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雲網（微信號：ilieyun）】4月25日報導（編譯：福爾摩望）
身處涉及Facebook使用者資料和政治廣告定位的資料濫用醜聞中心的一名劍橋大學學者，
在這一長達兩小時的證據聽證會上， DCMS委員會就假新聞議題提出的問題要比回答的多。 在面對委員會提出的一些問題上， Aleksandr Kogan教授表示自己已經與Facebook簽署了NDA（不公開協議）， 並拒絕回答。
據悉， NDA涉及了有關刪除認證和其他Kogan向Facebook保證不濫用使用者資料的承諾的保准保密條款。 在此之前， 該公司意識到Kogan讓使用者向SCL發送資料， 違反了其開發者條款。
當被問及為什麼他與Facebook有一個不公開協議時， Kogan告訴委員會， 他們必須去詢問Facebook。 他也拒絕透露他公司的董事（其中一位在Facebook工作）是否也被要求簽署了NDA。 他也沒有具體說明NDA是否是在美國簽署的。
當被問及他是否已經刪除了所有他能夠獲得的Facebook資料和衍生產品時，
在聽證會期間， Kogan幾次提出一個論點， 認為資料審計對抓獲不良行為者基本是沒有用處的。 他表示， 任何想濫用資料的人， 都可以簡單的拷貝一份檔放在硬碟上， 然後“放在床墊之下”。
（順便說一句， 英國的資料保護監督機構在上個月獲得進入倫敦辦事處的許可之後， 正在對劍橋分析公司進行這樣的審計。 ）
貴公司沒有以這種方式隱藏任何資料？一名委員會成員問道。 “我們沒有， ”他回答道。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歷， 因為我和Facebook是親密的盟友。 而且我認為這對我的學術生涯、我與Facebook的關係會有所幫助。 但現在， 卻完全背離了初衷， ”Kogan繼續說道。 “我沒有興趣和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進行抗爭，
雖然他哀歎自己與Facebook的關係崩潰， 比如告訴委員會在成立公司與SCL/CA合作之前， 他是如何與Facebook合作的， 但是Kogan拒絕承認自己違反了Facebook的服務條款：“我不認為他們有一個有效的開發者政策。 現實是， Facebook的政策不太可能成為他們的政策。 ”
“我只是不相信那是他們的政策， ”當被問及他是否違反了Facebook服務條款時， 他重申道。 “如果某些人擁有的檔並不是他們的政策， 那麼你就不會違反這些所謂的政策。 我同意我的行為與那份檔的要求不同， 但那與我所認為的還是略有不同的。 ”
“你應該成為語義學教授， ”一位委員會成員嘲諷道。
Facebook發言人告訴我們， 他們對Kogan的證詞不會作出公開評論。 但上個月， 紮克伯格曾表示， 這位學者的行為就是一種失信， 並將其應用的行為描述為“濫用”。
在今天面對委員會時， Kogan表示， 他只意識到Facebook的開發者服務條款和他的公司在2015年3月所做的事情存在不一致。 當時， 他開始懷疑自己從SCL那裡收到的建議的真實性。 Kogan表示， 當時GSR向一名智慧財產權律師尋求了幫助， “並得到了一些指導。 ”
（更具體地說， 他之所以開始懷疑， 是因為前SCL員工Chris Wylie並沒有兌現GSR和Eunoia之間的合同， Wylie離開SCL之後成立了Eunoia；Kogan表示， GSR給了Wylie全面的Facebook原始資料集， 但Wylie並沒有向GSR提供任何資料。 ）
“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自己沒有意識到或看過開發者政策。 我知道這令人感到驚訝， 但是在那之前， Facebook開發人員的體驗非常類似於Facebook用戶的體驗。
“當我最初開發應用時， 我只是一個學術研究者。 還沒有涉及任何公司。 而當我們進行商業化時， 我們改變了應用， 那是我完全忽視的地方。 我沒有任何合法的資源， 我依賴SCL向我提供什麼是合適的指導。 那是我的失誤。 ”
“為什麼我認為這仍然不是Facebook的政策？因為智慧財產權律師告知我們， Facebook對待用戶和開發人員的條款是不一致的。 而且， 對Facebook來說， 他們無法確切的表明這就是他們的政策， ”Kogan繼續說道。 “這就是Facebook應用開發人員體驗的不平凡之處。 你可以更改名稱， 更改描述， 更改服務條款。 你只需要保存這些更改就行。 沒有明顯的審查過程。 ”
“我們有一個與Facebook平臺相關的服務條款， 表示我們可以傳輸和銷售資料長達至少一年半的時間。但什麼都沒有被提及。只有在《衛報》的那篇報導之後，他們才找上門來。”
Kogan還認為，他和公司為SCL Elections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沒有價值的。使用心理學模型化的Facebook資料進行政治廣告投放是“沒有成效的”，因為他們可以使用Facebook自己的廣告投放平臺來獲得更大的覆蓋面和更精確的投放。
“這全是關於用例的。當我得知他們想做的是運行Facebook廣告，我感到很驚訝，”他說道。“這並沒有提到，他們只是想為許多人衡量個性而已。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Facebook廣告，那麼僅僅用這種方式是沒有成效的。”
“擁有這一資料集，你將能夠定位15%的人口。使用Facebook資料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比如頁面點贊數，來嘗試構造個性模型。當你做到這一點時，你可以非常輕鬆地瞄準100％人口，並使用更多的資料。這是無法理解的。”
當被問及他為SCL創造了什麼價值時，Kogan回答道：“鑒於我們目前知道的情況，沒有。真的沒有。”
他重申了自己之前的說法，表示他並不知道他為SCL所做的工作會被用於瞄準政治廣告，雖然他確認自己知道該項目主要涉及美國和美國大選。
他還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成果被共和黨所使用，但是他也表示自己並不清楚是哪一位候選人。
在被一位委員問道為什麼他不關心自己是為哪些政治家間接工作時，Kogan回應說，他一般對美國政治或政治家沒有強烈的個人觀點，除了相信大多數美國政治家都至少持有自己合理的政策立場。
“我對生活的個人立場是，除非我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證據。這就是答案。It’s a good lesson to learn from science — where typically we just don’t know.特別是在政治方面，我很少對候選人有強烈的立場，“Kogan說道。
Kogan告訴委員會，他的初衷並不是建立一個企業，而是通過一個他想建立的機構進行非營利性的大資料研究。他表示，是Wylie建議他創辦營利實體GSR的。
“最初的計畫是我們收集資料，履行我對SCL的義務，然後我會去使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他說。
雖然Kogan堅持表示自己從未從SCL那裡獲得過薪水報酬，但是他也確認，SCL曾在項目中一次性支付了GSR 23萬英鎊。他還表示，其中一部分付給了律師，因為Facebook意識到資料是由Kogan傳遞給SCL/CA的。
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Kogan聲稱自己並不知道公司已註冊在倫敦哈利街29號。委員會指出，這一位址被許多空殼公司所使用，其中一些被俄羅斯寡頭用來洗錢。
他看起來有些慌亂，說自己已經在劍橋的公寓裡註冊了公司，後來“我們把它搬到了劍橋的創新中心，再後來則是曼徹斯特。”
“我真的很驚訝，”他補充說道。
一位委員會成員問，你是否聘請了代理？ “我們使用Formations House，”Kogan回答說，這家公司的網站聲稱，其可以在倫敦市中心找到一個商業交易位址，只需要一小筆費用。
“我對此感到驚訝，”Kogan重複道。“我並不是俄羅斯寡頭。”
聽證會上另一個令人感到好奇的時刻是被問及他與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的關係。他承認，在自己和朋友前往俄羅斯，並主動與聖彼德堡大學取得聯繫後，在那裡進行了一些演講和研究，特別是參與了俄羅斯政府資助的一些有關網路欺淩的研究專案。
委員會主席Collins暗示Kogan，俄羅斯政府可能在這樣的研究中持有惡意，並懷疑Kogan是否想過自己與大學和研究人員的互動關係。
Kogan認為，將這項研究與克里姆林宮利用網路平臺干涉外國選舉的行為聯繫起來，是有些過度的。
“你可以就英國政府或美國政府的資助提出同樣的論點，”他告訴委員會。“這些國家都以間諜而聞名。”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干涉外國選舉並且做了同樣的事情。”
“你是說這是相同的嗎？”Collins施壓道。“俄羅斯政府的工作等同於美國政府，你無法區分兩者嗎？”
“總的來說，我對英國、美國和俄羅斯歷史中存在的間諜行為的道德是存在疑慮的，”Kogan說道。“試圖將它們等同起來我認為是一個愚蠢的過程。但我認為所有這些國家都參與了讓人們感到不舒服或者是隱蔽的活動。”
“我明白俄羅斯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除此之外，大多數俄羅斯人和大多數英國一樣。他們不參與間諜活動，他們只是生活。“
“我不知道英國政府機構是否干涉了外國選舉，”Collins說道。
“但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發生過，”Kogan回復道。“只是做的更好而已。”
在上個月Wylie向委員會作證期間，這位元前SCL資料科學家曾暗示，由於Kogan不斷前往俄羅斯，Facebook資料有可能會落入俄羅斯政府手中。但是Kogan反駁了這一說法，他表示，自己前往俄羅斯時，他從未實際攜帶過資料，並指出，這些資料都存儲在美國的雲端託管服務中。
“如果你想嘗試侵入亞馬遜網路服務（AWS），那祝你好運，”他補充道。
他還聲稱沒有讀過研究報告，雖然他表示研究人員已經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了他，但自己不懂俄語。
當被問及他是否認同Facebook之前給委員會的答覆時，Kogan表示，Facebook除了向學者提供宏觀的使用者資料以外，沒有向協力廠商提供任何使用者資料。
他還被問及為什麼Facebook會讓其員工與外部研究人員合作，Kogan表示，管理層容忍這種做法是為了讓員工保持動力。
Collins問他，是否認為Facebook現在雇傭前GSR聯繫總監Joseph Chancellor很奇怪。
“老實說，我不認為這很奇怪，”Kogan說。“我不認為這很奇怪的原因是在我看來，Facebook的評論是公關危機的模版。我不認為他們真的在想這些，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平臺已經被成千上萬的人所挖掘。”
“而我只是一個倒楣的人，和特朗普的競選活動掛上了鉤。And we are where we are.我認為他們意識到了這一切，但公關是公關，他們試圖管理危機，將矛盾指向一個實體，將其描述成一個流氓代理人是很方便的。”
Kogan還被要求回應之前劍橋分析公司首席執行官Alexander Nix作出的否認。
“假話，”Kogan回應。“完全是撒謊。”
“我們當然給了他們SCL/CA的資料，這是無可爭議的，”他補充說道。
在委員會的書面證詞中，他還解釋說，他實際上創建了三個應用來收集Facebook使用者資料。第一個被稱為CPW Lab，是他在2013年初與Facebook合作開發的，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Kogan說，Facebook為他的研究提供了使用者資料，不過，這些資料都是宏觀資料集，而不是個人使用者資訊。
根據Kogan的說法，CPW Lab應用被用來收集個人級別的資料，來補充這些資料集。不過，他也指出，通過這個應用收集的資料都被放置在大學裡，僅用於學術目的，而且並未提供給SCL集團。”
後來，當Kogan成立了GSR，並打算為SCL/CA收集和建模資料時，CPW Lab應用被更名為GSR，其條款也被更改。
然後成千上萬的人通過第三家公司Qualitative，參與了調查。Kogan表示，SCL直接支付了80萬美元來招聘調查參與者，費用約為每人3-4美元。
在那年的晚些時候，當SCL完成資料收集之後，他的公司將GSR修改成了一個互動性的個性測試，並更名為“thisisyourdigitallife”，保留了條款的商業部分。
當委員會成員詢問GSR應用的條款並沒有明確說明資料會被用於政治目的時，Kogan說自己並沒有親自撰寫條款：“如果我們再來一次的話，我想我會堅持讓Wylie在文件中添加政治這一用例。”
“這是誤導，”委員會成員說。
“我認為是用語廣泛，”Kogan回應道。“我認為這不夠具體。所以你在問為什麼我們不去概述具體的用例，因為鎮紙是一個特定的用例。我會爭辯說，政治確實落在這個範圍裡，但它是具體的用例。我想我們應該有。“
該委員會成員還指出，在應用的條款和條件中使用的法律術語規定“無論你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你都可以出於任何目的出售這些資料”。該成員認為，這些術語是不公平的。
“是的，”Kogan回應。“但現實是，真的很少有人會去讀這些服務條款。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主要缺陷。人們不會讀這些東西。而條款又會這樣寫。”
“我對Facebook的用戶政策表示懷疑，是因為它使用了廣泛的用於來提供他們想要的任何用例。我同意你的看法，這一切的確需要作出改變。”
本文來自獵雲網，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lieyunwang.com/archives/434107
表示我們可以傳輸和銷售資料長達至少一年半的時間。但什麼都沒有被提及。只有在《衛報》的那篇報導之後，他們才找上門來。”Kogan還認為，他和公司為SCL Elections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沒有價值的。使用心理學模型化的Facebook資料進行政治廣告投放是“沒有成效的”，因為他們可以使用Facebook自己的廣告投放平臺來獲得更大的覆蓋面和更精確的投放。
“這全是關於用例的。當我得知他們想做的是運行Facebook廣告，我感到很驚訝，”他說道。“這並沒有提到，他們只是想為許多人衡量個性而已。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Facebook廣告，那麼僅僅用這種方式是沒有成效的。”
“擁有這一資料集，你將能夠定位15%的人口。使用Facebook資料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比如頁面點贊數，來嘗試構造個性模型。當你做到這一點時，你可以非常輕鬆地瞄準100％人口，並使用更多的資料。這是無法理解的。”
當被問及他為SCL創造了什麼價值時，Kogan回答道：“鑒於我們目前知道的情況，沒有。真的沒有。”
他重申了自己之前的說法，表示他並不知道他為SCL所做的工作會被用於瞄準政治廣告，雖然他確認自己知道該項目主要涉及美國和美國大選。
他還表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成果被共和黨所使用，但是他也表示自己並不清楚是哪一位候選人。
在被一位委員問道為什麼他不關心自己是為哪些政治家間接工作時，Kogan回應說，他一般對美國政治或政治家沒有強烈的個人觀點，除了相信大多數美國政治家都至少持有自己合理的政策立場。
“我對生活的個人立場是，除非我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證據。這就是答案。It’s a good lesson to learn from science — where typically we just don’t know.特別是在政治方面，我很少對候選人有強烈的立場，“Kogan說道。
Kogan告訴委員會，他的初衷並不是建立一個企業，而是通過一個他想建立的機構進行非營利性的大資料研究。他表示，是Wylie建議他創辦營利實體GSR的。
“最初的計畫是我們收集資料，履行我對SCL的義務，然後我會去使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他說。
雖然Kogan堅持表示自己從未從SCL那裡獲得過薪水報酬，但是他也確認，SCL曾在項目中一次性支付了GSR 23萬英鎊。他還表示，其中一部分付給了律師，因為Facebook意識到資料是由Kogan傳遞給SCL/CA的。
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Kogan聲稱自己並不知道公司已註冊在倫敦哈利街29號。委員會指出，這一位址被許多空殼公司所使用，其中一些被俄羅斯寡頭用來洗錢。
他看起來有些慌亂，說自己已經在劍橋的公寓裡註冊了公司，後來“我們把它搬到了劍橋的創新中心，再後來則是曼徹斯特。”
“我真的很驚訝，”他補充說道。
一位委員會成員問，你是否聘請了代理？ “我們使用Formations House，”Kogan回答說，這家公司的網站聲稱，其可以在倫敦市中心找到一個商業交易位址，只需要一小筆費用。
“我對此感到驚訝，”Kogan重複道。“我並不是俄羅斯寡頭。”
聽證會上另一個令人感到好奇的時刻是被問及他與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的關係。他承認，在自己和朋友前往俄羅斯，並主動與聖彼德堡大學取得聯繫後，在那裡進行了一些演講和研究，特別是參與了俄羅斯政府資助的一些有關網路欺淩的研究專案。
委員會主席Collins暗示Kogan，俄羅斯政府可能在這樣的研究中持有惡意，並懷疑Kogan是否想過自己與大學和研究人員的互動關係。
Kogan認為，將這項研究與克里姆林宮利用網路平臺干涉外國選舉的行為聯繫起來，是有些過度的。
“你可以就英國政府或美國政府的資助提出同樣的論點，”他告訴委員會。“這些國家都以間諜而聞名。”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干涉外國選舉並且做了同樣的事情。”
“你是說這是相同的嗎？”Collins施壓道。“俄羅斯政府的工作等同於美國政府，你無法區分兩者嗎？”
“總的來說，我對英國、美國和俄羅斯歷史中存在的間諜行為的道德是存在疑慮的，”Kogan說道。“試圖將它們等同起來我認為是一個愚蠢的過程。但我認為所有這些國家都參與了讓人們感到不舒服或者是隱蔽的活動。”
“我明白俄羅斯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除此之外，大多數俄羅斯人和大多數英國一樣。他們不參與間諜活動，他們只是生活。“
“我不知道英國政府機構是否干涉了外國選舉，”Collins說道。
“但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發生過，”Kogan回復道。“只是做的更好而已。”
在上個月Wylie向委員會作證期間，這位元前SCL資料科學家曾暗示，由於Kogan不斷前往俄羅斯，Facebook資料有可能會落入俄羅斯政府手中。但是Kogan反駁了這一說法，他表示，自己前往俄羅斯時，他從未實際攜帶過資料，並指出，這些資料都存儲在美國的雲端託管服務中。
“如果你想嘗試侵入亞馬遜網路服務（AWS），那祝你好運，”他補充道。
他還聲稱沒有讀過研究報告，雖然他表示研究人員已經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了他，但自己不懂俄語。
當被問及他是否認同Facebook之前給委員會的答覆時，Kogan表示，Facebook除了向學者提供宏觀的使用者資料以外，沒有向協力廠商提供任何使用者資料。
他還被問及為什麼Facebook會讓其員工與外部研究人員合作，Kogan表示，管理層容忍這種做法是為了讓員工保持動力。
Collins問他，是否認為Facebook現在雇傭前GSR聯繫總監Joseph Chancellor很奇怪。
“老實說，我不認為這很奇怪，”Kogan說。“我不認為這很奇怪的原因是在我看來，Facebook的評論是公關危機的模版。我不認為他們真的在想這些，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平臺已經被成千上萬的人所挖掘。”
“而我只是一個倒楣的人，和特朗普的競選活動掛上了鉤。And we are where we are.我認為他們意識到了這一切，但公關是公關，他們試圖管理危機，將矛盾指向一個實體，將其描述成一個流氓代理人是很方便的。”
Kogan還被要求回應之前劍橋分析公司首席執行官Alexander Nix作出的否認。
“假話，”Kogan回應。“完全是撒謊。”
“我們當然給了他們SCL/CA的資料，這是無可爭議的，”他補充說道。
在委員會的書面證詞中，他還解釋說，他實際上創建了三個應用來收集Facebook使用者資料。第一個被稱為CPW Lab，是他在2013年初與Facebook合作開發的，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Kogan說，Facebook為他的研究提供了使用者資料，不過，這些資料都是宏觀資料集，而不是個人使用者資訊。
根據Kogan的說法，CPW Lab應用被用來收集個人級別的資料，來補充這些資料集。不過，他也指出，通過這個應用收集的資料都被放置在大學裡，僅用於學術目的，而且並未提供給SCL集團。”
後來，當Kogan成立了GSR，並打算為SCL/CA收集和建模資料時，CPW Lab應用被更名為GSR，其條款也被更改。
然後成千上萬的人通過第三家公司Qualitative，參與了調查。Kogan表示，SCL直接支付了80萬美元來招聘調查參與者，費用約為每人3-4美元。
在那年的晚些時候，當SCL完成資料收集之後，他的公司將GSR修改成了一個互動性的個性測試，並更名為“thisisyourdigitallife”，保留了條款的商業部分。
當委員會成員詢問GSR應用的條款並沒有明確說明資料會被用於政治目的時，Kogan說自己並沒有親自撰寫條款：“如果我們再來一次的話，我想我會堅持讓Wylie在文件中添加政治這一用例。”
“這是誤導，”委員會成員說。
“我認為是用語廣泛，”Kogan回應道。“我認為這不夠具體。所以你在問為什麼我們不去概述具體的用例，因為鎮紙是一個特定的用例。我會爭辯說，政治確實落在這個範圍裡，但它是具體的用例。我想我們應該有。“
該委員會成員還指出，在應用的條款和條件中使用的法律術語規定“無論你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你都可以出於任何目的出售這些資料”。該成員認為，這些術語是不公平的。
“是的，”Kogan回應。“但現實是，真的很少有人會去讀這些服務條款。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主要缺陷。人們不會讀這些東西。而條款又會這樣寫。”
“我對Facebook的用戶政策表示懷疑，是因為它使用了廣泛的用於來提供他們想要的任何用例。我同意你的看法，這一切的確需要作出改變。”
本文來自獵雲網，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lieyunwang.com/archives/43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