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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眼裡的癌和科學家眼裡的癌,差了好幾座墳

人與癌症已經鬥了4000多年。

這個幽靈第一次浮出水面, 還要多虧一份被偷來的古文稿。

“小偷”愛德溫·史密斯是個奇葩。 他的身份在學者和小販之間游走, 擅長偽造古董, 還是自學成才的古埃及學家。

1862年, 他從埃及盧克索的一位古董商那裡偷了買了一張四米多長的埃及莎草紙。 這片破碎泛黃的頁面上寫滿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

這篇古文稿在1930年被翻譯出來, 被認為可能是西元前2625年古埃及醫生印和闐的日記。

印和闐也是個混合型人才, 他搞神經外科學, 也做占星術和天文學研究。

他在日記裡寫了48個病例, 包括了手部骨折、皮膚的多孔洞潰瘍、頭骨破碎...

在第45個病例他寫道:乳房上鼓起的腫塊, 又硬又涼, 且密實如河曼果很難再找到對乳腺癌這麼生動的描述了,

潛伏在皮膚下蔓延。

而在”治療”項中, 他只寫了短短的一句:

印和闐畢竟是講故事的人, 只有那些保存下來的惡性組織, 才構成不容置疑的癌症病例。

1914年, 一隊考古學家在亞歷山大的地下墓穴發現了2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 上面有一個腫瘤, 已侵入骨盆。

到了1990年, 一片約有140具屍體的幹化大墳地也引起明尼蘇達州大學德盧斯分校教授亞瑟·奧夫德海德的注意。 他解剖一具35歲左右的女性木乃伊時發現了惡性骨腫瘤。

這些屍體穿越千年, 告訴我們癌症很可能還是最古老的疾病。

癌症和巨蟹座有什麼關係?

cancer, 也就是巨蟹座的英文, 腫瘤以及它周身蔓生的血管, 讓古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覺得它就像一個橫行霸道的螃蟹, 從其他組織那裡搶奪資源。

古希臘人沒有顯微鏡, 也想像不到存在一種叫”細胞”的實體。 為了強行科普所有的疾病, 希波克拉底推出了一整套以液體及其體積為基礎的理論...

他指出, 人體主要是由四種被稱為”體液”的液體構成, 包括血液(紅)、黑膽汁(黑)、黃膽汁(黃)和黏液(白)。

人體在健康狀態下, 這四種液體處於完全的平衡中。 生病的時候, 就會表現為體內某種體液過量, 打亂了這種平衡。

後來者蓋倫則將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學說推向了極致, 他認為癌症的幕後元兇是四種體液中最惡性、最令人憂心的黑膽汁——“黑色的膽汁淤積不化, 遂生癌症”。

蓋倫的學說對癌症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被醫生們奉為真理,由於黑膽汁無處不在,就像其他液體一樣四處流動,所以即使用手術切除癌變部位,黑膽汁還是會流回原處。

所以在蓋倫死後長達數千年裡,癌症手術被認為是只有傻瓜才會去做。

1533年冬天,來自布魯塞爾的19歲學生安德雷亞斯·維薩里來到巴黎大學,希望能夠學習蓋倫的解剖學和病理學。

但在對人體靜脈血管圖的繪製過程中,偶像幻滅了,維薩里發現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蓋倫所說的黑膽汁。

1793年,倫敦的解剖學家馬修·貝利出版了一部教材,名為《人體重要部位的病態解剖》,從生理異常的人體狀態中同樣沒有找到黑膽汁。

兩人的發現埋葬了千百年來根植於醫患心中的那條“黑膽汁通道”。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家對人體結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628年,英國醫生哈威出版了《心血運動論》一書,這個牛人解剖了40種不同動物...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血液在體內迴圈不息的結論,並證明心臟的收縮和舒張是血液迴圈的原動力。

到了1695年,德國醫生弗雷德里克·霍夫曼和喬治·斯塔爾認為,癌症是由於體內淋巴液在濃度和酸鹼度上發生了劇烈的改變而導致的。

淋巴論很快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18世紀,蘇格蘭著名外科醫生約翰·亨特支持上述觀點,並認為腫瘤的擴大是由於淋巴不斷地被血液排斥而造成的。

亨特預言,部分癌症可以通過外科手術達到治癒目的,還介紹了一些能夠採用手術治療的標準,他說:“如果腫瘤還沒有擴散到周圍的一些組織,但是有可移動的趨向的話,那為什麼不把它切除掉呢?”

花開堪折直須折,科學經不起耽擱!

1761年,義大利帕多瓦的一位醫生紀梵尼·莫加尼第一次對人屍體進行解剖分析,這些病理學研究為今後腫瘤學研究的發展奠定了科學基礎。

到了19世紀,得益于現代顯微鏡的幫助,研究人員能夠深入疾病的細胞組織層面進行醫學研究。

1838年,在德國工作的植物學家馬蒂亞斯·施萊登和生理學家希歐多爾·施旺主張,所有生物體都是由被稱為”細胞”的基礎材料構建而成的。

折騰了這麼多年,曙光終於要來了。

1838年,德國病理學家約拿斯·穆勒經論證後提出腫瘤是由細胞組成的,而不是淋巴液。

腫瘤的淋巴論被打臉了。

1863年,約拿斯·穆勒的學生魯道夫·魏爾嘯將前人的思想發揚光大,創建了一種人類生物學的”細胞理論”——人體是由細胞組成的;細胞只能來自於其他細胞。在魏爾嘯看來,癌症是一種典型的細胞病理性增生,即不受控制的細胞生長,這也奠定了現代癌症病理學研究的科學基礎。

1889年,英國倫敦皇家醫院的助理外科醫生斯蒂芬·佩吉特提出了癌細胞轉移的“種子與土壤”假說。他主張癌細胞通過血液和淋巴轉移播種到哪裡不是隨機的,而是一些特定器官組織能夠提供適合癌細胞生長土壤的結果。

進入20世紀,癌症研究人員狂熱的想要尋找“癌症的單一病因”,然而在一次次重大研究發現的背後,卻是對前人的一次次打臉。

1911年,美國雞病毒學家佩頓·勞斯發現病毒會導致禽類腫瘤的發生,並由此斷定,負責攜帶癌症的載體並不是一個細胞,也不是環境致癌物,而是一些潛伏在細胞內的小顆粒,即病毒。在勞斯看來,癌症一定是由外源性誘因引發的。

1914年,德國生物學家希歐多爾·博韋裡通過海膽卵實驗提出癌症成因的內源性假說,錯誤分裂會導致細胞染色體倍數異常和細胞不受遏制地生長,並由此形成癌症。這假說和勞斯的病毒假說剛好相反。

直到1944年,癌症黑箱的蓋子才被真正撬開了一角,當時洛克菲勒大學一位名叫奧斯瓦德·艾弗裡的退休科學家,利用肺炎球菌完成了一系列明晰的完美實驗,這些實驗的結果表明,負責傳輸細胞資訊(基因)的物質不是蛋白質,而是DNA。

1957年,法蘭西斯·克裡克提出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即遺傳信息從DNA被傳遞至RNA,並導致蛋白質的合成。

但隨後,一系列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上述觀點,大自然總是不按常理出牌。

例如,霍華德·泰敏、水穀哲和大衛·巴爾的摩在1970年關於逆轉錄酶的發現就表明,遺傳信息也可以通過從RNA到DNA的其他方式傳遞,這一發現對於醫學,尤其是癌症醫學研究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一時期,科學家相信,由逆轉錄病毒引發的細胞異常分裂正是癌症的誘因。哥倫比亞大學病毒學家索爾·施皮格爾曼是這一理論的忠實信徒,可悲的是,施皮格爾曼付諸極大的熱情和巨額研究經費後,換來的卻是一條錯誤研究方向。

後經證明,逆轉錄病毒引發的是另一種疾病愛滋病,而非癌症,其只不過是在偶然情況下充當了致癌基因資訊的載體。

早期的研究者發現,DNA是一類很難在實驗室中進行研究的超大型分子物質。直到1970年,漢密爾頓·史密斯和肯特·維爾考克斯通過鑒別出一類細菌用來防禦性切割DNA特定限制性位點的酶類,才解決了上述難題。這些發現不僅促使了分子變革和生物技術產業的誕生,也為基因組的測序鋪平了道路。

(注:2006年,隨著1號染色體測序完成,人類基因組計畫的測序工作基本完成,這項發起於1990年的浩大工程識別了人類DNA中的2萬至2.5萬個基因,並對構成人類DNA的30億個堿基對進行測序,這使得記錄每一個相對于正常基因的基因改變成為可能,其將對癌症研究產生革命性影響。)

20世紀70年代,美國病毒學家斯蒂夫·馬丁、彼得·沃格特和彼得·迪斯貝格發現了促進細胞生長的基因——致癌基因src。此後,美國病毒學家邁克爾·畢曉普和哈樂德·瓦繆斯實驗發現,src基因並非起源於病毒,而是起源于一種存在於所有細胞中的前導基因,即“原癌基因”。

1986年10月,美國遺傳學家薩德·德里亞,癌症生物學家羅伯特·溫伯格和斯蒂夫·弗蘭德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稱,他們經實驗分離了啟動的原癌基因ras和鑒定出抑癌基因Rb。

這些發現徹底顛覆了誤導癌症生物學家近60年的勞斯病毒假說,也意味著癌症天生就”搭載”在我們的基因組中,等待被啟動。

(注:雖然勞斯的病毒假說已被證明並非癌症的直接誘因,但有些病毒確實可以直接引發癌症,如20世紀70年代,哈拉爾德·楚爾·豪發現了可引起宮頸癌的HPV病毒。)

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發現,以及正常細胞和癌細胞以及與環境之間進行交流的信號系統的複雜調控機制,這些成果讓癌症–細胞機制的藍圖變得初具雛形。通過將特定的畸變與特定癌症聯繫起來,科學家甚至能夠鑒別出某些常見癌症如乳腺癌和結腸癌的易感對象。

如今看來,20世紀的癌症研究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盲人摸象,究其原因是科學家對癌症機理並沒有全面清晰的理解,無的放矢的後果就是大家各執一詞。

而癌細胞仍然我行我素,彷佛在嘲弄著人們的無知。

2000年1月,羅伯特·溫伯格與道格拉斯·哈納汗在《Cell》雜誌上發表了《癌症的特徵》一文,這篇綜述性文章介紹了癌細胞的六大基本特徵,被視為癌症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章,其標誌著在黑暗中徘徊多時的科學家對癌症終於有了一個清晰的理解。

在2011年3月新出版的《Cell》雜誌上,溫伯格教授又發表了一篇升級版綜述《癌症的十大特徵》,這篇同樣也是與道格拉斯·哈納汗合著的論文長達29頁,簡述了最近10年腫瘤學中的熱點和進展,包括細胞自噬、腫瘤幹細胞、腫瘤微環境等等,並且將原有的癌細胞六大特徵擴增到了十個:

持續的增殖信號(Sustaining Proliferative Signaling)

細胞能量異常(Deregulating Cellular Energetics)

抵抗細胞死亡(Resisting Cell Death)

基因組不穩定和突變(Genome Instability and Mutation)

持續的血管新生(Sustained Angiogenesis)

組織浸潤和轉移(Tissu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促進腫瘤的炎症(Tumor Promotion Inflammation)

無限複製的能力(Enabling Replicative Immortality)

避免免疫摧毀(Avoiding Immune Destruction)

抗生長信號的不敏感(Insensitivity to Antigrowth Signals)

抗擊癌症,從了解開始。

未來一周是全國腫瘤防治宣傳周,諾輝健康將用老人小孩都看得懂的方式,全方位科普癌症,讓更多人,防範于未然,不給癌症可趁之機,打贏這場癌症保衛戰!

#活動通知#

,留言最想瞭解的腫瘤、防癌知識,我們將安排專家在未來的內容中一一作答,並挑選出5名優質用戶,贈送價值1296元的腸癌無創糞便檢測產品常衛清。

招募原則:癌症家族史、排便異樣、近期想做體檢、畏懼腸鏡,對常衛清感興趣;

招募須知:凡成為招募者,需收到常衛清後1周內,完成糞便取樣,並寄回至諾輝健康;

招募體驗:收到諾輝健康檢測報告10天內,填寫使用感受。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4月19日,4月20日在此號公佈入選名單

報名方式:回復關鍵字【鏟屎官】,按提示操作即可

遂生癌症”。

蓋倫的學說對癌症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被醫生們奉為真理,由於黑膽汁無處不在,就像其他液體一樣四處流動,所以即使用手術切除癌變部位,黑膽汁還是會流回原處。

所以在蓋倫死後長達數千年裡,癌症手術被認為是只有傻瓜才會去做。

1533年冬天,來自布魯塞爾的19歲學生安德雷亞斯·維薩里來到巴黎大學,希望能夠學習蓋倫的解剖學和病理學。

但在對人體靜脈血管圖的繪製過程中,偶像幻滅了,維薩里發現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蓋倫所說的黑膽汁。

1793年,倫敦的解剖學家馬修·貝利出版了一部教材,名為《人體重要部位的病態解剖》,從生理異常的人體狀態中同樣沒有找到黑膽汁。

兩人的發現埋葬了千百年來根植於醫患心中的那條“黑膽汁通道”。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家對人體結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628年,英國醫生哈威出版了《心血運動論》一書,這個牛人解剖了40種不同動物...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血液在體內迴圈不息的結論,並證明心臟的收縮和舒張是血液迴圈的原動力。

到了1695年,德國醫生弗雷德里克·霍夫曼和喬治·斯塔爾認為,癌症是由於體內淋巴液在濃度和酸鹼度上發生了劇烈的改變而導致的。

淋巴論很快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18世紀,蘇格蘭著名外科醫生約翰·亨特支持上述觀點,並認為腫瘤的擴大是由於淋巴不斷地被血液排斥而造成的。

亨特預言,部分癌症可以通過外科手術達到治癒目的,還介紹了一些能夠採用手術治療的標準,他說:“如果腫瘤還沒有擴散到周圍的一些組織,但是有可移動的趨向的話,那為什麼不把它切除掉呢?”

花開堪折直須折,科學經不起耽擱!

1761年,義大利帕多瓦的一位醫生紀梵尼·莫加尼第一次對人屍體進行解剖分析,這些病理學研究為今後腫瘤學研究的發展奠定了科學基礎。

到了19世紀,得益于現代顯微鏡的幫助,研究人員能夠深入疾病的細胞組織層面進行醫學研究。

1838年,在德國工作的植物學家馬蒂亞斯·施萊登和生理學家希歐多爾·施旺主張,所有生物體都是由被稱為”細胞”的基礎材料構建而成的。

折騰了這麼多年,曙光終於要來了。

1838年,德國病理學家約拿斯·穆勒經論證後提出腫瘤是由細胞組成的,而不是淋巴液。

腫瘤的淋巴論被打臉了。

1863年,約拿斯·穆勒的學生魯道夫·魏爾嘯將前人的思想發揚光大,創建了一種人類生物學的”細胞理論”——人體是由細胞組成的;細胞只能來自於其他細胞。在魏爾嘯看來,癌症是一種典型的細胞病理性增生,即不受控制的細胞生長,這也奠定了現代癌症病理學研究的科學基礎。

1889年,英國倫敦皇家醫院的助理外科醫生斯蒂芬·佩吉特提出了癌細胞轉移的“種子與土壤”假說。他主張癌細胞通過血液和淋巴轉移播種到哪裡不是隨機的,而是一些特定器官組織能夠提供適合癌細胞生長土壤的結果。

進入20世紀,癌症研究人員狂熱的想要尋找“癌症的單一病因”,然而在一次次重大研究發現的背後,卻是對前人的一次次打臉。

1911年,美國雞病毒學家佩頓·勞斯發現病毒會導致禽類腫瘤的發生,並由此斷定,負責攜帶癌症的載體並不是一個細胞,也不是環境致癌物,而是一些潛伏在細胞內的小顆粒,即病毒。在勞斯看來,癌症一定是由外源性誘因引發的。

1914年,德國生物學家希歐多爾·博韋裡通過海膽卵實驗提出癌症成因的內源性假說,錯誤分裂會導致細胞染色體倍數異常和細胞不受遏制地生長,並由此形成癌症。這假說和勞斯的病毒假說剛好相反。

直到1944年,癌症黑箱的蓋子才被真正撬開了一角,當時洛克菲勒大學一位名叫奧斯瓦德·艾弗裡的退休科學家,利用肺炎球菌完成了一系列明晰的完美實驗,這些實驗的結果表明,負責傳輸細胞資訊(基因)的物質不是蛋白質,而是DNA。

1957年,法蘭西斯·克裡克提出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即遺傳信息從DNA被傳遞至RNA,並導致蛋白質的合成。

但隨後,一系列完全出乎意料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上述觀點,大自然總是不按常理出牌。

例如,霍華德·泰敏、水穀哲和大衛·巴爾的摩在1970年關於逆轉錄酶的發現就表明,遺傳信息也可以通過從RNA到DNA的其他方式傳遞,這一發現對於醫學,尤其是癌症醫學研究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一時期,科學家相信,由逆轉錄病毒引發的細胞異常分裂正是癌症的誘因。哥倫比亞大學病毒學家索爾·施皮格爾曼是這一理論的忠實信徒,可悲的是,施皮格爾曼付諸極大的熱情和巨額研究經費後,換來的卻是一條錯誤研究方向。

後經證明,逆轉錄病毒引發的是另一種疾病愛滋病,而非癌症,其只不過是在偶然情況下充當了致癌基因資訊的載體。

早期的研究者發現,DNA是一類很難在實驗室中進行研究的超大型分子物質。直到1970年,漢密爾頓·史密斯和肯特·維爾考克斯通過鑒別出一類細菌用來防禦性切割DNA特定限制性位點的酶類,才解決了上述難題。這些發現不僅促使了分子變革和生物技術產業的誕生,也為基因組的測序鋪平了道路。

(注:2006年,隨著1號染色體測序完成,人類基因組計畫的測序工作基本完成,這項發起於1990年的浩大工程識別了人類DNA中的2萬至2.5萬個基因,並對構成人類DNA的30億個堿基對進行測序,這使得記錄每一個相對于正常基因的基因改變成為可能,其將對癌症研究產生革命性影響。)

20世紀70年代,美國病毒學家斯蒂夫·馬丁、彼得·沃格特和彼得·迪斯貝格發現了促進細胞生長的基因——致癌基因src。此後,美國病毒學家邁克爾·畢曉普和哈樂德·瓦繆斯實驗發現,src基因並非起源於病毒,而是起源于一種存在於所有細胞中的前導基因,即“原癌基因”。

1986年10月,美國遺傳學家薩德·德里亞,癌症生物學家羅伯特·溫伯格和斯蒂夫·弗蘭德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稱,他們經實驗分離了啟動的原癌基因ras和鑒定出抑癌基因Rb。

這些發現徹底顛覆了誤導癌症生物學家近60年的勞斯病毒假說,也意味著癌症天生就”搭載”在我們的基因組中,等待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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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發現,以及正常細胞和癌細胞以及與環境之間進行交流的信號系統的複雜調控機制,這些成果讓癌症–細胞機制的藍圖變得初具雛形。通過將特定的畸變與特定癌症聯繫起來,科學家甚至能夠鑒別出某些常見癌症如乳腺癌和結腸癌的易感對象。

如今看來,20世紀的癌症研究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盲人摸象,究其原因是科學家對癌症機理並沒有全面清晰的理解,無的放矢的後果就是大家各執一詞。

而癌細胞仍然我行我素,彷佛在嘲弄著人們的無知。

2000年1月,羅伯特·溫伯格與道格拉斯·哈納汗在《Cell》雜誌上發表了《癌症的特徵》一文,這篇綜述性文章介紹了癌細胞的六大基本特徵,被視為癌症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章,其標誌著在黑暗中徘徊多時的科學家對癌症終於有了一個清晰的理解。

在2011年3月新出版的《Cell》雜誌上,溫伯格教授又發表了一篇升級版綜述《癌症的十大特徵》,這篇同樣也是與道格拉斯·哈納汗合著的論文長達29頁,簡述了最近10年腫瘤學中的熱點和進展,包括細胞自噬、腫瘤幹細胞、腫瘤微環境等等,並且將原有的癌細胞六大特徵擴增到了十個:

持續的增殖信號(Sustaining Proliferative Signaling)

細胞能量異常(Deregulating Cellular Energetics)

抵抗細胞死亡(Resisting Cell Death)

基因組不穩定和突變(Genome Instability and Mutation)

持續的血管新生(Sustained Angiogenesis)

組織浸潤和轉移(Tissu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促進腫瘤的炎症(Tumor Promotion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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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免疫摧毀(Avoiding Immune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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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癌症,從了解開始。

未來一周是全國腫瘤防治宣傳周,諾輝健康將用老人小孩都看得懂的方式,全方位科普癌症,讓更多人,防範于未然,不給癌症可趁之機,打贏這場癌症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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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原則:癌症家族史、排便異樣、近期想做體檢、畏懼腸鏡,對常衛清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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