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記者 楊小嘉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三天晚上， 救援隊員將壓在薛梟身體上的預製板移開、抬上擔架，
這句話被電視直播鏡頭記錄下來， 卻被誤傳為“叔叔， 我要喝可樂”。 由此逗樂了被悲傷籠罩著的中國， 後來他被稱為“可樂男孩”。
薛梟那時是綿竹漢旺東汽中學高二的學生， 地震發生時， 腳下的預製板裂開， 他直接從三樓的教室掉到了一樓， 桌椅、預製板堆積到一起， 擠壓在他和同學的身上。
後來， “可樂男孩”薛梟被保送到上海財經大學就讀， 2013年畢業後進入可口可樂成都分公司工作。 現在是外事部的一名工作人員， 也是成都可口可樂博物館的負責人， 同事們稱他為“博物館館長”。
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在可口可樂成都分公司二樓博物館見到了“可樂男孩”薛梟，
對話可樂男孩
當時與救援人員約定互贈冷飲 被誤傳成“我要喝可樂”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現在回憶起5月12日當天的經歷是什麼樣的？
薛梟：那天下午2點28分的時候， 我們正在上課， 教學樓突然開始搖了， 老師就說“大家快躲起來”， 我就直接躲在課桌下面了， 因為教學樓是預製板結構的， 當時我腳下的預製板裂開了我從三樓掉到了一樓， 我的右手和兩隻腳都被課桌椅、樓板壓住了， 我當時脫了左腳的鞋子把右腿挪出來。
當時右手和右腳自己實在沒辦法救出來， 救援隊員來的時候先把我右腳救出來了。 右手施救的時候就很有困難， 有塊預製板整個立在我截肢的這個位置了，
正好在這塊預製板的右邊， 有三個同學， 我就告訴救援隊員在我的右側還有活著的同學。 救援隊員就過去施救了， 我開始以為他們不救我了， 後來他們跟我說， 如果先救我的話， 旁邊那三個同學可能就活不了了。
從四樓掉下來那個女孩被救出來之後跟我說了句“堅持到底”， 只剩下我一人的時候救援隊員給我打了止痛劑， 那之後我就有點困， 跟救援叔叔說“您一定要跟我說話， 不然我怕自己睡過去 ”， 這樣我倆一直聊天， 他問到了我“出去之後想幹嘛”， 我就說我出去之後想喝一瓶可樂。 他就說“那我買給你”， 然後我說那我給你買個雪糕。
出去的時候我被抬到了廢墟上面？救援叔叔跑過來說“薛梟， 記住我的雪糕！”， 然後我才回他說“記住我的可樂， 要冰凍的”。 其實不是後來大家傳的那句“我要喝可樂”。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後來雪糕兌現了嗎？
薛梟：在一年之後兌現了。 一年之後去北京做一個節目的時候兌現了， 我當時還想掏錢去買雪糕， 結果節目組準備好了， 我就親自把雪糕給那個救援叔叔了。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你的那瓶可樂什麼時候喝到的呀？
薛梟：地震後兩個月一口可樂都沒喝過。 我印象中在住院的時候， 那個救我的叔叔帶著他們部隊好幾個人來看我， 給我買了一大瓶可樂， 那時候我手術做了沒多久他們就來了。
但是因為醫療原因，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當時怎麼想喝可樂呢？
薛梟：其實我當時埋在廢墟下面的感覺就跟我以前每次打完籃球的感覺差不多， 很熱、口乾舌燥的。 以前打完籃球都會喝一瓶可樂， 喝完了就比較爽， 當時身體的感覺跟這個差不多， 就想喝冰凍可樂。
曾經不喜歡“可樂男孩”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被叫成“可樂男孩”的？
薛梟：很久之後才知道， 應該是在醫院。 我確實說了跟可樂相關的話， 所以被叫成“可樂男孩”也可以理解， 但是有點困惑的是我沒說要喝可樂， 說的是“記住我的可樂”。反正那時候也想喝可樂，傳錯了倒也無所謂了，哈哈。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你自己怎麼看待“可樂男孩”這個標籤的？對於你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薛梟：現在來說這個稱呼可以說代表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因為可樂男孩拆開來看是可樂和男孩嘛，就是積極樂觀、很陽光的一個男孩。其實最開始我是有點接受不了這個稱呼的，還是有點討厭自己出名，出去太引人注目了、引人關注了，大家出去看到我讓我拍合照，我又不懂得怎麼去拒絕別人，就勉強照了，那種一下子大家都認識我的感覺不太好。後來一個節目主持人跟我說，可以把這個稱號看作可以樂觀的男孩，我覺得這樣理解挺好，就慢慢接受了。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當起了可口可樂博物館館長和您可樂男孩的身份有關係嗎？
薛梟：2016年4月份我開始當館長。跟可樂男孩的身份有沒有關係，這個我真的不是很清楚。2013年入職的時候，我們也有參觀，比如參觀生產線，那時候還沒有這個博物館，當時我也帶過一些學校進行參觀。2016年正好有個同事離職了，之後這個博物館整體的運作就交給我負責，同事們開玩笑叫我館長的。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做了截肢手術之後心裡會不會很難過？
薛梟：那倒沒有，那個時候高興得不得了，醫院裡有很多人，大家在一起很熱鬧、很開心。雖然都是截肢了，但是截都已經截了，還不如高高興興的。後來我媽看我跟醫院玩得挺開心的就回家了，都不管我了，說“行了，你跟他們在醫院玩吧，我先回家了”。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現在經常帶假肢嗎？
薛梟：基本不帶假肢。因為假肢還是稍微有點重，還是不太習慣。另外自己一隻手也能完成需要兩隻手的事情，所以基本都沒帶。
攝/記者 楊小嘉
說的是“記住我的可樂”。反正那時候也想喝可樂，傳錯了倒也無所謂了，哈哈。法制晚報·看法新聞：你自己怎麼看待“可樂男孩”這個標籤的？對於你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薛梟：現在來說這個稱呼可以說代表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因為可樂男孩拆開來看是可樂和男孩嘛，就是積極樂觀、很陽光的一個男孩。其實最開始我是有點接受不了這個稱呼的，還是有點討厭自己出名，出去太引人注目了、引人關注了，大家出去看到我讓我拍合照，我又不懂得怎麼去拒絕別人，就勉強照了，那種一下子大家都認識我的感覺不太好。後來一個節目主持人跟我說，可以把這個稱號看作可以樂觀的男孩，我覺得這樣理解挺好，就慢慢接受了。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當起了可口可樂博物館館長和您可樂男孩的身份有關係嗎？
薛梟：2016年4月份我開始當館長。跟可樂男孩的身份有沒有關係，這個我真的不是很清楚。2013年入職的時候，我們也有參觀，比如參觀生產線，那時候還沒有這個博物館，當時我也帶過一些學校進行參觀。2016年正好有個同事離職了，之後這個博物館整體的運作就交給我負責，同事們開玩笑叫我館長的。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做了截肢手術之後心裡會不會很難過？
薛梟：那倒沒有，那個時候高興得不得了，醫院裡有很多人，大家在一起很熱鬧、很開心。雖然都是截肢了，但是截都已經截了，還不如高高興興的。後來我媽看我跟醫院玩得挺開心的就回家了，都不管我了，說“行了，你跟他們在醫院玩吧，我先回家了”。
法制晚報·看法新聞：現在經常帶假肢嗎？
薛梟：基本不帶假肢。因為假肢還是稍微有點重，還是不太習慣。另外自己一隻手也能完成需要兩隻手的事情，所以基本都沒帶。
攝/記者 楊小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