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西湖大學， 後有“雄安大學”， 中國高等教育一直備受矚目， 為了實現中國夢， 中國教育一直在不斷改革不斷發展， 力爭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雄安大學”
近日， 《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全文重磅發佈， 總共分為十章， 規劃期限至2035年。 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在規劃綱要中， 一項重要的規劃引人注目：
支持“雙一流”建設高校在新區辦學， 以新機制、新模式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學， 統籌科研平臺和設施、產學研用一體化創新中心資源， 構建高水準、開放式、國際化高等教育聚集高地。
目前， 已有不少高校主動對接雄安新區， 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京“雙一流”建設高校外， 河北、遼寧等省均有高校對接雄安新區。
西湖大學
今年4月， 西湖大學正式獲教育部批准設立， 標誌著西湖大學進入全面建設發展新階段。 今年4月初教育部正式公佈成立西湖大學的批復後，
西湖大學成立黨委， 是保證學校正確的辦學方向、切實維護學校和諧穩定的必然選擇。 希望學校黨委從成立之日起就保持一流狀態、一流作為，
中國大學在世界大學中的位置
最新版2018QS世界大學排名正式公佈， 榜單共評估了959所全球範圍的大學。 在今年的榜單中， 中國創紀錄的有12所高校進入全球百強， 其中清華24， 北大39， 中國六高校進入前五十， 中國進入百強的高校數量位居亞洲第一。
中國大學教育弱點
1.高校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脫節。
縱觀高校這些年的發展， 都是圍繞自身需要在忙乎。 學校的目標放在增加博士點和重點學科、更改學校名稱、申請科研專案之上。 有的提出世界一流， 有的提出世界先進水準， 都沒有脫離為自己服務這個圈圈， 所以不可能考慮社會需要什麼人才就培養什麼人才的問題。
從高校教師來講， 都在為自己的名利所忙乎， 找專案， 寫論文， 評職稱， 爭官位， 有多少人的心思用在培養人才之上？其實， 高校就是為社會培養人才的， 社會需要什麼， 就得培養什麼。 將自己的利益淩架於社會利益之上，
2.培養目標與客觀現實脫節。
翻開每一所高校的招生簡章， 都在宣稱培養高級人才， 有的更是直接說培養社會精英。 學生還沒有入學， 就被灌輸了這種思想；到了學校就覺得高人一等， 就成為了天之嬌子， 結果飄飄然起來；到了畢業之時， 就按照高級人才、社會精英的思維去找工作， 自然是屢屢碰壁， 高不成、低不就， 畢業即失業， 就業豈能不困難。
本來覺得自己是高級人才， 可是到了就業市場， 到了用人單位， 還是要幹一些具體事務這樣的低級工作， 有的寧願呆在家裡啃老， 也不願接受這個現實。 其實， 學校的任務就是培養各式各樣的勞動者， 即使是日後成為高級人才、社會精英，那也是離開高校之後的事情，也是在工作中鍛煉成長的結果。真的高級人才和社會精英，是在社會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學校直接培養出來的。中國的高校，把這個因果關係搞顛倒了。
3.教學內容與崗位要求脫節。
所學課程內容，要麼早就過了時，要麼空洞無物，到了實際工作崗位都用不上。特別是高校教師中的多數是從校門到校門、從理論到理論，本身就沒有什麼技能，也沒有掌握什麼技術，除了講解書本知識之外，不可能傳給學生什麼業。這樣的高校學習過程，不過是混了幾年日子，聽了一些空洞的概念，怎麼可能被社會接納。為何理工類的畢業生找工作要容易得多，為何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好，原因就在於這類專業的教學內容更新速度快，所進行的實驗、實踐、實習比較多，畢業生動手能力強，與工作崗位的差距較小。為何中國的高校要轉型，為何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何強調應用技術、職業技術，還不是想要改變這種脫節嗎？
4.素質教育與素質需求脫節。
又有最新消息，“90後”開始成為高校畢業生的主力，所顯示出來的問題是：面試爽約、錄取不來、隨意辭職，用人單位連連叫苦。如果是少數畢業生如此，可以視為個性，如果多數畢業生如此，則不能不說學校教育出了問題。面試隨意爽約：明明答應面試，然而卻是想不到就不到；明明約了9點到，然而卻是左等未到、右等未到；明明告訴了具體地點，然而卻是找不到地點，忘記了地點。錄取隨意不來：明明約定何時簽約，然而到點不簽，連個招呼都不打；明明簽了約，然而到時卻不報到，而是改簽其他了。上班隨意辭職：失戀了，辭職；伙食不好，辭職；不喜歡某位同事，辭職；想去旅行了，辭職；單位沒有地毯，辭職；廁所有異味，辭職；某人未對我笑，辭職。中國高校培養出如此奇特人才，社會豈能接受。
中美本科教育差異
近幾年，國內頂尖大學也已經逐漸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開始邁出可喜的實質性步伐。先是北京大學開設了“小班教學”課程，後有浙江大學千萬元重獎從事本科教學工作的一線教師，等等，但和美國頂尖大學相比，我們在本科教育領域的工作才剛剛起步，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1.價值觀教育差異
最主要的不同在於，美國大學是在本科學院的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核心課程中潛移默化地全方位實現美國的價值觀教育，中國大學是在獨立成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進行專門化的價值觀教育。
美國教授在授課時並沒有對學生強調哪些是價值觀而哪些不是，但學生在完成本科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之後，基本上能夠確立起美國價值觀體系，並且終身難以改變。中國教授把價值觀編成教材，辟出專門的課堂和時間進行授課，但學生在考完試以後，很容易就將背誦的內容忘得一乾二淨。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該怎麼幹還是怎麼幹。
因此，雖然中國大學在學生價值觀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不僅安排了專門的必修課程和學分，配備了專門的教師，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學院組織教學——價值觀進了教材，進了課堂，但不一定真的進了學生頭腦——當然，也有真的進了學生頭腦的——學習的過程很難在他們心中留下“痕跡”。其源頭恐怕還要追溯到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等教育模式所形成的專業課和思想政治課“兩張皮”的影響。
1948年，芝加哥大學在本科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中開設了一門課——《西方文明史》。學生們必須通過閱讀三卷本的教科書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這些書直到今天還在重印），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討論以及高品質地完成論文寫作等方式認真學習研究，否則他們無法通過難度很高的考試。因此，當他們順利完成這門課程的學習以後，對西方文明的發展歷程以及貫穿其中的價值觀在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僅懂得了這些價值觀是什麼，而且明白它們是從哪裡來的，這些價值觀在過去產生了何種影響，當然，在學生即將面對的未來中也會產生類似的影響。
相比之下，在中國大學的本科課程中，教師普遍重視知識講授，往往忽視了教學過程中本身蘊含的價值觀因素。中國傳統師道中的“傳道、授業、解惑”三要素中只剩下了“授業”一項，而丟掉了最重要的“傳道”和“解惑”。學生只關注老師講了什麼，考試會考什麼。至於這一事實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原理是什麼，前人的分析過程是什麼，你自己的獨立判斷是什麼，等等，教師和學生對此均不關心。和價值觀教育相比，他們更關心的是那些具體可見的技術上的進步。原本重合在一起的“讀書”和“做人”的雙重職能被分離了。
2.本科教育重點差異
籠統地說中國大學不重視本科教育是不公正的，許多大學在本科教學改革中做了大量高品質的工作。然而，和美國頂尖大學相比，我們重視本科教育教學的方式比較單一。
1）強調教授——特別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給本科生尤其是一年級本科生上課。
這幾乎成為各大學展示自己重視本科教學的最重要的例證之一。應當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多年來，教授們都太忙了，以至於沒有時間去給本科生上課。但這個“進步”卻又顯得何其荒唐！既然被稱為教授，教學自是其工作職責的應有之義，如果不上課，還有必要稱之為教授嗎？另一方面，教授上課只是一個外在的形式，關鍵在於如何上課，上課的效果如何。如果教授仍然以傳統的演講式方式上課，那也只不過是把“百家講壇”搬到了課堂裡而已。學生除了在現場欣賞了教授的表演之外，並不能獲得多少智識上的真正進步。
2）給上課的教師發放授課津貼。
先不說這種方式在邏輯上的荒謬——教師的工資就是上課的回報，為什麼還要另外發放一份上課津貼呢？那工資本身又算是什麼呢？單就其效果而言，這種物質刺激的方式局限性很大。目前高校在經費管理上的僵化，導致事實上很難給教師發放高額講課費。因此，和校外演講以及給各種各樣的繼續教育培訓班上課的高收入相比，微薄的授課津貼幾乎可以被忽略不計。它事實上起不到激勵的作用。
3）在職稱晉升時向上課教師傾斜。
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難點在於和科研成果的“硬”顯現度相比，上課記錄幾乎沒有作為標準的價值——它太“軟”了。在高校教師晉升壓力巨大的情況下，操作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美國頂尖大學雖然也經歷了科研和教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的激烈爭論，但一旦確立了本科生教學的核心地位，就再也沒有動搖過。
比如，芝加哥大學是世界上的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之一——它擁有8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教學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師如果不上課就沒有地位，如果課上得不好也沒有地位。那些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往往在學校重大事務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權力。在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學裡，這種影響力的價值巨大。
再比如，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全美最頂尖的藝術院校之一——沒有將學校搬遷到市政府免費提供的風景優美的郊區而寧願待在擁擠的市中心，是因為作為藝術院校，學生必須要接觸真實的藝術世界，他們要通過逛街，隨時瞭解當下的流行趨勢和時尚元素，激發出創作靈感。郊區風景雖美，環境幽靜，也許適合其他大學，但不符合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的教育教學要求。
還比如，加州大學各分校所推出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必須由專業團隊評估其對本科生教育的影響——這是一項法律規定。甚至關於是否要給教授提薪這樣看起來和本科生教育風馬牛不相及的政策，也要進行評估後才能做出決定。因為給教授提薪有可能會影響學費標準，進而影響本科生的申請、構成以及他們的財務狀況。
3.對招生的重視程度和對培養品質的監控不同
美國所有的頂尖大學，無不對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即使公立大學也不例外。一般來說，大學裡純粹從事招生的工作人員有40~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這並不包括那些大量對招生感興趣而做義工的教授。
斯坦福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年度預算為400萬美元，工作量巨大，但效率很高。他們根據斯坦福大學的核心價值觀和人才培養需求，研究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招生制度，千方百計提高生源品質。
招生辦公室每年要處理來自全球的36000多份申請材料，每一份申請都經過嚴格審讀，確保最終獲得通過的學生是最適合斯坦福大學培養的學生。
此外，美國頂尖大學對本科人才培養品質的監控非常嚴格。比如，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裡專門設置了一個機構——院校研究處負責對本科生培養品質進行調研和分析；再比如，芝加哥大學在上個世紀30年代建立了著名的“綜合考試”制度，學生不僅要在入學時參加這一考試，通過後才能入學，而且在畢業前還要參加這一考試，通過後才能獲得學士學位。
當然，最為人所熟知的是美國頂尖大學在本科培養過程中的高淘汰率。著名的加州理工學院的淘汰率居然達到了30%。
此外，中國大學普遍對本科培養品質沒有監控。由於高考壓力巨大，加之沒有靈活的轉學制度，學生一旦入學就必須要讓他（她）盡可能順利畢業，否則，退學的剛性成本太高，學生和家長會對學校形成巨大的壓力。
在當前人們普遍畏懼出現極端情況的社會心理下，學校和教師都沒有足夠的動力對學生提出嚴格要求。因此，中國大學的本科培養事實上處於放任狀態。這一點可能是當前本科畢業生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中國大學本科教育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正如芝加哥大學本科學院院長John W.Boyer所說，“對於本科人才培養來說，沒有一條輕鬆便宜的道路。”真正高品質的本科教育是極為困難的，需要巨大的資源投入。這是更為根本性的制約。
出國後才發現留學的好處
美嘉教育把一位學生的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看完之後，你會發現，留學真的好處多多。
1.出國後，才發現通識教育之偉大
話說回來，為什麼美國換專業這麼容易呢？
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大學前兩年都是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即大一大二不限專業，天文地理人文歷史都要學，大二結束時申報專業，大三大四才學習專業課。這是美國本科教育最閃光、最牛逼的地方。
通識教育，在美國已經有近40年的歷史。通過每個大學自己定制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培養出具備基礎知識、辯證思維能力的全面通才，而不只是某個專門領域的專業人才（trained specialist）。
像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沒有通識教育，主打專門人才訓練，比如說你的專業是會計，那麼你從入學開始，大學裡大部分課程都是關於會計的。
2.出國後，才發現換專業太容易了
很多人有過這樣的經歷吧？讀了不喜歡的專業，根本提不起興趣。在國內大學，轉個專業太難了。
寒窗12年，只教會了我們如何努力讀書、應付考試，卻從沒教給我們各個專業、各個職業方向到底意味著什麼。在兵荒馬亂的高三，學業繁重，嚴重睡眠不足，突然要做出人生最大的選擇之一，萬一選錯了，還很改變。
（選專業是人生大事，不能隨便）
十八歲時的我，根本不知道想學什麼專業，更不知道這些專業，對應的是怎樣的人生。
出國前，填了“經濟學”專業（國內經濟學都下屬于“經管學院”，而國內的經管學院，約等於中國的商學院）。到了美國才發現，大部分大學，商學院裡有金融、會計、管理等專業，但不包含經濟學專業。在美國，經濟學屬於文理學院、社會學院等。
到了美國大學，第一件事就是繼續改專業。經濟學太學術了（看到四年的學業安排，感覺我學不來），我想轉到商學院。於是，在報到的時候，填了一張小紙條，填上了姓名、學號、原先是什麼專業、想轉到什麼專業、簽名。
我顫抖著手，把小紙條遞給工作人員，問她：這就轉好了？！對方一臉懵逼：對啊……你還想怎樣？我震驚於轉專業如此容易，因為轉專業在國內我讀的大學，比登天還難。
根據美國國家教育資料統計局（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統計資料，美國本科生80%都換過專業，平均每個美國大學生畢業前轉專業三次以上。
找到自己人生的激情所在，也像談戀愛，也需要不斷尋找自我和練習相處的。相處了一段可能會發現，某種人並不適合自己。如果要求每個人都嫁給初戀，這世上得多出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啊。
本科期間，我一共換了五次專業，經過無數實踐、探索、實習，和各專業的教授深談，才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3.出國後，才發現最可怕的不是沒有思想，而是滿腦子標準答案
從小到大，我一直自認為是個“好學生”，老師授課時，大部分問題的答案我都知道。高中時，老師經常笑吟吟地看著我，等我報出答案再繼續。
在美國大學，有一學期很忙，所以我選了“中國近代史”，本想輕輕鬆松混個A+。歷史，不就是背背背麼！咱中國學生的老本行！
後來發現，我大錯特錯了。我上的美國大學歷史課，根本沒有任何“背”的部分，而是進行大量的“思考”。
我們的教授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非常懂中國。每個歷史事件，我們都要讀大量的歷史資料、紀錄片、文學作品（這節課，我讀了魯迅、馮驥才、莫言、蕭紅、鄒容、費孝通、章詒和、丁玲、白先勇、陳映真、陳若曦等人的作品），以及很多學者的論文……來分析各種歷史實踐的影響。
各種歷史論文，完全沒有標準答案，言之有理，make sense（說得通）就可以。教授說，思想，比文筆更重要。
除了寫了五篇很長的論文，課堂討論也是重中之重。有一次，教授在課堂上問了一個問題，我以為教授想要的答案就是X，於是我舉手回答了。教授說，如果是Y如何呢？我心說，哦，教授要的是Y啊！於是再舉手闡述Y。教授又笑了，那麼Z呢？那時我終於明白，她要的不是某個答案，因為歷史事件、時事的評判，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在美國大學，教給我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凡事都沒有標準答案，要用冷靜的頭腦，思考事情的本質。不是照單全收課本和主流媒體的看法，而是辯證性地思考，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
即使是日後成為高級人才、社會精英，那也是離開高校之後的事情，也是在工作中鍛煉成長的結果。真的高級人才和社會精英，是在社會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學校直接培養出來的。中國的高校，把這個因果關係搞顛倒了。
3.教學內容與崗位要求脫節。
所學課程內容，要麼早就過了時，要麼空洞無物，到了實際工作崗位都用不上。特別是高校教師中的多數是從校門到校門、從理論到理論，本身就沒有什麼技能，也沒有掌握什麼技術，除了講解書本知識之外，不可能傳給學生什麼業。這樣的高校學習過程，不過是混了幾年日子，聽了一些空洞的概念，怎麼可能被社會接納。為何理工類的畢業生找工作要容易得多，為何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好，原因就在於這類專業的教學內容更新速度快，所進行的實驗、實踐、實習比較多，畢業生動手能力強，與工作崗位的差距較小。為何中國的高校要轉型，為何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為何強調應用技術、職業技術，還不是想要改變這種脫節嗎？
4.素質教育與素質需求脫節。
又有最新消息，“90後”開始成為高校畢業生的主力，所顯示出來的問題是：面試爽約、錄取不來、隨意辭職，用人單位連連叫苦。如果是少數畢業生如此，可以視為個性，如果多數畢業生如此，則不能不說學校教育出了問題。面試隨意爽約：明明答應面試，然而卻是想不到就不到；明明約了9點到，然而卻是左等未到、右等未到；明明告訴了具體地點，然而卻是找不到地點，忘記了地點。錄取隨意不來：明明約定何時簽約，然而到點不簽，連個招呼都不打；明明簽了約，然而到時卻不報到，而是改簽其他了。上班隨意辭職：失戀了，辭職；伙食不好，辭職；不喜歡某位同事，辭職；想去旅行了，辭職；單位沒有地毯，辭職；廁所有異味，辭職；某人未對我笑，辭職。中國高校培養出如此奇特人才，社會豈能接受。
中美本科教育差異
近幾年，國內頂尖大學也已經逐漸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開始邁出可喜的實質性步伐。先是北京大學開設了“小班教學”課程，後有浙江大學千萬元重獎從事本科教學工作的一線教師，等等，但和美國頂尖大學相比，我們在本科教育領域的工作才剛剛起步，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1.價值觀教育差異
最主要的不同在於，美國大學是在本科學院的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核心課程中潛移默化地全方位實現美國的價值觀教育，中國大學是在獨立成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進行專門化的價值觀教育。
美國教授在授課時並沒有對學生強調哪些是價值觀而哪些不是，但學生在完成本科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之後，基本上能夠確立起美國價值觀體系，並且終身難以改變。中國教授把價值觀編成教材，辟出專門的課堂和時間進行授課，但學生在考完試以後，很容易就將背誦的內容忘得一乾二淨。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該怎麼幹還是怎麼幹。
因此，雖然中國大學在學生價值觀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不僅安排了專門的必修課程和學分，配備了專門的教師，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學院組織教學——價值觀進了教材，進了課堂，但不一定真的進了學生頭腦——當然，也有真的進了學生頭腦的——學習的過程很難在他們心中留下“痕跡”。其源頭恐怕還要追溯到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等教育模式所形成的專業課和思想政治課“兩張皮”的影響。
1948年，芝加哥大學在本科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中開設了一門課——《西方文明史》。學生們必須通過閱讀三卷本的教科書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這些書直到今天還在重印），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討論以及高品質地完成論文寫作等方式認真學習研究，否則他們無法通過難度很高的考試。因此，當他們順利完成這門課程的學習以後，對西方文明的發展歷程以及貫穿其中的價值觀在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僅懂得了這些價值觀是什麼，而且明白它們是從哪裡來的，這些價值觀在過去產生了何種影響，當然，在學生即將面對的未來中也會產生類似的影響。
相比之下，在中國大學的本科課程中，教師普遍重視知識講授，往往忽視了教學過程中本身蘊含的價值觀因素。中國傳統師道中的“傳道、授業、解惑”三要素中只剩下了“授業”一項，而丟掉了最重要的“傳道”和“解惑”。學生只關注老師講了什麼，考試會考什麼。至於這一事實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原理是什麼，前人的分析過程是什麼，你自己的獨立判斷是什麼，等等，教師和學生對此均不關心。和價值觀教育相比，他們更關心的是那些具體可見的技術上的進步。原本重合在一起的“讀書”和“做人”的雙重職能被分離了。
2.本科教育重點差異
籠統地說中國大學不重視本科教育是不公正的，許多大學在本科教學改革中做了大量高品質的工作。然而，和美國頂尖大學相比，我們重視本科教育教學的方式比較單一。
1）強調教授——特別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給本科生尤其是一年級本科生上課。
這幾乎成為各大學展示自己重視本科教學的最重要的例證之一。應當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多年來，教授們都太忙了，以至於沒有時間去給本科生上課。但這個“進步”卻又顯得何其荒唐！既然被稱為教授，教學自是其工作職責的應有之義，如果不上課，還有必要稱之為教授嗎？另一方面，教授上課只是一個外在的形式，關鍵在於如何上課，上課的效果如何。如果教授仍然以傳統的演講式方式上課，那也只不過是把“百家講壇”搬到了課堂裡而已。學生除了在現場欣賞了教授的表演之外，並不能獲得多少智識上的真正進步。
2）給上課的教師發放授課津貼。
先不說這種方式在邏輯上的荒謬——教師的工資就是上課的回報，為什麼還要另外發放一份上課津貼呢？那工資本身又算是什麼呢？單就其效果而言，這種物質刺激的方式局限性很大。目前高校在經費管理上的僵化，導致事實上很難給教師發放高額講課費。因此，和校外演講以及給各種各樣的繼續教育培訓班上課的高收入相比，微薄的授課津貼幾乎可以被忽略不計。它事實上起不到激勵的作用。
3）在職稱晉升時向上課教師傾斜。
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難點在於和科研成果的“硬”顯現度相比，上課記錄幾乎沒有作為標準的價值——它太“軟”了。在高校教師晉升壓力巨大的情況下，操作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美國頂尖大學雖然也經歷了科研和教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的激烈爭論，但一旦確立了本科生教學的核心地位，就再也沒有動搖過。
比如，芝加哥大學是世界上的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之一——它擁有8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教學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師如果不上課就沒有地位，如果課上得不好也沒有地位。那些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往往在學校重大事務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權力。在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學裡，這種影響力的價值巨大。
再比如，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全美最頂尖的藝術院校之一——沒有將學校搬遷到市政府免費提供的風景優美的郊區而寧願待在擁擠的市中心，是因為作為藝術院校，學生必須要接觸真實的藝術世界，他們要通過逛街，隨時瞭解當下的流行趨勢和時尚元素，激發出創作靈感。郊區風景雖美，環境幽靜，也許適合其他大學，但不符合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的教育教學要求。
還比如，加州大學各分校所推出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必須由專業團隊評估其對本科生教育的影響——這是一項法律規定。甚至關於是否要給教授提薪這樣看起來和本科生教育風馬牛不相及的政策，也要進行評估後才能做出決定。因為給教授提薪有可能會影響學費標準，進而影響本科生的申請、構成以及他們的財務狀況。
3.對招生的重視程度和對培養品質的監控不同
美國所有的頂尖大學，無不對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即使公立大學也不例外。一般來說，大學裡純粹從事招生的工作人員有40~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這並不包括那些大量對招生感興趣而做義工的教授。
斯坦福大學本科招生辦公室年度預算為400萬美元，工作量巨大，但效率很高。他們根據斯坦福大學的核心價值觀和人才培養需求，研究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招生制度，千方百計提高生源品質。
招生辦公室每年要處理來自全球的36000多份申請材料，每一份申請都經過嚴格審讀，確保最終獲得通過的學生是最適合斯坦福大學培養的學生。
此外，美國頂尖大學對本科人才培養品質的監控非常嚴格。比如，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裡專門設置了一個機構——院校研究處負責對本科生培養品質進行調研和分析；再比如，芝加哥大學在上個世紀30年代建立了著名的“綜合考試”制度，學生不僅要在入學時參加這一考試，通過後才能入學，而且在畢業前還要參加這一考試，通過後才能獲得學士學位。
當然，最為人所熟知的是美國頂尖大學在本科培養過程中的高淘汰率。著名的加州理工學院的淘汰率居然達到了30%。
此外，中國大學普遍對本科培養品質沒有監控。由於高考壓力巨大，加之沒有靈活的轉學制度，學生一旦入學就必須要讓他（她）盡可能順利畢業，否則，退學的剛性成本太高，學生和家長會對學校形成巨大的壓力。
在當前人們普遍畏懼出現極端情況的社會心理下，學校和教師都沒有足夠的動力對學生提出嚴格要求。因此，中國大學的本科培養事實上處於放任狀態。這一點可能是當前本科畢業生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中國大學本科教育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正如芝加哥大學本科學院院長John W.Boyer所說，“對於本科人才培養來說，沒有一條輕鬆便宜的道路。”真正高品質的本科教育是極為困難的，需要巨大的資源投入。這是更為根本性的制約。
出國後才發現留學的好處
美嘉教育把一位學生的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看完之後，你會發現，留學真的好處多多。
1.出國後，才發現通識教育之偉大
話說回來，為什麼美國換專業這麼容易呢？
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大學前兩年都是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即大一大二不限專業，天文地理人文歷史都要學，大二結束時申報專業，大三大四才學習專業課。這是美國本科教育最閃光、最牛逼的地方。
通識教育，在美國已經有近40年的歷史。通過每個大學自己定制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培養出具備基礎知識、辯證思維能力的全面通才，而不只是某個專門領域的專業人才（trained specialist）。
像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沒有通識教育，主打專門人才訓練，比如說你的專業是會計，那麼你從入學開始，大學裡大部分課程都是關於會計的。
2.出國後，才發現換專業太容易了
很多人有過這樣的經歷吧？讀了不喜歡的專業，根本提不起興趣。在國內大學，轉個專業太難了。
寒窗12年，只教會了我們如何努力讀書、應付考試，卻從沒教給我們各個專業、各個職業方向到底意味著什麼。在兵荒馬亂的高三，學業繁重，嚴重睡眠不足，突然要做出人生最大的選擇之一，萬一選錯了，還很改變。
（選專業是人生大事，不能隨便）
十八歲時的我，根本不知道想學什麼專業，更不知道這些專業，對應的是怎樣的人生。
出國前，填了“經濟學”專業（國內經濟學都下屬于“經管學院”，而國內的經管學院，約等於中國的商學院）。到了美國才發現，大部分大學，商學院裡有金融、會計、管理等專業，但不包含經濟學專業。在美國，經濟學屬於文理學院、社會學院等。
到了美國大學，第一件事就是繼續改專業。經濟學太學術了（看到四年的學業安排，感覺我學不來），我想轉到商學院。於是，在報到的時候，填了一張小紙條，填上了姓名、學號、原先是什麼專業、想轉到什麼專業、簽名。
我顫抖著手，把小紙條遞給工作人員，問她：這就轉好了？！對方一臉懵逼：對啊……你還想怎樣？我震驚於轉專業如此容易，因為轉專業在國內我讀的大學，比登天還難。
根據美國國家教育資料統計局（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統計資料，美國本科生80%都換過專業，平均每個美國大學生畢業前轉專業三次以上。
找到自己人生的激情所在，也像談戀愛，也需要不斷尋找自我和練習相處的。相處了一段可能會發現，某種人並不適合自己。如果要求每個人都嫁給初戀，這世上得多出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啊。
本科期間，我一共換了五次專業，經過無數實踐、探索、實習，和各專業的教授深談，才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3.出國後，才發現最可怕的不是沒有思想，而是滿腦子標準答案
從小到大，我一直自認為是個“好學生”，老師授課時，大部分問題的答案我都知道。高中時，老師經常笑吟吟地看著我，等我報出答案再繼續。
在美國大學，有一學期很忙，所以我選了“中國近代史”，本想輕輕鬆松混個A+。歷史，不就是背背背麼！咱中國學生的老本行！
後來發現，我大錯特錯了。我上的美國大學歷史課，根本沒有任何“背”的部分，而是進行大量的“思考”。
我們的教授是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非常懂中國。每個歷史事件，我們都要讀大量的歷史資料、紀錄片、文學作品（這節課，我讀了魯迅、馮驥才、莫言、蕭紅、鄒容、費孝通、章詒和、丁玲、白先勇、陳映真、陳若曦等人的作品），以及很多學者的論文……來分析各種歷史實踐的影響。
各種歷史論文，完全沒有標準答案，言之有理，make sense（說得通）就可以。教授說，思想，比文筆更重要。
除了寫了五篇很長的論文，課堂討論也是重中之重。有一次，教授在課堂上問了一個問題，我以為教授想要的答案就是X，於是我舉手回答了。教授說，如果是Y如何呢？我心說，哦，教授要的是Y啊！於是再舉手闡述Y。教授又笑了，那麼Z呢？那時我終於明白，她要的不是某個答案，因為歷史事件、時事的評判，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在美國大學，教給我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凡事都沒有標準答案，要用冷靜的頭腦，思考事情的本質。不是照單全收課本和主流媒體的看法，而是辯證性地思考，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