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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鄧力群

文/霞飛

毛澤東,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鄧力群, 生前曾任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二人雖然同為湖南人, 但卻是在延安才認識的。 參加了延安整風全過程的鄧力群對人民領袖毛澤東心悅誠服, 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深刻理解。 毛澤東對鄧力群十分信任, 多次賦予他重任。 鄧力群維護毛澤東歷史地位, 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 直到生命停止。

鄧力群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

鄧力群1935年參加革命, 在北平從事黨的組織工作、領導學運。 1937年4月到延安。 他帶著學運領袖的豪情和黨的地下組織工作經驗,

一心想身赴前線抗日殺敵, 但組織因工作需要把他留在延安。 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 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 享有很高威望。 但剛從北平來的鄧力群, 對於誰是共產黨的領袖, 還沒有準確認識。 他在北平讀過馬列著作, 篤信馬克思主義, 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但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頭腦中還沒有概念。

鄧力群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並聽毛澤東講話, 是在1938年。 鄧力群自己回憶, 張國燾跑了之後, “在延安城裡召開過幾次揭批張國燾的積極分子會議。 黨校有些人去了, 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聽了毛主席、張聞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講話。 ”當時, 鄧力群聽的, 不止是毛澤東的講話, 也有其他人的講話, 聽毛澤東講話,

也不止一次, 他回憶:“在這期間, 還聽過毛主席的一些講話, 有些不是在黨校講的, 如在抗大四大隊講哲學, 我去聽了, 一直到現在還有印象。 毛主席講現象和本質, 舉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孫悟空鬥法, 孫悟空變來變去, 變成了一座廟, 尾巴沒地方放, 就變成一個旗杆, 立在廟的後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來, 最後發現這個廟的旗杆為何不豎在前面, 而是豎在後面, 終於發現了破綻。 那時有這樣的風氣, 聽說毛主席要在哪兒講話, 我們不管遠近都要跑去聽。 ”

◆1938年, 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

那個時候, 黨內領導同志講話很多。 鄧力群聽了, 都感到新鮮。 他回憶, “我們分辨不清與毛主席的主張有哪些不同, 哪些對、哪些不對。 根本沒有這個識別能力, 聽了以後都覺得好。 ”

與那個時期陸續到延安的革命青年相比, 鄧力群有幾個突出點, 一是到延安前讀過馬列主義書籍, 理論水準相對較高。 二是文化水準高, 是北京大學肄業生。 三是學習刻苦, 鄧力群回憶, “做教員前, 延安還找不到什麼書。

做了教員以後, 趕上延安開始自己印書了。 最早印了兩本書, 我記得其中一本是《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這以後, 由張聞天組織翻譯的《列寧選集》20卷、《馬恩叢書》10卷陸續印出來了。 這些書出一卷我就讀一卷, 很認真地看, 由於有了在五班的學習基礎, 再讀這些書, 就能夠讀進去了。 ”四是經過領導學運和黨的組織工作鍛煉, 積累了工作經驗, 是較為成熟的幹部。 五是有高昂的工作熱情和很高的覺悟。 因此, 他一到延安, 就被中共中央所重視和重用, 這從他到延安不久擔任的職務中可以看出來:1937年, 剛到延安的他先後擔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 後來任馬列學院教育處處長、院總支副書記。 鄧力群這個職務,
與同時到延安的青年幹部們比, 算是很高的。 但是, 當時在中共中央日理萬機的毛澤東, 還不可能注意到鄧力群這個從北平過來的年輕幹部, 而鄧力群此時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解也不深刻。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40年代初延安整風。 鄧力群晚年曾回憶道:“延安整風時, 我在延安馬列學院工作, 是一個普通的幹部, 對於中央領導層的事情毫不知情。 ”

讓鄧力群真正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偉大的, 是延安整風。

鄧力群回憶, 延安整風, 一開始是醞釀和準備階段, 從1940年9月開始, 到1942年1月。 “到1941年5月, 毛主席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 我當時作為馬列學院的教育處長和總支副書記, 參加了這個報告會, 在楊家嶺的一間平常開會的房子裡親耳聆聽了毛主席的報告。 會場上安放了幾十條長凳。我坐在靠近中間一點的凳子上。回頭一看,王明坐在我後面。我當時一方面感到我們黨內不分高低、不分前後,同志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有點納悶,這個會議王明怎麼不坐在前面?宣佈開會、主持會議的是彭真同志。他說是開一個討論學習的會議,先請毛主席講話。毛主席講得很生動、風趣。他以明快而親切的語言,有力地批評了教條主義者是只知有書本的書呆子,很能啟發人的思想。會場上的情緒氣氛相當熱烈、活躍。我回到馬列學院,按照自己的筆記向院部的幹部作了傳達。對這麼一個很好、很深刻的報告,不同層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樣的。據我所接觸到的和間接聽到的,特別是一般幹部和年青的共產黨員,根本沒有意識到觸及的是中央領導層的分歧。以我來說,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領導同志,無一例外都是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我當時認為毛主席所批評的物件,就是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沒有做過多少實際工作的毛頭小夥子,最多也只是把馬列學院和其他學校的一些教員批評在內。”

鄧力群第一次聽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說法,是陳雲的一次講話。他回憶,“1942年元旦,中央在楊家嶺開了一個新年團拜會。陳雲同志講話,他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二十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党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陳雲同志這麼說,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新鮮,因為在這以前沒有聽到過這樣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這個情況說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中央內部已得到共認,後來知道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贊同。”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給幹部作報告。

在1941年整風準備階段,黨中央公佈了《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接著,著手彙編《六大以來》《兩條路線》《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這幾本書都由毛澤東最後審定。當時毛澤東把很大精力放在準備整風之上,他在日以繼夜審定整風檔的同時,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分頭找人談話,做整風前的思想工作。當時鄧力群所在的政治研究室,是毛澤東找人談話的重點。一次,毛澤東找了陳伯達、鄧力群、張仲實、丁冬放、於炳然五個人一起去談話。地點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的二層樓上,談話持續兩個多小時,毛澤東講,五個人聽並且記。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著重講了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有些話相當尖銳,批評教條主義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肥田都肥不了。這是鄧力群第一次當面聽毛澤東談話。鄧力群當時還不能理解毛澤東談話的深意,甚至對毛澤東諷刺教條主義的話“聽了覺得有些刺耳”。

延安整風的展開,讓鄧力群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和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1942年2月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接著又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鄧力群回憶說,這兩個報告,就像“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尤其在知識份子和新黨員中,反響更大”。這兩個報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大家開始從新的高度、新的角度來審視問題,來重新認識黨的歷史”。

鄧力群參加延安整風時,下功夫鑽研的一本書是《兩條路線》。鄧力群說:“什麼事情,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兩條路線》一書既編進了正確的檔,也編進了有錯誤的文章。黨的歷史是怎樣發展的,一看這些檔就比較清楚了。這個檔產生了什麼結果,那個檔又是怎樣結果,經過比較,是非分明,功過了然。在黨的歷史上確實存在著一條正確的路線,一條錯誤的路線。正確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錯誤路線則以王明等人為代表。”

◆1949年8月,鄧力群在新疆伊寧市。

讓鄧力群由衷佩服的,不僅是毛澤東在此前中國共產黨奮鬥歷程中掌舵的本領,而且是毛澤東在整風期間的掌舵本領。鄧力群晚年回憶這段歷史時,仍然由衷佩服毛澤東。他說:“毛主席顯示了他掌舵的本領,對於問題就是能抓住時機、抓住火候,抓著以後就以最妥善的辦法來解決。比如講六屆四中全會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按照當時一些同志的講法,都把王明這些人說成是篡黨,四中全會就是非法的。這樣一搞,就不是個別人的問題,必然牽扯到一批人的問題,那党就不得安寧了。毛主席說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手續不完全。這樣,一批人就解脫了,黨內其他同志也心服了,大家心裡的石頭都落了地。事情往往是這樣,批評了錯誤,對錯誤給以充分揭露以後,最後給予恰當的定評,是鞏固正確認識的很重要的環節。”“毛主席高明,不是靠靈機一動,心血來潮,就在於他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在一種潮流恣肆而來的時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謂‘反潮流’也不是憑空的,而是以他對歷史的經驗和現實情況的科學考察為基礎的。”

通過延安整風,鄧力群切實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認識到在中國共產黨奮鬥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擁戴領袖毛澤東,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走向基層理論聯繫實際,是鄧力群終生不悔的選擇。他說:“作為一名願意為共產主義的壯麗事業而奮鬥到底的共產黨員,當認識到路在哪裡,就在自己腳下,應走向群眾,走向基層,走向實際的時候,他是決不會有絲毫猶豫的。”

鄧力群陪毛澤東讀書

談到毛澤東與鄧力群的關係,不能不談到鄧力群陪毛澤東讀兩本書的事。因為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十分重要、他自己也特別重視的一次活動。而鄧力群對他陪毛澤東讀書這件事也終生難忘,一直到晚年仍然縈繞於心。鄧力群生前曾說:“我有幸聆聽毛主席的談話,數十年來,魂牽夢繞,一直為整理、編輯、出版毛主席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做工作,沒有放下。”

20世紀50年代末,已經發現中國經濟建設中存在一些問題的毛澤東感覺到,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為此,瞭解蘇聯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非常重要。因此,毛澤東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在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兩次向全黨幹部建議讀書,並且特別指出重點要讀的,就是史達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以下稱“兩本書”)。在這方面,毛澤東也作出了表率。廬山會議後,他專門安排了一段時間來重讀這兩本書。這次毛澤東讀書,與以往不同,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借鑒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因此,他特別選擇了四個人和他一起讀。這四個人是:陳伯達、鄧力群、胡繩、田家英。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涯中,特別選擇幾人和他一起專門讀特定的書,這是唯一的一次,可見這次讀書,意義非同小可。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與鄧力群等人合影。左起:朱德、劉少奇、賽福鼎·艾則孜、毛澤東、包爾漢、周恩來、鄧力群。

毛澤東選擇的一起和他讀書的四人中,陳伯達、田家英,是毛澤東的秘書,胡繩是經常為毛澤東收集學習資料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陳、田、胡都是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但鄧力群不是,毛澤東為什麼選定鄧力群和他一起讀書?其中主要原因,一是鄧力群深受毛澤東信任。自從在延安毛澤東與鄧力群接觸後,經過延安整風,鄧力群已經成為政治理論水準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在此後實際工作中經受鍛煉和考驗,展現很高的水準和能力。二是鄧力群無論在延安,在東北,在新疆,還是調中央工作後,都表現出很高理論水準,對此,一向關注黨內學習情況的毛澤東是瞭解的。三是他曾在北京大學學過經濟,後來研究經濟問題也成績斐然,寫出過很深刻也很有影響的經濟問題報告和文章,是黨內不多的懂得經濟理論的領導幹部。四是他曾在劉少奇身邊,沒有秘書的名義,但做秘書性質的工作,是劉少奇的實際上的第一秘書,這個地位十分重要。五是鄧力群此前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問題有過深入研究,1955年9月發表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分配問題》一文,影響很大。《紅旗》雜誌5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重要經濟方面的文章,大多數是他或者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把關、修改後決定發表的。正是這些因素,毛澤東不但選擇鄧力群和自己一起讀書,而且在陪同自己讀書者中,地位不一般,僅列毛澤東第一秘書陳伯達之後。毛澤東這次集中讀的就是兩本書,時間從1959年12月上旬開始到1960年2月9日結束,地點主要在杭州的劉莊。1960年初上海會議後,毛澤東又帶四人到廣州的白雲山,把在劉莊尚未讀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34、35、36章,以及結束語全部讀完。鄧力群曾回憶毛澤東和他們一起讀書的細節,其中談到:

毛主席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並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朗讀,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麼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麼。

◆毛澤東和陪同人員在杭州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圖為(右起)毛澤東與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一起讀書。

負責作記錄的鄧力群對毛澤東在這次讀書中發表的談話極為重視。他晚年回憶,讀書時,他緊挨毛澤東坐著,不僅將毛澤東發表的談話一字不落地記錄下來,而且,他看著毛澤東讀書時在書上劃線和寫旁批。當時,毛澤東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劃橫道,或者在旁邊劃豎道,打記號。毛澤東劃線、打記號時,鄧力群也跟著他在自己讀的那本書上照樣劃,從頭至尾都這樣做。有的段落,毛澤東劃了以後接著就發表議論,或長或短。鄧力群就把毛澤東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些段落,毛澤東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否定的評語,鄧力群就記在自己讀的那本教科書上。也有的段落,毛澤東劃了道道,既沒有議論,也沒有說對還是不對。鄧力群也照樣劃道道。每次下午讀書後,鄧力群當天晚上將記錄整理清楚。為保證準確,第二天上午再整理一遍,還請周恩來秘書梅行幫助一起整理。整理後,再請胡繩、田家英看,胡、田作個別文字改動。離開杭州前,鄧力群將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1月4日,他們隨毛澤東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5日下午,毛澤東和他們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把第33章讀完。鄧力群馬上整理完新記錄,與此前已經整理成冊的記錄裝訂一起,加上了一個標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交給中央辦公廳列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1954年版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鄧力群記錄整理的毛澤東讀兩本書的談話和批註,涉及兩大問題:一個是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一個是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見,飽含著毛澤東獨創性的理論成果,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涉及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歷史科學等諸多學科,是毛澤東繼《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後,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幾十年後,鄧力群對毛澤東生前留下的這一文獻的重要價值有自己的評價,他說:“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註,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20世紀90年代,鄧力群在指導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多次談自己對毛澤東讀書談話的體會。其中,他談的毛澤東結合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講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體會、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問題上批評教科書觀點的體會、毛澤東論述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的權利問題的體會、毛澤東從批評《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缺點談到科學著作問題的體會、毛澤東對一些人物和著作進行臧否褒貶的體會,都非常深刻,對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起到了指導作用。鄧力群為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人員提供資料,還拿出自己的工資,將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註少量印製,作為參考資料。

鄧力群畢生宣傳毛澤東思想

自從有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由衷佩服和深刻認識,鄧力群就把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重大歷史使命,執行一生,直到生命停止。

20世紀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趁機掀起了一股“非毛化”思潮,否定、誣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此重要時刻鄧力群站出來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鄧力群及時發現了1979年3月党的理論務虛會上出現的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傾向,找胡喬木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些人的目的是通過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來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再不批判制止,可能蔓延。胡喬木和鄧力群一起找鄧小平談了看法。鄧小平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並且決定親自到會發表講話。3月30日,鄧小平到會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提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鄧小平的講話,維護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打退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進攻,統一了全黨思想,而鄧力群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3年,鄧力群於北京在對外宣傳幹部學習班上講話。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興起一股“毛澤東熱”。面對媒體採訪,鄧力群科學分析了“毛澤東熱”產生的原因和意義,肯定:“無論怎麼說,毛澤東同志的一生、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都引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不僅空前地改變了中國現代的歷史,而且肯定會極大地影響今後的歷史。”“‘毛澤東熱’,從主導方面看,是一種健康的、進步的、孕育著希望的現象,它是一種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團結的因素、穩定的因素。”

1991年,年事已高的鄧力群到北京大學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56周年座談會時發表了《學習毛澤東,做堅定的革命者》的講話,用毛澤東的歷史和事蹟,高度概括了毛澤東的特點和優秀品質,體現出他對毛澤東本人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史的深刻理解。

1991年12月25日,鄧力群在毛澤東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上發表《我們的鬥爭需要毛澤東思想》的講話,提出了一個新觀點:“毛澤東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毛澤東沒有作古,他在全世界面前所聳立的巍巍形象不可磨滅,他所締造的事業在繼續發展。看來,越往後去,毛澤東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中國也好,外國也好,接受了嚴酷的現實教育的人們,都需要瞭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鄧力群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歷史價值放在世界範圍去看,展現了他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野的宏大,也體現出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眼光。他的這個觀點,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於推進世界範圍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

◆鄧力群晚年。

90年代後期,鄧力群在研究中,把毛澤東與社會主義建設開拓者進行了比較,進一步提出,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上,毛澤東比列寧和史達林起的作用更大的觀點。2000年12月26日,已經85歲高齡的鄧力群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召開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07周年座談會上作了題為“20世紀與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發言,發言中他提出:在20世紀,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兩個偉大革命的勝利:一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袖是列寧;第二個偉大勝利是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是毛澤東。鄧力群比較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三位偉人後指出:“從國際角度來講,毛主席同列寧、史達林一樣,有同帝國主義國家、外國資產階級聯合的經驗,也有同他們鬥爭的經驗。在國內方面來講,列寧、史達林同國內的資產階級只有鬥爭的經驗,沒有聯合的經驗。而毛澤東不但有同國內資產階級鬥爭的經驗,而且有同國內資產階級聯合的經驗。不但在革命時期進行鬥爭,進行聯合,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以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資產階級都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

鄧力群90多歲後,特別注重研究和宣傳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認為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在他宣導和指導下,理論界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研究進入了更深層次。鄧力群年近百歲時,仍然關心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宣傳,每當有同志看望他,他都要過問這方面研究和宣傳的情況,瞭解有什麼新的學術進展和學術觀點,並且談自己的觀點,對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重要指導。可以說,鄧力群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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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群星璀璨,毛澤東如中天北斗,凝聚星河,指引方向。

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裡支流眾多,毛澤東像汪洋大海,吸納百川,包容四方。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也是一代共產黨人敬仰和追隨的領袖。毛澤東為什麼讓這些人追隨?或者說,他們為什麼至死追隨毛澤東?這一直是許多人不解的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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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上安放了幾十條長凳。我坐在靠近中間一點的凳子上。回頭一看,王明坐在我後面。我當時一方面感到我們黨內不分高低、不分前後,同志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有點納悶,這個會議王明怎麼不坐在前面?宣佈開會、主持會議的是彭真同志。他說是開一個討論學習的會議,先請毛主席講話。毛主席講得很生動、風趣。他以明快而親切的語言,有力地批評了教條主義者是只知有書本的書呆子,很能啟發人的思想。會場上的情緒氣氛相當熱烈、活躍。我回到馬列學院,按照自己的筆記向院部的幹部作了傳達。對這麼一個很好、很深刻的報告,不同層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樣的。據我所接觸到的和間接聽到的,特別是一般幹部和年青的共產黨員,根本沒有意識到觸及的是中央領導層的分歧。以我來說,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領導同志,無一例外都是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我當時認為毛主席所批評的物件,就是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沒有做過多少實際工作的毛頭小夥子,最多也只是把馬列學院和其他學校的一些教員批評在內。”

鄧力群第一次聽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說法,是陳雲的一次講話。他回憶,“1942年元旦,中央在楊家嶺開了一個新年團拜會。陳雲同志講話,他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二十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党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陳雲同志這麼說,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新鮮,因為在這以前沒有聽到過這樣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這個情況說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中央內部已得到共認,後來知道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贊同。”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給幹部作報告。

在1941年整風準備階段,黨中央公佈了《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接著,著手彙編《六大以來》《兩條路線》《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這幾本書都由毛澤東最後審定。當時毛澤東把很大精力放在準備整風之上,他在日以繼夜審定整風檔的同時,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分頭找人談話,做整風前的思想工作。當時鄧力群所在的政治研究室,是毛澤東找人談話的重點。一次,毛澤東找了陳伯達、鄧力群、張仲實、丁冬放、於炳然五個人一起去談話。地點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的二層樓上,談話持續兩個多小時,毛澤東講,五個人聽並且記。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著重講了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有些話相當尖銳,批評教條主義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肥田都肥不了。這是鄧力群第一次當面聽毛澤東談話。鄧力群當時還不能理解毛澤東談話的深意,甚至對毛澤東諷刺教條主義的話“聽了覺得有些刺耳”。

延安整風的展開,讓鄧力群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和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1942年2月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接著又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鄧力群回憶說,這兩個報告,就像“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尤其在知識份子和新黨員中,反響更大”。這兩個報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大家開始從新的高度、新的角度來審視問題,來重新認識黨的歷史”。

鄧力群參加延安整風時,下功夫鑽研的一本書是《兩條路線》。鄧力群說:“什麼事情,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兩條路線》一書既編進了正確的檔,也編進了有錯誤的文章。黨的歷史是怎樣發展的,一看這些檔就比較清楚了。這個檔產生了什麼結果,那個檔又是怎樣結果,經過比較,是非分明,功過了然。在黨的歷史上確實存在著一條正確的路線,一條錯誤的路線。正確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錯誤路線則以王明等人為代表。”

◆1949年8月,鄧力群在新疆伊寧市。

讓鄧力群由衷佩服的,不僅是毛澤東在此前中國共產黨奮鬥歷程中掌舵的本領,而且是毛澤東在整風期間的掌舵本領。鄧力群晚年回憶這段歷史時,仍然由衷佩服毛澤東。他說:“毛主席顯示了他掌舵的本領,對於問題就是能抓住時機、抓住火候,抓著以後就以最妥善的辦法來解決。比如講六屆四中全會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按照當時一些同志的講法,都把王明這些人說成是篡黨,四中全會就是非法的。這樣一搞,就不是個別人的問題,必然牽扯到一批人的問題,那党就不得安寧了。毛主席說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手續不完全。這樣,一批人就解脫了,黨內其他同志也心服了,大家心裡的石頭都落了地。事情往往是這樣,批評了錯誤,對錯誤給以充分揭露以後,最後給予恰當的定評,是鞏固正確認識的很重要的環節。”“毛主席高明,不是靠靈機一動,心血來潮,就在於他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在一種潮流恣肆而來的時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謂‘反潮流’也不是憑空的,而是以他對歷史的經驗和現實情況的科學考察為基礎的。”

通過延安整風,鄧力群切實認識到了毛澤東的偉大,認識到在中國共產黨奮鬥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擁戴領袖毛澤東,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走向基層理論聯繫實際,是鄧力群終生不悔的選擇。他說:“作為一名願意為共產主義的壯麗事業而奮鬥到底的共產黨員,當認識到路在哪裡,就在自己腳下,應走向群眾,走向基層,走向實際的時候,他是決不會有絲毫猶豫的。”

鄧力群陪毛澤東讀書

談到毛澤東與鄧力群的關係,不能不談到鄧力群陪毛澤東讀兩本書的事。因為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十分重要、他自己也特別重視的一次活動。而鄧力群對他陪毛澤東讀書這件事也終生難忘,一直到晚年仍然縈繞於心。鄧力群生前曾說:“我有幸聆聽毛主席的談話,數十年來,魂牽夢繞,一直為整理、編輯、出版毛主席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做工作,沒有放下。”

20世紀50年代末,已經發現中國經濟建設中存在一些問題的毛澤東感覺到,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為此,瞭解蘇聯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非常重要。因此,毛澤東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在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兩次向全黨幹部建議讀書,並且特別指出重點要讀的,就是史達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以下稱“兩本書”)。在這方面,毛澤東也作出了表率。廬山會議後,他專門安排了一段時間來重讀這兩本書。這次毛澤東讀書,與以往不同,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借鑒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因此,他特別選擇了四個人和他一起讀。這四個人是:陳伯達、鄧力群、胡繩、田家英。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涯中,特別選擇幾人和他一起專門讀特定的書,這是唯一的一次,可見這次讀書,意義非同小可。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與鄧力群等人合影。左起:朱德、劉少奇、賽福鼎·艾則孜、毛澤東、包爾漢、周恩來、鄧力群。

毛澤東選擇的一起和他讀書的四人中,陳伯達、田家英,是毛澤東的秘書,胡繩是經常為毛澤東收集學習資料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陳、田、胡都是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但鄧力群不是,毛澤東為什麼選定鄧力群和他一起讀書?其中主要原因,一是鄧力群深受毛澤東信任。自從在延安毛澤東與鄧力群接觸後,經過延安整風,鄧力群已經成為政治理論水準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在此後實際工作中經受鍛煉和考驗,展現很高的水準和能力。二是鄧力群無論在延安,在東北,在新疆,還是調中央工作後,都表現出很高理論水準,對此,一向關注黨內學習情況的毛澤東是瞭解的。三是他曾在北京大學學過經濟,後來研究經濟問題也成績斐然,寫出過很深刻也很有影響的經濟問題報告和文章,是黨內不多的懂得經濟理論的領導幹部。四是他曾在劉少奇身邊,沒有秘書的名義,但做秘書性質的工作,是劉少奇的實際上的第一秘書,這個地位十分重要。五是鄧力群此前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問題有過深入研究,1955年9月發表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分配問題》一文,影響很大。《紅旗》雜誌5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重要經濟方面的文章,大多數是他或者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把關、修改後決定發表的。正是這些因素,毛澤東不但選擇鄧力群和自己一起讀書,而且在陪同自己讀書者中,地位不一般,僅列毛澤東第一秘書陳伯達之後。毛澤東這次集中讀的就是兩本書,時間從1959年12月上旬開始到1960年2月9日結束,地點主要在杭州的劉莊。1960年初上海會議後,毛澤東又帶四人到廣州的白雲山,把在劉莊尚未讀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34、35、36章,以及結束語全部讀完。鄧力群曾回憶毛澤東和他們一起讀書的細節,其中談到:

毛主席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並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朗讀,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麼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麼。

◆毛澤東和陪同人員在杭州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圖為(右起)毛澤東與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一起讀書。

負責作記錄的鄧力群對毛澤東在這次讀書中發表的談話極為重視。他晚年回憶,讀書時,他緊挨毛澤東坐著,不僅將毛澤東發表的談話一字不落地記錄下來,而且,他看著毛澤東讀書時在書上劃線和寫旁批。當時,毛澤東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劃橫道,或者在旁邊劃豎道,打記號。毛澤東劃線、打記號時,鄧力群也跟著他在自己讀的那本書上照樣劃,從頭至尾都這樣做。有的段落,毛澤東劃了以後接著就發表議論,或長或短。鄧力群就把毛澤東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些段落,毛澤東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否定的評語,鄧力群就記在自己讀的那本教科書上。也有的段落,毛澤東劃了道道,既沒有議論,也沒有說對還是不對。鄧力群也照樣劃道道。每次下午讀書後,鄧力群當天晚上將記錄整理清楚。為保證準確,第二天上午再整理一遍,還請周恩來秘書梅行幫助一起整理。整理後,再請胡繩、田家英看,胡、田作個別文字改動。離開杭州前,鄧力群將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1月4日,他們隨毛澤東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5日下午,毛澤東和他們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把第33章讀完。鄧力群馬上整理完新記錄,與此前已經整理成冊的記錄裝訂一起,加上了一個標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交給中央辦公廳列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1954年版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鄧力群記錄整理的毛澤東讀兩本書的談話和批註,涉及兩大問題:一個是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一個是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見,飽含著毛澤東獨創性的理論成果,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涉及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歷史科學等諸多學科,是毛澤東繼《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後,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幾十年後,鄧力群對毛澤東生前留下的這一文獻的重要價值有自己的評價,他說:“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註,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20世紀90年代,鄧力群在指導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時,多次談自己對毛澤東讀書談話的體會。其中,他談的毛澤東結合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講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體會、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問題上批評教科書觀點的體會、毛澤東論述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的權利問題的體會、毛澤東從批評《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缺點談到科學著作問題的體會、毛澤東對一些人物和著作進行臧否褒貶的體會,都非常深刻,對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起到了指導作用。鄧力群為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人員提供資料,還拿出自己的工資,將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註少量印製,作為參考資料。

鄧力群畢生宣傳毛澤東思想

自從有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由衷佩服和深刻認識,鄧力群就把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重大歷史使命,執行一生,直到生命停止。

20世紀80年代初,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趁機掀起了一股“非毛化”思潮,否定、誣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此重要時刻鄧力群站出來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鄧力群及時發現了1979年3月党的理論務虛會上出現的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傾向,找胡喬木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些人的目的是通過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來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再不批判制止,可能蔓延。胡喬木和鄧力群一起找鄧小平談了看法。鄧小平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並且決定親自到會發表講話。3月30日,鄧小平到會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提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鄧小平的講話,維護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打退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進攻,統一了全黨思想,而鄧力群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3年,鄧力群於北京在對外宣傳幹部學習班上講話。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興起一股“毛澤東熱”。面對媒體採訪,鄧力群科學分析了“毛澤東熱”產生的原因和意義,肯定:“無論怎麼說,毛澤東同志的一生、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都引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不僅空前地改變了中國現代的歷史,而且肯定會極大地影響今後的歷史。”“‘毛澤東熱’,從主導方面看,是一種健康的、進步的、孕育著希望的現象,它是一種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團結的因素、穩定的因素。”

1991年,年事已高的鄧力群到北京大學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56周年座談會時發表了《學習毛澤東,做堅定的革命者》的講話,用毛澤東的歷史和事蹟,高度概括了毛澤東的特點和優秀品質,體現出他對毛澤東本人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史的深刻理解。

1991年12月25日,鄧力群在毛澤東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上發表《我們的鬥爭需要毛澤東思想》的講話,提出了一個新觀點:“毛澤東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毛澤東沒有作古,他在全世界面前所聳立的巍巍形象不可磨滅,他所締造的事業在繼續發展。看來,越往後去,毛澤東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中國也好,外國也好,接受了嚴酷的現實教育的人們,都需要瞭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鄧力群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歷史價值放在世界範圍去看,展現了他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野的宏大,也體現出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眼光。他的這個觀點,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於推進世界範圍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起到了很大作用。

◆鄧力群晚年。

90年代後期,鄧力群在研究中,把毛澤東與社會主義建設開拓者進行了比較,進一步提出,在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上,毛澤東比列寧和史達林起的作用更大的觀點。2000年12月26日,已經85歲高齡的鄧力群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召開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07周年座談會上作了題為“20世紀與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發言,發言中他提出:在20世紀,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兩個偉大革命的勝利:一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袖是列寧;第二個偉大勝利是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是毛澤東。鄧力群比較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三位偉人後指出:“從國際角度來講,毛主席同列寧、史達林一樣,有同帝國主義國家、外國資產階級聯合的經驗,也有同他們鬥爭的經驗。在國內方面來講,列寧、史達林同國內的資產階級只有鬥爭的經驗,沒有聯合的經驗。而毛澤東不但有同國內資產階級鬥爭的經驗,而且有同國內資產階級聯合的經驗。不但在革命時期進行鬥爭,進行聯合,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以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資產階級都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

鄧力群90多歲後,特別注重研究和宣傳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認為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在他宣導和指導下,理論界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研究進入了更深層次。鄧力群年近百歲時,仍然關心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宣傳,每當有同志看望他,他都要過問這方面研究和宣傳的情況,瞭解有什麼新的學術進展和學術觀點,並且談自己的觀點,對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重要指導。可以說,鄧力群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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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群星璀璨,毛澤東如中天北斗,凝聚星河,指引方向。

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裡支流眾多,毛澤東像汪洋大海,吸納百川,包容四方。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也是一代共產黨人敬仰和追隨的領袖。毛澤東為什麼讓這些人追隨?或者說,他們為什麼至死追隨毛澤東?這一直是許多人不解的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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