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昌前往昭覺的大巴車是禁煙的， 但一群彝族男人在車上肆無忌憚地吸煙。
涼山懸崖村
涼山的懸崖村被媒體爭相報導過， 村子裡的人每天出入要爬繩梯。 在媒體報導中， 懸崖村既是中國各地發展不平衡的極端貧困典型， 也是政府不放棄老少邊窮地區的扶貧典型。 政府把懸崖村的繩梯換成鋼管梯， 還常有官員去看望他們。
我來到涼山時， 發現當地人一大愛好是玩短視頻。 他們靠拍攝爬梯子上下村子的過程， 能獲得一些收入， 儼然是一項全村活動。
本地人說， 懸崖村並不是涼山最窮的地方，
昭覺是一座外表看起來有些落後的縣城。 在城市中心的烈士紀念碑廣場四周， 有大量彝族人坐在街邊聊天抽煙。 他們大多穿著傳統服裝， 包著頭巾。 男人披著藍色或白色的披風， 當地人叫“查爾瓦”。
在文化館前， 一群彝族孩子在練習鬼步舞。 他們上身穿著民族服裝， 下身則是很潮流的褲子和鞋。 我發現，
在顧彼得眼中， 彝族人身材高大、體形健美， 有著貴族騎士般的威嚴氣質。 他筆下充滿了對彝族人的同情， 認為是漢族的壓榨造成了民族對立。 一方面， 顧彼得作為西方人， 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有一種特別的情懷， 西方人曾認為彝族人可能是雅利安人後裔。 另一方面， 顧彼得當時見到了著名的彝族領袖嶺光電， 那是一位有著卓越現代意識、極具個人魅力的領袖。
而在孫明經（編注：孫明經是一位攝影師和紀錄片導演， 1939年， 孫明經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學考察團， 進行地理人文考察，
在彝族地區， 佛寺、教堂和清真寺都不多見， 彝族人傳統上比較排斥外來宗教。 在十九世紀末， 很多西方傳教士試圖進入涼山地區傳教， 有一些被當地彝族部落殺害和驅逐， 留下的教堂大多在漢族縣城或彝族生活的地區邊緣。
德昌老教堂
德昌是一座很古老的小城， 以漢文化為主導。 有一條古街， 中心是一座鐘鼓樓， 城樓兩邊牌匾寫著“南通蒙治”、“北達京畿”， 這是漢地縣城的傳統標配。 以這座鐘鼓樓為界， 向北叫上翔街， 向南叫下翔街， 德昌天主教聖心堂就在上翔街上。
德昌天主教聖心堂外景。 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 均由作者拍攝。
德昌天主教聖心堂內景
這座教堂周圍是比較老舊的民居， 老照片上的正面圍牆和大門已經不在了， 只有鐵欄杆圍著。 教堂主樓是民國時期常見的中西結合建築， 整體是西式的羅馬風格， 但在屋頂飛簷的細節上卻帶著大量中式元素， 門窗均有拱起。 外觀最有意思的設計是， 教堂樓頂採用的不是傳統西式教堂的尖頂， 而是中式四角飛簷中間的一座寶瓶， 這個細節把中西文化元素結合得非常巧妙。
民國時期， 很多教堂為了吸引當地人，往往樂於融入中國文化，就出現了地方教堂融合中式風格，外國傳教士穿長衫通漢學的情況。這座教堂的現存牆面很老舊，題字只剩下中間“聖心堂”三個字，兩邊的字被清掉了，能看到一點痕跡，木頭大門緊關著。
教堂內好像沒人看管。正門旁邊有一座小門，一把沒鎖上的鎖頭掛在上面，我打開門進入教堂旁院裡。進入院子能看到神父辦公室，同樣也沒有人。比較遺憾的是，牆壁上原來的文字都被清理掉了，無法辨認出當年寫的是什麼。
神父辦公室旁有一座碑，上面記載了教堂的歷史。法國傳教士在1896年進入德昌傳教，這座教堂修建於1908年，一直活動到1950年。之後天主教學校被政府接管，教堂的田地被收歸國有，宗教活動受到限制。1965年之後，教堂徹底停止活動，建築也受到破壞。直到1982年，天主教會在德昌重新開始活動，1997年進行了重修，2000年開辦教會幼稚園。
我去的時候，教堂主樓沒有鎖門。天主堂內部是傳統而簡單的樣式，白色牆壁、紅色柱子、綠色木頭拱頂，大門上方有一處漂亮的彩繪，下麵寫著“獻祭罪贖”。側面牆壁上是中式鏤空的窗子，但有所損壞。
德昌天主堂可以說是天主教會在涼山地區不多的幾座教堂遺存。當地的民族和政治衝突很容易波及教會，在傳統穩定的漢族縣城相對更能保存教堂。我要去的下一座教堂也在一座傳統古老的漢族縣城裡。
會理老教堂
會理是一座古老的漢族縣城，也是一座開發完善的旅遊小城。這裡已經是涼山州的最西邊，靠近雲南，經濟發達，甚至有傳聞說，這裡要從縣升級為市。明清時期，會理商幫發達，古城內保存了大量明清時期建築。這座城也和明朝初期月魯帕木兒叛亂有關，叛亂之後，原本的土城牆被毀掉，重建了磚石結構的新城。明朝政府將這裡作為重要的交通和防禦地點，其中最重要的北城門保留到今天，成為重要的旅遊景點。
會理天主堂在北城門東邊的一條街上。我去的時候正好趕上教堂維修，無法參觀。這座教堂同樣是中西結合的建築，但與德昌天主堂不同的是，這座教堂把中西兩邊分開，主樓正面是法國羅曼式磚木結構建築，三個尖頂呈山字形，牆體厚重，半圓形拱券。後面的鐘樓則是中式重簷六角攢尖頂的木結構建築。因此，從側面看起來，前後形成中西兩種風格的並置。
維修中的會理天主堂
會理天主堂的主樓正面
這座位於旅遊街區的教堂外觀修飾得很好。灰色整潔的牆面，褐色與白色相間的紋飾，讓這座教堂看起來更新。這座會理天主教堂建成比德昌天主堂要晚20年。1863年法國天主教傳入會理，1902年設立教堂，而這座教堂是1926年修建的。
德昌和會理這兩座天主教堂，由同一位神父——法國傳教士賈元禎神父（Paul Audren）主持修建。賈元禎神父屬於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這是一個從事海外傳教（尤其是亞洲地區）的天主教使徒團。在中國，他們陸續開闢了包括成都教區、康定教區、重慶教區、寧遠教區（西昌）、敘府教區（宜賓）在內的14個教區。
從會理返回西昌時，已是農曆新年前最後幾天，西昌城裡最熱鬧的是老城區的年貨街市，我買了一些彝族的手工藝品、服裝配飾和漆器。當然，我不確定那是當地彝族人手工製作的，還是來自義烏批發市場。
尾聲
在西康的二十天探訪，我從北向南，穿行了原西康的康屬、雅屬、甯屬地區。坦率地說，西康地區的近代歷史遺留並不多。也許川邊地區在近現代一直處於紛爭當中，在緩衝地帶上不太容易進行大規模建設，而西康省存續時間又太短。
從這個角度看，西康地區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充滿制衡和妥協。元朝蒙古統治者在西南邊區設立土司進行管理，這種放權是蒙古人對待帝國邊區的方式，只需按時徵稅就可以獲得一定自治權。對於外來的蒙古人來說，這有利於管理自己完全不瞭解的地區。
明朝延續了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後期，這種制度的弊端開始顯現。土司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唯一統治者，只要不叛亂，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認土司可以為所欲為。英國人在這一時期的介入帶有強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試圖控制西藏地區，更想通過西藏進入四川，而土司們對此態度曖昧。雖然他們並不願接納英國人，但也不那麼順從地成為帝國的邊地屏障，這導致了帝國的中央政府開始考慮撤銷土司。
這種嘗試在中華民國建立前就開始進行。到了民國時期，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中國獲得了喘息機會，英國人不再那麼積極地介入西藏問題。但清朝滅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體制，藏區與中央政府只有名義上的隸屬關係。在此時期，西康地區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制衡拉薩政府對川邊的控制，通過宗教上的懷柔和軍事上的試探維繫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雲南的新軍和青海的穆斯林軍閥對藏區進行牽制。
這期間，紅軍長征在西康的藏區及彝區傳播了革命思想。很難說，當地土司們是真的認同革命，還是作為在漢人政治派別之間押寶的手段，但這讓少數民族地方統治者之間就派別問題產生了分歧。這意味著，後來的西康地區統治者，要拿出更多務實的誠意來拉攏民族地方領袖，包括經濟建設和教育發展。
直到共和國建立後，解放軍進入西藏，確認了國家最終的邊界，並通過1950年代中期對藏區和彝區叛亂的鎮壓肅清，實現了西康地區對中央政府的徹底認同，也由此實現了西康省的歷史目的。
我的這次探訪，還存在很多遺漏，並沒有涉足西康省西部地區。但由此可找到一些理解“邊地”的思路，也希望讓更多的人思考邊區複雜的政治與文化變遷。
很多教堂為了吸引當地人，往往樂於融入中國文化，就出現了地方教堂融合中式風格，外國傳教士穿長衫通漢學的情況。這座教堂的現存牆面很老舊，題字只剩下中間“聖心堂”三個字，兩邊的字被清掉了，能看到一點痕跡，木頭大門緊關著。教堂內好像沒人看管。正門旁邊有一座小門，一把沒鎖上的鎖頭掛在上面，我打開門進入教堂旁院裡。進入院子能看到神父辦公室，同樣也沒有人。比較遺憾的是，牆壁上原來的文字都被清理掉了，無法辨認出當年寫的是什麼。
神父辦公室旁有一座碑，上面記載了教堂的歷史。法國傳教士在1896年進入德昌傳教，這座教堂修建於1908年，一直活動到1950年。之後天主教學校被政府接管，教堂的田地被收歸國有，宗教活動受到限制。1965年之後，教堂徹底停止活動，建築也受到破壞。直到1982年，天主教會在德昌重新開始活動，1997年進行了重修，2000年開辦教會幼稚園。
我去的時候，教堂主樓沒有鎖門。天主堂內部是傳統而簡單的樣式，白色牆壁、紅色柱子、綠色木頭拱頂，大門上方有一處漂亮的彩繪，下麵寫著“獻祭罪贖”。側面牆壁上是中式鏤空的窗子，但有所損壞。
德昌天主堂可以說是天主教會在涼山地區不多的幾座教堂遺存。當地的民族和政治衝突很容易波及教會，在傳統穩定的漢族縣城相對更能保存教堂。我要去的下一座教堂也在一座傳統古老的漢族縣城裡。
會理老教堂
會理是一座古老的漢族縣城，也是一座開發完善的旅遊小城。這裡已經是涼山州的最西邊，靠近雲南，經濟發達，甚至有傳聞說，這裡要從縣升級為市。明清時期，會理商幫發達，古城內保存了大量明清時期建築。這座城也和明朝初期月魯帕木兒叛亂有關，叛亂之後，原本的土城牆被毀掉，重建了磚石結構的新城。明朝政府將這裡作為重要的交通和防禦地點，其中最重要的北城門保留到今天，成為重要的旅遊景點。
會理天主堂在北城門東邊的一條街上。我去的時候正好趕上教堂維修，無法參觀。這座教堂同樣是中西結合的建築，但與德昌天主堂不同的是，這座教堂把中西兩邊分開，主樓正面是法國羅曼式磚木結構建築，三個尖頂呈山字形，牆體厚重，半圓形拱券。後面的鐘樓則是中式重簷六角攢尖頂的木結構建築。因此，從側面看起來，前後形成中西兩種風格的並置。
維修中的會理天主堂
會理天主堂的主樓正面
這座位於旅遊街區的教堂外觀修飾得很好。灰色整潔的牆面，褐色與白色相間的紋飾，讓這座教堂看起來更新。這座會理天主教堂建成比德昌天主堂要晚20年。1863年法國天主教傳入會理，1902年設立教堂，而這座教堂是1926年修建的。
德昌和會理這兩座天主教堂，由同一位神父——法國傳教士賈元禎神父（Paul Audren）主持修建。賈元禎神父屬於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這是一個從事海外傳教（尤其是亞洲地區）的天主教使徒團。在中國，他們陸續開闢了包括成都教區、康定教區、重慶教區、寧遠教區（西昌）、敘府教區（宜賓）在內的14個教區。
從會理返回西昌時，已是農曆新年前最後幾天，西昌城裡最熱鬧的是老城區的年貨街市，我買了一些彝族的手工藝品、服裝配飾和漆器。當然，我不確定那是當地彝族人手工製作的，還是來自義烏批發市場。
尾聲
在西康的二十天探訪，我從北向南，穿行了原西康的康屬、雅屬、甯屬地區。坦率地說，西康地區的近代歷史遺留並不多。也許川邊地區在近現代一直處於紛爭當中，在緩衝地帶上不太容易進行大規模建設，而西康省存續時間又太短。
從這個角度看，西康地區的歷史從一開始就充滿制衡和妥協。元朝蒙古統治者在西南邊區設立土司進行管理，這種放權是蒙古人對待帝國邊區的方式，只需按時徵稅就可以獲得一定自治權。對於外來的蒙古人來說，這有利於管理自己完全不瞭解的地區。
明朝延續了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後期，這種制度的弊端開始顯現。土司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唯一統治者，只要不叛亂，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認土司可以為所欲為。英國人在這一時期的介入帶有強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試圖控制西藏地區，更想通過西藏進入四川，而土司們對此態度曖昧。雖然他們並不願接納英國人，但也不那麼順從地成為帝國的邊地屏障，這導致了帝國的中央政府開始考慮撤銷土司。
這種嘗試在中華民國建立前就開始進行。到了民國時期，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中國獲得了喘息機會，英國人不再那麼積極地介入西藏問題。但清朝滅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體制，藏區與中央政府只有名義上的隸屬關係。在此時期，西康地區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制衡拉薩政府對川邊的控制，通過宗教上的懷柔和軍事上的試探維繫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雲南的新軍和青海的穆斯林軍閥對藏區進行牽制。
這期間，紅軍長征在西康的藏區及彝區傳播了革命思想。很難說，當地土司們是真的認同革命，還是作為在漢人政治派別之間押寶的手段，但這讓少數民族地方統治者之間就派別問題產生了分歧。這意味著，後來的西康地區統治者，要拿出更多務實的誠意來拉攏民族地方領袖，包括經濟建設和教育發展。
直到共和國建立後，解放軍進入西藏，確認了國家最終的邊界，並通過1950年代中期對藏區和彝區叛亂的鎮壓肅清，實現了西康地區對中央政府的徹底認同，也由此實現了西康省的歷史目的。
我的這次探訪，還存在很多遺漏，並沒有涉足西康省西部地區。但由此可找到一些理解“邊地”的思路，也希望讓更多的人思考邊區複雜的政治與文化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