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 人物傳記已成為好萊塢的熱門題材。
《國王的演講》《社交網路》《模仿遊戲》等， 不一而足。
它們大多再現了主角的人物原型， 也在自己架構的故事裡激勵著無數人
但今天澤明君要推薦的這部電影， 則顛覆了傳記片的一般概念。 它就是——
《追捕聶魯達》
Neruda
豆瓣評分7.4， 四百多人評價。
影片的主角自然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詩人聶魯達。
他不僅是詩人， 還是智利的共產黨員。
1948年， 他因公開反對智利總統維德拉，
在影片的開頭， 我們就看到了這位詩人在民眾中是何等風光。
在一個小酒館裡， 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在一起歡歌笑語， 其樂融融。
聶魯達扮演阿拉伯的勞倫斯出場， 一位沙漠中的遊擊戰士。
他熱情洋溢的表演迎來掌聲，
但好景不長， 政府正在重新安置黨派領袖， 智利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組織。
黨派人員前來告知聶魯達， 他們不得不轉到地下工作了。
他敢於當面懟總統， 指責他是走狗一條。
雖然在與總統攤牌、博弈後， 依然於事無補， 但這或許正是他作為共產黨員最後的堅持。
在逃跑前， 他還和妻子合影留念。
浪漫而詩意， 極致而反叛。
這一場世紀大追捕， 就此開啟。
隨後登場的便是追捕聶魯達的員警奧斯卡， 他威風凜凜， 自信心爆棚。
他的父親是員警機構的創建者，奧維利爾。
按照家族傳承和職業慣性，他應該也是一個理性冷酷的員警。
但從開始追捕聶魯達的那一刻，他的身上就開始彌漫著無窮的詩意。
“我是一名優秀的員警，但我也能成為優秀的藝術家。”
第一次追捕以失敗告終，他們來到聶魯達的住處撲了個空。
員警開始用詩意的旁白描述與追捕有關的一切，這次行動被比喻為遠征埃及。
他在沒抓到聶魯達的時刻，常常想念著他。
“他定是在寫著不循章法的語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詩歌”
“他被困在四堵牆和一面天花板裡，和我一樣”
神奇的是，聶魯達留給他一本員警小說。
或許這行為本身就有諷刺意味，也或許只是一種友好的饋贈，但員警卻逐漸多了些文藝的氣質，堅持每天讀它。
從這時起，一場簡單的“貓鼠遊戲”變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對詩意的追尋。
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變化的軌跡中，形成了一首詩中美麗的韻腳。
員警把犧牲作為他們職業獨特的藝術，也如詩歌一般有令人賞心悅目的餘味。
他們找到了聶魯達的前妻，想以此為突破口抓捕聶魯達。
員警愛上了這個女人，雖然已分不清這是愛，還是其他的感情。
聶魯達繼續作為流亡者四處逃竄，在一個酒館他被民眾發現。
一位歌者強烈要求他念詩，他和歌者對視著，憂傷而激動地念完了全詩，迎來歌者深情的一吻。
聶魯達繼續他的詩歌創作，長詩《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
每段結尾的“我請求懲罰”，既是對流亡身份的反諷，也是在為民眾發聲。
聶魯達念誦詩稿時，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詩人的聲音”。
原來在流亡生涯的過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變化。
他已經不只是一位詩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
與民眾走得更近，便更瞭解底層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個乞討者，但由於出門時分文未帶，眼下能做的就是給她一個深深的擁抱。
員警再次前來追捕，又再一次落空。
聶魯達特意留下一本小書贈與員警，他再一次細細地品讀起來。
組織開始有了新的計畫，讓聶魯達儘快離開智利。
他於是便換了妝容，脫胎換骨。
員警與聶魯達的妻子相遇了，他當然想知道聶魯達去了哪裡。
妻子直言，員警是抓不他的，因為是他創造了員警（這個角色）。
在聶魯達的劇本裡，所有人都在圍著主角轉。
他的一本小說裡，有一個追捕者，一個逃亡者。
他們一個是主角，一個是配角。
但這並不能說服員警，他也不承認自己是配角。
他變得更為執拗地要抓住聶魯達，一個落魄員警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戴上頭盔，騎著摩托出發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段明顯致敬了《摩托日記》。
而當年飾演切·格瓦拉的正是這位員警蜀黍的扮演者蓋爾·加西亞·貝納爾。
最後的最後，影片有了一個頗為詩意的結尾。
員警在白雪皚皚的荒原上，氣喘吁吁地行走著。他吟誦著詩句，想像著自己與詩人的各種相關性。
或許，他早已愛上了他。
而聶魯達對追逐自己的警官，也產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讓這位詩人一直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
就這樣，“貓與鼠”的遊戲不再是一個追，一個逃，而變成了兩個男人的深情虐戀。
而他們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絃一般，徘徊在詩句之間的美妙互文。
追捕的員警成為無力、脆弱的獵物，而詩人則成為了強悍、野蠻的殺手。
以至於，他在結尾要說這樣一段話。
這種迷幻、詩意的調調，或許讓人十分費解。
但澤明君最後還是想說，讓後世記住聶魯達的固然是他的詩。
但對萬萬千千的民眾來說，他不只是一位詩人。
他是敢於搏鬥的先行者，更是底層人民的發言人。
正如片尾所說的那樣———
“這些詩句為他們遭受的噩夢賦予了意義，
他們記住的是憤怒的詩篇。”
想看的，B站就有。
他的父親是員警機構的創建者，奧維利爾。
按照家族傳承和職業慣性，他應該也是一個理性冷酷的員警。
但從開始追捕聶魯達的那一刻，他的身上就開始彌漫著無窮的詩意。
“我是一名優秀的員警，但我也能成為優秀的藝術家。”
第一次追捕以失敗告終，他們來到聶魯達的住處撲了個空。
員警開始用詩意的旁白描述與追捕有關的一切，這次行動被比喻為遠征埃及。
他在沒抓到聶魯達的時刻，常常想念著他。
“他定是在寫著不循章法的語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詩歌”
“他被困在四堵牆和一面天花板裡，和我一樣”
神奇的是，聶魯達留給他一本員警小說。
或許這行為本身就有諷刺意味，也或許只是一種友好的饋贈，但員警卻逐漸多了些文藝的氣質，堅持每天讀它。
從這時起，一場簡單的“貓鼠遊戲”變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對詩意的追尋。
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變化的軌跡中，形成了一首詩中美麗的韻腳。
員警把犧牲作為他們職業獨特的藝術，也如詩歌一般有令人賞心悅目的餘味。
他們找到了聶魯達的前妻，想以此為突破口抓捕聶魯達。
員警愛上了這個女人，雖然已分不清這是愛，還是其他的感情。
聶魯達繼續作為流亡者四處逃竄，在一個酒館他被民眾發現。
一位歌者強烈要求他念詩，他和歌者對視著，憂傷而激動地念完了全詩，迎來歌者深情的一吻。
聶魯達繼續他的詩歌創作，長詩《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
每段結尾的“我請求懲罰”，既是對流亡身份的反諷，也是在為民眾發聲。
聶魯達念誦詩稿時，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詩人的聲音”。
原來在流亡生涯的過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變化。
他已經不只是一位詩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
與民眾走得更近，便更瞭解底層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個乞討者，但由於出門時分文未帶，眼下能做的就是給她一個深深的擁抱。
員警再次前來追捕，又再一次落空。
聶魯達特意留下一本小書贈與員警，他再一次細細地品讀起來。
組織開始有了新的計畫，讓聶魯達儘快離開智利。
他於是便換了妝容，脫胎換骨。
員警與聶魯達的妻子相遇了，他當然想知道聶魯達去了哪裡。
妻子直言，員警是抓不他的，因為是他創造了員警（這個角色）。
在聶魯達的劇本裡，所有人都在圍著主角轉。
他的一本小說裡，有一個追捕者，一個逃亡者。
他們一個是主角，一個是配角。
但這並不能說服員警，他也不承認自己是配角。
他變得更為執拗地要抓住聶魯達，一個落魄員警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戴上頭盔，騎著摩托出發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段明顯致敬了《摩托日記》。
而當年飾演切·格瓦拉的正是這位員警蜀黍的扮演者蓋爾·加西亞·貝納爾。
最後的最後，影片有了一個頗為詩意的結尾。
員警在白雪皚皚的荒原上，氣喘吁吁地行走著。他吟誦著詩句，想像著自己與詩人的各種相關性。
或許，他早已愛上了他。
而聶魯達對追逐自己的警官，也產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讓這位詩人一直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
就這樣，“貓與鼠”的遊戲不再是一個追，一個逃，而變成了兩個男人的深情虐戀。
而他們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絃一般，徘徊在詩句之間的美妙互文。
追捕的員警成為無力、脆弱的獵物，而詩人則成為了強悍、野蠻的殺手。
以至於，他在結尾要說這樣一段話。
這種迷幻、詩意的調調，或許讓人十分費解。
但澤明君最後還是想說，讓後世記住聶魯達的固然是他的詩。
但對萬萬千千的民眾來說，他不只是一位詩人。
他是敢於搏鬥的先行者，更是底層人民的發言人。
正如片尾所說的那樣———
“這些詩句為他們遭受的噩夢賦予了意義，
他們記住的是憤怒的詩篇。”
想看的，B站就有。