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教育部科技司、中關村管委會聯合發佈了《關於促進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實施方案》，
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等在內的12所高校將率先建設技術轉移辦公室，
這對於解決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難題，
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消息。
在強調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今天，
清華大學等高校著力建設技術轉移辦公室，
可謂一項高校、企業、科技產業園、社會投資人多方共贏的得力舉措。
據《2016年中國專利交易運營研究報告——中國企業及中國高校篇》顯示，
近年來，
我國高校無論是科研經費與專職科研人員隊伍規模還是專利授權量與專利轉讓數，
都在持續增加。
其中，
高校發明專利年授權量在2003年—2014年10年間增長了17倍，
2016年更是高達121981件。
但遺憾的是，
作為衡量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重要指標之一的專利轉讓率，
卻一直持續低迷，
2015年甚至僅達到2.74%；2016年度略微改觀，
也不過是3.63%；2011年度達到峰值的4.97%，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之低由此可見一斑。
大量專利申請下來後被“束之高閣”直至失效，
從而形成了高校一方面“專利數量多、增幅快，
核心專利實施率高”，
另一方面“專利維護期短、失效量大，
實施率和轉讓率低”的尷尬局面。
據教育部科技司、清華大學聯合發佈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戰略研究》資料顯示，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平均已超過17%，
“雙一流”高校的這一比率大致在22.48%—23.87%之間，
儘管遠高於媒體所報導的5%左右，
但不容忽視的是，
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
這一比率尚有很大的差距。
譬如，
同期的斯坦福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率穩定在45%左右。
可見，
當前我國高校專利轉讓與技術轉移轉化存在很大程度的脫鉤，
亟須針對當前制約成果轉化的難點、堵點，
採取若干具體舉措，
有效釋放科技成果轉化潛力。
造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長期低迷的原因較為複雜。
筆者對天津地區18所高校所進行的調研發現，
“缺乏成果轉化方面的專業人才（72.99%）”“科研人員缺乏成果轉化意識（62.82%）”“產權制度不健全，
收益分配不合理（58.57%）”“科研人員考核激勵機制不完善（55.08%）”“鼓勵成果轉化的制度不完善（50.08%）”等因素，
分別位居被調查者反響最大的前幾位。
另外，
“缺乏資訊管道、管理經驗不足、成果轉化資金短缺、市場訊息不對稱、手續過於煩瑣”等也阻礙著高校科研工作者市場化自己的科研成果。
釋放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潛力，
當務之急是借助“技術轉移辦公室”這個機構平臺，
準確把握當前阻礙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系列因素。
應該說，
技術轉移辦公室對於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意義非凡，
這一點在美國、日本、瑞士、新加坡、法國、德國、韓國等世界高等教育發達國家已是比較成熟的經驗。
筆者調研發現，
韓國的延世大學、高麗大學、漢陽大學、成均館大學等高校都成立了類似於“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專門機構，
極大加快了成果轉化的速度。
很長一段時期以來，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無形資產處置使用等須報教育部、財政部備案審批，
此流程煩瑣，
時間較長。
正因為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看到了資訊不對稱等原因導致高校科研成果“身居深巷無人識”、企業界及投資人對高校先進前沿科技成果“望眼欲穿無緣見”的局面，
12所高校在教育部科技司主導下率先建設技術轉移辦公室，
旨在“讓專業人做專業的事，
把科學家解放出來，
也讓科學家利益得到相應的體現”。
儘管國家近些年出臺了一些檔，
從實施辦法細則、政策責任主體、責權劃分等方面，
為高校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操作指南。
例如，
此次12所高校將率先建設技術轉移辦公室，
就是從實施主體和機構運營等方面，
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一系列關於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精神的具體舉措。
但是，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迫在眉睫的是加快培養具備和熟悉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知識及流程的專業人才。
同時，
營造“尊重知識、尊重創造、尊重勞動、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良好氛圍，
引導科研人員摒除陳舊觀念，
樹立成果意識和成果轉化意識，
並將上述的各級各類法律規章制度和檔貫徹落實，
健全產權制度，
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高校科研人員薪酬分配體系，
突出科研貢獻率在薪酬結構中的比重，
如此才有望更快縮短與世界一流高校的差距。
（作者系吉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18年05月01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