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1日電題：書寫新時代奮鬥者的答卷——從黃大年到鐘揚的時代啟示
新華社記者陳芳、吳晶、陳聰
有了大寫的人， 才有大寫的國。
近些年來， 兩個中國科學家的名字被人們廣為傳頌。
黃大年——地球物理學家， 吉林大學教授， 在毅然歸國後的7年裡， 推動中國深部地球探測技術實現跨代飛躍；
鐘揚——植物學家， 復旦大學教授， 在生命的最後16年， 紮根青藏高原， 帶領團隊收集4000萬顆種子， 盤點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從白山松江到雪域高原， 他們並不熟識卻精神相通。 他們的身後， 是千千萬萬“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知識份子，
（小標題）生命， 為祖國澎湃——從黃大年到鐘揚， 一個個當代知識份子傳承前輩精神， 以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卓越之才寫下奮鬥者的答卷
黃大年與鐘揚， 似乎有著不解之緣。
2017年9月24日23時38分，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 鐘揚就黨支部會議議題徵求院領導意見， 在微信群裡“圈”了所有人：“我們何不在26號下午花一個小時開個會， 講講黃大年呢？”
此時， 距離黃大年去世， 已有8個多月。 而就在微信留言幾個小時之後， 鐘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車禍， 5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冥冥之中， 仿佛有一種力量， 牽引著這兩位奮鬥者的生命。
他們有同樣的夢想， 都為之“惜時不惜命”；他們有同樣的使命，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辦公室工作人員說， 那時提起黃大年， 鐘院長時常感到惋惜， 可他一面說著， 一面仍然堅持進藏。
整整16年， 每年100多天， 行程超過50萬公里；十多種高原反應， 鐘揚樣樣都有， 但他為了填補國家植物基因圖譜中的那片空白， 16年如一日穿梭在青藏高原的千溝萬壑。
一次， 高原野外採樣途中， 九座越野車上， 學生們在前座上顛簸得受不了， 瞧見躺在後座一堆行李上的鐘老師卻睡得正香， 心裡覺得“行李座”或許會好受些， 鬧著和鐘老師換座位。
換座後， 沒過十分鐘， 兩個女學生吐得翻江倒海：“這哪兒是人睡的地方啊！”
“鐘老師！他怎麼能……整整十六年啊， 他怎麼受得了！”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畢業生朱彬回憶起當年的點點滴滴， 泣不成聲。
要知道， 即便是西藏當地人， 由於高原缺氧， 往往要睡夠八九個小時才能有精神工作， 可鐘揚卻說：“我在這裡能睡四個小時， 已經很奢侈了……”
2015年， 鐘揚生了一場大病， 別人都以為他出院後會“有所收斂”， 沒想到他卻“變本加厲”。 在挑戰生理極限的高原野外考察中， 往往是淩晨時分在上海工作， 當天深夜又在海拔4000米的拉薩工作到又一個淩晨， 學生們送他一個外號“鐘大膽”。
鐘揚曾說：“高原反應的危害要5到10年後才顯現， 我有一種緊迫感， 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 讓我把高原種子和西藏的工作繼續做下去。
拿命換科研， 這是何等癡狂！
2016年6月28日， 北京青龍橋，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球深部探測中心。
黃大年作為首席科學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專案”在這一天通過評審驗收。 這意味著， 中國重型探測裝備技術研發實現了彎道超車、跨代飛躍！
而就在一天前， 黃大年突然暈倒在辦公室。 為了準備這次評審， 他已經帶著團隊熬了將近３個通宵， 醒來第一句話卻是告訴秘書王郁涵“不許跟別人說”。
許多人不理解， 可黃大年的摯友、著名科學家施一公理解他：“大年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報國理想和報國衝動的人。 他深知我們的科研與外界的差距， 他懼怕我們的動作稍微慢一點， 我們的國家就會趕不上。 ”
許多人不理解，
同樣的愛國之情、同樣的報國之志、同樣的卓越之才。 他們心中想的都是祖國、是事業， 而唯獨沒有自己。
“看到他， 你會知道怎樣才能一生無悔， 什麼才能稱之為中國脊樑。 當你面臨同樣選擇時， 你是否會像他那樣， 義無反顧？”
這是黃大年曾在朋友圈提出的“黃大年之問”， 是他向自己的偶像、“兩彈元勳”鄧稼先的仰望致敬， 更是一代愛國科學家捧出的赤子之心。
追溯黃大年和鐘揚的生命軌跡， 探詢他們的人生理想， 我們看到了新中國一代代知識份子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民族復興而奮鬥的精神譜系。
穿越歷史的星空，他們如此相似。
錢學森——1955年，衝破重重阻力離開美國，投身到新中國建設的熱潮中，用7年時間實現了中國導彈從仿製到自行研製的飛躍，卻一直不願接受“導彈之父”或“航太之父”的稱呼。他曾說，航太是一項大規模的科學技術事業，成就應歸功於集體。
鄧稼先——26歲，在拿到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回到了一窮二白的中國；34歲，他用3個“不能說”告訴妻子工作的變動，從此，消失整整28年，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直腸癌晚期的病人；彌留之際，他仍囑咐要在尖端武器研發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羅健夫——微電子領域著名科學家，先後研製出我國第一台“圖形發生器”“Ⅱ型圖形發生器”，為航太事業作出突出貢獻，４７歲英年早逝，被稱為“中國式保爾”；
蔣築英——用生命中最後近20年時光填補了光學鏡頭像質評價領域的空白，去世時年僅44歲，但其光學傳遞函數學科成果已在航空航太、地面測控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時空中，閃耀著一代代科學家奮力前行的奪目光芒。
從“東方紅”躍然於世到“墨子號”飛向太空，再到“復興號”風馳電掣、C919大飛機劃過長空……正是一代代科學家以“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情懷投身國家發展偉大事業，挺起了中華民族傲然屹立於世界東方的自信脊樑，綻放出盪氣迴腸、感天動地的精神力量。（未完待續）
穿越歷史的星空，他們如此相似。
錢學森——1955年，衝破重重阻力離開美國，投身到新中國建設的熱潮中，用7年時間實現了中國導彈從仿製到自行研製的飛躍，卻一直不願接受“導彈之父”或“航太之父”的稱呼。他曾說，航太是一項大規模的科學技術事業，成就應歸功於集體。
鄧稼先——26歲，在拿到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回到了一窮二白的中國；34歲，他用3個“不能說”告訴妻子工作的變動，從此，消失整整28年，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直腸癌晚期的病人；彌留之際，他仍囑咐要在尖端武器研發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羅健夫——微電子領域著名科學家，先後研製出我國第一台“圖形發生器”“Ⅱ型圖形發生器”，為航太事業作出突出貢獻，４７歲英年早逝，被稱為“中國式保爾”；
蔣築英——用生命中最後近20年時光填補了光學鏡頭像質評價領域的空白，去世時年僅44歲，但其光學傳遞函數學科成果已在航空航太、地面測控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時空中，閃耀著一代代科學家奮力前行的奪目光芒。
從“東方紅”躍然於世到“墨子號”飛向太空，再到“復興號”風馳電掣、C919大飛機劃過長空……正是一代代科學家以“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情懷投身國家發展偉大事業，挺起了中華民族傲然屹立於世界東方的自信脊樑，綻放出盪氣迴腸、感天動地的精神力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