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本生成過程的關注在文本研究中或許早已是條算不上新鮮的進路：相比起經典文本內容本身的闡釋， 學者們同樣開始思考文本所處的社會環境、生產方式與傳播形式。 不難理解， “物質性”和“異質性”為何會成為近年來文本研究中兩大熱詞：關注文本的物質載體和物質呈現方式， 將有助於更綜合地解碼文本的社會語境和意義模式；而關注文本的異質特性， 則促使我們超越單一文本和單一作者的狹隘理解， 在充滿張力和層疊的文本肌理中發現其傳播、變動和再詮釋的蹤跡。
文本作為“寫本”（manuscript）的研究價值正是在這條進路下凸顯。
對寫本的特別關注意味著什麼？
這首先意味著， 我們開始追問眼前的文本如何被書寫——我們不僅僅關注誰是文本的“作者”（當然， 許多集體創作的文本的“作者”概念本就是模糊的），
毫無疑問， 對這些不知名的抄寫者和校閱者的覺察為文本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研究者必須有意識地區分“文本”和“副文本”， 一面抽剝鈔本字體、字形乃至所用筆墨所隱藏的豐富訊號， 一面關注文本內異文現象及文本和副文本之間的複雜互動。 而在同時， 這些角色的存在也為我們理解文本的物質性和異質性帶來了新的啟發和挑戰：如何衡量物質媒介對抄寫風格、格式或佈局的影響？如何厘清抄手的差異，
中國人民大學古代文本文化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寫本及其物質性”國際研討會正是在此學術背景下召開。 從埃及文書、聖經文本到中國簡牘文本， 我們將從這些豐富的寫本研究中一窺中外學者對上述課題的思考與拓展。
“寫本及其物質性”與會學者合照（本文圖片均可在澎湃APP內點擊查看大圖）
一、辨認抄工：寫本內隱藏的資訊
面對特定寫本， 我們要如何識鑒背後看不見的抄寫員與校閱者， 這些考察又能帶來哪些新資訊？
首先， 通過對寫本文字間距、墨蹟、注釋等細節的挖掘， 研究者有可能推想抄寫人或校閱人的具體角色、知識背景， 從而合理地還原寫本所處的社會情境。 以美國威廉姆斯學院教授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對敦煌蒙書《開蒙要訓》P.2578鈔本的研究為例。 細節顯示該寫本至少有三層書寫的痕跡：注音者， 斷句者與抄寫者。
其次，抄手的校改、筆記不但可能留下判斷該寫本抄寫時代的線索，還有助於引導我們推測寫本流傳的動態形式。如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許建平試以對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P.2643《尚書》寫本研究來推測《尚書》文本傳播中今字與古字的變動問題。許建平在分析中指出，該寫本旁注中所用硃筆、墨筆與棕筆顯現了後期不同閱讀者校改和疊加的痕跡，由此產生了寫本的三個文本層次——即P.2643本身，硃筆所據之本文與墨筆旁注所據文本。我們看到，校閱者不僅根據其他流傳文本對這件寫本進行了添字和添句，還在原有的隸古字上添加構件，使之形同今文。如“下”原皆寫作“丅”，後被硃筆添加一點成“下”；“上”原作“丄”，校閱者則添加一橫成“上”。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錄》曾認為梅頤《尚書》原本並非全為隸古字，全為隸古字的本子乃是後人偽造。但對校閱者隨手改動的覺察讓許建平反思了這一論斷：他指出，《尚書》原本可能全為隸古字，只是由於寫本流傳過程中抄者介入和改動，導致越是抄寫時間晚的寫卷，隸古字越少。
P.2643古文尚書殘卷（圖片來源見浮水印）
不僅如此，抄寫者和校閱者的存在也提示我們在更為社會化、情境化的語境下思考鈔本的產生，以加深對文本流變乃至文字演變的複雜性的認識。如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副教授蜜雪兒·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教授將死海古卷中的《聖經》與《新約聖經》公認文本（textus receptus）進行對比，從而推測出《聖經》存在不同譜系。他同時指出，希伯來字幕的演化很可能並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宗教原因，政治原因，又或者不同抄工團體之類的對立關係，都可能讓字體在某一天發生突然改變。朗格勒瓦教授試圖利用電腦建立語料庫的方法來分析字體，以此重建希伯來字母的斷代。他強調，我們原本認為的抄寫“錯誤”可能是抄工有意的編修性干預。後人閱讀寫本時，必須細緻區分修正與編纂，並反思經文與注釋間的界線。
在上述討論之外，一些學者對抄寫者的習慣和意識做出了更為細節性探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偉考察了寫本中“邪上”這一書寫方式：他指出，“邪上”很可能是指位於非平行形態時相關內容之間的斜向書寫與閱讀關係，常見於在世系譜牒類文獻中用以表達“枝布葉分”的聯繫。劍橋大學東亞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則思考了中古中國寫本中複音詞的一些固定、特別的書寫方式，他看到，儘管漢字並沒有像英文那樣詞與詞之間具有間距區隔，但在中古中國，抄手會通過“合文”、添加偏旁、增加書寫間距、用特殊符號標記等方式來區隔複音詞從而提升閱讀效果。
二、文本性與物質性的交錯
正如論壇主題“寫本及其物質性”所暗示的，除了文字背後那看不見的抄寫者與校閱者外，寫本研究同樣需關注文本的物質載體，以及文本在物質意義上的呈現方式。物質因素對寫本所承載的文本結構、長短及其傳播的作用自不必說，如榮新江教授便在報告中談到了從簡牘貝葉到紙本寫卷的載體變化對早期絲綢之路上典籍傳播的影響。令人感興趣的是：寫本的物質性為我們理解寫本開敞了怎樣的新視角？
自由學者雅克·迪勒曼（Jacco Dieleman）以古埃及符咒這個有趣的案例，向我們呈現了如何從寫本物質性的變化窺視社會史的變遷。符咒是書寫於亞麻布或紙莎草紙等材料上的簡短辟邪文字，古埃及人將這些材料折疊或卷起，用繩子系在脖子上起到保護生命的作用。迪勒曼教授發現，在羅馬時期之前，符咒基本具有固定的形制。但到了羅馬時期，不僅不同的版式和比例的符咒一同湧現，其折疊形式也各有差異；符咒書寫語言上，也出現埃及文和希臘文等不同文字並存的狀況。寫本載體為何會從連續的、固定的形制發展到隨意的、無序的形制？迪勒曼指出，這可能與巫術的市場化和羅馬社會的民族複雜度有關：隨著自由市場出現，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神職人員或巫術專家進入市場，語言和文化上的多樣性也帶來了符咒物質呈現方式的多樣性。
展開後的符咒。（ ©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 / Christian Larrieu）
事實上，儘管對寫本物質性研究的成果及其價值的承認已成為一般學者的共識，但受到傳統文本研究思維的影響，一些研究者仍會自覺不自覺地強調“文本性”的優先性，而將“物質性”視為派生的、純粹是文本內容的某種被動地呈現。為此，北京大學歷史系陸揚教授在會議中著力闡釋了如何在“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關係下把握寫本：他強調，“文本性”與“物質性”間並不存在簡單的主次關係；一方面，文本意義會受到物質呈現方式的影響，而另一方面，文本的物質製作也可能有特定的文本邏輯支撐，其自身也時常形成一種新的文本邏輯。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余欣教授的“藉經具”研究為上述“文本性”與“物質性”的交錯視角提供了一個實例。所謂“藉經具”，即具有收裝和藉承佛經功能的器物。我們看到，一方面，餘欣試圖探討文本物質呈現方式背後的意義體系：以經帙為例，不同等級的經帙與佛經具有可辨認的對應關係，並反映出不同的教義、宗派、判教、經錄思想；而在不同時代，佛塔中對不同佛經的位置安置則反映出特定的信仰好尚。另一方面，餘欣則試圖回到器物的使用、實踐與儀式過程，探索寫本及其物質性與宗教價值或政治合法性建構之間的深層關係：以“經巾”的使用及其儀式性為例，餘欣指出，在不同的場所，不同的儀式（如唱導、轉念、轉經、懺念等儀式）中有專門的經巾承擔不同的功能，或與經卷、經帙、經案、經函在儀式性表演中整體配合。在此意義上，作為載體的器物已經成為文本記錄、物質媒介、歷史原境、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的“統一場”；它所顯現的物質形態，所蘊含的意識行為，所導向的使用實踐將成為我們發掘知識-信仰傳統生產與構造的鑰匙。在文本性與物質性的綜合視野下，研究者得以超越“文本”與“物質”的簡單分立，從而深入文本中知識權威或信仰價值的構建與展現。
三、展望：現狀與未來
除了介紹各自領域的寫本研究成果外，與會學者同樣對寫本研究在方法和技術上的發展完善提出了建議與設想。
科羅拉多大學的李孟濤（Matthias L. Richter）教授試圖在“如何區分不同抄手並辨析手跡相似度”這個重要問題上探索系統的方法論。他指出，無論是某一時代地域的正字法和書寫慣例，還是具體的書寫工具、書寫要求時限，又或者抄手本人的書寫習慣等，這些集體的、背景的、個體的複雜因素都將影響寫本內的字跡。在文本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謹記，不能憑靠一般影響來區分不同的抄手，而應在大量同類書寫的基礎上，通過書寫的多組合特徵來識別抄手，並有意的輸入導致的差異。他試圖以“抄手”、“風格”和“類型”三範疇建立文本生成模型，用來標準化地區分和描述抄寫風格與書跡相似性。
而考慮到寫本的脆弱性，德國洪堡大學教授費麗娜·雷佩爾（Verena Lepper）及其團隊則致力發展虛擬閱讀古代文本的技術。會議上，雷佩爾介紹了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利用虛擬技術研究象島紙莎草紙項目的初步成果：團隊試圖通過鐳射斷層掃描、虛擬成像等技術識別寫本材質、墨蹟，並模擬紙莎草紙的折疊和打開的過程。該技術避免了對這些珍貴、精緻而易碎的寫本的物理性破壞，讓記載在紙莎草紙卷上的字句在螢幕上清晰呈現。
朗格勒瓦教授在演講中同樣展現了用現代技術虛擬展開後的死海古卷。
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柯馬丁（Martin Kern）在演講中談及，在寫本及其物質性研究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學者，無論致力於哪段歷史哪類寫本，我們都分享著一些共同的興趣和基礎的問題：諸如不同類型的寫本是如何被不同的讀者所閱讀和接受，它們又是如何為了回應不同的期待而被生產；諸如我們如何確定寫本所面向的群體，如何處理文本性和抄本學之間的張力。可以期待的是，隨著新寫本的發現，新技術的發展，新方法和新問題的建立和反思，中西交匯中的“寫本及其物質性”研究將在這些共同問題基礎上，為跨文化的文本研究提供更開闊的視野。
而是旨在為當時士人階層提供詩歌創造和政府文書寫作的基礎。其次，抄手的校改、筆記不但可能留下判斷該寫本抄寫時代的線索，還有助於引導我們推測寫本流傳的動態形式。如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許建平試以對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P.2643《尚書》寫本研究來推測《尚書》文本傳播中今字與古字的變動問題。許建平在分析中指出，該寫本旁注中所用硃筆、墨筆與棕筆顯現了後期不同閱讀者校改和疊加的痕跡，由此產生了寫本的三個文本層次——即P.2643本身，硃筆所據之本文與墨筆旁注所據文本。我們看到，校閱者不僅根據其他流傳文本對這件寫本進行了添字和添句，還在原有的隸古字上添加構件，使之形同今文。如“下”原皆寫作“丅”，後被硃筆添加一點成“下”；“上”原作“丄”，校閱者則添加一橫成“上”。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錄》曾認為梅頤《尚書》原本並非全為隸古字，全為隸古字的本子乃是後人偽造。但對校閱者隨手改動的覺察讓許建平反思了這一論斷：他指出，《尚書》原本可能全為隸古字，只是由於寫本流傳過程中抄者介入和改動，導致越是抄寫時間晚的寫卷，隸古字越少。
P.2643古文尚書殘卷（圖片來源見浮水印）
不僅如此，抄寫者和校閱者的存在也提示我們在更為社會化、情境化的語境下思考鈔本的產生，以加深對文本流變乃至文字演變的複雜性的認識。如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副教授蜜雪兒·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教授將死海古卷中的《聖經》與《新約聖經》公認文本（textus receptus）進行對比，從而推測出《聖經》存在不同譜系。他同時指出，希伯來字幕的演化很可能並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宗教原因，政治原因，又或者不同抄工團體之類的對立關係，都可能讓字體在某一天發生突然改變。朗格勒瓦教授試圖利用電腦建立語料庫的方法來分析字體，以此重建希伯來字母的斷代。他強調，我們原本認為的抄寫“錯誤”可能是抄工有意的編修性干預。後人閱讀寫本時，必須細緻區分修正與編纂，並反思經文與注釋間的界線。
在上述討論之外，一些學者對抄寫者的習慣和意識做出了更為細節性探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偉考察了寫本中“邪上”這一書寫方式：他指出，“邪上”很可能是指位於非平行形態時相關內容之間的斜向書寫與閱讀關係，常見於在世系譜牒類文獻中用以表達“枝布葉分”的聯繫。劍橋大學東亞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則思考了中古中國寫本中複音詞的一些固定、特別的書寫方式，他看到，儘管漢字並沒有像英文那樣詞與詞之間具有間距區隔，但在中古中國，抄手會通過“合文”、添加偏旁、增加書寫間距、用特殊符號標記等方式來區隔複音詞從而提升閱讀效果。
二、文本性與物質性的交錯
正如論壇主題“寫本及其物質性”所暗示的，除了文字背後那看不見的抄寫者與校閱者外，寫本研究同樣需關注文本的物質載體，以及文本在物質意義上的呈現方式。物質因素對寫本所承載的文本結構、長短及其傳播的作用自不必說，如榮新江教授便在報告中談到了從簡牘貝葉到紙本寫卷的載體變化對早期絲綢之路上典籍傳播的影響。令人感興趣的是：寫本的物質性為我們理解寫本開敞了怎樣的新視角？
自由學者雅克·迪勒曼（Jacco Dieleman）以古埃及符咒這個有趣的案例，向我們呈現了如何從寫本物質性的變化窺視社會史的變遷。符咒是書寫於亞麻布或紙莎草紙等材料上的簡短辟邪文字，古埃及人將這些材料折疊或卷起，用繩子系在脖子上起到保護生命的作用。迪勒曼教授發現，在羅馬時期之前，符咒基本具有固定的形制。但到了羅馬時期，不僅不同的版式和比例的符咒一同湧現，其折疊形式也各有差異；符咒書寫語言上，也出現埃及文和希臘文等不同文字並存的狀況。寫本載體為何會從連續的、固定的形制發展到隨意的、無序的形制？迪勒曼指出，這可能與巫術的市場化和羅馬社會的民族複雜度有關：隨著自由市場出現，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神職人員或巫術專家進入市場，語言和文化上的多樣性也帶來了符咒物質呈現方式的多樣性。
展開後的符咒。（ ©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 / Christian Larrieu）
事實上，儘管對寫本物質性研究的成果及其價值的承認已成為一般學者的共識，但受到傳統文本研究思維的影響，一些研究者仍會自覺不自覺地強調“文本性”的優先性，而將“物質性”視為派生的、純粹是文本內容的某種被動地呈現。為此，北京大學歷史系陸揚教授在會議中著力闡釋了如何在“文本性”與“物質性”交錯關係下把握寫本：他強調，“文本性”與“物質性”間並不存在簡單的主次關係；一方面，文本意義會受到物質呈現方式的影響，而另一方面，文本的物質製作也可能有特定的文本邏輯支撐，其自身也時常形成一種新的文本邏輯。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余欣教授的“藉經具”研究為上述“文本性”與“物質性”的交錯視角提供了一個實例。所謂“藉經具”，即具有收裝和藉承佛經功能的器物。我們看到，一方面，餘欣試圖探討文本物質呈現方式背後的意義體系：以經帙為例，不同等級的經帙與佛經具有可辨認的對應關係，並反映出不同的教義、宗派、判教、經錄思想；而在不同時代，佛塔中對不同佛經的位置安置則反映出特定的信仰好尚。另一方面，餘欣則試圖回到器物的使用、實踐與儀式過程，探索寫本及其物質性與宗教價值或政治合法性建構之間的深層關係：以“經巾”的使用及其儀式性為例，餘欣指出，在不同的場所，不同的儀式（如唱導、轉念、轉經、懺念等儀式）中有專門的經巾承擔不同的功能，或與經卷、經帙、經案、經函在儀式性表演中整體配合。在此意義上，作為載體的器物已經成為文本記錄、物質媒介、歷史原境、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的“統一場”；它所顯現的物質形態，所蘊含的意識行為，所導向的使用實踐將成為我們發掘知識-信仰傳統生產與構造的鑰匙。在文本性與物質性的綜合視野下，研究者得以超越“文本”與“物質”的簡單分立，從而深入文本中知識權威或信仰價值的構建與展現。
三、展望：現狀與未來
除了介紹各自領域的寫本研究成果外，與會學者同樣對寫本研究在方法和技術上的發展完善提出了建議與設想。
科羅拉多大學的李孟濤（Matthias L. Richter）教授試圖在“如何區分不同抄手並辨析手跡相似度”這個重要問題上探索系統的方法論。他指出，無論是某一時代地域的正字法和書寫慣例，還是具體的書寫工具、書寫要求時限，又或者抄手本人的書寫習慣等，這些集體的、背景的、個體的複雜因素都將影響寫本內的字跡。在文本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謹記，不能憑靠一般影響來區分不同的抄手，而應在大量同類書寫的基礎上，通過書寫的多組合特徵來識別抄手，並有意的輸入導致的差異。他試圖以“抄手”、“風格”和“類型”三範疇建立文本生成模型，用來標準化地區分和描述抄寫風格與書跡相似性。
而考慮到寫本的脆弱性，德國洪堡大學教授費麗娜·雷佩爾（Verena Lepper）及其團隊則致力發展虛擬閱讀古代文本的技術。會議上，雷佩爾介紹了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利用虛擬技術研究象島紙莎草紙項目的初步成果：團隊試圖通過鐳射斷層掃描、虛擬成像等技術識別寫本材質、墨蹟，並模擬紙莎草紙的折疊和打開的過程。該技術避免了對這些珍貴、精緻而易碎的寫本的物理性破壞，讓記載在紙莎草紙卷上的字句在螢幕上清晰呈現。
朗格勒瓦教授在演講中同樣展現了用現代技術虛擬展開後的死海古卷。
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柯馬丁（Martin Kern）在演講中談及，在寫本及其物質性研究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學者，無論致力於哪段歷史哪類寫本，我們都分享著一些共同的興趣和基礎的問題：諸如不同類型的寫本是如何被不同的讀者所閱讀和接受，它們又是如何為了回應不同的期待而被生產；諸如我們如何確定寫本所面向的群體，如何處理文本性和抄本學之間的張力。可以期待的是，隨著新寫本的發現，新技術的發展，新方法和新問題的建立和反思，中西交匯中的“寫本及其物質性”研究將在這些共同問題基礎上，為跨文化的文本研究提供更開闊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