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安史之亂對唐代以至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個直接的後果是, 叛亂結束以後, 分佈於今天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山東北部和西南部的河朔藩鎮(其中尤以幽州、成德、魏博三鎮為典型, 號稱“河朔三鎮”)對中央統治集團構成了嚴重挑戰, 中晚唐反叛唐廷的事件大都發生在這一區域。 對於河朔藩鎮, 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研究, 但回到原始文獻, 我們能夠發現與河朔藩鎮共生的一種現象:“河朔故事”, 也稱為“河朔舊事”“河朔舊風”, 或簡稱為“河朔事”。 “河朔故事”不僅是厘清河朔藩鎮與中央關係的一條線索,
“河朔故事”作為一種政治訴求, 包括河朔藩鎮的節度使以土地傳之子孫的世襲特權, 也蘊含著這些藩鎮的某種“自治”, 是唐廷與河朔藩鎮之間經過博弈達成的某種妥協或共識。 它的雛形最遲應成於建中三年十一月, 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幽州節度使朱滔、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納的“稱王”時期。 四鎮節度使聯合起來與唐廷進行軍事對抗, 他們效仿春秋戰國諸侯稱王, 但仍然奉唐朝正朔, 表明他們追求藩鎮最高權力世襲的同時, 仍然願意留在唐朝的政治體制之內。 經過建中四年至貞元初年唐廷與河朔藩鎮的公開鬥爭和秘密談判,
藩鎮與中央的關係, 一直是唐代藩鎮研究的中心議題。 河朔藩鎮與中央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學界現在已經普遍接受了河朔藩鎮“具有游離性(擺脫中央的傾向)與依附性(不否定中央的傾向)並存的雙重特點”(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的結論。 然而我們仍然要追問, 河朔藩鎮的依附性和游離性之間的界限在哪裡, 也即河朔藩鎮何時表現出來與中央的依存關係,
但是, 當“河朔故事”被否定的時候, 河朔藩鎮就會表現出與唐廷之間的對抗性。 唐憲宗進行的削藩戰爭雖然一度打破河朔藩鎮的割據局面, 但是最終仍然在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引起了“河朔再叛”。
當唐廷對“河朔故事”因而從之,不再干預的時候,節度使世襲制意義上的“河朔故事”能否實現,便在某種程度上轉化為河朔藩鎮內部的權力流動問題。沒有一個河朔藩鎮的節度使不渴望維持本家族在當地的長治久安,但要維持家業不墜,以土地傳之子孫,絕非易事。自安史之亂平定的廣德元年(763年)至長慶元年的59年間,是河朔藩鎮割據的第一個階段,幽州鎮劉怦—劉濟—劉總三代統治時間長達36年,占這一時間段的61%;成德鎮王武俊—王士真—王承宗、王承元統治時間長達38年,約占這一時間段的64%以上。而魏博鎮田承嗣—田悅、田緒—田季安—田懷諫統治時間也長達約49年,約占這一時間段的83%。這說明河朔藩鎮的節度使們即便沒有完全實現以土地傳之子孫,也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家一姓對本鎮的長期統治,這體現了河朔藩鎮最高權力不流動的一面。
然而在另一方面,河朔藩鎮的上層權力鬥爭仍然很激烈。“父子弟兄”之間尚且“迭相屠滅”,異姓之間為爭奪一鎮的最高權力而兵刃相見更加難以避免。在這種背景下,走上藩鎮權力前臺的節度使就不能只依靠血緣上的“父死子繼”,而必須具有足夠豐富且能服眾的政治和軍事能力。因此,節度使的繼承與維繫,也就必然要逐步淡化“家世”“血緣”的因素,突出才幹的重要性。長慶二年(822年)開始,唐廷重新承認了“河朔故事”,不再試圖以武力改變河朔藩鎮的割據局面,直到後樑乾化四年前後,河朔三鎮或被河南,或被河東李存勖集團所控制,上述局面才被打破。這90多年間,幽州鎮的節度使之位轉移更為頻繁,先後更替了11個家族。張允伸父子主政幽州的時間最長,但也只占到了四分之一弱。魏博鎮共有六個家族先後執掌節鉞,何氏家族統治時間最長,但也還占不到一半。登上節度使之位的人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慨歎“至於命帥臨戍,非賢則德。或失其統馭,則禍必起于蕭牆”“衰榮無常”(《韓國昌神道碑》),“上下不失,然後能久于其任”(《何弘敬墓誌》)。河朔三鎮中唯有成德鎮的節度使之位一直在王廷湊的子孫中傳承,但他們把“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總結為使“家業不墜”的法寶:具備高超的軍事本領、能夠控禦藩鎮內部複雜而嚴峻的各種形勢、得到軍人認可以及靈活地處理好與中央和鄰鎮的關係——這也是河朔藩鎮的節度使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因此,從“以土地傳之子孫”這層意義來說,“河朔故事”在幽州和魏博已幾不能成立,在成德鎮也只是一種現象上的存在,其背後所凸顯的是才幹而非血緣的因素,“河朔故事”名實之間的分離,所揭示的正是由唐經過五代至宋代社會變化的一個縮影。
(作者:張天虹,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本文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石刻文獻與唐五代幽州社會研究”〔17LSA002〕階段性成果)
責編:產娟娟
嚴複曾說“考為上而為其下所推立者,於中國歷史,惟唐代之藩鎮”,河朔地區的藩鎮無疑更加具有典型性。所以李德裕的說法並不能完全成立,甚至對那些割據性並不強的其他河朔藩鎮(如易定鎮),唐廷雖然可以任命其節度使,但是其人選卻也經常只能順勢而為,這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唐廷不管是有意還是無心,都已經不得不接受一個河朔藩鎮社會集團的客觀存在。當唐廷對“河朔故事”因而從之,不再干預的時候,節度使世襲制意義上的“河朔故事”能否實現,便在某種程度上轉化為河朔藩鎮內部的權力流動問題。沒有一個河朔藩鎮的節度使不渴望維持本家族在當地的長治久安,但要維持家業不墜,以土地傳之子孫,絕非易事。自安史之亂平定的廣德元年(763年)至長慶元年的59年間,是河朔藩鎮割據的第一個階段,幽州鎮劉怦—劉濟—劉總三代統治時間長達36年,占這一時間段的61%;成德鎮王武俊—王士真—王承宗、王承元統治時間長達38年,約占這一時間段的64%以上。而魏博鎮田承嗣—田悅、田緒—田季安—田懷諫統治時間也長達約49年,約占這一時間段的83%。這說明河朔藩鎮的節度使們即便沒有完全實現以土地傳之子孫,也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家一姓對本鎮的長期統治,這體現了河朔藩鎮最高權力不流動的一面。
然而在另一方面,河朔藩鎮的上層權力鬥爭仍然很激烈。“父子弟兄”之間尚且“迭相屠滅”,異姓之間為爭奪一鎮的最高權力而兵刃相見更加難以避免。在這種背景下,走上藩鎮權力前臺的節度使就不能只依靠血緣上的“父死子繼”,而必須具有足夠豐富且能服眾的政治和軍事能力。因此,節度使的繼承與維繫,也就必然要逐步淡化“家世”“血緣”的因素,突出才幹的重要性。長慶二年(822年)開始,唐廷重新承認了“河朔故事”,不再試圖以武力改變河朔藩鎮的割據局面,直到後樑乾化四年前後,河朔三鎮或被河南,或被河東李存勖集團所控制,上述局面才被打破。這90多年間,幽州鎮的節度使之位轉移更為頻繁,先後更替了11個家族。張允伸父子主政幽州的時間最長,但也只占到了四分之一弱。魏博鎮共有六個家族先後執掌節鉞,何氏家族統治時間最長,但也還占不到一半。登上節度使之位的人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慨歎“至於命帥臨戍,非賢則德。或失其統馭,則禍必起于蕭牆”“衰榮無常”(《韓國昌神道碑》),“上下不失,然後能久于其任”(《何弘敬墓誌》)。河朔三鎮中唯有成德鎮的節度使之位一直在王廷湊的子孫中傳承,但他們把“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總結為使“家業不墜”的法寶:具備高超的軍事本領、能夠控禦藩鎮內部複雜而嚴峻的各種形勢、得到軍人認可以及靈活地處理好與中央和鄰鎮的關係——這也是河朔藩鎮的節度使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因此,從“以土地傳之子孫”這層意義來說,“河朔故事”在幽州和魏博已幾不能成立,在成德鎮也只是一種現象上的存在,其背後所凸顯的是才幹而非血緣的因素,“河朔故事”名實之間的分離,所揭示的正是由唐經過五代至宋代社會變化的一個縮影。
(作者:張天虹,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本文為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石刻文獻與唐五代幽州社會研究”〔17LSA002〕階段性成果)
責編:產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