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這文章非常透徹了。
4月23日， 筆者作為“中日高端智庫對話訪問團”的成員， 開始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訪日旅程。
飛機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飛，
這是一個由我國公共外交協會組織， 環球網等媒體大力參與， 與日本外務省對接舉行的對話論壇， 目的是從民間層面建立一次儘量暢所欲言的交流， 通過闡述和傾聽雙方的立場與思維， 從民間層面促進中日兩國輿論界理解對方能夠到底是怎麼想的——就像飛行時間說明的那樣， 兩個國家在地圖上的位置是固定的， 假如關係不正常， 總得有個不正常的理由， 這樣的交流， 可能有助於雙方看清這個緣由。
圖中有亮點， 懂的人自知。
雙方出動的人員陣容頗有代表性， 有企業家、外交官， 也有教授、學者和媒體人， 每個人有不同的關注方面， 大家交流起來， 便會讓我們對一些問題有新的思考。
日本媒體的朋友講， 對於中日兩國來說， 2018年的春天似乎頗為值得期待。 與幾年的相對沉寂相比，
這種說法應該不是客氣一下。 有位外交官描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他們見面的情景時， 用了一個詞， 叫做“一路小跑”——這位首相大人到的比約定的時間晚了一點， 進門後是一路小跑而來的， 遠遠地便伸出手來等待握手了。
安倍的一路小跑， 背後有客觀的原因——首相的車遇到了交通擁堵， 按照日本守時的社會習慣， 遲到是個很丟人的事情， 他是在用這種方式表達禮貌。 但是， 對中日關係的關切， 由此也可見一斑。
說安倍對中日關係關切， 可能會讓人有哭笑不得之感。 這位首相第二次上臺之後， 對中國推出一系列強硬政策， 無論企圖修憲， 還是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封堵中國都讓兩國關係屢遭重創， 得罪中國的事兒可說遠比前任做得更多， 走得更遠。 這些強硬政策有些硬得連日本人都有些莫名其妙， 實在想不明白這位首相和中國有什麼仇， 甚至同時， 幾年之中， 中日關係的冷淡狀態， 安倍政府的不作為在其中有頗為重大的責任。
有的朋友入木三分地分析， 說安倍其人的風格便是“不說硬話， 不做軟事”， 即便是兩國關係風暴頻頻的時候， 也從不會在口頭上把人得罪死， 表態的時候總是彬彬有禮， 無懈可擊， 但是——你看他在實質問題上什麼時候退讓過一步？這活脫脫是一頭打著領結的老鷹嘛， 所以別說這位老兄一路小跑， 就是翻著跟頭過來， 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
不過， 中日關係有回暖的徵兆， 並不僅僅存在於某個人的態度之中， 雙方的經濟往來在2016年恢復到了高峰時期的數字， 而日本的《陰陽師》音樂劇， 正在北京開始公映。 就是現在這個智庫論壇， 在兩年以前也應該是開不起來的。
那麼，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應該說，中方在兩國關係上的態度基本是穩定的，所以，這中間日方態度的變化，在這種改變中便顯得頗為顯眼。
持這種觀點的朋友，主要的論據是中日雙方在經濟上的同步性——雙方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從巨大的貿易額上可見一斑。和則兩利，爭則改善兩國關係，對於雙方的繁榮是有利的，所以安倍若是做到了，自然會在日本國內贏得更多支持。
這應該是一個因素，然而，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是安倍乃至日本政界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
得出如此結論，關鍵在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近期中日媒體的民調中，兩國民眾對另一方國家的好感度並沒有多少上升，仍在較低的水準上。中日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趨同，是一個理性的認知。但作為個體，感性的成分無疑會更占主宰地位。所以，理性上改善中日關係對日本是好事，可是日本的選民因為長時間形成對中國的誤解，很難用選票對這種改善做出點贊，所以，即便安倍在這方面做出政績，對改善其處境也不容易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要看出這種改變的背後原因，不僅需要我們換位元思考，而且需要換腦思考。
換位思考，指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立場上看問題，而換腦思考，便指的是想搞清對方怎麼想，不僅屁股要坐過去，還要用對方的思維方式，才能得出較為扎實的結論。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敵手如此，對鄰居也如此，這樣才能既避免誤會，又防止無故被人家占了便宜。
如果換腦思考，第一個問題便是，安倍2012年後接連推出造成中日交惡的一系列政策，這種近乎於莫名其妙的做法有什麼目的。這一點，不瞭解日本在前安倍時代的危機感是很難理解的。在小泉時代，日本延續緊跟美國的政策，並沒有獲得以往的好處，反而出人出錢造成跌損，在鳩山時代，奉行接近中國的政策又遭到美國打壓，日本國內一片茫然，不知本國今後在國際舞臺上如何保持一片空間。
安倍對華的一系列政策，便是在這樣背景下出臺的。
事實上安倍政權今天還活著，已經在日本戰後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奇跡。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日本始終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而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美國對日一直奉行著一個長期的戰略原則——不允許日本出現政治強人型的領導者，無論親美還是反美。一旦出現，則必會“死”得不明不白。
田中角榮、鳩山一郎都屬於“死”得不明不白之列，實際上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因為觸犯了美國的戰略原則而失勢。
安倍之前小泉純一郎立場強硬而長期執政，筆者認為他得益於與日本中層官僚的惡劣關係，故此其政策的執行度一直很低，美國才不會干涉他的存在。
安倍卻是日本戰後第一個美國背書的強勢首相，這和他對華的一系列強硬政策有關。
代替美國在亞洲制衡中國，便是安倍迫使美國為自己背書的重要籌碼。安倍第二次當選首相的時候，正是美國經濟危機最為深重的時代，巨大的經濟窟窿要求美國在世界採取收縮態度，但在亞洲的收縮問題上，美國始終疑慮重重，它所擔心的，便是自己的後退留下真空而被正在高速發展的中國所填充，這將使美國的全球平衡戰略受到挑戰。
如果有一個盟友能夠替代自己來做這件事，則美國便可以順利地實行戰略收縮，而不至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大問題。
安倍當選後的日本政府，算是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並果斷地利用了這一點。但作一個讓美國放心可以交托亞洲政治遺產的盟友並不容易。日本在這時冒然激化與中國的矛盾，無疑是有助於獲得美國信任的——當珍惜中日友好的人士痛惜數十年努力毀於一旦的時候，日本政府正在從這一看似魯莽的行動中獲益——為美國充當盟友面對中國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沒有好處安倍是不幹的。這就引發了奧巴馬時代安倍訪美並在參眾兩院發表演講等一系列美國背書的舉動。要知道，這一禮遇美國面對東方盟友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過宋美齡。這意味著美國不再阻止日本出現強勢首相的政策改變，和對日本進一步的鬆綁。如果把日本的所為看作勒索，美國便是不甘不願，又不得不接受這種于自己有利的勒索。
美國由此獲得收縮戰略的平穩過渡，日本通過為美國承擔一部分戰略責任獲得了新的國際活動空間，只有中國是無辜的，莫名其妙成了日本爭取從美國鬆綁的踏腳石。安倍這種做法雖然獲利，卻對中國是不公平的。
那麼，現在安倍對於中國態度可見的軟化，是他改變原則了嗎？
誠然，特朗普上臺以後，沒有延續奧巴馬的對日政策。特朗普時代注重商業利益的政策，對於國際舞臺上的進退不如傳統美國政府那般看重。日本圍堵中國也並不得力，在美國眼裡價值出現下跌，特朗普倒是對日本的“勒索”耿耿於懷，所以美日關係在特朗普時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倒退。這些都是促使安倍政權認真考慮改善對華關係的背景。
然而，本質上安倍其實不過在重複日本政壇的一貫對華政策而已。
日本對華的一貫政策，便是在確認中國進入一個穩定軌道之前舉棋不下。作為東亞與中國利益糾纏的國家，日本對中國在政治層面基本沒有影響力，但又不習慣冒險下注，故此常常會在看不明白中國形勢的時候冷處理，等待塵埃落定才開始進入活躍狀態。這在改革開放時代之後尤為明顯。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日本對華態度也是日本對中國認識的一面鏡子，今天安倍對改善對華關係出現積極跡象，無非是按照慣例做事而已，是這面鏡子裡中國的穩定被日本方面認為已經到了足以放心的地步，可以制定階段性的對華外交政策了。這種看似猶豫不決，實則節奏分明，但常常會慢半拍的做法，可算是日本在民族性方面一慢二看三通過特點的體現了。
因此，在中國的十九大之後，日本政府層面出現對華改善關係的跡象，應該是符合邏輯的，反過來，也成為中國將在較長時間裡保持穩定的一種特殊信號。
那麼，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應該說，中方在兩國關係上的態度基本是穩定的，所以，這中間日方態度的變化，在這種改變中便顯得頗為顯眼。
持這種觀點的朋友，主要的論據是中日雙方在經濟上的同步性——雙方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從巨大的貿易額上可見一斑。和則兩利，爭則改善兩國關係，對於雙方的繁榮是有利的，所以安倍若是做到了，自然會在日本國內贏得更多支持。
這應該是一個因素，然而，筆者並不完全認同這是安倍乃至日本政界態度轉變的根本原因。
得出如此結論，關鍵在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近期中日媒體的民調中，兩國民眾對另一方國家的好感度並沒有多少上升，仍在較低的水準上。中日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趨同，是一個理性的認知。但作為個體，感性的成分無疑會更占主宰地位。所以，理性上改善中日關係對日本是好事，可是日本的選民因為長時間形成對中國的誤解，很難用選票對這種改善做出點贊，所以，即便安倍在這方面做出政績，對改善其處境也不容易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要看出這種改變的背後原因，不僅需要我們換位元思考，而且需要換腦思考。
換位思考，指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立場上看問題，而換腦思考，便指的是想搞清對方怎麼想，不僅屁股要坐過去，還要用對方的思維方式，才能得出較為扎實的結論。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敵手如此，對鄰居也如此，這樣才能既避免誤會，又防止無故被人家占了便宜。
如果換腦思考，第一個問題便是，安倍2012年後接連推出造成中日交惡的一系列政策，這種近乎於莫名其妙的做法有什麼目的。這一點，不瞭解日本在前安倍時代的危機感是很難理解的。在小泉時代，日本延續緊跟美國的政策，並沒有獲得以往的好處，反而出人出錢造成跌損，在鳩山時代，奉行接近中國的政策又遭到美國打壓，日本國內一片茫然，不知本國今後在國際舞臺上如何保持一片空間。
安倍對華的一系列政策，便是在這樣背景下出臺的。
事實上安倍政權今天還活著，已經在日本戰後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奇跡。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在日本始終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而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美國對日一直奉行著一個長期的戰略原則——不允許日本出現政治強人型的領導者，無論親美還是反美。一旦出現，則必會“死”得不明不白。
田中角榮、鳩山一郎都屬於“死”得不明不白之列，實際上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因為觸犯了美國的戰略原則而失勢。
安倍之前小泉純一郎立場強硬而長期執政，筆者認為他得益於與日本中層官僚的惡劣關係，故此其政策的執行度一直很低，美國才不會干涉他的存在。
安倍卻是日本戰後第一個美國背書的強勢首相，這和他對華的一系列強硬政策有關。
代替美國在亞洲制衡中國，便是安倍迫使美國為自己背書的重要籌碼。安倍第二次當選首相的時候，正是美國經濟危機最為深重的時代，巨大的經濟窟窿要求美國在世界採取收縮態度，但在亞洲的收縮問題上，美國始終疑慮重重，它所擔心的，便是自己的後退留下真空而被正在高速發展的中國所填充，這將使美國的全球平衡戰略受到挑戰。
如果有一個盟友能夠替代自己來做這件事，則美國便可以順利地實行戰略收縮，而不至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大問題。
安倍當選後的日本政府，算是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並果斷地利用了這一點。但作一個讓美國放心可以交托亞洲政治遺產的盟友並不容易。日本在這時冒然激化與中國的矛盾，無疑是有助於獲得美國信任的——當珍惜中日友好的人士痛惜數十年努力毀於一旦的時候，日本政府正在從這一看似魯莽的行動中獲益——為美國充當盟友面對中國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沒有好處安倍是不幹的。這就引發了奧巴馬時代安倍訪美並在參眾兩院發表演講等一系列美國背書的舉動。要知道，這一禮遇美國面對東方盟友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過宋美齡。這意味著美國不再阻止日本出現強勢首相的政策改變，和對日本進一步的鬆綁。如果把日本的所為看作勒索，美國便是不甘不願，又不得不接受這種于自己有利的勒索。
美國由此獲得收縮戰略的平穩過渡，日本通過為美國承擔一部分戰略責任獲得了新的國際活動空間，只有中國是無辜的，莫名其妙成了日本爭取從美國鬆綁的踏腳石。安倍這種做法雖然獲利，卻對中國是不公平的。
那麼，現在安倍對於中國態度可見的軟化，是他改變原則了嗎？
誠然，特朗普上臺以後，沒有延續奧巴馬的對日政策。特朗普時代注重商業利益的政策，對於國際舞臺上的進退不如傳統美國政府那般看重。日本圍堵中國也並不得力，在美國眼裡價值出現下跌，特朗普倒是對日本的“勒索”耿耿於懷，所以美日關係在特朗普時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倒退。這些都是促使安倍政權認真考慮改善對華關係的背景。
然而，本質上安倍其實不過在重複日本政壇的一貫對華政策而已。
日本對華的一貫政策，便是在確認中國進入一個穩定軌道之前舉棋不下。作為東亞與中國利益糾纏的國家，日本對中國在政治層面基本沒有影響力，但又不習慣冒險下注，故此常常會在看不明白中國形勢的時候冷處理，等待塵埃落定才開始進入活躍狀態。這在改革開放時代之後尤為明顯。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日本對華態度也是日本對中國認識的一面鏡子，今天安倍對改善對華關係出現積極跡象，無非是按照慣例做事而已，是這面鏡子裡中國的穩定被日本方面認為已經到了足以放心的地步，可以制定階段性的對華外交政策了。這種看似猶豫不決，實則節奏分明，但常常會慢半拍的做法，可算是日本在民族性方面一慢二看三通過特點的體現了。
因此，在中國的十九大之後，日本政府層面出現對華改善關係的跡象，應該是符合邏輯的，反過來，也成為中國將在較長時間裡保持穩定的一種特殊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