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於攝圖網）芥末堆4月25日訊， 今日， 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編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簡稱《藍皮書》）發佈。 《藍皮書》圍繞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中小學生減負、中小學生自殺、小微學校、農村教育出路、近二十年來我國教育經費變動等熱點問題展開研究。
《藍皮書》指出， 學業壓力成為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 手機成為中小學生自殺案例的特殊存在；中小學生“減負”關鍵在於改變“供給側”， 優質教育資源短缺及其在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失衡配置是根本原因；城鄉教育分化背景下農村學生的教育獲得不容樂觀， 要從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數量轉向到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品質；對於近二十年來我國教育經費變動， 呈現政府教育投入持續增速， 多管道教育投入增幅大幅度下滑的趨勢。
學業壓力成為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藍皮書》稱，
在年齡年級分佈上， 中學生的自殺狀況比小學生更為嚴峻。 在顯示有年齡的資訊中， 13-17歲五個年齡的死亡及未遂案例之和是8-12歲五個年齡案例之和的4.7倍。 在性別分佈上， 男性中小學生死亡及未遂案例的比例均高於女性。 尤其是在自殺死亡的案例報告中， 男性中小學生案例數量約為女性案例數量的1.6倍。
在時間段分佈上， 自殺及未遂的發生情況形成明顯的波峰與波谷， 開學季前後居多。 寒暑假期間數量相對少；而新學期開學前後的4月、5月、9月自殺死亡案例數量最多。 從採取自殺方式來看， 跳樓、跳河、服毒（服藥）、上吊是中小學生進行自殺行為的主要方式， 在死亡及未遂案例中有超過六成採取了跳樓方式。 在案例事發地點中， 家中和校園內是主要場所。 除跳河、跳崖、撞車、跳火車、臥軌等各類事發場所為自然環境或特定地點外， 中小學生死亡及未遂案例主要發生在家中和校園內。
歸納中小學生自殺的主要原因， 大致可以分為：家庭矛盾（72例， 33%）、學業壓力（55例， 26%）、師生矛盾（35例， 16%）、心理問題（21例， 10%）、情感糾紛（11例， 5%）、校園欺淩（9例， 4%）， 其他問題（12例，
當分析家庭矛盾的原因時， 相當一部分家庭矛盾的衝突根源仍是學業壓力， 師生矛盾案例亦有類似情況。 若考慮間接作用， 學業壓力可能才是中小學生自殺的首要原因。 另外， 手機成為中小學生自殺案例的特殊存在， 調查中因手機引發的自殺案例涉及比例超過10%， 反映出資訊化時代中小學生對智慧手機的深刻的心理依賴。 精神抑鬱、異性關係、朋輩關係問題也是中學生發生自殺行為的誘發因素。
藍皮書建議應從關注學生的幸福感入手， 切實降低學業壓力應是通往幸福感的關鍵路徑。 通過實施優質的素質教育， 逐步淡化升學教育影響， 改革當前的考核評價機制， 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 從減少學生家長與孩子之間、學校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矛盾衝突，
另外， 當務之急是建立兒童青少年自殺死亡、自殺未遂資料資訊披露機制， 使之成為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的一項職責義務。 還有， 建議推動法規制度修訂， 如將學生心理問題和精神障礙評估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條款， 實現自殺預防常態化。
中小學生“減負”關鍵在於改變“供給側”《藍皮書》指出， 中小學校學生“減負”多年難奏實效、學生學業壓力不減反增的原因， 是由於圍繞“小升初”升學競爭， 以及教育培訓市場無序發展， 迫使家長自願加負。 表面上， 家長對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焦慮是家長給孩子自主增負的主觀原因；但優質教育資源短缺及其在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失衡配置才是根本原因， 而單一的應試選拔則是關鍵原因。
目前針對校外培訓市場的整頓和規範是從“需求側”發力，但“減負”的癥結關鍵是在改變“供給側”。真正落實“減負”，還需要釜底抽薪。
均衡教師資源，縮小義務教育階段的校際差距。堅決落實教育部關於示範性高中指標下放比例不低於50%的政策要求，從而有效緩解“小升初”競爭。
強化公辦學校主導的基礎教育辦學格局，保障基礎教育的公益性價值。重新審視和處理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關係。切實提高公辦學校的辦學水準和教育品質，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大幅提高教師待遇，將財政經費真正投入在師生身上，為實現公辦學校的復興提供保障。規範民辦學校的教學、管理和招生等行為，政府實施有效的監管和督導，引導其成為具有個性特色的素質教育的基地。
改革考試評價制度，構建低競爭、低控制、低評價的基礎教育生態。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打破總分評價的慣例，通過各種制度和技術手段來保障自主招生過程的公正性。
同時，藍皮書建議恢復公辦學校課外輔導、補習的功能，當然這需要突破現有管理和經費上的限制，靈活處理，積極發揮公辦學校課後教育的作用，對孩子實施啟蒙教育和興趣能力的培養。此外，賦予家庭一定範圍內入學的自由選擇權。
“小微學校”符合九成家長和孩子的期待“小微創新學校”案例研究顯示，目前“創新小微學校”一般規模較小，在校學生數大多不足50人；創辦時間不長，多為新興學校，5-12歲學齡段的學校數量最多；最初多為解決自家孩子上學問題而創辦，以“口碑相傳”為主要招生途徑。
“創新小微學校”注重特色課程教學，講究生活技能和可持續發展生活方式；日常課程包括傳統文化、戶外活動、藝術課程等的學習；採用“混齡”、“遊學”以及主題式/專案式學習，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在教學效果評估上，多採取多元評估，由教師、孩子、家長共同參與；採取卷面考試、闖關型考試和專案展示等多種評價方式和手段。在畢業生流向上，因大多“創新小微學校”創建時間普遍較短，畢業生數量很少。據回饋，大多畢業生會選擇申請出國深造，或是參加國內高考，也有畢業後選擇創業或直接就業。
至於對就讀學校的滿意度，案例調查中有九成家長認為孩子目前就讀的學校能夠滿足期待。調查中也借由家長對孩子的日常觀察與交流來反映孩子的滿意度，整體上這些孩子對自己學習和生活的滿意度與家長類似，甚至略高於家長。
當下，國內創新小微學校還處於起步階段，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例如辦學資質問題，組建穩定的師資團隊，求得教育理念與家長多元需求間的平衡，招生管道有限性等。《藍皮書》建議，一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門推進中小學辦學體制改革，開放民間辦學，鼓勵教育生態的多元發展。另一方面，創新小微學校自身需要明確定位和培養目標，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更加注重家校合作；內部應加強交流與合作，擴大影響力，從而推動自下而上的教育變革。
“教—考—招”全面聯動的上海高考綜合改革《藍皮書》指出，上海高考綜合改革從學校教育、考試評價、招生選拔三個領域採取系列措施，形成了高考綜合改革的全面聯動。新高考改革實施“3+3”考試科目組合，對學校根據學生選擇提供課程設置、教學資源形成了新挑戰。實際操作中，上海市各區和高中因地制宜採取“大走班”、“中走班”、“小走班”。資料顯示，全市256所高中學校中開滿20種組合的有62所，占24.21%；開出18種組合以上的學校135所，占52.73%；絕大多數高中學校開出的科目組合均超過10種。
在考試評價上，嚴格按照“教什麼考什麼”原則進行命題和考試，考試評價週期由“考兩天”走向“看三年”，所有合格性考試按照“隨教隨考隨清”的原則，分散在高中三年。外語考試由“啞巴應試”走向“應用導向”，採用人機對話的形式，將聽說測試總分計入英語高考成績。招生錄取上，學生可通過普通高招、春季高考、綜合評價錄取、自主招生以及高職高專招生多種通道進入高校，實現了為不同類型學生的成長成才搭建“立交橋”。
根據調查發現，學生對高考新政的價值體驗呈現出積極面貌。調查中特別詢問2014級高三學生“覺得自己在此次高考改革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學生選擇結果依次是“知道了自己擅長做什麼”（37.1%）、“豐富了社會閱歷”（21.4%）、“提高了學習興趣”（19.5%）、“提升了研究能力”（13.7%）。
《藍皮書》建議，為進一步深化高考改革，需要人們在課程觀上，從突出知識授受的應試轉向強調人的發展的育人價值；在學生觀上，從被動的“工具性”轉向全面而有個性的“生命性”轉變；在評價觀上，從結果性的測量轉向以診斷和激勵為主的過程性評估；在系統觀上，從教育教學改革點的突破轉向一體聯動的改革思路；在治理觀上，從教育部門的單打獨鬥到教育系統內外的協同作戰轉變。
城鄉教育分化背景下農村學生的教育獲得不容樂觀《藍皮書》指出，由於城鄉教育固有的差距，相對于城區學生而言，農村學生在高中和大學的入學率上還存在量的劣勢，但更主要的差距則表現在升入重點高中和高水準大學的機會上。
從資料來看，高中階段，相比較中心城區學校學生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農村生源為主的鎮及農村初中畢業生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低了近20個百分點。高等教育階段，從高職高專到普通本科、“211”、“985”高校，來自鄉鎮及以下地區的學生比例越來越小，來自地級市及以上地區學生卻呈相反趨勢。
城鄉學生教育獲得的差距首先源於基礎教育的差距，這其中既有辦學條件的差距，更有學校文化環境和家庭背景分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以辦學經費和師資力量最為凸顯的辦學條件上的差距。調查中顯示，初中生均年度財政撥款例，農村學校只有795元，邊緣城區更只有600元，而中心城區則1317元。調查學校中，農村學校的教師學歷水準總體不如城市學校。
其次，是來自城鄉學校“軟”環境的差距。從城鄉學校階層分隔狀況來看，農村學校學生更多來自社會職業、教育程度及收入水準的較低層次；從校園氛圍來看，農村學校在學習氛圍上表現出更多的蹺課、違紀，更不良的班風、師生關係、同學關係，學生群體中也有更多不願意學習和表現不良的學生。
再次，源自城鄉學生家庭教育背景的分化，即城鄉家庭為孩子提供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差異，表現在父母教育水準、所提供的教育環境與教育資源、父母參與教育程度與水準、父母教育期望等各個方面：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全國高中以下學歷人口中農村人口占了54%；全國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中鄉村占67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比重均低於城鎮。
《藍皮書》建議，要從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數量轉向到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品質。從關注農村學校的硬環境，到關注農村學校的軟環境。關注城鄉學生家庭背景分化帶來的影響，特別是教育觀念、教育方式上的差異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不僅需要加強學校教育（包括幼稚教育）來補償農村學生家庭教育的不足，還需要為農村家長提供針對性的幫助與培訓；而當前最重要最底線的是，減少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讓父母能夠陪伴其成長。
近十年來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呈現“單條腿”快速增長的局面《藍皮書》指出，1995-2015年的二十年間，我國教育總經費總量增長了20倍，占GDP的比例由3.1%提高到5.2%，有力地保障了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然而，在政府教育投入繼續維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多管道教育投入的增幅卻大幅度下滑。
回顧2005-2015十年間教育投入的態勢，呈現“國進民退”態勢，未能實現政府和市場共同雙軌驅動發展，主要體現在：多管道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遠低於前十年。儘管近十年來公共財政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繼續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準（高於同期GDP的增速），但社會和私人教育投入的增速僅達到3.6%的平均值。社會和個人投入在教育總經費中的占比呈現較大幅度下降。
在非政府財力的三個經費管道中，學雜費收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18.4%下降為2015年的12%左右；學校社會服務及其他途徑自籌的教育經費比例也由2005年的18.5%下降到2013年的9%；社會捐贈、集資投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1.1%下降為2015年的0.3%以下；民辦學校舉辦者投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0.7%下降為2015年的0.5%以下。
《藍皮書》指出，我國教育投入結構近十年來呈現這一態勢與我國理論界和主管部門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教育發展環境估計不足、對教育服務產品雙重屬性的認識不充分、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影響了社會擴大教育投入的積極性等原因密切相關。
此外，《藍皮書》還圍繞兩岸教育創新動態等創新實踐、高校“雙一流”建設、高職教育發展等重要問題展開討論。
而單一的應試選拔則是關鍵原因。目前針對校外培訓市場的整頓和規範是從“需求側”發力，但“減負”的癥結關鍵是在改變“供給側”。真正落實“減負”，還需要釜底抽薪。
均衡教師資源，縮小義務教育階段的校際差距。堅決落實教育部關於示範性高中指標下放比例不低於50%的政策要求，從而有效緩解“小升初”競爭。
強化公辦學校主導的基礎教育辦學格局，保障基礎教育的公益性價值。重新審視和處理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關係。切實提高公辦學校的辦學水準和教育品質，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大幅提高教師待遇，將財政經費真正投入在師生身上，為實現公辦學校的復興提供保障。規範民辦學校的教學、管理和招生等行為，政府實施有效的監管和督導，引導其成為具有個性特色的素質教育的基地。
改革考試評價制度，構建低競爭、低控制、低評價的基礎教育生態。擴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權，打破總分評價的慣例，通過各種制度和技術手段來保障自主招生過程的公正性。
同時，藍皮書建議恢復公辦學校課外輔導、補習的功能，當然這需要突破現有管理和經費上的限制，靈活處理，積極發揮公辦學校課後教育的作用，對孩子實施啟蒙教育和興趣能力的培養。此外，賦予家庭一定範圍內入學的自由選擇權。
“小微學校”符合九成家長和孩子的期待“小微創新學校”案例研究顯示，目前“創新小微學校”一般規模較小，在校學生數大多不足50人；創辦時間不長，多為新興學校，5-12歲學齡段的學校數量最多；最初多為解決自家孩子上學問題而創辦，以“口碑相傳”為主要招生途徑。
“創新小微學校”注重特色課程教學，講究生活技能和可持續發展生活方式；日常課程包括傳統文化、戶外活動、藝術課程等的學習；採用“混齡”、“遊學”以及主題式/專案式學習，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在教學效果評估上，多採取多元評估，由教師、孩子、家長共同參與；採取卷面考試、闖關型考試和專案展示等多種評價方式和手段。在畢業生流向上，因大多“創新小微學校”創建時間普遍較短，畢業生數量很少。據回饋，大多畢業生會選擇申請出國深造，或是參加國內高考，也有畢業後選擇創業或直接就業。
至於對就讀學校的滿意度，案例調查中有九成家長認為孩子目前就讀的學校能夠滿足期待。調查中也借由家長對孩子的日常觀察與交流來反映孩子的滿意度，整體上這些孩子對自己學習和生活的滿意度與家長類似，甚至略高於家長。
當下，國內創新小微學校還處於起步階段，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例如辦學資質問題，組建穩定的師資團隊，求得教育理念與家長多元需求間的平衡，招生管道有限性等。《藍皮書》建議，一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門推進中小學辦學體制改革，開放民間辦學，鼓勵教育生態的多元發展。另一方面，創新小微學校自身需要明確定位和培養目標，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更加注重家校合作；內部應加強交流與合作，擴大影響力，從而推動自下而上的教育變革。
“教—考—招”全面聯動的上海高考綜合改革《藍皮書》指出，上海高考綜合改革從學校教育、考試評價、招生選拔三個領域採取系列措施，形成了高考綜合改革的全面聯動。新高考改革實施“3+3”考試科目組合，對學校根據學生選擇提供課程設置、教學資源形成了新挑戰。實際操作中，上海市各區和高中因地制宜採取“大走班”、“中走班”、“小走班”。資料顯示，全市256所高中學校中開滿20種組合的有62所，占24.21%；開出18種組合以上的學校135所，占52.73%；絕大多數高中學校開出的科目組合均超過10種。
在考試評價上，嚴格按照“教什麼考什麼”原則進行命題和考試，考試評價週期由“考兩天”走向“看三年”，所有合格性考試按照“隨教隨考隨清”的原則，分散在高中三年。外語考試由“啞巴應試”走向“應用導向”，採用人機對話的形式，將聽說測試總分計入英語高考成績。招生錄取上，學生可通過普通高招、春季高考、綜合評價錄取、自主招生以及高職高專招生多種通道進入高校，實現了為不同類型學生的成長成才搭建“立交橋”。
根據調查發現，學生對高考新政的價值體驗呈現出積極面貌。調查中特別詢問2014級高三學生“覺得自己在此次高考改革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學生選擇結果依次是“知道了自己擅長做什麼”（37.1%）、“豐富了社會閱歷”（21.4%）、“提高了學習興趣”（19.5%）、“提升了研究能力”（13.7%）。
《藍皮書》建議，為進一步深化高考改革，需要人們在課程觀上，從突出知識授受的應試轉向強調人的發展的育人價值；在學生觀上，從被動的“工具性”轉向全面而有個性的“生命性”轉變；在評價觀上，從結果性的測量轉向以診斷和激勵為主的過程性評估；在系統觀上，從教育教學改革點的突破轉向一體聯動的改革思路；在治理觀上，從教育部門的單打獨鬥到教育系統內外的協同作戰轉變。
城鄉教育分化背景下農村學生的教育獲得不容樂觀《藍皮書》指出，由於城鄉教育固有的差距，相對于城區學生而言，農村學生在高中和大學的入學率上還存在量的劣勢，但更主要的差距則表現在升入重點高中和高水準大學的機會上。
從資料來看，高中階段，相比較中心城區學校學生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農村生源為主的鎮及農村初中畢業生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低了近20個百分點。高等教育階段，從高職高專到普通本科、“211”、“985”高校，來自鄉鎮及以下地區的學生比例越來越小，來自地級市及以上地區學生卻呈相反趨勢。
城鄉學生教育獲得的差距首先源於基礎教育的差距，這其中既有辦學條件的差距，更有學校文化環境和家庭背景分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以辦學經費和師資力量最為凸顯的辦學條件上的差距。調查中顯示，初中生均年度財政撥款例，農村學校只有795元，邊緣城區更只有600元，而中心城區則1317元。調查學校中，農村學校的教師學歷水準總體不如城市學校。
其次，是來自城鄉學校“軟”環境的差距。從城鄉學校階層分隔狀況來看，農村學校學生更多來自社會職業、教育程度及收入水準的較低層次；從校園氛圍來看，農村學校在學習氛圍上表現出更多的蹺課、違紀，更不良的班風、師生關係、同學關係，學生群體中也有更多不願意學習和表現不良的學生。
再次，源自城鄉學生家庭教育背景的分化，即城鄉家庭為孩子提供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差異，表現在父母教育水準、所提供的教育環境與教育資源、父母參與教育程度與水準、父母教育期望等各個方面：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全國高中以下學歷人口中農村人口占了54%；全國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中鄉村占67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比重均低於城鎮。
《藍皮書》建議，要從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數量轉向到關注農村學生教育獲得的品質。從關注農村學校的硬環境，到關注農村學校的軟環境。關注城鄉學生家庭背景分化帶來的影響，特別是教育觀念、教育方式上的差異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不僅需要加強學校教育（包括幼稚教育）來補償農村學生家庭教育的不足，還需要為農村家長提供針對性的幫助與培訓；而當前最重要最底線的是，減少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讓父母能夠陪伴其成長。
近十年來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呈現“單條腿”快速增長的局面《藍皮書》指出，1995-2015年的二十年間，我國教育總經費總量增長了20倍，占GDP的比例由3.1%提高到5.2%，有力地保障了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然而，在政府教育投入繼續維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多管道教育投入的增幅卻大幅度下滑。
回顧2005-2015十年間教育投入的態勢，呈現“國進民退”態勢，未能實現政府和市場共同雙軌驅動發展，主要體現在：多管道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遠低於前十年。儘管近十年來公共財政教育經費的年均增速繼續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準（高於同期GDP的增速），但社會和私人教育投入的增速僅達到3.6%的平均值。社會和個人投入在教育總經費中的占比呈現較大幅度下降。
在非政府財力的三個經費管道中，學雜費收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18.4%下降為2015年的12%左右；學校社會服務及其他途徑自籌的教育經費比例也由2005年的18.5%下降到2013年的9%；社會捐贈、集資投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1.1%下降為2015年的0.3%以下；民辦學校舉辦者投入占教育總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0.7%下降為2015年的0.5%以下。
《藍皮書》指出，我國教育投入結構近十年來呈現這一態勢與我國理論界和主管部門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教育發展環境估計不足、對教育服務產品雙重屬性的認識不充分、不恰當的行政干預影響了社會擴大教育投入的積極性等原因密切相關。
此外，《藍皮書》還圍繞兩岸教育創新動態等創新實踐、高校“雙一流”建設、高職教育發展等重要問題展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