不等於廉價，星星雨開發出非常專業的產品，收費也可以很貴，這是產品價值的體現。比如前年，星星雨和阿裡公益基金會合作的移動課堂，三年指導的費用是69萬，阿裡公益基金會提供30萬的配套基金。
星星雨的體量不大，整個團隊一直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支撐和引領下，為這個行業提供專業技術支援。孫忠凱希望星星雨在這種小而美的狀態下，通過品牌、團隊和制度建設一直在公益的道路上走下去，從而影響更多的人。
本文轉自菁kids北京，作者禾子，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03薪火相傳，星星雨迎來新的管理者經過二十五年的發展，星星雨從北三環外的一家幼稚園起步，經過幾次輾轉，終於在2002年搬入了現在的校址，員工也從6名“邊工作邊學習”的教師，發展為一個包含了理事長兼創辦人、執行主任、教師團隊、發展部、行政及後勤工作人員共計34人的專業團隊，這其中，也免不了經歷人員的變動和領導層的更迭。
如果說1998年田惠萍出國學習是星星雨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那麼2010年則是星星雨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在這一年，田惠萍正式退休。
事實上，早在2008年，田惠萍就已經萌生退意，開始著手退休的事情了。在她看來，星星雨各方面條件都成熟了，團隊成長了，制度完善了。當時田惠萍讓5個部門的主管輪值，一年以後全體員工投票，投票結果顯示，時任發展部負責人的孫忠凱是第二名。
2010年，理事會經過討論，最終任命孫忠凱為執行主任，主要是考慮他學歷高、外語好，在星星雨發展部工作多年，做行政非常理想。在田惠萍眼裡，孫忠凱是三觀很正的人，在江湖泥石流中，她相信孫忠凱不會把星星雨帶偏。田惠萍說：“我這個人看人很准，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在接觸過孫忠凱以後，都覺得他特別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而驕傲，這很難得。”
04誤打誤撞的社工專業孫忠凱在大學讀的是“社會工作”專業，90年代末，部分大學剛剛開設這個專業，所以他算是國內最早一批學習“社會工作”專業的本科生，也最早被認證成為中級社工。孫忠凱一開始的理想是學財經，後來因為分數的原因被調劑到社工專業。那個時候大家都有誤區，覺得社會工作者就是在街道處理一些家庭糾紛之類的。因為心有不甘，孫忠凱花了約一年的時間去適應、接受這個專業。
受訪人：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執行主任——孫忠凱先生
真正讓孫忠凱意識到社會工作的意義的，是在大學的一堂分享課上。“當時，中國慧靈心智障礙服務機構的一個叫裴麗妮的英國社工女孩來到我們班裡講社工、講NGO的時候，我一下子被迷住了，原來真的有這麼一個職業可以長期去做社區特殊人才的培養，當時就覺得這是我想做的。”孫忠凱回憶起自己被擊中心靈的那一刻時說。（摘自《孫忠凱：星星雨的25歲與我的16年！》）
實際上，社會工作在英國起步較早，主要是給弱勢群體如青少年、老年人、殘障人士提供專業支援。大學時，給孫忠凱和同學們上課的老師有的是香港大學博士畢業生，他們傳遞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助人自助”，孫忠凱非常認同這種自我康復、自我成長的理念。他在一個大家庭長大，從小就是“孩子王”，也特別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實習的時候，他經常去兒童福利院做志願者。
2002年畢業那年，孫忠凱把第一份簡歷投給了慧靈，結果因為地域和職位不合適遭到了拒絕。好在有位元認識田惠萍老師的同學告訴他，還有一個跟慧靈一樣的機構叫星星雨可以去試試。於是，孫忠凱和另外9名同學來到了星星雨，那時候，他們正當年少，意氣風發。
05能改變一個孩子就很了不起孫忠凱忘不了16年前，第一眼看見的星星雨。他深深記得自己和同學坐了很久公交，又改坐摩的才輾轉趕到星星雨。那時的星星雨在小村子裡，偏遠而簡陋，有30-40個家庭，主要做家長服務。
當時，星星雨給他們的實習工資只有400元/月，試用期是800元/月。雖然薪水微薄，但孫忠凱和同學們還是選擇了留下，問及原因，他說：“學社工的人會有助人自助的使命感。”這群學社工的年輕人要把社工和特殊教育結合，做出一番事業來。
最初到星星雨時，孫忠凱做了半年的老師，那時候他接手的第一個孩子是一個四歲的中法混血兒，媽媽（中國人）因為孩子患有自閉症離家出走，爸爸（法國人）是一家法國公司駐中國的總代表，他請星星雨給孩子提供三個月的家庭指導。孫忠凱開始接觸這個孩子的時候，他不能坐、不能吃飯，更不能配合做練習，孫忠凱的手都被他咬破過。
三個月期間，孫忠凱天天去幫助這個孩子做練習，慢慢地，孩子越來越配合，並且很享受做遊戲的過程。後來，這一家搬去上海，臨別時額外捐贈了一萬元給星星雨，作為對孫忠凱工作的認可和對星星雨支持。孫忠凱當時就覺得，能改變一個孩子就很了不起！
06換了接班人，星星雨前路如何？在星星雨培訓部做了半年之後，孫忠凱被調至發展部。2008年開始，田惠萍覺得條件成熟萌生退意，於是讓星星雨5個部門的主管輪流試一試執行主任的崗位，每次輪值3個月，全體員工根據他們的在職表現投票，最後由理事會決定接班人人選。2010年2月，孫忠凱正式接管星星雨，當然田老師還是大家心目中的“精神領袖”，所以人們會不斷地質疑他——“你能不能把星星雨發展好？”
從上任執行主任的那天起，孫忠凱幾乎每天桌上都有一封信，今天是發展部，明天是教學部，甚至後來有了聯名書信，意思都一個：田老師走了，我們覺得未來不確定了。另外就是覺得工資太低了，工作環境太不好。那年冬天很冷，當時孫忠凱在桌前看著這些信，雖然吹著暖氣，卻感覺不到一絲溫暖，整個人覺得特別冷。
在強壓下，孫忠凱會跟大家推心置腹，也會有自己的思考。他最早做的改變就是鼓勵創新：星星雨拿出服務收費的12%作為績效補貼老師，並且通過教師分級考核來鼓勵大家。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開始做異地的培訓、做測評服務、各種的主題培訓、週末班……
創新讓星星雨在行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很多名人也加入到自閉症志願者的隊伍中。此外，他們建立了星星雨專項基金，參加了“NGO”組織能力評估、發起了心盟孤獨症網路，組織了中日第一屆《TEACCH》交流研討會和自閉症療育計畫《TEACCH》高級研修班，召開了孤獨症行業發展論壇，還舉辦了慈善晚會。
孫忠凱接手的時候，星星雨的年度收支預算在100多萬，到現在一年有1000萬，這其中除了專案收費外，60-70%來自社會捐贈，每個員工收入也不錯。
07田惠萍是退而不休嗎？儘管星星雨在孫忠凱的帶領下已經健康運轉了八年，可還是有很多人會好奇：星星雨是田惠萍一手創辦起來的，她真的退休了嗎？還是退而不休？
事實上，在孫忠凱眼裡，田惠萍是受西方思想影響較深的人，她早年在德國學習公共行政管理，思維和行為方式都受到西方教育的影響，她說退就真的退得一乾二淨。
“現在只有每年的兩次理事會，和少部分家長培訓課程（返聘）她會出現，其它時候，你想找她都找不到。當然，星星雨的現狀她一定會有所聽聞。”孫忠凱說。
孫忠凱做事的風格跟田老師很不一樣，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比如他撤掉了星星雨元老級的員工馬師傅開辦的食堂。馬師傅家住在故宮附近，每天為了星星雨，來回在城裡和通州之間奔波。但因為食堂餐飲的投訴與問題太多，孫忠凱認為必須精簡。
他還解雇了辦公室主任，她原是通州婦幼保健院院長，曾對孫忠凱放言“你休想讓我走！”但是，為了不必要的內耗，他還是做了這個決定。交接那天非常意外，這位老主任把一個本子交給孫忠凱，上面連一個棉簽、一瓶酒精在哪兒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些事情田惠萍都會知道，但她從來不干預，只有一次例外。星星雨的會計哭著找到田惠萍，她不明白自己工作本分為什麼會被開除。田惠萍問孫忠凱：“人家工作盡責，不貪污，桌子永遠比你的乾淨。為什麼要開掉她？”
孫忠凱就跟田老師解釋：“這個會計跟著我們很多年，確實很可靠踏實，但她是手工記帳，而星星雨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正規的會計師，熟悉各種財務軟體。”後來，田惠萍拿到新會計做的專業財務報表也說好。
08享受退休生活現在，退了休的田惠萍最享受的事情是跟兒子弢弢在家過小日子。一日三餐，田惠萍總是自己買菜、下廚，她覺得讓孩子吃著媽媽親手做的飯菜是最幸福的事。弢弢幫著端菜、擺碗筷、甚至和媽媽搶菜吃都成了她心頭的“小確幸”。
這幾年，田惠萍還會帶著弢弢去世界各地旅行，她鍾愛歐洲，因為那裡既有自然風光又有人文景觀。“歲月不靜，但好！”田惠萍說，“很多人會覺得，自閉症孩子壞了，要把他們弄好了才能上學、工作。其實完全不是這樣，自閉症孩子沒有壞，只是和我們不一樣。
舉個例子，盲人等同于壞了的人嗎？當然不是，他們只是有發展障礙的特殊需要人群。那麼，我們需要給予盲人的是什麼？無障礙設施的改進，比如盲道、無障礙通道等等。再比如近視眼，我們為克服近視問題想出的辦法就是戴眼鏡，眼鏡成為支持性工具，但是並沒有治癒近視眼啊。
自閉症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不可能治癒自閉症，但是我們可以用專業的干預指導改善自閉症患兒的情況。從小的家庭環境來講，不要因為孩子有自閉症，就帶著孩子以所謂的治病為由頭四處‘流浪’，為什麼不在家好好過日子？自閉症孩子更需要穩定、熟悉的環境。從大的社會環境來講，需要給予特殊需要人群、弱勢群體更多專業的、支援性的社會保障。”
身為母親，田惠萍既是弢弢的母親，也是星星雨的母親。她覺得星星雨已經長大了，就好像子女18歲成年，父母就不會有太多干預。她希望星星雨能夠越走越好，也會對此感到幸福。
“當我走了以後，孩子怎麼辦？”這是所有自閉症患兒家庭的終極挑戰。對於弢弢的未來，田惠萍希望弢弢能夠有尊嚴、有保障地活著，不能靠運氣，這是最低的要求。在田惠萍看來，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有價值的，不能隨隨便便地區分人的高低貴賤，這是野蠻的做法。文明社會已經發展到今天，我們不能只是坐在角落裡。
09公益不等於廉價無論是田惠萍、孫忠凱，還是他們背後的星星雨團隊，大家始終對星星雨的定位有著清晰的理解——星星雨的服務物件是被診斷為患有“兒童孤獨症”、“孤獨症傾向”、“全面發育障礙”、“阿斯伯格綜合症”的兒童，並為他們的家長（包括其他家庭成員）提供有關諮詢、家庭訓練指導服務，為孤獨症兒童的養護、教育人員（包括家長）提供“行為訓練技巧（ABA）”培訓。這裡面包括孤獨症兒童的學前訓練指導、11周家長培訓班、孤獨症青少年職前訓練、孤獨症測評服務，以及為同業機構提供教師培訓服務。
星星雨是在做公益，不是做商業。但是公益不等於廉價，星星雨開發出非常專業的產品，收費也可以很貴，這是產品價值的體現。比如前年，星星雨和阿裡公益基金會合作的移動課堂，三年指導的費用是69萬，阿裡公益基金會提供30萬的配套基金。
星星雨的體量不大，整個團隊一直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支撐和引領下，為這個行業提供專業技術支援。孫忠凱希望星星雨在這種小而美的狀態下，通過品牌、團隊和制度建設一直在公益的道路上走下去，從而影響更多的人。
本文轉自菁kids北京，作者禾子，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